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缺钙——纪念1894和1945》(原文全文)

1894年，是中国败于甲午海战，李鸿章腼颜赴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一年。1945年，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年。前者过去了一百年，后者也过去了五十年，一败一胜，两个纪念日如今接踵而至，人事虽属巧合，天机耐人寻味。

当时，清廷代表中国向战胜者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连同利息，以及因对方借口纹银成色不足继续讹诈追索的部分，总数相当于1894年日本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倍。一贯以搜刮民脂民膏、穷奢极欲为能事的爱新觉罗王朝，竟挖肉补疮，向英帝国主义暗许别的好处，从而借债还债，暂解燃眉之急。当然，就中国，侦是雪瑟了穷兵黩武的日本当局，在鲸吞下中国老百姓如此大量的血汗和眼泪后，又是如何消化的呢? 请看下列分配数字：继续扩充军备两亿三千万日元;填补甲午战费赤字八千余万日元;三百八十万日元作为钢铁工业的投资(着名的兵工脊梁八幡制铁所，正是这时建立的);犒劳天皇皇室两千万日元;一千万日元作为对日本本国牺牲者的补贴;还有一千万日元充作国民教育经费。从总体上看，这笔巨额赔款，百分之九十都直接间接地投资于军事了，这是无可抵赖的事实，它，也正是往后日本在世界上四处“讨伐”，大打出手的资本。

无疑，对尚未罹患健忘症的中国人来说，从1931年日军大举入侵我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起，到1945年日本昭和天皇被迫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止，这一段历史绝对是斑斑可考的。可是，日本的某些势力，却始终抱着他们伪造的帐本儿，至今拒不认罪。尤其可恶的是，这帮残余军国主义分子，不独不思悔改，相反，还屡屡蓄意挑衅;老实说，对此，我们实在是忍耐得太久太久、太多太多了。口说无凭，请看有案可查的另一份不完备的清单：1958年，自民党首相中曾根康弘破例以官方身份参拜供有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灵位的靖国神社;1986年，文部大臣腾尾狡辩，说什么南京大屠杀完全是“为了排除抵抗”，并压根儿否认有战犯一说;1987年，中曾根内阁公开废止防务费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限额，军费大增，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1987年，自民党首相竹下登宣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否侵略过别人，是一个“应由后世历史学家评价的问题”，只是在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后，才改口说：“有过侵略事实”;1988年，国土厅长宫奥野在参拜靖国神社后说，“日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此人虽因胡吣而被迫辞职，却仍然坚持认为，“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做出了贡献”;1988年，文部省发表1987年度审定教科书的部分结果，将日本对别国的“侵略”，一律改写成“进驻”;1990年，有影响的自民党参议员石原慎太郎公然叫嚣，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甚至倒打一耙，说，这是中国人在“污损日本的形象”;1994年，法务大臣永野声称，“把太平洋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1994年，环境厅长官樱内说，“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所有的亚洲国家托日本的福”;1994年，通产相桥本说，“能否把那场战争称为侵略战争，我个人怀疑”……此外，1992年，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打破了和平立国、绝不出兵的承诺;1994年，还是那个石原慎太郎，继《日本可以说：不!》之后，又诱使东南亚某政治人物，与之“合作”，写了一本《亚洲可以说：不!》，以亚洲代言人自居，妄图重温“大东亚圣战”的旧梦;同年，日本有关当局决定焚烧百余具无名氏遗骨，而它们本来被认为是臭名昭彰的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留下的杀人罪证。

依我看，岛国的政治家们也真够“岛国”的了! 怎么就不能向当年的轴心国朋友学一学呢?据德国《周报》1994年6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百分之六十四的普通德国人认为战败是好事，在年轻人当中，这个比例还要高，占到了百分之六十八。去年5月20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一项法案认定，凡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罪行者，一律判处三至五年徒刑，凡有涂写卐字标志，行纳粹礼，煽动排外情绪行为者，均得量罪论罚。这就昭告天下，现在的德国和希特勒彻底划清了界限，有力地表明了德国政府和大多数德国人的正确选择。据说，甚至有不少议员公开要求举行辩论;认为应该为在二战中开小差者恢复名誉，理由是，对纳粹持不合作态度就是温和的抵抗!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跟德国一比，日本都落后到什么份儿上了!

曾记得，日本天皇裕仁访华那年，我国女作家张洁，在报上替全国人民表达过一个卑微的愿望，——请求这位“大日本国的象征”，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也象征性地放上一分钱硬币，以示某种歉意。我是在杭州读到这张报纸的，顿觉大快，立即不避可能产生的“友邦惊诧”，撰文响应，题名《也来谔谔》，盖取“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意，以聊尽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也;不料，稿件邮到之日，正值“风波”突起之时，于是，报社的退稿笺上就写着，“由于您所了解的原因，无奈割爱了。”

我在这篇被“枪毙”的短文中举过一个例子，即，西德总理勃兰特出访波兰时，在一座纪念碑前，竟出人意外地扑通跪倒。这一令人震惊的充满感情色彩的举动，波兰主人事先既不知情，德国人之间也未经商量。事后，这位老资格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坦然答记者问，“谁愿意理解我，他就能理解我。在德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很多人是会理解我的。”于是，一位记者也就动情地评论道：“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诚然，勃兰特是出于良知，面对曾为希特勒暴行付出了六百万条生命的波兰，才这样身不由己的。不过，我并不认为，日本的什么政要也应仿效勃兰特，用这种方式忏悔;我深知，大和民族的禀性之一正是讲究遣词造句，最有分量的客气话，也不过是“给你们带来麻烦了”而已! 所以，我并不指望更多，实际上，只要做一个姿态就够了，哪怕是双手合十，三秒钟!

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身在羁旅，因而无法查实准确日期，现在不妨补志一笔，勃兰特向波兰大地下跪的时间是1970年12月7日，地点为华沙。顺便提到一句，1971年10月，诺贝尔奖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授予勃兰特先生以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消息传来，当夜就有万千德国青年，高举火把，络绎不绝地来到勃兰特所住公寓，向他欢呼致敬。这些年轻人心里明白，有了勃兰特这样的政治领袖，新的一代才不至于葬身异域。

诚然，反观我们的近邻日本又如何? 日本有勃兰特吗? 我这样说，绝非认定整个日本都没有神智清醒、头脑健全的人。不，日本有好人。前不久荣膺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当代作家大江健三郎，就是一位。在他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之后，日本政府随即颁发代表国家荣誉的文化勋章，然而，大江健三郎拒领，理由是，他是“战后的民主主义者”。在他看来，现日本当局以文化勋章和日本艺术院等形式“构筑起了以天皇制度为顶端的垂直的轴心”，这，于他是“不合适”的;非但他本人不领，而且还嘱告妻子，“就是在我死后，也不要和这样的事有牵连”。态度何等鲜明! 何等决绝!

抑有进者，就在桂冠飞临东京的当日，这位以描写反核斗争着称于世界者大江健三郎，仍旧对记者们庄严声明，“广岛和长崎的核问题是我最大的主题”。

写到这里，偏又从报上获悉，在去年年底，日本和美国之间，因为一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邮票中的一枚，画面上出现了蘑菇云以及“原子弹加速了战争的结束，1945年8月”的字样，发生龃龉;日方提出抗议，认为伤害了日本的民族感情，结果，事件以美方让步，停止邮票的发行而告终。尽人皆知，8月6日的第一枚原子弹，广岛大约死亡十四万人，三天后的第二枚原子弹，长崎死亡七万人，两地合计二十一万人，较之南京屠城，还少九万人。那么，将心比心，三十万人被消灭，难道就不伤害中国的民族感情么?! 我在上面拿日本的某些人和德国的勃兰特总理相对照，事情原本已经十分清楚，现在再拿日本人自己和他们自己比，事情就愈发不辩自明了。因之，我要说，大江健三郎的人类意识，远比某些日本人借口的所谓民族感情，要高尚万倍! 固然，核武器是必须坚决反对的，不管它是投掷在广岛，还是长崎，还是任何别的国家的别的城市，都是全人类的灾难，因而“反核”也就成了全人类的共同任务。问题在于，使用常规武器，举行野蛮的杀人竞赛，是否就可以网开一面，略而不计?! 倘或有人敢于回答说，可以，我必痛斥之：你已经是连人性、人的感情都没有了，遑论民族感情乎?!

1994年6月14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署名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十多年来，日本对历史事实的挑战，以及日本政客三番四次妖言惑众，作为受害者，我们也应借此自省，那就是我们那种‘以德报怨’的宽容精神，‘恕道’结果是宠坏了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回到笔者本文的开头，那么，似乎我有理由这样结尾：

1994年的甲午百年祭，在低调处理中打发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值此全国上下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之际，对1995年的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同时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我们的声音，是否理应增多一点钙质呢?

1995年1月8日 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