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在阁楼中的往事》(原文全文)

在清华园教书，自然免不了常被人问起今日之清华与往日之清华，被问得多了，就生出一个习惯，就是关心清华的往事。一直想了解当年水木清华的藤影荷声中是怎样熏陶出如此杰出的一代学人的，也总是希望了解当年清华文科的先生们是怎样教育和评价当年的弟子的，于是，便在当年遗留的资料中寻访答案。听说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阁楼里，至今还保存了很多昔日的考试卷子和毕业论文，我就发了一个愿，要把这批东西好好地看看。近日有了空闲，于是换了一身旧衣服，钻到灯光昏暗的楼上，翻了一遍，在四层，那个几乎直立不起来的阁楼中，

果然看到不少当年文科学生的毕业论文，有的论文曾经从当年的北平到云南兜了一圈，然后静静地在四楼灰尘中封存了几十年，翻了一摞，上面的绳子还是当年的旧物，看看作者姓名，少数知名已久，但大多数却不相识，他们也许有的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有的可能还在世，但想来也是风烛残年了，他们还能想起当年他们辛辛苦苦写的论文么? 在厚厚的灰尘里，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慢慢地翻看当年的论文，在发黄的稿纸和变色的墨迹中遥想当年学生的苦读，先生的教诲，也不免时时想到今日的情景，于是，引发了一些被鲁迅称之为九斤老太的感慨。

看到两份陈寅恪曾经批改过的毕业论文。

据说，陈寅恪先生是很少给学生高分的，85分即颇罕见，但在民国25年(1936)的国文系毕业生刘钟明题为《有关云南之唐诗文》的论文上，他却给了八十七分，并写下如此一则评语：

此论文范围甚狭，故所收集之材料可称完备，且考证亦甚审慎。近年清华国文系毕业论文中，如此精密者尚不多见，所可惜者，云南于唐代不在文化区域之内，是以遗存之材料殊有限制，因之本论文亦不能得一最完备及有系统之结论，又，本论文标题“有关”二字略嫌不妥，若能改易尤佳。

这里，向来吝啬于赞誉的寅恪先生竟一连用了“完备”、“审慎”和“精密”三词，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于是我细细地看这篇论文，的确这篇论文很出色，让我不能不感慨当年学生的水平。

而在同年历史系毕业生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上，寅恪先生则批道：

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着，尤宜标举其与本论文之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

这是1936年6月16日批改的，与刘钟明论文同一天。这篇论文的论述范围很广，题目很大，但是这种题目确实不是一个大学本科生力所能及，所以在文献资料的取材、前人研究的参考和研究思路的深入上都有不少缺陷，被寅恪先生一眼看出，于是，只给了78分。

且不说刘钟明的论文，就算是张以诚的那一篇，也决非今日某些自称学术而不学无术的所谓论文可比，我颇惊讶于当年大学文科毕业生的水准，于是又感慨今日文科大学生的教育。当然，昔日寒窗下，除了成卷古书、满架洋书、品茗闲读之外，1936年北京西郊，荒草漫野，酸风射眸，也没有什么可以消闲的。而今天的大学生有电脑、有卡拉OK、有周末舞会，还要学自我推销，还要考GRE，还要考驾驶证，当然还要胸怀世界放眼全球，他们对于那些已经消失了几千年几百年的往事并没有兴趣，毕竟六十年过去了，可是，当我看到一篇大学生的读书报告上抱怨《老子》太难、《庄子》太玄、《孙子兵法》根本就不知道说些什么时，我还是从心底里泛出一股寒气，实在觉得莫名的悲哀。

没法儿责怪学生，只好来检讨老师。读了寅恪先生这两篇批语，倒想到了时下讨论的“学术规范”。眼前，“学术规范”的讨论似乎有些走火入摩，话题与主题似乎离得越来越远，其实“规范”只是先生要交给学生的最基本的东西。说起来，先生并不能教学生什么，尤其是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文科的课题，各人有各人的领域，在文史这一行中，如果先生手把手地教，学生照猫画虎地学，其实只是误入子弟，因为用自己的模子翻铸出来的至多是自己的替身，而所有有出息的学生都将各研究一个专题，而在他的这一专题中，先生并不见得比学生知道得多，所以先生的事情就是给他一个规范，一个方法，一个思路，所谓“师傅领进门”的“门”即此，这个“门”恰恰是学术的“众妙之门”。在寅恪先生的短短批语中，就有规范在：首先，材料要全，《唐代宰相制度》之所以被批评，就是因为作者有时并没有尽力搜集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如唐睿宗时代的宰相二十五人，作者称“其中张仁亶、韦嗣立、裴炎、李日知、薛稷、宋璟等6人，无传可考”，寅恪先生便严厉地在“无传可考”四字边打了四个大大的问号，在天头上的眉批中可以看出先生的恼怒，而《有关云南之唐诗文》之所以被赞扬，究其原因，文献整齐全备是很关键的;其次，研究史要清楚，唐代宰相制度，日本人早有论文，作者若未见到，则属疏漏，如见到而不提及，则有关学术道德，故寅恪先生十分不满，在批语中、在眉批中两次提起，而《有关云南之唐诗文》则在各章附注及书后的《引用书目》中把前人有关研究一一说明，故而有幸获得高分;再次，是选题要有意义，文史题目多如牛毛，俯拾即是，但价值却大相径庭，一个题目是否有意义，其标准之一就是，它是否具有范型的意味。范型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它可以作为了解更大问题的窗口或基石，一个是它可以推广作为普遍适用的操作模式，寅恪先生关心的是中国文化历史与价值的根本性阐发，所以对刘钟明的论文讨论当时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区域感到惋惜，因为当时的云南，尚处于文化意义上的边地，所以对它的研究只能得到对中国文化的局部性认识，而“不能得一最完备及最有系统之结论”。

在陈寅恪这样的严师指导下，清华文史类的学生中出现了一大批出类拔萃之辈，没有必要一一细数他们的名字，在这个名单中当然会有我们熟悉的许多先生。我想追问的是，今天当老师的我们还能有这样的严厉和耐心么?恐怕说不得严厉了，几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已经把先生的尊严打消得无影无踪，先生们不仅不敢提师道的威风，还得想方设法在课堂上赢得学生的鼓掌喝彩。据说，昔日王国维、陈寅恪上课，是没有多少学生大笑开怀的，因为太深太专，但身后的弟子却因了这太深太专而成就了他们既专且深的学问，可是今天的制度却要以听课率来考核教师的业绩，先生只好改了腔调学侯宝林，以抖包袱来吸引学生，而学生在开怀一笑之后，却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记住。大概也说不得耐心了，就算老师有耐心，老师也没有权力要求学生跟着一起耐心，在古书的灰尘中发现乐趣，在历史的卷宗里寻找往事，往事如烟，早就随风飘逝，乐趣已变，不要说居陋巷，食无鱼，在一切都简化为实用的价值关系的时候，文史可能要被取消“科学”或“知识”的头衔了，“书中自有……，书中自有……”这种旧日歌谣，早已经成了哄小儿的空拳黄叶。就不说老师教育学生，就是老师自己，在当今这种商业社会中，在“善抄书可以成着作”这句本来并无他意的话成了做学问的“秘诀”和“公理”的时候，面对这些如同佛门戒律的所谓“学术规范”，也不能不仿效佛门大德，扪心自问一句：“汝今能持否?”

1996年4月4日清明节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