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访厦门结书缘》(原文全文)

厦门给我以美的印象。

很早之前，我就从鲁迅先生的书信和文章中知道厦门是一个美丽的南中国的海岛(现在，已筑起长长的海堤，连接着陆地)。在那美丽的海岛上，有座“华侨老人”陈嘉庚先生捐款兴建的厦门大学。而厦大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9月到1927年1月教学、写作和战斗过的地方。他辅导过一批文学新军，播下了新文艺的种子。我从鲁迅先生的笔下，仿佛看到“背山面水”“风景极佳”(致许寿裳信)的海岛，“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致韦素园等信)而在静静的夜际，我也仿佛听到远远地从南普陀寺做傀儡戏传来的锣鼓声，还不时地飘来更为遥远的海的呼息……

我通过鲁迅先生的书信和文章，与厦门结下了似曾相识的友情;而1962年开春的初访厦门，又将我与厦门结下了书缘。时光流逝，骎骎二十个年头。如今，初夏夜之风又把我的记忆引向遥远的厦门。

1961年岁尾，为了征求南方五省六市学术界对《辞海》(未定稿)十六分册的意见，组成十二人的小组南下。到广州刚好是1962年的元旦。在那儿进行了五天的活动后，即出发到厦门。

一月在上海是隆冬季节，在厦门却是青山碧水、绿树红花，春意盎然，一派南国风光。

在厦门期间，除了参加座谈会，我还专诚到厦门大学参观集美楼上的鲁迅纪念室。我仔细地看了柜中陈列的鲁迅着作版本。意外地，在一本重新装订过的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精装本的扉页上发现了柔石烈士的亲笔题字：“鲁迅先生送我”。当我欣喜地拿给陪同参观的同志看时，才发现厦大鲁迅纪念室里，原来保存了一本1928年9月北京未名社初版的《朝花夕拾》的珍贵版本。《朝花夕拾》十篇散文中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等五篇散文就是鲁迅先生在集美楼上宿舍里写的。鲁迅先生赠送给他的学生柔石的这本书，不知怎的又回到集美楼上的鲁迅纪念室来，也可谓是文坛一件逸事吧。我在厦大鲁迅纪念室里首次发现鲁迅赠送柔石的《朝花夕拾》，是我与厦门结下的第一个书缘。

我在厦门结下的第二个书缘，是在厦门的旧书铺里觅得了鲁迅翻译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的珍本。

记得有一次去鼓浪屿的途中，经过厦门仅有的一家旧书铺，遂进去逛逛。逛书铺是我多年来的一种业余爱好。我每到一地，必要挤时间去逛书铺。有时竟有凑巧，于无意中会觅得鲁迅着作的珍贵版本。1953年，我第一次访问鲁迅故乡绍兴，就在绍兴一家冷落的旧书店里掏到1927年7月北京北新书局的《野草》初版本。这次，在厦门旧书店排列着密密麻麻旧书的木架上，《毁灭》的书脊忽然在我眼前一闪。取下一看，竟是1931年鲁迅用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制的《毁灭》珍本。此书封面、装帧、排编、插图都由鲁迅先生亲自擘划，用道林纸精印，毛边本。天地开阔，二十三大开本，又有介绍作者法捷耶夫和原作的序言、后记。拿在手里，赞赏不已，真要感谢鲁迅先生遗留给我们的一份心血凝成的艺术珍品。

今晚，当我从劫后残存的书堆里取出那本《毁灭》珍本时，我又沉入到这本《毁灭》来处的回忆里。今日何日?6月18日。这是鲁迅先生的战友和知己瞿秋白烈士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日子。秋白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七年。当《毁灭》问世不久，秋白同志热情洋溢地给鲁迅写信，表示祝贺。他称鲁迅为“亲爱的同志”，“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他赞扬鲁迅“译的《毁灭》的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是“一个胜利”。秋白同志还说他“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事业扩大起来。”鲁迅欣然接受了秋白同志的祝贺，回信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鲁迅在信中称《毁灭》是“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鲁迅非同寻常地赞许秋白同志的祝词，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瞿秋白和鲁迅在通讯中，从《毁灭》的出版意义，相互探讨了关于翻译的问题。他们的来往书信，先后刊登在鲁迅主编的《十字街头》和左联刊物《文学月报》上，以后鲁迅又将他与秋白同志的两封书信冠以《关于翻译的通信》的题目一并编入他的《二心集》中，与《毁灭》一起流传于世。

几天以后，我揣着鲁迅翻译的《毁灭》珍本，告别了厦门的友人，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海岛。火车启动时，我默然想起瞿秋白同志的诗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当然，诗的借用，只是表明我对厦门的眷念之情。我期望重临厦门的时候，花更鲜，树更翠。

写于1982年6月18日，

瞿秋白烈士就义四十七周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