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节录)》(原文全文)

今 宵 相 逢

1 1960年3月，广东已到了万紫千红，鸟语花香的春暖季节。比起北国万里冰封犹待消融的春寒，岭南的三月节候犹胜天上人间。
中国的最高领袖此刻在这块土地上避过了大半个冬季的西伯利亚寒流，陈寅恪虽然数次在重要关头口口声声“请毛公给一允许证明书”、“请毛主席保证”，但陈寅恪其实与毛泽东无缘。毛泽东自1949年后共南巡广州八次，这八次集中在1954至1961年之间，这段时间也正是陈寅恪晚年与现实发生比较多联系的时期。但毛泽东与陈寅恪一次面也没有见过。而在中国历史学界，五六十年代一批显赫的名流学者，都在不同场合先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以陈寅恪的性格，以及他双目失明的情况，无论是陈寅恪前往晋谒还是毛泽东前来拜访，都是根本不可能的假设。
毛泽东立国后八次巡察南粤大地，①参观过不少农村、工厂以及名胜，甚至观赏过南粤不少文艺团体的晚会演出，偏偏没有一次光临校园。在本世纪，广东的中山大学以其悠久的历史一直是中国重要的高等院校之一，曾吸引过不同时期的众多政要前来参观。但每次南下广州都住在与中山大学仅一河之隔，甚至隔江眺望可隐约看见绿树葱葱康乐园的“小岛”招待所的毛泽东，并没有对这个以园林般优美而着称的校园投下特别关注的一瞥。
毛泽东1960年的南巡很特别。这位此时威望已接近顶峰的领袖，在1月7日至17日，在上海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订了该年大炼钢铁的高指标——年产1840万吨。带着依然充满了浪漫色彩的豪气，毛泽东的专列继续南下，27日抵达广州，一住便是四十多天。①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在“小岛”审编他的选集第四卷。其时全国大兴学毛泽东着作之风，开始出现的经济困难被解释为只是局部的失误，很快会得到纠正。
3月，毛泽东身边的一群“文胆”终于汇聚“小岛”，参加毛选第四卷文稿通读会。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在陈寅恪的晚年开始现身了。他们就是声名显赫的康生与胡乔木。两年后已没有“伴君”重任在身而南下广州、所以显得很轻松优闲的康生与胡乔木，都先后动了过江探访那片校园里那一个神秘的史学大师的念头。毛泽东身边的两个政治秀才都对陈寅恪产生了兴趣，追寻历史的痕迹到此，不禁令人心跳不已。
不过，眼下的故事还未发展到那一步。
1961年二、三月间，毛泽东最后一次南下广州。与一年前相比，豪气的毛泽东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这样的现实：国民经济出现了自立国以来最困难的严重局面。在广州，毛泽东主持了史称“广州会议”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对“大跃进”进行反思。毛泽东再次号召全党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力图纠正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
就在这时，一个“新”史学权威踏上了这块土地。这回他可以身心放松地重游这个于他并不陌生的地方。他还将见一见另一个“旧”史学权威。问候毕竟是一种关怀，他的到访，给后人带来了1961年的陈寅恪的第一个故事。他就是郭沫若。
郭沫若是带着疲惫到广东的。时年已六十九岁的郭沫若，不久前刚结束了一次万里的旅程。1960年12月下旬，郭沫若率友好代表团应邀飞赴古巴参加古巴革命胜利二周年纪念活动，前后达十八天。归国途中，郭沫若又顺道访问了缅甸三天。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回忆，②1961年早春郭沫若南方之行，是周恩来特许其出去“好好休息一下”的，因为郭沫若太累了。郭沫若于1961年2月8日离开北京前往他南行的第一站广东。从未到过海南岛的郭沫若首先去了这个宝岛。在冯白驹的安排和陪同下，郭沫若在海南游览参观了二十多天，写下了不少诗歌。
于我们来说，最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而是新旧两个史学权威的会面。
郭沫若大约在3月上旬到达广州。正是在这段时间，郭沫若走进了美丽的康乐园。康乐园有郭沫若的挚友冯乃超，康乐园还有令人不能忽视的陈寅恪。据王廷芳回忆，郭沫若每次到广州，只要有时间，都会去探望冯乃超。在这一天，郭沫若探访完冯乃超之后又来到了陈寅恪的跟前。
八年前，郭沫若以学界领导人的身份邀陈寅恪进京一同共事，陈寅恪拒绝了。拒绝得令人不很舒服但也无话可说。三年前，郭沫若公开宣布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单从上面的事实看，陈寅恪可以“不问秦汉”地治史论学，但郭沫若却不可能不屑陈寅恪的存在。在当时无数中国人的眼中，郭沫若、范文澜等人是中国史学界的权威。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人一些涉及到历史领域的谈话或报告中，不时可见郭、范等人的名字。无论客观存在也好，还是人为造成也好，现实对史学界“新”与“旧”的划分，都使被尊为“新史学”权威的郭沫若，与被称为“旧史学”权威的陈寅恪，形成一种无形相对峙的态势。这种态势曾借“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之口一语道破。在1958年那篇《“教授中的教授”种种》的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
陈寅恪先生从不言及当今政治，有人提到总要被拦回。于是某些人则对此赞羡不已，说什么陈先生治学所以稳如泰山，就是“摆脱了政治”，故有“千百年而不倒”、“历久而不灭”的着作贡献于世。甚至宣称：在历史学方面，陈寅恪先生才是攀登高峰的楷模，郭沫若院长亦恐难与之相比。真是荒谬之极，无以复加。
故此，这种态势不是出现在现实——陈寅恪早就作为资产阶级学者已被批倒批臭，而是出现在心理上。
郭沫若带着他的一个秘书，登上了那座许多名人都曾到访过的楼房。
郭沫若是有备而来。
其时郭沫若正将满腔的热情倾洒到《再生缘》及陈端生的身上，创作的激情正在胸间酝酿。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非常巧合，郭沫若在五六十年代之际新拓展的几个史学观点，都与陈寅恪有着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牵连。评论《再生缘》一事的过程前文已详述，在此不再重复。1959年2月，郭沫若借创作历史剧《蔡文姬》提出了重新全面评价曹操历史功绩的观点，此为该年全国学界热衷于替曹操翻案之滥觞。1960年郭沫若又写《武则天》一剧，再次引起新的一轮“翻案文章”。1962年2月，郭沫若在海南岛校点《崖州志》时，突然对唐代名相李德裕被贬海南事发生兴趣，花了相当精力去研究。在此时给秘书的一封信中郭氏这样写道：“近来对于李德裕感到兴趣，关于他的研究，除《中国六大政治家》外，史学界有人注意否? 有无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希望帮忙查一下。”①而对于陈寅恪来说，对曹操、武则天、李德裕历史地位的评价及某些方面史实的考证，已分别于三年前、二十五年前和二十六年前就阐发了已被证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知灼见。不妨在此将前二者分别摘录如下。关于曹操，陈寅恪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读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今迻录孟德求才三令，而略论释之于下……孟德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顾亭林论此，虽极骇叹(日知录壹叁正始条)，然尚未尽孟德当时之隐秘。……②
关于武则天，陈寅恪在1935年撰写的《武曌与佛教》一文中便有如下评价：
武曌在中国历史上诚为最奇特之人物，宜都内人之语非夸词，皆事实也。自来论武曌者虽颇多，其实少所发明。兹篇依据旧史及近出佚籍，参校推证，设一假定之说，或于此国史上奇特人物之认识，亦一助也……武曌以女身而为帝王，开中国政治上未有之创局。如欲证明其特殊地位之合理，决不能于儒家经典求之。此武曌革唐为周，所以不得不假托佛教符谶之故也。①
“读史者……然尚未尽孟德当时之隐秘，”与“自来论武曌者虽颇多，其实少所发明”等语，既是陈寅恪的自负，也是陈寅恪自感对这两个千年来已成定论的历史人物能发“历史未发之覆”。这次郭沫若来访之后，中山大学探听到了陈寅恪的口风，陈寅恪曾这样说，“郭沫若为曹操、武则天翻案，其论点和自己接近”。② 陈寅恪感慨郭沫若翻案文章的观点“和自己接近”，当有百感在心头。
有了这样的前因，则郭沫若这次与陈寅恪见面便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场面。
据目睹了这个场面的郭沫若秘书王廷芳及当时中山大学秘书刘瀚飞分别回忆，郭沫若与陈寅恪见面时的寒暄是热烈的和亲切的。郭沫若果然才气横溢，他在询问陈寅恪“今年高寿几何”的寒暄中，当即吟了一副对子给陈寅恪。③这个对子《郭沫若全集》不见收，想来它属“游戏之作”。但这个对子真实地记录了郭沫若那一刻的心境，以及一向存于心头的一些想法，游戏之作不游戏，且录如下：
壬水庚金龙虎斗，
郭聋陈瞽马牛风。
这副对子后来经冯乃超之口传出，成为两位文史大师友谊的一则轶事，在中山大学一些人的口中流传，对子得以保留下来。
郭沫若不愧是高才。若从字面解，他将陈寅恪及自己的生辰、生肖之属和对应的干支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都镶嵌在对子中：陈寅恪1890年(旧历庚寅年)生，属虎，按天干地支的五行归属，庚为金，故联中有“庚金”一词。同理，郭沫若1892年(旧历壬辰年)生，属龙，壬为水，故“壬水”与“庚金”互为对文。更为巧合的是，郭沫若听力甚弱，陈寅恪晚年目盲，郭沫若才有“郭聋陈瞽”之谓。郭沫若有这样巧妙的构思，其渊源似可追溯到1929年。在该年，郭沫若写了一篇刻意出新的《释支干》，详论“支干”及“十二生肖”的渊源。
令这副“游戏之作”甚有回味无穷韵味的是对子中相对的两组词——“龙虎斗”与“马牛风”。“龙虎斗”虽只是一种比喻(陈寅恪不可能也不会与“龙”斗)，词意却奥妙。以1949年后郭沫若与陈寅恪“你来我往”的恩恩怨怨，“龙虎斗”虽无其事，但实已见其影。
“马牛风”是对子的点睛之笔，令人可作无穷的联想。郭沫若的意思是否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的他，与作为“资产阶级史学代表”的陈寅恪，本无所谓“龙虎斗”，实在是风马牛两不相及? 还是郭沫若把两人的恩恩怨怨都归为学术争鸣，于个人的私谊并无关联? 若此对子的下半联为陈寅恪所吟，则对子依然不失其只可意会的悠长韵味。
可以有多种解释，也可以有多种体味，但“趣旨”也许只有一个。
郭沫若处于“解释、求得谅解”的位置是无疑的了。尽管这种“解释”是在泛着欢笑的寒暄中进行，尽管这种“解释”是在郭沫若运用很巧妙的对子营造了一种很好的气氛下进行。
据说，陈寅恪听了对子之后没有什么评价。① 陈寅恪对所谓的“龙虎斗”也只能如此。
在这一天，郭沫若、陈寅恪还谈到了《论再生缘》(两个月后郭沫若第一篇评论《再生缘》的文章刊出)，谈到了“钱柳因缘”。在那一刻，郭沫若感动了。是因为陈寅恪坚忍辛勤的着述，还是因为陈寅恪那艰苦的学术人生? 郭沫若告诉陈寅恪，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钱柳”的有关史料，他可以回京后将这些材料影印寄来中山大学。②最后，郭沫若问陈寅恪有何需要与要求。陈寅恪提了两点建议与要求：一、建议郭沫若组织力量整理出版宋人所编的古籍《文苑英华》。二、陈寅恪诉说他写“钱柳因缘”一稿没有稿纸，希望能得到解决。③
郭沫若慨然应允。
这是郭、陈相见最见亮色的一笔。
郭沫若从陈宅出来后，便吩咐冯乃超着手为陈寅恪解决稿纸。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连买卫生纸也要凭票供应，冯乃超于是通知中山大学印刷厂专门为陈寅恪印了一批特别格式的稿纸。
在很特别的1961年，两个阵线分明的史学大师相见，以郭沫若深受感动而结束。那一刻，已昭示出陈寅恪的学术价值将会超越现实、超越时代。
据当年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王廷芳、王戎笙回忆，60年代前期郭沫若曾不只一次拜访过陈寅恪，因当时没有记录，故具体的行程、谈话要点等已不复记忆。所以郭、陈两人在60年代的交往当还有尚未发掘的史实。
以后的事情，则很有喜剧性。
这次见面，给了郭沫若甚深的印象。回到北京后，郭沫若向留在北京的秘书兴奋地谈到了与陈寅恪的这次见面，说是见面很融洽与相谈甚欢④。回到北京后的郭沫若，记挂着陈寅恪关于“没有稿纸”的诉说，很快寄来一些稿纸。但陈寅恪所需要的显然是一种特别格式的稿纸，故中山大学将这件事记录为“郭(沫若)回京后曾寄过一些稿纸来，但数量、质量还不合陈(寅恪)的要求”。
回到北京后的郭沫若没有食言，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陈寅恪寄来了有关“钱柳”材料的影印件。陈寅恪听读材料后认为对修改原稿有帮助。查阅《柳如是别传》中卷，有一史料出处陈寅恪这样写道，“今北京中国科学院藏柳如是湖上草并尺牍钞本后附载”。不知此材料是否与郭沫若有关。⑤
郭沫若的过访，令北京学界再次瞩目这位传统史学大师。5月上旬，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南下广州参加中南地区讨论《中国通史》一稿，在穗期间金灿然曾专程拜访了陈寅恪，提出请陈寅恪将《论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刊行。“陈也有此意，但目前尚未着手修改”。⑥今日已无从知晓金灿然要陈寅恪修改的是该稿的哪些部分。
6月下旬，《光明日报》记者向中山大学提出采访陈寅恪的要求，希望陈寅恪能谈谈治学态度和方法。其时《光明日报》已登出郭沫若数篇评论《再生缘》的文章。陈寅恪“以天热不适为辞”拒绝了采访，但拿出了五首七绝，说“如果认为需要，可在报上刊登”①。陈寅恪要求拿出的这五首诗，写于七年前，总题目为《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因亦赋答绝句五首。近戏撰〈论再生缘〉一文，故诗语牵连及之也》。五首七绝如下：

其 一
洪死杨生共一辰，美人才子各伤神。
白头听曲东华史，唱到兴亡便掩巾。
其 二
沦落多时忽值钱，霓裳新谱圣湖边。
文章声价关天意，搔首呼天欲问天。
其 三
艳魄诗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
玉环已远端生近，瞑写南词破寂寥。
其 四
一抹红墙隔生死，皕年悲恨总难平。
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
其 五
丰干饶舌笑从君，不似遵朱颂圣文。
愿比麻姑长指爪，傥能搔着杜司勋。

陈寅恪录旧作，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光明日报》当然不会刊出陈寅恪这五首七绝。中山大学解释为陈寅恪“后来没有交出(五首“七绝”)”。这是一个留下破绽的说法，若陈寅恪“没有交出”，则广东省委有关文件档案不会完整地录下这五首七绝。陈寅恪愿意刊登这五首在当时即被有关方面认为“情绪有点不对头”的旧作，当有心声寄寓。其中“沦落多时忽值钱”句，既暗合《论再生缘》一稿在1961年前后沸沸扬扬的命运，也暗合60年代初自身忽又受到礼遇的遭际，“古典”与“今典”的切合天衣无缝。而“不似遵朱颂圣文，”其嘲讽意味一如1958年已遭批判的那首《文章》诗。陈寅恪虽录“旧作”，然实表最真切的现实心态。陈寅恪的诗作在陈寅恪自己的眼中总有“蚤为今日谶”的痕迹，亦添一例证。
毕竟是“马牛风”，欠缺的正是一种心灵与气质的呼应。因郭沫若到访而溅起的数朵浪花终于无声地消歇。
毕竟是烙下了不可能磨平的“龙虎斗”遗痕，十年后郭末若在其新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开篇章节即毫不留情地多次批驳陈寅恪关于李白身世的学术观点，反复使用了诸如“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等句式。② 此时陈寅恪含冤去世已有两年。已死的陈寅恪，藉着在70年代初十分走红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再为世所注目，只不过是以“含混、疏忽、武断”之类的形象出现。
在陈寅恪这方面，据黄萱回忆，事后陈寅恪曾与她谈到与郭沫若见面时的一些情景，并对郭沫若的着述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最好的着作是《青铜时代》”。
2 严寒要比想象的漫长得多。
即使最富想象力的毛泽东，也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灾难始料不及。当代正迈向丰衣足食的人们也许对这段“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历史的理解，已变得很模糊，还是让我们去掀动那已发黄的历史卷宗吧!
就在毛泽东忧心如焚地主持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时，广州市民的生活状况大致如下：每人每月只配给二两食油，每人每年的“布票”只有二尺一寸;至于肉类，基本上没有供应了，半年后陶铸对广东的知识分子致歉，说很多人“三年不曾吃过猪肉”;粮食定量已跌至每人每月平均二十斤左右，且百分之三十要搭配其他杂粮。而“火水(煤油)”每人每月限量一两。①
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有些名词需要解释，“布票”，是指限量购买布匹的凭证。1960年广州人每人尚可凭证购布十八尺，到了1961年初，一年便只能购布二尺一寸。
广州如此，全国其他地方也相差无几。
毛泽东不得不调整思路，不得不给发热的脑袋降一降温。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印发了他三十多年前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又称《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倡导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之风。甚得毛泽东看重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对毛泽东的思路转变心领神会，在各省的主要负责人当中，陶铸是第一个将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马上贯彻下去的人。从而在他的晚年生涯中留下了几件很有意义的大事。
早在1961年2月，面对当时极萧条的文化学术界，陶铸指示广东省委对广东的知识分子情况进行摸底，并开始对一些省直单位、重点院校进行整改试点。9月，一向惯于雷厉风行的陶铸以一轮重炮在岭南引发了一场“地震”。半年后，还是在这块土地上，周恩来、陈毅等人再作数场震撼一时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演讲。在整个60年代的知识分子命运史中，这是唯一激动人心的一章。
陈寅恪的命运，随时代风云而起伏。
1961年，是很值得用浓彩厚墨去抒写的一年。
陈寅恪始终在陶铸关注的目光之内。忠实执行广东省委指示的中山大学，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陈寅恪的生活作了重点的照顾。于是吴宓在1961年南下探视陈寅恪的日记描述中，留下了“鸡鱼等肴馔甚丰”，“肴馔丰美”等描写。吴宓这样记载，明显有感于陈寅恪的生活还算过得去。这类每月几斤油、几斤米、几斤肉的照顾，看似平常，但在60年代初，它意味着雪中送炭，甚至挽救生命于危难。
以陶铸为首的部分共产党人，对陈寅恪的照顾做到了尽心尽力的程度，但并不能改变陈寅恪潜意识之中那种与现实相抵触的心理，也抹不掉陈寅恪心头那种遗世独立的悲凉意识。所以，自有“特殊照顾”始，愤愤不平者有之，怒骂者有之，不满与不解者有之。依照常理，享受着绝大多数人都享受不到的特别照顾，陈寅恪的思想还如此“顽固”，陈寅恪有负共产党矣。
有些事情许多不平者不会知道。“特殊照顾”其实对于陈寅恪来说并不是第一回，他“享受”惯了这类特殊照顾。30年代陈寅恪已成为知名的学者时，他便开始享受一些别人不能享受的待遇与照顾。唐筼曾亲口对当时中山大学人事处处长曾桂友追述，1945年陈寅恪赴英国医治失明的双目时，所有的费用英国方面都没有向陈寅恪收取。①原清华大学法学研究生端木正回忆，陈寅恪在清华园时，梅校长曾特批陈寅恪一人可以享受四个人份量的过冬用的燃料。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陈寅恪享受的特殊照顾，是与他的学术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成正比的。
历史在这里沉思的是，一别十数年不见面的挚友吴宓，在1961年不远千里带着一种深切的关怀重会陈寅恪时，陈寅恪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情感如飞瀑流泻。有关当局十余年对陈寅恪的照顾犹抵不上一介书生的意气相投，相怜相勉，快慰生平。这已明白宣示，中国历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理解和尊重，他们要求现实的，也是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认同与珍视。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用命运写下一个又一个悲剧，原因就在于历来现实极少对此认同和珍视。在极“左”的年代，要求现实珍视陈寅恪的精神世界，无异于缘木求鱼。既如此，即便有物质上的“特殊照顾”，并不能弥补这些优秀分子心灵的某种遗恨与痛苦。
五六十年代，中山大学一直引为憾事的一件事，就是可惜在党员教师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黄萱那样跟着陈寅恪，为陈寅恪所认可。于今看来，这件憾事的根本原因，已不言自喻了。
痛失精神的家园，即使食有鱼，出有车，这些优秀的学人依然感到生命的孤寂。
3 1961年的夏天，吴宓来了。两个孤寂的老人，在历经生命的沧桑与劫难之后，带着一份心灵的破碎，带着一份精神世界的固执，带着一种感情的失落，终于作了暮年最后一次的见面。他们始终不渝挚爱着的传统文化开始“分崩离析”，他们的个体生命数年后将进入最后一轮大折磨;生与死，实质上已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说生命总是每时每刻都在寻找着感受的话，那么，这次会面让两个孤凄的生命再一次感受到人类诚挚情感的高尚，友朋生死不渝相知的高洁，还有宁为玉碎砥砺的凛然。这些，都因仿佛是“世纪末”式的相见，重重地涂上了很悲壮的色彩。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生命有这一种感受，无愧矣。
应该感谢吴宓，他用笔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次见面。胡适大半生提倡每一个个体生命最好都去作生命的自述与回忆，吴宓用日记记述了他的生命历程。吴宓的交游，吴宓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都使他的日记具有历史的意义。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中，吴宓曾有“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等主张。②“断不可废”，当时代再续欲断还裂的传统文化之链时，吴宓与陈寅恪已化为烟尘消散在飘渺的天地之间。
但抹不去的是历史的足迹。
1961年8月，吴宓决定出门远游重会生死之交。十二年前吴宓从武汉入蜀，已带有逃世避俗的意味，十二年后吴宓出川，天下早换了人间，但吴宓仍是十二年前的吴宓。
解读历史时不能不令人作这样的思索：吴宓为何选择了在1961年远游? 答案也许有许多，不过总隐现这样的宿命影子：吴宓南下访友的十个月后，陈寅恪摔折了股骨，从此只能以床为倚靠，衰残之累，苦不堪言。
陈寅恪盼望着这次见面。吴宓尚未动身，早在一个月前，在广州、重庆、武汉三地的邮路，已频频地传达着信息，两颗心早已紧紧地相连。7月30日吴宓作函告知陈寅恪准备赴粤探访事。8月4日，陈寅恪即复信告之赴粤需注意之事项。即使以今天重庆至广州的信函寄达周期来计算，可知当年陈寅恪是一收到吴宓的信函便马上回复作答的。陈寅恪急切之心情可见一斑!
这封信，①是目前所知1949年后陈寅恪往来信件中字数最多的一封。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往来函件俱由唐筼代笔，该信也体现了女性特有的细腻、不厌其烦的特点，详尽地说明吴宓抵粤后应当选择怎样的路线到中山大学，甚至连车资几何、饮食住宿等琐事也一一交待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的复函特别标出“冼玉清教授已往游峨嵋”，以及“弟及内子近来身体皆多病，照顾亦虚有其名，营养不足”等句。作为晚年的一个异性知己，冼玉清的故事仍将继续，冼玉清的命运仍将给予陈寅恪深刻的刺激。“照顾亦虚有其名”，与其说陈寅恪尚怨营养不足，倒不如说陈寅恪诉说着精神世界的痛苦。
四天后陈寅恪再向武汉大学刘永济教授发一信，请其提醒吴宓从武汉出发南下广州时勿忘拍电报告知车次等情况。信中再次提到已安排好吴宓的饮食住宿。②两封信都没有太多的问候，但点滴深情尽在细腻安排的叙述之中。
带着一份殷切的期待，在千里之外挚友的遥视下，吴宓在1961年8月23日晨，在山城的一个码头下船往下游的武汉而去。③他此行的第一站是武汉大学，他将首先看望挚友刘永济。
在中山大学这边，翘首以待的陈寅恪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中山大学闻知吴宓即将来访，亦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方便，使吴宓来访的那几天，陈寅恪无论设宴款待还是饮食住宿安排，都布置得很得体与妥帖。中山大学的这份情谊，显然给了吴宓很好的印象，十年后他便有打动了无数后人的“生死相问”的惊人之举，——在最疯狂的岁月里敢于向中山大学发信询问陈寅恪夫妇的生死状况。
重逢的时刻来临了。
8月30日深夜，吴宓乘火车抵达广州广九站，陈寅恪派出了身边所能派出的亲属前往车站迎接。其中有二女儿小彭及女婿林启汉，三女儿美延。中山大学的小车载着四人直驶南郊康乐园，直抵校园东南区一号楼前。
在这个漆黑的夜晚，在这个岭南地区正遭受着水灾的时节，吴宓终于迈上了那道也许萦绕梦中十余年的台阶，走到了梦中常现身的挚友——陈寅恪的面前。
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十二时矣)相见”。
吴宓在风雨如晦的深宵重逢陈寅恪，给这次“最后的见面”投下了谁也不察觉的浓浓的阴影。
天意乎? 巧合乎?
很奇怪，在吴宓重逢陈寅恪的前后五天时间里，广州城一直阴天并下着大雨。从8月下旬开始，广州市一直遭受台风及暴雨的连续吹袭。直到9月4日吴宓离开广州的那天，依然下着大雨。心灵偏于忧伤与长于感受的吴宓，在这种雨天的季节，一直为一种悲凉所笼罩。
在这里，“天意”的味道是极浓郁的。岭南八、九月间的天气，正是酷暑盛行，似1961年八、九月间台风、暴雨为害长达十余天的情况并不常见。这场连绵不绝的风雨，使感伤的心灵多添了一份忧郁。
这种忧郁，令这场期待已久的重逢，少了相见后的喜悦与欢愉，而多了生命尽情倾诉的沉重。在这一刻，陈寅恪的生命突然找到了一个支撑点，一种患难知己深可信赖的承托，十二年无人倾诉的痛苦终于如江海般狂泻。在当晚，——不，应该是8月31日凌晨，吴宓在抵达广州后所记的第一篇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陈寅恪这种“狂泻”式的倾谈。这种情绪流泻的迫不及待，这种如深压于地底的火山爆发，在吴宓已偏向于感伤的笔触下仍能感受到那种动人心弦的灼热。引一节吴宓大可深究的日记，看看能否重现当年的那一幕!
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 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吴宓边用九个“不”字，铿锵有慷慨之声。吴宓是实录，可以想见8月30日深宵的陈寅恪，在这一刻，生命的沸腾是到了何种的地步。
吴宓曾自述，其记日记“体例一取简赅，以期能不中断……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仅列简赅纲目的吴宓，第一次会面便有如许详尽的记录，则那一个深宵的倾谈，还有永不可追寻的丰富内容，自是无疑。
8月30日夜，陈寅恪给历史永远留下的是这样一尊塑像：一人独坐客厅中，急待吴宓的到来，此时他的胸中已翻滚着无数的巨浪，情感之闸，千钧一发。可惜已无法看到当陈寅恪啼听着小汽车在寂静的夜里滑行停在楼前，吴宓等人下车关门时他在那一瞬间的表情与冲动!
想来那形象是能令人流泪的。
8月31日。
上午，吴宓与陈寅恪继续倾谈，内容显然是昨宵的继续。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吴宓有陈寅恪“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等语的记载。中山大学某些人一直有的猜测，在吴宓的日记中得到证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有人提出“陈寅恪以年老多病为借口，逃避政治运动”，①认为不应让陈寅恪逍遥运动之外。正因为能以病盲为由避免一切周旋，坚不降志的陈寅恪，终能在极“左”旋风横扫大地的十余年间保持了一块罕见的小小的“清静之地”，得以不太受干扰完成其晚年两部重要的着作。饮水思源，十余年来力保陈寅恪的陈序经，功劳大焉!
相见苦短，十二年各人的生命悲欢都要在几天的时间内浓缩地重现，生命在高速度地旋转。陈寅恪赠与吴宓一本《论再生缘》。其时郭沫若已连续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多篇评论《再生缘》的文章。捧着挚友七年前的大作，吴宓用了一个中午的时间将其读毕，下午又前往陈宅与陈寅恪再度倾谈。显然，时年已七十一岁的陈寅恪，与时年已六十七岁的吴宓，两人同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
这一天，陈寅恪还赠与吴宓一首七律。这首题为《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的诗，实际是60年代初陈寅恪对生存状态的自述，全诗如下：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着书唯剩颂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其中“留命任教加白眼，着书唯剩颂红妆”两句尤为可圈可点。“加白眼”三字，极传神与甚真实地表达了其时陈寅恪身处的环境。“教育革命”的浪潮对此权威既不能肆意无忌地扫荡又不能无礼待之，正所谓“用”之无味，弃之不敢，无可奈何，只能以“白眼”相待。此三字点题，世态炎凉毕现。
很难明白，足不出户的陈寅恪，为何对自己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位置”有如此精确的了解?
这一夜，广州下起了滂沱大雨，在夜来风雨声中，已感疲倦的吴宓，怀着某种莫名的伤感进入了梦乡。
在当天的日记中吴宓作如是描述，“终夜大雨，风猛雨急，宓感孤寂，又忧水灾，有‘极天檐瀑沸肠肝’(李思纯1923年诗句)之情景”。此种意绪，与十七年前吴宓困于四川成都，感受着抗战胜利前夕时局更加动荡靡烂的心境何其相似：“晚预警，途人驰奔……旋闻紧急警报，宓与诸生立柏树荫中，望黯淡之新月，远闻投弹爆炸之声……”
对于一些人来说，生命的本色并不因岁月风霜的侵蚀而有所改变。感伤的吴宓与不屈的陈寅恪，对此作了最好的阐释。
9月1日。吴宓抵达广州的第三天。
陈寅恪继续与吴宓倾谈。在这一天，陈寅恪着重对挚友谈了着述“钱柳因缘”一稿的构想与真实意图。陈寅恪向吴宓和盘托出他耗费七年光阴着述这段因缘的详细想法以及欲阐发的“历史之覆”。吴宓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叙述：
……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心爱陈子龙，即其嫁牧翁，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又及卞玉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着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
吴宓这段记叙太重要了，它成为洞察陈寅恪研究这段历史的目的的一条最有价值的材料。
陈寅恪虽然远在1954年便开始撰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一书，但第一次透露这位史学大师研究明末清初这段历史信息的，是三年后《光明日报》的专访报道，也即前文已述的《访陈寅恪教授》一文。在文中记者这样写道，“目前，他还要研究柳如是的事迹……”。第一次正式向中国史学界介绍陈寅恪晚年着述“钱柳因缘”动态的，是1959年第7期的《历史研究》杂志。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新闻，其实这已是“旧闻”，陈寅恪笺释“钱柳因缘”已整整五个年头。很可笑的是，陈寅恪的研究被纳入中山大学迎接建国十周年、实现史学跃进的报喜消息中。1959年，陈寅恪的着述才过半，远未到完成之日。
50年代这类报道为时人留下了不少悬念：陈寅恪为何出人意料地研究柳如是? 陈寅恪将怎样处理这段历史? 今天，依然有不少人对陈寅恪晚年费时十年，穷全部精力去研究“钱柳因缘”不能理解。
1961年10月，中山大学校刊第一次报道了陈寅恪着述《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一书的情况，“已经写了四十多万字，全书接近完成，他还准备修改《再生缘弹词考》一书”。寥寥数语，语焉不详。同月26日，《羊城晚报》在第一版“中山大学教授积极着书立说”的报道中，有“陈寅恪教授的《钱柳姻缘释证》已经写了四十多万字，全书接近完成”等语，亦属语焉不详。1962年1月，中山大学校刊第二次也是在60年代最后一次报道了陈寅恪的着述情况，语云“陈寅恪教授将继续完成《钱柳姻缘诗释证》最后一章，预计上半年全书完稿，将近六十万字”。最终还是语焉不详。
到了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最后定名为《柳如是别传》的着作，缠绕在中国史界学人心头的疑问才第一次得到了初步的解答。但有关《柳如是别传》的学术争鸣却在发展。解读这部恢宏的巨着，已成为探讨陈寅恪文化思想与历史意识的重要一环。
也许后人对《柳如是别传》还将有新的解读法，但吴宓“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着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的理解，是直录当时陈寅恪的着述心态。有些人终生相对，也无话可说;有些人只见一面，便觉有一生的话要说。陈、吴两人，正属后一种人。中山大学曾慨叹没有一个内定为“又红又专”的教师能像黄萱那样跟随陈寅恪。非是不能也，实在是面对着这样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许多人“无话可说”。用“意气相投”等语，也不足以形容陈、吴这种心灵相知的人生境界。
这天傍晚，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款待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历史又一次给了后人一个机会，了解陈寅恪在60年代前期心目中的知己友朋。在陈寅恪拟定的陪宴者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很熟悉的冼玉清、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梁宗岱夫妇的名字。这些人除冼玉清外，既是吴宓在清华园时的学生或同事，更是陈寅恪的相知。渊源总是无法割断的，此言不差。
吴宓心灵的伤感，总能为历史场面作某种最有代表性的定格。在是日宴会的记叙中，吴宓写道，“小彭搀扶盲目之寅恪兄至，如昔之Antigone”。吴学昭注释为：“Antigone即安提戈涅，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之女，陪同目盲之父从底比斯开始流放，直至其父在雅典附近死。”①
9月3日，吴宓访粤的最后一天。这也是略带欢愉气氛的一天。人生的沉重，在这一天似乎已远离而去，生命在感受着甚为难得的温暖。吴宓两顿正餐都在陈宅用膳。唐筼尽其所能铺排了美酒佳肴款待吴宓。
正是在这欢乐的时分，陈寅恪赠与吴宓四首新写的七绝。诗的悲凉与这种欢愉的气氛有很鲜明的对照，日后两人的命运在诗中已有了某种预示。
陈寅恪的历史感觉在他的生命历程上总留下伏笔，后人在追寻他的人生烙印时总能看到这些伏笔的顽强展示。伏笔所带有预言式的历史意味，生命便成了一次可以预知的、不可逃避的旅程。在这四首总题目为《赠吴雨僧》的绝句中，第一首最具这种“历史感觉”。诗如下：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这是一首很直白的诗。陈寅恪的诗素以既擅用古典、又含今典见长，知音者吴宓也曾有“非读其自注或与密谈，焉能知其含意”之叹。而这首很浅白的诗，它最折人肝肠的是诗作中直见一种浓烈的“痛感”。这种痛感更因命运不幸而言中更具感染力。
吴宓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挚友相聚。陈寅恪料到了。这首实际已点破了“题”的七绝，并没有触发吴宓更多的伤感。甚至唐筼在赠与吴宓的两首七绝中还有“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等句，①其美好的祝愿与愉悦的心境跃然纸上。因为唐筼甚赞成吴宓下一站赴北京，祝愿吴宓与前妻陈心一复合。
吴宓要走了，又将向北远行。
据吴宓是日日记所叙，分离的一夜似很平静，晚宴完毕，八点吴宓便回到招待所收拾行装。4日早晨六点，陈序经与刘节亲自到招待所送行，七点吴宓已登车离去。
有些生离死别，只把悲凉留给后人，留给历史。陈寅恪与吴宓的“生离死别”便属于这一种。十个月后陈寅恪跌断了股骨，二十六个月之后吴宓才得知此事，他决定再一次南下探视挚友。甚至他已有“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着作，写订年谱、诗集等”打算。这是1964年的事情。但此年已不比彼年。对于一个年已七十、日渐感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像一个紧箍咒在头顶不断盘旋的老人来说，远行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吴宓筹划了三次，三次访粤计划皆不能实现。而1964年的陈寅恪，也没有像三年前那样热切盼望挚友的南来：生命已像残灯枯油，陈寅恪已开始有意识地谈论着后事。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真的一语成谶。
在陈寅恪的晚年，1961年八、九月间的前后五天时间里，也许还不算太特别的日子。尽管这种挚友的重逢，数日几乎要浓缩十余年无法倾吐的知心话的情形在陈寅恪的晚年甚为少见，尽管这几天的深情“泛滥”，于晚年常感痛苦的陈寅恪是一次极好的精神享受。甚至被辗轧得支离破碎的情感，藉着吴宓的到来获得了一次极大的抚慰，但它毕竟只有五天时间——一百多个小时。五天过去，陈寅恪还将面对着数千个长夜。命运的恐惧，就在于它对一些生命不把其体内犹存的一丝半缕生气与希望都扼杀殆尽，绝不罢手。陈寅恪还将经历这种逐点逐点被扼杀的过程。
这五天，于这个悲情的生命只是很特别的人生一瞬。
但于历史而言，这五天则是很见光彩的一页。七十一岁的陈寅恪，还能坚定地表达他所一直坚守的“不降志、不辱身”的思想信念。就生命意志而言，此刻的陈寅恪，与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陈寅恪没有什么区别。正是这种精神，令陈寅恪在暮年依然能完成近百万字的长篇巨制。在七十一岁这一年，这一个独特的生命，再次展示了生命意志于人生的意义。

中国学人的悲歌

1 如果吴宓不是8月底访粤，而是10月底或者还要稍后一点访粤，吴宓与陈寅恪重逢的五天，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吴宓南下探视挚友来得早了一点，他没有看到很感人的一段日子。这段日子似乎可以改变陈寅恪生命中的某些东西。
为了这段岁月的来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足足准备了半年。从1961年2月份开始对广东知识分子情况进行摸底，到9月份，陶铸终于掀起了他精心布置的第一场“知识分子问题”的风暴。
1961年9月28日，陶铸邀请广东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广东省委召开的座谈会。应邀赴会的有在广东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有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广东省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陈寅恪也在受邀之列，但他没有参加这次盛会。①
这是一次被广东知识分子称之为“久旱逢甘露”的座谈会。9月28日广东省委召开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60年代初的中国是空前的，但没有绝后——半年后周恩来、陈毅等人在广州参加了“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并先后在会上作了报告。这两个会议被称为6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里程碑。
在9月28日的座谈会上，陶铸作了一次感情充沛、马上引起争议的演讲。摘录该演讲中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内容，今人读之，数十年前的情景恍如昨天刚过。陶铸云：
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以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信任不够。……现在我们是要把团结提高到新的水平，一是尊重，二是关心。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就是比一般人多读了一点书。中国有句古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有些道理的。……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哪能谈得上新的团结。……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红透专深”这个提法陈毅同志不大同意，我也有同感。什么叫红透?红透就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是不是就红透了? 我就是没有红透的，我还不敢有这个要求，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专家呢?②
陶铸说得铿锵有力，回肠荡气。广东科学馆的会场内回荡着“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的声音。不少人当场流下了眼泪。
1958年以来高校的各类政治运动，在陶铸的讲话中基本上被否定。
十二天后，陶铸在其亲自筹划召开的“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再次发挥：
我们不能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那个名词伤感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们(指在场的高级知识分子)现在只有二十四斤米(不到五斗米)还是跟着我们搞，所为何来! 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很差，精神上也对人不那么尊重，人家还有什么想头呢!③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桂冠”。
半年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毅等人肯定了陶铸这一做法，并在全国性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脱帽加冕”开始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曾任职于东北野战军的陶铸，具有打大战役的气魄。短短三个月时间，先后在广东召开了五次大型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先后有两千多人直接参加了会议。如同打一场战争，陶铸的构想是要“层层发动，人人传达”。10月10日，陶铸以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在广州及从化温泉主持了一次“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及广东五省区的“高知”代表共一百零二人汇集广州然后移师于从化温泉，倾听了数场“尚不敢相信、尚未回过神来”的报告。
在60年代“经济困难”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两张大网罩得知识分子快要窒息的时候，陶铸刻意要营造一个春天。
2 令我们最关心的是，在寒暖流来回劲吹下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种怎样的反映?
数千名三十多年前已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今天仍在世的已很少了，但时人还是把当年这一批精英的心态详细地记录下来。这恐怕是60年代最真实、最无任何修饰的一次记录。营造春天的决策者需要知道知识分子真实的内心想法。
在广州，9月28日陶铸讲话的精神广为传达后，“许多与会者痛哭流涕”，① 比喻为久旱逢甘露，当场“表示今后对党要鞠躬尽瘁”。各高等院校“一片振奋”，“众教授表示是枯木逢春”，“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政府这样照顾知识分子”。甚至有人表示，“朝闻道，夕死可矣”。
多么可敬的一群中国人! 也是多么可爱的一群中国文化脊梁。当“痛哭流涕”等词出现在严谨的档案记录之中，后人完全可以尽情地想象在那些传达报告的会场上，群情是怎样的激奋! 令后世者也当流泪的是，这一群实质上已等同“枯木、废料”，快将被“处理掉”的学人，竟马上表示对国家对党要鞠躬尽瘁，更有不少人当场反省自己的不足，“知识分子也要检查自身的不足，要更好地改造自己，才能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党给足了知识分子面子，我们也该想想自己是否称得上是国家的知识分子”!②
历史有多么的相似! 这样的场面太熟悉了。几乎在每一个朝代，在每一部煌煌的历史书中，都回荡着饱受委屈的忠良，仰对朗朗乾坤发出的“恨不能肝脑涂地，以报国报君恩深于万一”的痛呼。也许，因了这种数千年不绝如缕的痛呼，古老的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无论历史在它的身躯上刻下了多少的风霜，留下了多少的创伤!
一种更通俗的说法开始传颂：“听了陶书记的报告，比吃十斤猪肉还有用。”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每人一年也摊不上一斤猪肉。
十五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当代中国开始进入最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时代。为此，亿万中国人花去了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平反，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1961年底的广东，那一场平反浪潮(之所以不称“运动”，那是因为这个字眼太令人惊悸了)，不知可否算“风景这边独好”的一景?
广东省委指示，必须大张旗鼓地把整个知识分子工作带动起来，将座谈会精神传达开去，对党外人士的问题，要逐条加以研究处理，做到件件落实，有交代;对知识分子要搞好政治平反和安排两个环节，批判错和处理错的，要平反和恢复名誉。
即使在今天来看，60年代有此措举，仍不失为大手笔。
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各类座谈会上都提到了陈寅恪受批判的事。但有相同经历的人太多，陈寅恪未成为中心焦点。
陶铸既要知识分子听报告，也要知识分子有猪肉吃。10月上旬，陶铸对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作出了让广东两千名高级知识分子铭记终身的指示。兹将该“指示”摘引如下：
1.确定一个两千人的名单，包括高校副教授及相当于副教授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雕刻家、演员、国家级裁判、专业运动员及名匠巧手等，从1961年11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食油一斤，每户补助粮食十斤(后省委指示再增加食油一斤)。
2.在上述名单基础上，再选出两百人名单，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着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3.在第二项名单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休假期间居住风景区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费。
4.由明年开始，每年分给一定数量的外汇归文教领导小组掌握，以便解决学术界必须进口的治病用药和研究资料等问题。
5.明年1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学术界开展争鸣的园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本省学者的学术着作，以便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①
陈寅恪作为“一流着名学者”被重点点出。这意味着在广东两千名高级知识分子中，陈寅恪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仍是准确的。
细研这份三十多年前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有关指示，令人有无限感触。为知识分子出书出学术着作在当年已成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关怀的一个体现，何曾想“出书难”至今仍困扰着中国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当年出书难也许还有极“左”的因素，今天出书难则是知识与文化的贬值，学人面临的是另一种苦困。数十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就是这样在种种苦困中痛苦地生存着。
从1962年开始，广东多了几个休养风景区，着名的便有西樵山风景区，罗浮山风景区，肇庆鼎湖风景区及新会圭峰山风景区等。这些风景区的建设，得益于陶铸关于让知识分子有休养场所的指示。
3 东南区一号楼前的草坪绿得油亮。
没有参加任何座谈会、也没有痛哭流涕的陈寅恪，在岭南这个金黄色的秋季笑得很舒心。
10月14日，中山大学一位叫梁彬的老校工，替陈寅恪买回了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特别批准供应给陈寅恪的副食品。这一天距该小组向广东省委汇报陶铸关于特别照顾陈寅恪等人的指示只相隔三天。② 广东省委的决定在高速地贯彻与执行。
10月16日，梁彬与学校总务处的一名秘书将三十斤面粉、十斤面条、四斤花生油、四斤水果和二斤白糖亲自送到陈宅。陈寅恪夫妇高兴地接待了“彬叔”等人。这天距吴宓离开广州刚好四十二天。
老校工对陈寅恪说，从昨天(15日)开始，政府每日专程从华南农学院为陈寅恪教授供应鲜奶三支，并询问“三支够不够”。陈寅恪高兴地回答够了。陈寅恪说，他的身体“较适合吃牛奶、面包，面包因为发酵过，所以很松软”。①
这天秋阳很灿烂，陈寅恪的心境也很灿烂。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像这样与陈寅恪“拉近距离”的绝好机会，学校却连一个科长级的干部也没有随同前去“慰问”。
从此，梁彬与陈家来往渐多。他每天都要进城到位于广大路的广东教育局去取华南农学院送来的鲜奶，早去早回，然后分头派送。开始，只有陈寅恪、姜立夫、许崇清、陈序经、冯乃超等人可以享受这种特殊供应。后来经济形势渐好，中山大学一批二级教授都能享受这种供应，但只有陈寅恪一人能享受每日三支鲜奶。
梁彬成为陈家的常客。现在已七十多岁的梁彬仍清晰地记得，有时他去陈宅送鲜奶，若碰到陈寅恪在客厅，陈便主动呼他“彬叔”，招呼他上楼坐。有好几次唐筼想到广州城内见海外客人，陈寅恪找来梁彬，说，那就让彬叔陪你去吧! 所以深为陈寅恪信任的梁彬，好几次陪唐筼去过当时广州最负盛名的宾馆“华侨大厦”。梁彬办事勤快，忠心耿耿，抗战时已服务于中山大学，数朝元老，本色朴素，这也许是陈寅恪愿意其参与一些家事的原因吧。世人谓“陈寅恪不好接触脾气大”，梁彬与陈寅恪的交往，提供的是另一种例证。
梁彬回忆，他为陈宅送东西直到“文革”开始时才结束。
从1961年11月份开始，广州粮食局特别为陈寅恪提供面粉、面条及食油的配额;广州第一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穿与用的物品配额;广州第二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副食品的配额。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陈寅恪享受到无人能比拟的特殊照顾。
只是在那些困难的年月，享受特殊照顾的还有一批人，还分成很多的等级，与这些人相比，不知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魁首”陈寅恪，可算第几等级?
至今尚未发现有任何人向陈寅恪如陶铸所说的那样——“对于过去批判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想来这是非常尴尬的事。当年“批陈”，除了贴大家报，大部分时候是暗中批，也没有对陈寅恪实施过什么错误的处理。平反与道歉，便无从说起。
但这些都已无关紧要了。
1962年2月4日，正是旧历辛丑年除夕，陈寅恪有《辛丑除夕作》诗，有句云：
病魔穷鬼相依惯，一笑无须设饯筵。
诗句不失诙谐幽默。十五天后，也即旧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陈寅恪作《壬寅元夕作，用东坡二月三日点灯会客韵》诗，有句云：
江河点缀承平意，对淡巴菰作上元。
七天后，也即1962年2月26日，陈寅恪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诗，有句云：
南国有情花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
4月3日，陈寅恪欣赏过广州京剧团新谷莺等人的演出后再一次赋诗，有句云：
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
在短短数月间，在陈寅恪的诗句中比较集中出现了“点缀承平意”，“春与人同暖”等比较平和的句子，在陈寅恪的“诗篇纪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上甚为少见。
1962年2月14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前往中山大学探望陈寅恪。竺、陈两人相谈甚欢。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追述：
寅恪他住原住的宿舍二楼，精神甚佳而健谈，虽目盲而谈笑风生。吴副院长与彼乃二十五年前联大老同事，与其夫人亦相稔。……谈到英国，云人只知英国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的汉简，而不知奥里斯坦(Aurelosteim)初发现莫高窟时，取了许多西藏文的稿件，对于唐和吐蕃史料尤可宝贵。其初存于印度政府机关(Indian office)，现不知在何处，曾函科学院图书馆，但迄无回信。我允回京后为之一查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精神甚佳而健谈，虽目盲而谈笑风生。”这是同时代人对1962年初陈寅恪的精神面貌最传神的一次描述。至此，在1961年底开始的特殊照顾，犹如雪中送炭，暮年人生恍似夕阳西沉时天际突然掠过一片耀眼的彩霞!
那一份心头之暖，在顷刻间亦令陈寅恪干枯的双眼泛起一片湿润。如果此刻他的心头涌起对这个世界、对苦难人生的点点宽容及释怀，那么在他的余生中这份暖意则是最后一次涌现了。
这是一段后来被中山大学称之为“陈寅恪心情较为舒畅的时期”。
若说提到陈寅恪的晚年不可能不说到陶铸的话，则这位共产党的省委书记1961年之后以他的权力，改变了陈寅恪晚年的部分命运。但陶铸无法改变陈寅恪命运的“苦寒”色彩。
4 这是一节很值得探讨的历史。
陶铸为何在1961年在中南地区引发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振荡? 与陈寅恪并无历史渊源的陶铸为何一再对陈寅恪“优礼相待”?
从时代背景看，经济衰退进入最困难时期的1961年，已到了非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不可的关头。继3月份的“广州会议”之后，5月21日，毛泽东又在北京主持了二十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该会议讨论了多个议题，其中便有一向不太为后人所留意的一项：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②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特别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的作风必须纠正。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人，要进行甄别平反。③
9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又称《高教六十条》)。此条例有多项规定，其中有数项指出，必须“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提高学术水平”等等。①
这些，都可以看作是陶铸在九、十月间调整中南地区知识分子关系的理论依据。
但陶铸公开倡导向知识分子赔礼道歉，公开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这一步毕竟在当时超前了许多。当时陶铸最高的职务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他的倡导与建议在全国并未产生大的影响，但将60年代前期最早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功劳归于这位湖南人，大致是不错的。
这位1908年生于湖南祁阳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共产党人，一生其实与学术并无太多的牵连。他十三岁辍学当商行学徒，十八岁成为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一年后便投身武装革命运动。从此奔走呼号，逐步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陶铸后半生的经历中，第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位职业革命者对文化与知识的贡献，是1949年初陶铸在北平奉命组建南下工作团，准备随南下解放大军将文化人才撒遍大江南北。不到一个月时间，陶铸在北国便组织起一支主要来自平津大专院校过万名知识青年的南下工作团。这件事给陶铸印象太深了，十四年后他对中山大学领导人再次提起这件事，说明管理学校与学生，主要是靠深入到学生中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这件事的成功，表明这位大刀阔斧式的人物以后在知识界将有一番作为。据说，陶铸在1949年为了招到“兵马”，曾多次在北京“全聚德”饭店宴请当时京华的一些知名教授，请他们动员学生参加南下工作团。
这是陶铸与学界精英打交道的第一例。
1951年，四十三岁的陶铸来到广东，出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随后，开始了他主政广东十余年的历史。
五六十年代的广东，有一批在全国也是知名度甚高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粤剧名伶红线女及马师曾，1955年从香港回到广州，第二年即率广东粤剧团晋京演出，毛泽东等人前往观看。以后毛泽东数次南下广州都观看红线女的演出。同年5月14日，周恩来亲笔为红线女所在的剧团题了词。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广州的珠江游泳完毕，即在游船上宴请了红线女。② 陶铸在“文革”前对红线女、马师曾的关心照顾，为广东文化界人士所共知。
此外，在广东的全国知名专家还有向以“稻种之父”着称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在50年代为消灭血吸虫作出过重大贡献、曾先后三次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寄生虫学权威陈心陶;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陈焕镛等人。
当然，还有史学大师陈寅恪。
这些，都是广东之宝，也是中国之宝。
独当一面的地方官，任谁都不会忽视这些“国宝”(陶铸语)的存在。但仅仅是这些，尚不足以解释独特的历史现象。
与这些学人接触，陶铸体会到“知识就是力量”的真谛。“大跃进”时，各地拼命“放卫星”，热得也可以的陶铸希望水稻种植权威丁颖支持广东“放卫星”。耿直的科学家坚持说那是不可能的事，陶铸恼了，公开在会议上批判丁颖“右倾”。谁想很快真相大白，“卫星”放到广东全省当年年产量达一千亿斤粮食这样的程度。实际上连同其他杂粮算在一起，这一年广东粮食产量勉强只有三百亿斤。结果1959年广东出现“大粮荒”，陶铸公开作检讨。在这点上陶铸倒有气量，公开承认没有听丁颖的话。①
对陶铸关于“知识分子”概念产生影响的，也许还有这么一个略具传奇色彩的人，他就是当时的华南工学院院长、一级教授罗明燏。罗明燏，广东番禺人。这位曾赴英国、美国进修和考察过航空工业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大兴基础建设的年代，成为陶铸身边一位常常能医治“奇难杂病”的高手。比如50年代台湾国民党的飞机常从广东汕头一带飞进大陆，广东沿海急需修建新机场。当时主持其事的苏联专家设计的方案耗时且工程费用高，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某日陶铸驱车亲自将罗明燏从广州接到施工现场，不知底里的罗明燏身上仅带了一把计算尺。经过现场勘查，罗明燏提出了一个快捷省时省工的大胆方案，当场进行论证与试验，两相对比，结果采用了罗氏的方案。最后，工程完工交付使用，不但节约了一笔巨大的工程费用，而且节省了时间。此事在广东学界传为佳话。
若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角度去看，则这一群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很鲜明的爱国意识和高洁品格。
陈心陶，30年代初即获美国哈佛大学病理学博士学位，40年代后期再赴美国从事蠕虫免疫研究。1949年10月应陈序经之邀，从美国返回岭南大学任教。此举一直被共产党称赞为最可贵的爱国行动。
陈焕镛，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20年代主持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30年代先后在世界植物学会一些机构中担任重要的职务，并被一些外国植物学会聘为名誉会员。1949年从香港回到广州。陈焕镛一生发现植物新种百余种，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罗明燏，二十岁刚出头便为“南天王”陈济棠、林云陔等人看中，大加培养，先后主持广东一些大型的建设项目及兵工厂的投建，若要暴富，“陈济棠时代”已有机会。但直到走完坎坷的一生，这位学人仍两袖清风。40年代中，罗明燏曾率团赴北美考察美国与加拿大的航空工程，1947年便回到祖国，出任中山大学教授。
姜立夫，中央研究院首任数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从台湾辗转归返大陆，真诚地拥护新的社会。
陈寅恪，1949年前后谢绝一切关于移居海外的劝说，安于栖身康乐园，潜心着述，毅力惊人。
………
这是些有多么相似的人生。他们的“恋土情结”，他们对中国文化情感的一致，已揭示了这么一点：比起封建时代的学人，现代学人的文化人生所呈现的历史意蕴要丰富得多。在大一统时代所缺乏的开放与比较的对照下，现代学人们最终仍归依本土文化，这可以说他们续写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一章，新添了前所未有的内容。
只有对他们有感性的理解，具体的接触，陶铸才有可能发出“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这样的感叹。
在以后，陶铸还将继续照顾“国宝”陈寅恪。
但以后每一次照顾出现的前夕，都是陈寅恪又多遭受新一重灾难打击之时。故特殊照顾很动人，但苦涩的味道也很浓很浓。
5 尚有尘封的一段史实还未述及。
陶铸“脱帽加冕”的做法，并没有获得“一边倒”的喝采声。几乎是在知识分子痛哭流涕的同时，来自高等院校的一些党员干部的怀疑声与不满声，开始反馈到广东省委。最大的怀疑是，“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否牺牲了原则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更多的直观感受是“他们又翘尾巴了，又讲怎样对待我们的学术地位等等，什么狗屁都放出来”。① 这些话都是摘自历史档案的实录。
这些认为陶铸“过高估计了知识分子的进步”的人，其实绝大部分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甚至不少人还是在民国年间的旧制大学毕业的。若按“出身、经历”来划分，他们同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58年还属被批判的那一类人。困难的是，对这种现象已不能简单地从个性与品格方面去探究，甚至这些成为“党员”、成为“干部”的人，在其他人眼中骨子里依然是一个“可以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相反，一些真正以政治工作为职业的干部，尚在细琢陶铸讲话的精神，尚在辨别政治风向，尚未贸然表态。而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却早已声言陶铸是“过高估计”了。
很悲惨的是，六年后这里面其中的一些人，最终戴上了造反者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顶“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饱遭折磨而死。1961年这些人就曾这样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提法应该是一顶帽子，平时就装在我们的衣袋里，需要时就给他们戴上。”②谁料他们这种提议到头来反为自己身受!
揭示有些历史事实，犹如在挖刚愈合的伤疤。愿这样的历史永远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