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向之痛——悼念钱钟书先生》(原文全文)

钟书先生逝世了，活了八十八岁。
他生于1910年，大我十四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1947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50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 太破费了，叫了那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 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罢!”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连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
50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份! 缘份! 又绑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气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有不少绿荫。早上，一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绕着院子散步，互问早安。钱先生和季康夫人都能见得到;还有金山夫妇，俞平伯夫妇……天气好，能走得动的都出来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话，可算是一个盛景。
二十多年来，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
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 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了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 谢谢! 我很忙! 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 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 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 不! 不! 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 哈! 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钱先生和季康夫人光临舍下那是无边地欢迎的，因为起码确信我没有打扰他们。于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钱先生看到舍下墙上挂着的太炎先生的对联。我开玩笑地说：“鲁迅的对联找不到，弄他老师的挂挂。”
于是钱先生开讲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
80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
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市，向市长征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盘”寓意的大幅国画，是不是合适? 市长懂得风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这幅作品。
我工作的地点在玉泉山林彪住过的那幢房子。画在大厅画，原来的摆设一点没动;晚上睡在林彪的那张大床上。有人问我晚上怕不怕，年轻时候我跟真的死人都睡过四五天，没影的的事有何可怕?
眼看代表团就要出发了。团长是王震老人。他关照我写一个简要的“凤凰涅盘”的文字根据，以便到时候派用场。我说这事情简单，回家就办。
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这就严重了。
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
“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师傅下山，‘风凰涅盘’我查遍问遍北京城，原以为容易的事，这一趟难倒了我，一点根据也查不出……”
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 风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 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 不! 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我马上找到了，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有一回，不知道怎么说到一位也写理论文章的杂文家：
“……他骂从文，也骂我，以前捧周扬，后来对周扬又不怎么样。看起来，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了，他们才有新材料好骂，我们不为他设想，以后他怎么过日子……”
跟钱先生的交往不多，我珍惜这些点滴。他的逝世我想得开，再高级、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作了大发挥，认认真真地不虚度时光地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祖国的文化像森林，钱先生是林中巨树。人要懂得爱护森林，它能清新空气，调节水土。摧残森林，图一时之快的教训太严峻了。我写了首诗掉念钱先生，并问候季康夫人。
哭罢! 森林!
该哭的时候才哭!
不过，你已经没有眼泪。
只剩下根的树不再活，
所以，今天的黄土是森林的过去;
毁了森林再夏禹治水何用?
更遥远的过去还有恐龙啊!
今天，给未来的孩子只留下灰烬吗?
孩子终有一天
不知道树是什么
他们呼吸干风!
树，未来的传说。
那一天，
如果还有一种生命叫做孩子的话……

1999年1月4日夜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