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门街上的死者——过去年代的叙述》(原文全文)

康老头

康老头死的时候双目圆睁。他一直住在北门板车队的房子里，生前无儿无女，孤身一人。那房子是旧社会的店面屋，有点像买卖人家的粮仓。房间很大，窗户漏风。康老头点一盏煤油灯，住在里面，周围几十条街坊家家户户都有电灯，惟独康老头一个人执意不肯。实际上他的房间(像仓库)有现成的电线，只要在插座上安一只灯泡。但看来那老头有点喜欢那盏擎在手里、放在一张油腻腻的饭桌上的煤油灯。那盏灯有点像他本人：孤单、落魄、过时，积满灰尘，摆在床头用火柴一划亮，立即射出一团晕黄、古怪。茫然失措的光芒，黑暗中，照亮他那张布满皱褶的脸，肩胛处往下垂落的衰老的皮肤、角上的酒瓶、一排排靠在墙角模模糊糊像放大的鬼影似的板车，以及他床铺上露出破棉絮的被褥……
他是这条街上最着名的酒鬼。最常见的一言不发(死不开口)的奇特居民中的一员。他喝酒不像其他人，一本正经，有滋有味地喝，他像喝最苦的药水那样喝它，从早到晚喝。而且从不吵闹，从不在众人面前炫耀他的酒量。没有人知道他的酒量。他常常喝醉，冬天，倒在靠近阴沟的雪堆里。他很快会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但又很快倒下。他的脚步踉踉跄跄，两手痛苦地、有力地扶住围墙。冬天，他穿一件长袍的棉衣，上面的酒渍、烟丝、干泥巴、湿漉漉的衣袖管，老远就散发出一阵怪味。他仿佛充满忿怒地整天披着它。他也许有六十开外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准确年龄。他的衰老的臂膀仍旧有力，拉满一板车的货物(钢材、木板)满街跑。当天气好，太阳照得北门街上满街亮晃晃的石卵子像浸在河水里的鸭蛋一样，他看上去一脸生气，神色苍凉，凝重。他的破袖管被风吹得往下耷拉。他毫不在乎。他不跟我们这些跟在屁股后面的小孩说话，但有时突然把车停下，去糖果店买一角钱的糖果(一分二粒)，分给我们。他颤微微地从脏兮兮的棉袍里取出一角钱，脸上没有丝毫笑容。我们拿到那么一大捧糖(有20粒!)，立即掉头四散，直到在某个路口，把糖含在嘴里，还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这时，我们有时看见他仍站在糖果店门口，正在重新勒紧他的裤腰带(一根麻绳!)，如果过几分钟我们再跟在他板车后面，他就会用愤怒的、杀人的眼神瞪着我们。他的眼角上积满眼屎。他敞开的衣领使他瘦骨嶙峋的胸脯在弯腰时隐约可见。
是的，康老头常常一个人发火，不声不响地动怒。当他喝醉了，他的脸奇怪地扭缩成一团。他皱着眉的神情仿佛在说：什么呀……我怎么会是个酒鬼? 他感到羞辱! 这种羞辱通过一个老年人特有的小心翼翼的方式表露出来：他躲在家里不出门。他不说话。他把拷酒的瓶子藏在棉袍底下。但这条街上的居民只要迎面瞥一眼那张悄悄发脾气的、阴沉沉的脸，就知道康老头又喝醉了。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跟他打招呼，不再跟他说话。因为一个人如果有心思问另一个人好。而后者装得像聋子，老远就低着脸——他的心里一定不是滋味。
傍晚，他常常在自己的房子跟前转悠。他走路的姿式越来越难看，脸上的皱褶越来越深。打我记事那天起，我就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话，只记得他有时喝醉了靠在墙上喃喃自语。他房间里的煤炉常常熄火，他不得不去后院的邻居家夹回一只煤球。他用火钳夹着一只煤球，穿过北风呼啸的弄堂。待他把煤球钳回来，本来着的火有时也奄奄一息了。他自己烧饭吃，当他跟邻居说话时，他不得不强作笑颜，比方，说一句：“……我想再麻烦一次”(他笑着，露出倔强，坚硬，让人感到意外的牙齿)。奇怪，我虽然记不得他说过什么完整的话，却能想起他说话的声音表情像是一个害羞的、贫穷的女人，有一种假惺惺、惟恐别人不相信的味道。他开口说每一句话，都把对一个人的全部好感(讨好、抱歉、满怀希望)集中到这句话的声音里。他有这个古怪的、令人尴尬的本领，人们确实无法拒绝他，他的神情忸忸怩怩，仿佛对自己一辈子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感到不好意思……他回去生煤炉，他回去喝酒。他的身影紧贴着墙根。酒是他的温暖、他的苦恼。他一个人怔怔地坐着，呷一口、皱一皱眉，仿佛在用手打酒(酒不听话!)，又仿佛挨酒打似的。他睡觉的房间就是北门板车队的仓库，每天收完工，空板车全一辆辆靠在(竖在)在床铺对面的墙上。他兼做工具看守，同时，他伸长脖子从那盏煤油灯的一团光晕中凝视我们这群奇怪的、喜欢恶作剧的小孩。人们传说他三十年前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营长，参加过抗日战争，“在上海打过仗”。于是，在我们的想象中，他那在白天喝得醉醺醺的肩膀，上面就扛了一杆枪(现在是勒得紧紧的拖板车的绳索)、他的耳朵一定听见过枪声、炮声，各种死人(坏人、好人)的惨叫声。就像你花五分钱坐在电影院的座椅上看到的那样……人们又传说，他的父亲是海外的一个资本家。年轻时，他甚至在英国剑桥大学上过学，鬼才知道是真是假? 这一切都让我们困惑不解：剑桥啦，英国啦……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带着这种疑问，我们离开那间黑沉沉的屋子，回到大街上。风“呜呜”地吹着，我们赶紧逃回家去，天气冷得街都发了白，满天耀眼的星斗，像刚下过雪一样，从远处直对着我们奇怪地眨巴眼睛。
1971年冬天，康老头死在他那间点一盏煤油灯的黑洞洞的屋子里。他死后第二天半夜尸体才被人从被窝里发现。一条来自苏北高邮的运煤船停在闸桥河里，半夜船上一名孕妇临产，有人慌乱中想起可以去康老头住的地方借一辆板车，但这个主意只使他们得到一具夜半的死尸。他直挺挺地躺着，窗外北风呼啸。那年冬天北门街上下起一场罕见的大风雪，雪花吹开他破裂的窗缝，星星点点洒在他脸上、胡须上、眼珠子上而没有溶化，连饭桌上那只酒瓶，瓶颈上也围了一圈积雪。清晨，有人开始忙碌着搬开他的尸体;有人抱怨说这鬼天气发了疯，说康老头是活活被冻死的，因为前一天下午还看见他在街上吃力地(风大)拉一车砖头。他的尸体很快被清除出活人的世界。板车队的仓库易了地，这间屋子被修理，粉刷一新，隔成两间，其中一间分配给我家。1971年寒假，我是个像模像样的小学生，傍晚常常坐在家里做作业。我记得我写的一篇作文题目叫《记一次郊游》。我已经忘了那个生前在此居住，醉醺醺挪动身子的康老头。

穆 鬼

穆鬼是自杀的，他在船上当过水手。他用绳子熟练地系了一个反扣结，套在自己脖子上，待人们从里屋发现，把他从梁上解下来，他的身子已经发青。他欠了人家八百元钱的赌债，万般无奈，只好开口去向他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借。他的朋友不在家，他顺便拉开朋友的抽屉，发现里面有一叠人民币、一只手表。他沉思良久，关上抽屉。傍晚，他的朋友回来，他提起借款一事，他朋友马上把手一推，露出极其逼真的为难神色，示意没钱帮这个忙。穆鬼又沉思良久。他们一起坐在床沿上抽烟，“这样吧，”穆鬼说，“你先把你的手表借给我，去压一压。”“手表?”朋友露出惊讶的眼色，“我哪有什么手表? 这几天我手气坏得一塌糊涂!”
穆鬼走回家去。1978年5月里的一天，离他借钱未成仅一个小时，他就上吊自杀了。
我在北门浴室里常常看见这个人。我跟他不熟，只面对面说过一次话，但由于平时住一条街上。彼此年龄又相差不大，所以迎面走过偶尔也点个头。他的朋友(拒绝帮忙的)我也见过。我当然知道这个人。他们俩本是全江阴城闻名的一对打架好手;打架、斗殴、跟人闹事的“搭子”。
他的朋友叫裤脚管(绰号)，长得又矮又胖，逢人就一脸媚笑，蜡黄的脸，一只毫无血色的大鼻子看上去像是假的(塑料的!)。他的年龄比穆鬼要大六七岁。他插过队，在农场插队时就是着名的恶棍。他曾纠集起一百人的知青队伍，袭击过苏州木渎镇附近的一个公社(当时的)。他就在那里插队。他所到之处，一些警察、小痞子都会闻风而动。他稳稳地站在那里，看着你笑。两年前(1991年)我还在一家舞厅里见过他。他微笑着，西装笔挺、黑皮鞋锃亮，从远处一本正经向我举了举酒杯。据说他后来做石油生意，现在已腰缠万贯，私人有一辆“尼桑”轿车。他快四十岁了，鼻子还像十五年前的那个鼻子。他身边围了一大帮人，现在再打架，再不用自己亲自动手了。可当年——当年……
他的屁股上被人捅了一刀，血流如注，疼得他一边逃，一边哇哇大叫。穆鬼从巷子里冲出来，手里横着一根铁棍，拦住了追赶他的那帮人(他们本来指名道姓要把裤脚管“从浮桥上扔下河”)，“看在我面子上，放他一码!”
人人都知道穆鬼打架厉害，动起手来不要命。一次是在县体育场，七八个人围住他。穆鬼“刹”地从背后抽出一把杀猪用的剔骨尖刀，硬邦邦握在手里：“哪个上来——上来就戳杀他!”穆鬼说。七八个人犹豫了片刻，其中一个跃跃欲试，他们本来都有两下;平时练练拳脚什么的，当时见了真的一个个都有点胆寒，穆鬼见了状，转身就逃，哪知这帮人追，一块八五砖“啪”地扔向他脑袋，好在穆鬼头一偏，躲过去。穆鬼回转脸，大吼一声举刀就刺，一个家伙胸上(肩胛处)被扎了一刀。另一个躲得快，一刀刺在大腿和小腹之间，差点把睾丸挑破。这件事人人谈起都心有余悸。仿佛被刺的不是别人，是他们自己。他们通常坐在浴室里谈这类事。“某某某跟某某某打起来了”。“昨天夜里在什么地方，什么人为什么女人挨了什么人一记耳光……”。用他们的话说，这些都是“社会上跑跑”的人。
我有一次在县城一家小酒馆(小吃店)见到他。当时我约摸15岁，已经不上学了，在跟一位以前插队的老兄学弹吉他(白天做工)。我们坐在油腻腻的饭桌旁，小吃店里空荡荡，只有另外一桌上还有三四个人吵嚷着喝酒，干杯。天色晚了，我那位朋友正在大谈“C调和弦”，这时里面一桌上有人喊一声“穆鬼——”，大概是穆鬼正好从门口经过。暮色中，一个人影站住了，穿着那年头流行的黄军裤。他的两腿叉开，样子威严、有力，他仿佛在犹豫要不要进来。他侧着身子，经过我们桌旁。
“穆鬼来了”。我那朋友轻声说。他的口气仿佛在说：不好了，天要下雨——
我那朋友认识他、裤脚管、九斤、黑鱼以及社会上其他，“跑跑”的人，但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都打定主意不跟他打招呼，不去看他进来干吗。但穆鬼一到那边桌上，显然立即就发现了我们(我朋友)。他咕哝一声，马上离开了那三四个一晚上都在哪儿嘻嘻哈哈的小痞子。
我看着他走近来，心头一阵阵发热，但我尽量显得跟平时一样，一副冷冰冰、不动声色的模样(在我那个年纪可不容易)。他坐下来，看着我(我正抱着吉他)，然后把两只大手往桌上一推。
他用“他”而不是“你”跟我说话。
“他也会弹吉他?”他说，你能从他的口气里听出来，他喜欢这种乐器。
我那位朋友(吉他师傅)仿佛在微笑中昏睡。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礼貌地举过一包烟。
穆鬼抽了支，点着，马上举起一只手拍拍我师傅的后背(避开我沉默、窘迫的眼睛)：“老朋友，进门也不说打声招呼——最近脚管来吗?”
他问。
“他来做啥? 他不大来我家。”
他们聊了一会赌博的事，又聊起城里最近发生的几起斗殴，穆鬼激烈地为什么人争辩着，突然，他们同时停下来，两人都看着我。这期间我一直在试着拨几下吉他。每当琴弦一响，穆鬼就用他那双诚实、孩子似的眼睛亮晶晶地看我。我师傅又邀他喝酒。
“不了。”穆鬼用手指捻着香烟，仍有点心不在焉。他看上去非常厉害，他简直有一米八七。他的那两只大手，像捏着一根线头似地捏着那支烟。他用捏烟的手指突然指了指我。
“唱首歌吧。”他说，“今天外头去转了转——一点劲也没有。”
我不知所措，而我师傅又恢复了他那昏睡似的微笑。
穆鬼猛地把脸凑近他：“我喜欢听你唱那首外国歌曲。叫什么……”
他显然回忆不起来。
他看看我，又看看我师傅，两只手指不停地捻着香烟。我心里乱作一团，我竭力回忆我所学过的所有外国歌，却又生怕曲名不对。
“你哼一段吧，听一听我就知道了。”我师傅说。
“怎么……喏，这样——”瞬间，他收敛起笑容，一会儿又咧开嘴笑。一副孩子似的傻相，看得出他很开心，我不知道他居然真的喜欢唱歌。他红着脸，哼的是苏联(前)歌曲《小路》——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
我隔着桌子举吉他，我师傅接过去，开始在琴弦上敲出节奏。穆鬼的声音大起来，我们都跟着唱。一年过后我在同一个地方(季节不同)，也在这家小酒馆听人说穆鬼自杀了。我的心里一愣，不知为什么，自那以后，我一直对他有好感，虽然从不说话。在街上看见他，却觉得他的身材愈高大愈温暖。他在船上做过水手，在码头上扛过麻袋(跑遍了长江中下游)。他的两只手摊在桌上，又大、又温顺，十根手指，根根整齐红润。他用这双手杀死了他自己。

侯 美 英

她是一大群(七个)小孩的妈妈，也是北门街上公认的最懒的婆娘。她似乎靠一张嘴过活，能说会道，常常叉着腰起劲地站在家门口呵斥那些空气中匿名的街坊(他们都灰溜溜地躲在家里)。小孩见了她，老远打她面前绕过，生怕她的一巴掌落在屁股上。实际上她并不懒，也有在人面前木呆呆说不出话的时候。她只是丢掉了工作，没有正式的工作，常常只好换些临时的杂活干，一家人基本上靠她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养活。白天，她得照料七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年龄最大的孩子也只刚刚上三年级。冬天，她带着一大群小孩外出拣煤渣，拣值钱的破铜烂铁，回来捆捆扎扎，送到收购站卖。夏天，他们一家人，除了丈夫，最小的一个孩子外，一大清早就蜂拥至浮桥菜场，从顾客手里抢生意做，帮他们刨冬瓜皮。皮、籽，均可送到药店论斤两称，换些小菜钱。她吆五喝六，在大街上(清晨浓雾四起，不远处长江的港湾轮船汽笛声催人酣睡)、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指挥她的六个小孩干活，一边干，一边注意望好其他顾客的竹篮子，随时准备占据有利地势(因这行当竞争也激烈，都是孩子)。她的头发总是蓬松，衣衫不整，孩子干得都蛮起劲，忘了饥饿(他们没吃早饭)，一抢到生意，就欢呼雀跃。偶尔孩子们之间也会发生争执，为一两只别人家的冬瓜，这时候只要她(有人喊：：“侯美英来啦!”)往人前一站，所有的敌手(都是孩子)均闻风丧胆。我不久以前看过一场时髦的香港枪战片，其中打斗场景多数在豪华漂亮的公寓、客厅、游泳池边进行。一个黑社会的头目——面目英俊而狰狞——对一名手下败将说：“给你一分钟时间，马上从我眼前消失!”——不知为什么，这句话顿时使我想起当年北门街上的侯美英。她站在街路上，一副气势汹汹的神情。
她家里穷。她长得并不美，脸瘦得几乎有点皮包骨头。冷天(冬天)她甚至没有自己的棉鞋。小孩的脚长得快，她忙着分别给七个小孩码尺寸，纳鞋底，赶制棉衣棉鞋，最后竟忘了给自己做。有一年她穿了她男人的棉鞋上街，一路踢踢沓沓(去买萝卜干)，逗得街坊邻居一直在讥笑。为了证明自己毫不在乎，第二天她又穿这双棉鞋上街，在街上足足走了半天。她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一会儿怨天尤人，一会儿笑逐颜开。她的丈夫见了她，就像老鼠看见了猫，转身就往房里溜。一旦人们向她指明这点，她则引以为自豪。她仿佛大大开心似地松一口气：“唉——”然后开怀地笑了。她家的小孩从不刷牙，身上像她一样脏。她从早到晚都在收拾，在房里折腾，但家里和身上还是脏。床上的被褥，散出一阵热烘烘的，霉湿的汗味。镜子、镜框、五斗橱，贴在墙上的《红灯记》照片，都蒙着一层灰尘。电灯线挂着蜘蛛网，灯泡过低地落在头顶上，仿佛随时会爆炸，家里的衣服乱扔，地板上(卧室)拖鞋、棉鞋、凉鞋、芦花靴筒纷纷罗列一起。
她丈夫是个着名的话匣子(故事)。夏天乘凉的晚上，他成了我们这群孩子们普遍的“大人活宝”。我们几乎从太阳尚未落山，他厂里刚响过下班铃声，就缠着他讲故事。他笑着，摆着瘦骨嶙峋的大手(他有点得意)推迟着，然后他就开始进家门，开始挨他婆娘每天一顿的臭骂(例行公事!)。她叉着腰，像对待街上那群恶作剧的孩子似的大骂他“活鬼!”说他“棺材板一样的脸”、说他“杀千刀!”我们都站在旁边看，觉得又紧张，又有趣。大家都很开心，连她丈夫，那个“棺材板”也一样。 他回过头来，朝我们难看、滑稽地䀹䀹眼睛。 “不许溜!”她在大喊，随后从房间里扔出来一双拖鞋、一把鸡毛掸子。目标当然是我们。她唠唠叨叨骂了半天，仿佛在控诉他的罪行。有一次，她甚至暗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让她生了“七”个孩子。她也许觉得“七”这个数字不吉利。“为什么偏偏是七个? 为什么偏偏要我生?”然后又大骂他“贱货!”人人都吓了一跳。她也许有点神经错乱，他则木呆呆地一只脚踏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槛下面。有一次，他顶嘴，试着反抗，说的话特别有意思——他骂她是“地主婆”，她立即哈哈大笑，笑得浑身仅剩的皮肉都在衣服下面簌簌发抖。他们互相漫骂取乐，然后她让他进门，洗脸，换汗衫，偶尔也会有酒喝(烧菜的黄酒)，他就特别得意，坐在长凳后面。这时候我们则在附近各个家门口溜达，一等天黑，马上围到他身边，帮他扇扇子，帮他拍蚊子，央求他讲鬼，讲《三国》、孙悟空、七仙女……他说世上有一种鬼叫无常鬼，常躲在厕所里“没有头”! 夜色中，我们全都听得毛骨悚然。他说解放前自己曾经在北门的米店当学徒。“我看了一箱子书”，说罢偷偷瞟一眼正在板凳上搓衣服的侯美英，“都是好书。”他简单做出结论，又开始讲鬼，讲庙里的和尚讲神奇的《三侠五义》。“现在还有吗?”我身旁一个小不点鼓足了勇气问。“他们一直在山路上转。那和尚，道士，侠客，他们像猫一样有九条命!”他用了“勇敢”这个词，仿佛一个小学生用作业本使老师觉得他聪明似的，他说：“毛主席一来，鬼就没有了。”有些时候，他明显是在瞎编。不过也有些玄妙的话，都是我从他那儿听来的，例如，他说：“世界万物中。只有牛的眼睛能看见鬼。”他又说：“人死的时候，灵魂会从窗户飘出去，像一只火球，有人的眼睛看得见。”于是，我们都从他的酒碗上瞪大眼睛，猜想我们中间谁的眼睛能看见死人的灵魂。我们抬头看天，天上星光璀璨，夜空洁净如洗，一望无垠。我们看了一会儿天，又低下头看附近的闸桥河水;看那清澈、透明的鱼儿在水面上晃动。河两岸排着一排黑黝黝，一动不动的船影，船上的人把一桶水拎上来，浇在甲板上，把拖把“扑通”一声浸到河里，立即，夜空中弥漫着阵阵沁凉的水气，四周响起了蛙鸣，“唧唧唧——”房屋的影子顿时在地上，在草丛中变得湿润，熨帖起来。风有了，看看树梢、梢上叶子在动。整个夏夜都晃动起来，大街上开始飘过一阵远处的水稻地里庄稼的气味……
整条街的人都在乘凉，家家户户门口都用两张长凳搁起一块门板，大人孩子都坐在一起(大人有的单独享用一张躺椅)。街面上已泼过一盆冷水，整条街的人有的坐在桥栏杆上，有的坐在小板凳上。四周没有风，树叶纹丝不动，天空又黑又亮。所有的星星都竭力想认清对方。一片静寂中，街后响起一阵蒲扇拍打蚊虫的声音，蚊香的烟味呛人耳鼻。半夜，突然有人瞌睡醒来，说几句梦话，然后终于看清自己在什么地方。有人吆喝家人拿刀切西瓜。西瓜事先浸在水里(井水)，此时用绳子吊上来。幽蓝的夜空下面，一条街上锋利的菜刀剖开一只西瓜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就在这个声音里醒过来，说：“该回屋去睡了。”)，接着是吃西瓜、吐瓜籽的声音。一块瓜皮远远地扔到河滩上，“啦嗒”一声，让人觉得惊诧，觉得困乏难当。侯美英的丈夫此时正讲到《水浒》中的鲁智深下山，在酒馆里喝酒吃肉，他馋得嘴巴直啧巴。偶尔，他会讲些我们不懂的下流故事。这时，他往往很兴奋，用词特别仔细。他似乎总在讲同一个女人，在他的故事里，那个女人总是长得很肥。“一捏一把肉。”他说，并作出捏的手势，我们误认为他去拍一只蚊子。我们想帮忙，可他把眼一瞪，不高兴了。回头看看他瘦骨嶙峋、头发蓬松的妻子：侯美英正抱着她最小的儿子呼呼大睡。月光下，她汗湿的头发耷拉在脸上，头歪向一边，在睡梦中不时颠动。
1977年，城里的体育场突然来了个陌里陌生的马戏团，昼夜演出，吸引了很多本地人去欢看。以前这里从未有过马戏，我出世以来，也只看过越剧、京戏，一些反特和抗战影片。1977年，我第一次跟随我父母一起去看了由熊、老虎、猴子、狼和一头幼狮、几只狗同台演出的一场马戏。我看得着了迷，那年我刚好初中毕业，结束了学业。我兴奋得彻夜难眠，全城到处都在传闻马戏团白天的种种轶闻。那一年侯美英最小的儿子也已经8岁，作为一名常年劳累的家庭主妇，她快解放了，眼看着儿女逐年长大，家境渐有好转，她毕竟可以松口气，歇歇了。一天中午，她突然宣布要去看场马戏，这事让她丈夫吃惊不小，以前，除了拖儿带女去附近农村看露天电影，她从未掏钱去任何剧院看任何演出，怎么现在——吃惊之余，他们大吵了一场，末了，她带上最小的儿子、一个女儿去了，把其余5个留在家里，连夜饭也不烧，拔腿就走。一小时之后，侯美英在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一阵被动物们逗趣的动作弄得滑稽(欢乐)开怀的大笑中忽然中风倒下，体育场的看台顿时乱作一团(狮子仍在场地里转圈)。据说当时她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嘴巴、脸、眼神、下巴，都令人惊讶地向一边歪扭。她再也发不出声来(骂丈夫“杀千刀!”)，只能用眼睛直勾勾看人。她在众人手忙脚乱送往医院途中猝然停止了呼吸。
有人事后回忆，那是一阵非常响亮、骇人的笑声，几乎令……场上的狮子回转脸来，瞪了她一眼(冷漠地、龇牙咧嘴地)。
我不知道，是否另外会有一个人的眼睛，看见一只火球(她的魂灵)从体育场的看台上高高升向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