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古今谈》(原文全文)

古代中国的早期着作，除了官书和集体编纂的书以外，凡是着书立说者的“一家言”，都以作者的姓氏或官称命名。如《管子》、《孟子》、《庄子》等，是以姓氏命名;《司马法》、《安昌侯说》、《太史公书》等，是以官称命名。这当然因为，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有着作问世的人极少，不大会发生同一个姓氏或做同一个官职的人同时有多人发表着作，叫读者难以分辨这书究竟是哪位仁兄写出来的麻烦。一提《庄子》，人们就知道那是宋国蒙人当过漆园吏的庄周干的活;一提《太史公书》，人们都知道那是世代当太史令的司马迁写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当时爬格子的还不成族，标明着作权时连作者的大名尚且可以省掉，自然更无须笔名之类的花样。随后能写点文字的知识分子多起来了，为了扬名，或为了文责自负，不让人疑为别一个同姓人所作，不得不连姓带名一起署出来。比如敝姓何，东汉季世至少有两位敝同宗是有资格当作家的，一位是被株连进党锢案的名士何顒，另一位也是被株连的边缘分子何休。为了区别或便于被验明正身，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等解《春秋》之作，就必须把大名署出来了;不能再像前辈经学家那样，只要用“左氏”、“公羊氏”、“谷梁氏”署一个姓就得。这位敝同宗专宗公羊而排左与谷梁，他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用的是真不二价的本名，颇有点文责自负的气概，因为他贬了另两家的议论，倘要争论，找我何休就是——难道不是有这样的意思么?

现在有些匿名的争论攻讦文章，就不及这位敝同宗的光明正大或曰古道了。

笔名起于何时不可考，但以今例古，可能有些笔名，目的是为了隐身，叫人抓不到作者。唐朝人的方法是叫做“无名子”，写些嘲讽人的打油诗一类的东西挖苦对手，可不负被追究之责。至于古人用别号、斋轩名署在自己的着作上，近似笔名而实非然。因为，理由可举三条：一、别号和斋轩名别的场合也用，不单用在着作上，非单为着作而设。二、有些将作者的别号、斋轩名加之于文集，是后人自作主张按上去的，如《白香山诗集》(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丁卯集》(许浑的斋名丁卯村舍)等等，并非本人自署;后来不少作家虽援以为例，别号和斋轩名作集名成风，但印出来的书上，本名仍照署不废。三、别号、斋轩名号也使用，但本名依然行世，不像后世如马里一享利·贝尔(Maria-Henri·Beyle)用了司汤达(Stendhal)作笔名后，谁也不再提贝尔的原名，鲁迅、巴金至少在文学领域内谁也不叫他们周树人、李芾甘了。

从中西文人使用笔名的现象看来，笔名似乎是近代书籍印刷术发达特别是报刊兴起以后才通行起来的，不像别号、绰号、斋轩名那样可派别种用处，只为署于文章上才用，故曰pen-name。

这之前颇可拟为笔名而值得一说的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政治斗争而不用本名的栽赃派，一种是才子才媛的自命风流派。前者如唐代“牛李党争”时李德裕门人韦瓘撰《周秦行纪》，故意不用自己的名字，却将这篇“为人臣阴怀逆节”(李德裕《〈周秦行纪〉略论》的悖逆之文，署上了政敌首领牛僧孺的名字以行世，以图诬陷之。李、韦师徒还一吹一打，演了一幕连裆戏。韦瓘自己不用真名，用别人的名字署在文章上，衡之今日的习惯，只好算是笔名了。此计未售，唐文宗读了此文，立即识破道：“此必假名。”假名系相对于真名而言，既专用于文章，连唐文宗也知道这是笔名。五四时期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连裆打了一场故意引人注意的笔墨官司，这个王敬轩的笔名庶几也是变了个样儿师法唐朝人的故技。

另一种自命风流派可以大观园里的公子淑女为代表。哥们姐们组诗社亦如今之笔会，宝二哥用笔名怡红公子，林妹妹用潇湘妃子，其他诸姐妹也各有雅号。此举纯粹为写作而起名，自然可归为笔名无疑。后来晚清民国间的文人诗媛，笔名如“冷红生”“芸芸女史”，以及延至鸳蝴派文人的都起蝶鹃燕鸥等字样的笔名，颇可视为大观园哥们姐们这一脉的遗泽余绪。

20年代以后的文人几乎人人都有笔名，有的多至数十上百个。当然也有作家用本名而辅以笔名，有的则本名为其笔名所掩，主笔名即常用笔名成了其人身的代表，反客为主了。当然也有本名成了传统所说的“官名”，即做官时用本名，发表文章则用笔名，有明确的分工。

世变纷繁，人际关系纠葛滋多，于是人们发现笔名之为物大有文章可做，或用以为斗争手段，或用以耍政治诡计，或用以作蒙面之具，或用以隐身之术，作家的行止不同而清浊异途。鲁迅为了抵抗国民党的文化封杀，用了众多的笔名，从魔鬼的指缝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故事是世所共知的;文探文氓们中伤造谣，不敢暴露真身，化笔名在小报上吱吱喳喳也是惯技;所谓同一阵营的战友化了“绍伯”、“麦克昂”等笔名在背后捅刀子的战法，如今也已不是秘密。后一档颇近于唐代“无名子”和韦瓘们党同伐异的老章法，亦可归为文化传统。

此风延至“文革”而被造反英雄所发扬而光大之，以写横扫一切的大批判文章的写作班子的集体笔名为登峰造极。开创此风的好像是姚文元为首的“丁香花园学雷锋小组”的丁学雷;随即由从雷锋的螺丝钉精神谐音而成的罗思鼎;以后又有“四人帮”羽翼下的鲁迅研究专业户的十一位才子，以人数命名的石一歌(十一个)，和北京、清华两校的造反舆论炮制者推出的谐音笔名梁效(两校)。这几个都是当年鼎鼎大名威震遐迩的笔名，好汉们隐身在这些笔名之下耀武扬威，至于那些声名不很彰着的蒙面大盗或宵小之徒则不知还有多少。

此风至今也未全然衰歇，遇有风吹草动，有些文章唱出某种令人注目或侧目的调子来时，作者仍用隐身术以新鲜的笔名问世。但读一读文章，显然不是新手，依稀辨别得出是哪派哪山头的人物在表态发言，不用真名或常用笔名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至于才子哥们用笔名作文来他炒、自炒、互炒，则更已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大家心照。看来，文场有多复杂，笔名这玩艺就有多复杂。风着知微，亦有一时的风习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