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牛和“信仰危机”》(原文全文)

不久前，我不慎吹了自己一个牛，说是在人生何幸得遇一次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里，三十九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单是通读就通读过两遍。这所说的事尽管是实有的，却也是很普通的事，真是“何足道哉”。然而我竟“道”了，又有几位好心人以舌和笔张扬出去了，以至于使我自己听了都觉得是吹牛。吹牛，向来是不免有其难堪的报应的。所以，待我意识到这回事简直表明我正是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人的时候，业已颇引了些罚来惩自己了。这所惩的罚之一，就是此刻的非得遵奉《书林》编者之命，来写这我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汇报文章。

但此刻我也还心存一个愿望，就是，编者同志一眼看到诸如“吹了自己一个牛”、“颇引了一些罚来惩自己”之类的句子，便嗤之以鼻而善心大发，把我这居然也敢叫做“文章”的东西送进文章病院，或更了当些，打发到文章火葬场去。然而这“愿”是否能“如”，尚未之知，我于是也惟有硬着头皮往下写的一途，——这滋味是又苦又涩的，可谁叫我先前要不慎吹自己那么一个牛呢。

但我又真不知要从何说起。反复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人多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专门家也很不少，更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实行家在，——我落在这样可敬的人们后面真不知有多少公里。而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远不就是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据列宁说，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能够“倒背如流”，——这真了得。可是考茨基后来正是“倒背”着马克思主义走，“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叛”。可见，单就通读两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来说，实在难说得很。

坦白交代吧，我在那场人造的“十二级红色台风”乱个不息的日子里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是因为这在那时还算是得到的好书，又使正在做“牛鬼蛇神”的我读起来不像看——例如——《今古奇观》或《天方夜谭》那么没有安全感。不过也未必十分安全：看到我在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某一卷的一对工宣队员和一位谦称过“勤务员”的“文革”好汉就先后教训我道：“你还看这种书! 你看这种书有什么用!”我敬谨领教了，知道了“这种书”竟对有的人是没“有什么用”的。但“这种书”想必对他们很有用的这三位却并不读它，那就请宽大点让我姑且读读吧。我自己则以为读“这种书”是大有用的，这就是，第二我自五十年代起一直在思索艺术思想和艺术方法的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曾经已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着作得到若干解答和不少启发，这时正可以在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时候寻求更多的解答或启发，并且也的确寻求到了许多。那是科学的智慧的激光，它穿透迷雾一般裹围着现实主义的种种议论，从而有助于我明晰几倍地看到现实主义是什么。还有第三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可以弄清楚操纵着“文化大革命”的无论林彪一帮还是江青一帮以马克思主义名义所发的议论和干出的行为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雷厉风行过的“红色恐怖”及其拜物教徒似的齐声呐喊的“红色恐怖万岁”，据说是“响当当的革命”行动和口号，“好得很”的，因为“这恐怖是对着一小撮敌人的”云。也许真是如此吧。然而那时我尽管正被处于“敌人”地位，却倒颇引这口号以为革命虑，因为按辩证逻辑，这“红色恐怖万岁”自身就包含着这样的意味：它以恐怖对之的“一小撮敌人”竟是已被认定也要寿长“万岁”的。那么，这“红色恐怖”的效用价值，自身就证明为至多是微乎其微。像这样十分简单、连愚笨如我者也推得出理来的道理，叫喊“红色恐怖万岁”的儿女英雄所崇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哪能不懂? 于是，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实行“红色恐怖”，而且要它“万岁”呢? 这问题我那时纵然多思也不得其解。那时又是不能向别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讨教的，——谨防一个小报告甚于一场天灾。然而这样的问题，恩格斯只用一句话就令人大彻大悟了。这一句话是：

恐怖多半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干出来的。

要是我没记错，这话是见之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三十三卷。它不但使我一下子了然了何以要实行确实多半是无济于事的恐怖(即使是“红色”的)的原因，而且一下子看明了实行恐怖者的五脏六腑。所谓“对一小撮敌人”实行的“红色恐怖”之所以大张旗鼓地君临人民群众头上，奥秘原来就在于他们其实是对亿万人民心怀恐惧的。至于他们何以害怕人民，现在则是业已众所周知，无须去说了。

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过程中，我算是顺便也做了点笔记或索引。但像上面提到的关于恐怖的话，即使在笔记本上照抄原文，那时也会犯忌，会有风险的。有一回，在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时，笔记本不在手头，我就在一小片“生产”牌香烟壳纸上抄下这么一段话：

有两种勇敢：桌越的勇敢和智慧贫乏的勇敢，后者从自己的官职中、从它在斗争时可以使用特权武器等等意识中汲取力量。

以为这段话对理解某种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上的英雄观是有用的。不知怎么，这一小片字纸竟夹在了早已发表在四面八方的报刊上，随后又印成单行本并免费奉送给人“学习”的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总共没有一两重的小册子里;又不知怎么，竟给一位好汉翻出来了，于是乎就有了强要令人心惊魄动的一场勇敢的暴雷雨掼落在我头上了：“你这字条子，什么意思? 交代!”“你矛头指向谁!”“你这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轰隆隆! 哗啦啦! 吱哩咕噜! ……

这个英雄如此勇敢而现实地再次证明恩格斯对第二种勇敢的论断，使我越发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真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的宝库。即使只就这种对世人的品格、气质、心地的美丑的辨析来看，也闪射出多少智慧的光芒，教给人以深切的对于人生的思维和把握，显示马克思主义无所不达的真理的力量。

可是，江青集团活该地溃亡以后，据说出现了“信仰危机”，其中包括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不知道人们怎样理解这件事。在我看来，所谓“信仰危机”，既可以是由于信仰的主观方面的发生动摇，也可以是由于信仰的客观对象在现实实践上的经不起考验。而且，单就信仰来说，也还存在着对于对象的盲目的、宗教性的信仰和对于对象的郑重认识了的、科学性的信仰的根本区别。因此，“信仰危机”本身是个不定的、含混的概念。在这个情况下，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看来就带有着主体方面的过度奢侈的自信，或者说，“信仰危机”发生以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大抵就先已潜在着“信仰”者自己未尝意识到的问题。还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重大的积极作用业已使得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面对着此类其实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物，就说了对于后来人们应是十分深刻的教训的话：“我只知道我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自从那时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日益深入人心，这类“马克思主义者”在日益破产的过程中也日益以更新的形式出现，就中也就有我们深受其害因而对之了解甚深的以“最最最”“革命左派”现身的“四人帮”式的“马克思主义”。凡此“马克思主义”则不过是以把马克思主义解释得一塌糊涂的方式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因此，所谓“信仰危机”，若是其实是对这类“马克思主义”而言的，那么，这“信仰危机”倒是一种觉悟的表现形式，还正应当促使这“信仰危机”深化并粉碎性地爆发。但倘若这“信仰危机”是由于总把“四人帮”的“马克思主义”当做马克思主义、总分辨不清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而发生的，那么这“信仰危机”不过是颟顸的产物，就犹如既把鱼目当珍珠，便把珍珠当鱼目，却总以为自己上当了一样。对于这一类“信仰危机”，消除的办法是存在着的，其一就是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认真认识马克思主义。

但这时我仿佛听到吃吃吃的笑声。这准是从别一方面来的。其意若曰：所谓“信仰危机”，乃是眼界开放，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生活的“优胜”，看到了西方意识形态(无论是哲学还是艺术)的“新奇”，如此等等，从而自惭形秽起来，瞠乎其后起来，对马克思主义怀疑起来了，“而你说到哪儿去了呢”。

惭愧极了，我实在说不到或许真是“极乐世界”的资本主义的西方去。较之外国，我们当然有相对落后的部分，但也有着相对先进的方面。要是长着眼睛只会盯着西方世界的望日的晴朗之夜的月亮，却以之比较例如月之初九或廿三的在北京或上海看到的月亮，则“月亮是外面的圆”俨然是正确的。然而流着口水羡慕意识流文学的人尚且以为在唐代诗人李贺的作品中就有意识流创作手法了，国粹主义也就不见得断子绝孙。但我又实在不懂得这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相干。要在这个问题上谈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我看倒是应请反躬自问，您老或您少在有了这个“危机”以前对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信仰的”? 倘若本来说不上什么信仰，这时讲“信仰危机”，不是一种吹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