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西窗的南风》(原文全文)

大海翻动灰黑色的浊浪，冬季的阴霾天气，云头很低。我倚在甲板的栏杆上，不远处，有一位女孩。夜晚溅上甲板的海水被风吹干了，我的脸开始发疼，太冷了。

这是1971年2月，长锦号轮由上海至大连的中途，我发现了那位女孩。我和她都穿着统一的绿棉袄;可以断定，我们都是“知青”，也许都是第一次回沪探亲后，又返回东北黑龙江。服装在那个乏味的年代仍然隐隐代表着某种职业和阶层，仍可以借此分析对方的身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自从1969年“上山下乡”这一最高指示所规定了的青年方向发表后，上海为去黑龙江和吉林这一寒冷地区的知青分别制定了棉制服;赴黑龙江各兵团农场及农村的知青为大、中、小三类棉大衣、棉帽、棉军衣、棉裤。去吉林的青年，领取棉帽、棉短大衣，棉裤，以上的服装均为草绿色，式样臃肿。到了农场，我才发现天津和北京的知青大衣为草黄色，式样也更接近准军队制式，令人羡慕。哈尔滨、齐齐哈尔知青，本就在省内生活，没有制服。陌生青年相遇，来自何地一眼便看得很清楚。

海船由沪驶向北方，女孩最多有18岁，留着“童花”头发，身材娇小，看上去她是注意修饰的，因为寒冷，她披着棉军服，内穿一件藏青中式小棉袄，领口围着鹅黄领套(开司米织成条状，两端有揿钮，围在颈处以御寒，具有高领毛衣般的装饰性，现在已归于历史了)，她看着海洋，并不知道我在注意她，看来她是独自旅行。有几次我与五六个同伴走下甲板，或一同在旅客食堂看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时，我都注意到她是独自来的，她的脸从来没有笑容，也不跟任何人谈话，眼睛明亮，但有着郁闷的影子。有一次，当我独自一人同她在狭窄的舱内通道相遇时，她像是怔了怔，我侧过身让她过去。我发现她是那样地娇小，她的棉军衣和我的臂膀轻擦了一下，留下一阵小风。我看清了她穿着十分合身的黑卡其裤子，裤脚露出黑边鹅黄色的运动裤，翻毛皮鞋扎着当时十分流行的白鞋带。如果是在90年代，或是在西方电影的情景之中，这种际遇将会使一个陌生男子涌动着说话的欲望——“您真漂亮”，“谢谢”，于是交臂而过。然而在那个年代，我们相视无言，她仅仅在我心中留下一张照片、一个细部和那阵小风。

近期，我曾听闻一个朋友在四处奔走，打算编辑一本《文革中的市民生活》的书，我不知道他除了收集各地的票证和供应情况外，是否还注意到当时地域之间人们服饰特征的明显距离。在70年代初，上海的男女青年仍是以卡其布紧窄的长裤为流行的，所不同的是，文化革命大潮中体育的一枝独秀，使城市男女均以运动装为时髦，当时标准的打扮，有厚绒或48支薄形拉链翻领运动衫，裤装就如那女孩的款式，以露出内里的运动裤脚为细节。尼龙袜，白色乒乓鞋抽去鞋带，将鞋舌翻入鞋内，脚背可直接露出袜子的颜色。这种装束带到北方后，首先遭到北派人士的一致抵制，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阿飞，“鸡腿裤”。此时的东北大地，正流行难看而肥大的军裤(也许是经济的原因，裤子肥大冬季可罩棉裤，夏季单穿)，脚着军用翻毛皮鞋，时髦的细部仅是将篮球鞋的白鞋带系在这类皮鞋上，别具一格。按如今的消费心理分析，大概这是一种富有的标志，在当时，要拥有一双上海产的高帮回力牌篮球鞋是极为奢侈的挥霍，这种鞋的鞋带价格倒是便宜的。

南北之间因为服装的差异形成斗法，僵持的时间并不长，东北青年很快就接受了“鸡腿裤”的尺寸，而坚固保暖的翻毛皮鞋，同样也得到南方女孩的认同，走在冻硬了的或泥泞的土路上，这种鞋更为方便。在一年的时间中，北方青年已经改小了棉裤的尺寸，并推迟了穿着的时间。然而将两地间时髦装束浑为一体，或许是上海女孩更热心从事的工作，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船上的这位女孩的改良可称是完美无瑕的，此外她的藏青色、黑色，以及若隐若现的鹅黄色的搭配，甚至是高于流行色的境界，达到品位和气质，遗世独立的美与神秘的统一。

以后我和她可以单独站在甲板上了。我们相隔二十米，在左舷或右舷，相隔着寒冷的海风和海涛声，看海。她有时取出口琴，试着音阶，声音不连贯地上升，然后停止。她倚着栏杆，鼻尖冻红了，眼睛盯着海浪，她几乎从不看我，但也许她明白有这样一个不满二十岁，瘦高的，戴着棕色羊剪绒皮帽的青年在远处。似乎我是一个陪伴，固定了的一个景像。上船的当晚，我与同伴们在难闻的底舱玩牌(那是有名的“十三道罗宋”)，我感到无聊，我听到空气中飘来口琴单调的声音，音阶一个一个往上爬，然后又重复着。我拿着满把的牌，试图拼凑一个“三轮车”(牌式)，突然就放手在平铺的报纸上，跑了出去，在吵闹中我慢慢地爬到顶舱，才冷静下来，这是干什么，我慢慢踱到甲板上，四处一片漆黑，浪花细碎的声响中，只有尾旗单调的忽忽声。我感到了苦恼。我看见她站在左舷近船尾处，我们相距二十米，舷窗在她身边留下明显的灯彩。她没有回头，似乎是看着漆黑的海洋，我们远远地相持着。不知过了多久后，那几个同伴骂骂咧咧地寻找的声音逐渐近了，我有些无奈，于是只能返回那温暖的、难闻的底舱去……

两天两夜的旅程即将结束。虽然我仍然经常站在甲板上，她也经常站在二十米开外的地方，然而此时凭栏远望的旅客逐渐增多。天气好了，渤海寒冷的洋面上，阳光耀眼，海水如深蓝色的、大块大块的玻璃那么碎裂和喧哗，风吹向船的右舷时，人们便走向阳光处的左舷。我觉得严峻的时刻即将到来，那就是——再也没有同女孩说话的机会了，从此就要分手，没有“再见”这句习惯用语。也许，谁都知道在这条船上，这次航程中，有一对男女相隔二十米，却无法相互走近，谁都在关注这件事——在当时的行为规范里，你还没有学会可以轻松地对陌生的异性说话，那积累着的苦恼，只是形成强大的内心压力。

我们走下舷梯上岸。同伴们高声说话，仍然抱怨着风浪的恶劣、饭菜的恶劣。他们有逃脱的快感，只有我深深地落寞，我们都将去换坐长途火车，继续北上，重新面对新开垦的土地。就像古诗所言的“青春结伴好还乡”，我们是莫名的高兴的，这是一个家乡，一个归宿，但那个女孩，却使我感到归宿的渺茫。我回过头，想看一看她，也许“看”在许多无奈中是一种解脱了，可是没有发现。绿棉袄，藏青色的小棉袄，鹅黄领套，没有。

大家提着行李，顺大连港漫长的码头朝出口走。这段路极长，沿码头有一个一个仓库，似乎没有尽头。不久我们就出汗了，我们站着脱下帽子，我这时发现了前方极远处的那个女孩，她拖带着两个极大的旅行袋，一个背包，绿色棉军衣脱下挽在臂弯里，孤零零地走得很慢，太阳明晃晃地照在头顶，我们都累极了，我们的行李里塞满了各种食物，我想那女孩沉重的旅行袋里也不会是别的东西，也许整整一年或两年，我们都收藏着这些食品以改善伙食，大家的手被行李勒得发木，远处那女孩每走十几步，也停下来休息，我觉得她跟我们这些吵吵闹闹的旅客相比，更为弱小，孤独无助，没有一个人帮助她，谁都急匆匆往前走，从不回头。她停顿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离我们也越来越近，我很想帮她，我努力地高声说话，希望引起她的注意，但显然她没有听见，她没有转过脸来，或再练习一下她的口琴音阶，她拎着两个沉重的旅行袋，走几步摇摇晃晃放在地上，再拎起来，放下，我加快步伐想赶上她，我幻想接近她时，也许会有帮助她的勇气，但这种追赶的方式，无法不顾忌同伴的状态，我知道他们一旦发现这种意图后其反应的激烈程度。

我像是带领着一帮散兵游勇，忽快忽慢地往前走，走到与她相隔近二十米的距离，发现她站着发怔，她背对着我站着，看了看手，看了看两边的旅行袋和扔在地上的棉衣背包，然后蹲下身，拉开两个旅行袋的拉链，用力将它们翻倒过来——袋子里白花花装满了晒干的年糕片，满满的两堆年糕片，被她倾倒在码头上。

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船在鸣号，码头上的吊车在装卸货物，旅客急匆匆地顺着码头疾行，只有她站着，如流水中的一块静止的石头，似乎遗忘了一切。

可能，我注定只能在二十米开外关注她。女孩只怔了怔，她做了这件异乎寻常的事，事后将她的棉衣和空旅行袋塞入另一个旅行袋中，拎着它，疾步消失在人群中，在我的眼中，她永远消失了。

走近那两堆年糕片，我听到一个北方人的疑问，他显然不知道这白色片状的东西为何物。我看着它们，胸中充满悲哀，我知道这也许是女孩全家过年时的规定购买量，再加上亲戚们的援助，大家为她的远行，在深夜里一刀一刀切下年糕，细心放在竹匾里，晒干。大家为这个娇小的姑娘的远行伤心欲绝，将那份爱寄托在洁白的年糕上，大家都要送她去云平路码头上船，也许一路还曾劝告她在旅途中一定请人帮忙，她太娇小了，他们相信有人会在旅途中照顾她的……

但是没有。

这也许是回想时我觉得痛苦的。

一天夜里她走了。

乡亲们都替她惋惜，可如果莲娃当初退婚的话，他们会把莲娃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这样的愚蠢又这样的好心。这就是农民，一辈子也活不明白的农民，自己深受其害又照样去害别人。

我至今都在悔恨，我们懂事太晚了。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