《北京书市琉璃厂》(原文全文)

琉璃厂是北京的书市。在这条街道上，古书店、字画店、古玩店、文房用具南纸店，一个接一个。历来的文人学士都喜欢逛琉璃厂书店，既可以采访心爱的图书资料，又可以舒畅性情，享受到“人生一乐”。到北京观光游览的国际友人和华侨同胞，也常常来这里选购些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纪念品。

清代乾隆以前，北京的书市并不在琉璃厂。辽金时代，为时过远，不必详谈了。明代是在正阳门内外。明代弘治年间，正阳门外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金台岳家重刊印行的《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不只是版画雕镌得精致，书后还附刻有广告和该店刊刻的书籍目录，这说明那时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已有了萌芽。到了明末，书市发展到前门外打磨厂、西河沿一带。写《西湖二话》的作者周清源，曾由杭州来到打磨厂，向书店推销他写的小说。到了清初，书店由打磨厂搬到广安门里“报国慈仁寺”内。清初着名诗人王渔洋，又是一位达官，访问他的朋友，很难见到他。他是最喜欢逛书店的，当时有“只向慈仁寺里寻”的诗句。寺内大雄宝殿前有两棵蹋地夭矫的大松树，很为苍翠茂盛，也是全城有名的松树。解放以前，词人南海谭篆卿先生，善于烹调，做出了负有盛名的“谭家菜”，以文会友，我曾到他家里雅集过，除了吃美菜佳肴以外，还参观了他所藏的名人字画。曾获得他藏的《报国寺单松图》，那两棵古松，到了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已经失去其一了。

乾隆时，书市由报国寺迁到琉璃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繁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书店营业者的勤奋经营。嘉道年间，来北京开书店的多半是江西人，北方书友称他们为“江西老表”。“老表”是江西地方上人们彼此之间习惯的称呼，意思是表兄弟。后来，河北南宫冀州的一些贫苦农民，走投无路，来北京投亲靠友，学做书商生意。他们从琉璃厂而发展到东四隆福寺、宣内头发胡同的小市，形成不小的势力。他们开的许多是小书铺。不要看他们的门面小，其中也有好书，如谈《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历史的、敦诚着的《四松堂集》，便是从头发胡同小市中卖出的。“江西老表”看北方书商蒸蒸日上，在文昌馆内组织书业行会，建立了碑记。他们相互竞争促进了琉璃厂书业的繁荣。他们的碑记是研究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

第二个原因，是会馆的建立。“进京赶考”，在科举时代是个大事。可是，各地来京的试子中，穷秀才还是不少的。各邑在京居官的乡绅们，为了本乡试子来京解决住宿问题，便纷纷建立会馆。这会馆又正好集中在宣南一带，临近琉璃厂。这些试子们和在京做官的士大夫们，都爱到琉璃厂去买书籍字画。有了这种社会需要，对书业的发展自然是很大的刺激。乾隆以后，有些人金榜得中，成了显赫的官僚，或者成了着名的学者，其中有的就是在琉璃厂借地读书成名而去的。

说起琉璃厂，不可以不连带着说一下厂甸。厂甸在琉璃厂海王村公园，就是现在中国书店的地址。过去每逢春节，这一带便临时搭起棚子，卖字画书籍、地方风味小吃，还有各式各样的民间儿童玩具。到时候，男女老少从全城的各个角落拥了来，很是热闹。由于厂甸有这个活动，许多对古籍文物并无多大兴趣的人，也知道有琉璃厂这个地方。

我是喜欢逛琉璃厂的，差不多逛了五十多年，真可以说是“厂魔”了。我听老书铺翰文斋的老板韩自园老先生说，在清末研究西北史地学很有成就的广东学者李文田，每当下朝以后就到琉璃厂来，采访书籍;版本学家缪荃荪也是如此。琉璃厂书市上有趣的故事，实在很多。民国年间，着名的藏书家江安傅增湘先生，下午有了工夫，必定到琉璃厂去，他先到信远斋买了精制的冰糖葫芦，然后到文友堂书店的魏经腴老先生家去，一边吃着葫芦，一边为他们鉴别善本书籍。稍后，就有鲁迅和郑振铎两位先生，他们要印制明代精刻套印的《十竹斋笺谱》和《北平笺谱》，来琉璃厂访问承担印刷的店家，走来走去，那些如淳青阁等家的南纸店是“惯走官场”(鲁迅语)的，哪瞧得起这些穷教书匠，都吃了闭门羹，只有善于水印印刷和雕镌五色斑斓堆积起来饾饤版的荣宝斋承担下来，想不到由此荣宝斋自解放后驰名中外，成了琉璃厂的首号。解放以后，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不少材料是琉璃厂书业的朋友们供给的。琉璃厂这条街上也培育了不少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材，可谓“藏龙卧虎”，像负有盛名鉴别碑帖的张彦生，善于审定字画的李孟东，讲究金石铜器的傅大卤，都是这些年来在这方面的专家。

琉璃厂历史悠久，记琉璃厂沿革的书籍也非常繁多，其中有清代李文藻写的《琉璃厂书肆记》、王冶秋写的《琉璃厂史话》、通学斋主人孙殿起编的《琉璃厂小志》等。琉璃厂是条文化街，为了保存它的优良传统，邓拓、郑振铎等同志都是出力很多的。

现在，琉璃厂正在大兴土木，经过有计划的改建扩建，一条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色的新街道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想起前些年“四人帮”摧残文化时，琉璃厂暗淡无光的年月，真是昔日不堪回首，今朝喜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