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念蔡元培所想到的》(原文全文)

四十年前，在穷乡僻壤的小学堂读到一本选收高小学生之作的《学生新文库》，封面上署蔡元培题，由此而想要知道他是一位何等样的人物。及长，逐渐读到一些他和有关他的着述，更是心仪景仰。特别是他在1917年出长北大后所提倡的学术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使北大顿时成了人文荟萃的中心，也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蔡元培一生“爱才、惜才、育才”，《答林琴南书》中“夫人才至为难得”的名言可以代表他的思想。他始终关心和爱护鲁迅是我们早熟知的了。更重要的是，他敢于破除习俗和偏见，不拘年龄、资历，真正唯才是举，热忱地扶持和启用青年。梁潄溟二十挂零，蔡要聘他来执教。人说此君是头年来考北大未被录取的。蔡说：不能当北大的学生不能否认他学有专长，那就请他来当先生。这是何等样的胆识! 胡适和以后在清华任教的钱钟书，都是二十八岁当教授。

1918年末北大教授平均年龄只三十多岁，二十几岁的青年教授就有十多名。这是在当时全国首届一指的最高学府。

现在我们也正在谈论“尊重知识”、“破格选拔人才”，但就以时下最热门的职称评定来说，在许多院校以及文化出版界中已评定教授或编审一类高职的，总数何止超过那时的北大千倍，但要从中找出十几名“二十多岁的青年教授”怕也很难吧!去年有一位三十几位晋升的教授上了报纸头条，可见乃新鲜之闻，凤毛麟角也。是不是吾国吾民的童年期已大大延长，青年们乃至中年都已愈难成长? 大概不会有人承认。那么，青年们乃至中年们要晋升到最高技术职务何以这样难呢?一方面“四化”召唤人才，期待大量的有识、有为的青年们脱颖而出;一方面为保护论资排辈而精心设置的条条框框不少。“年纪还轻日后再说嘛!”“不能越级啦!”“老同志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啦!”院校间互相打听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那里副教授评到哪一年了?”(指哪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似乎已成为一条主要的界线，水平的高下倒在其次之。条文规定大学本科毕业一年后可评助教和助理编辑。以后每五年才具有申请晋升高一级的资格，熬到正高职至少四十出头，有“学力”而无“学历”的就更长了。这当然是后话，时下还鲜有可能，因为还有一大批年龄层次更高的没有评够。

而在另一方面，又精心保护着某些需要照顾者们的利益，有的部门评编审可以不要一篇论文(哪怕只是千字文)，更何况乎着译，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似乎只要年龄越大，水平就会越高。以常理度之，年龄可以增加阅历，学问、授课实际水平则未必然。一个人的学问，究竟不像图书馆里藏书，年代愈久庋藏愈丰并可随用随取;也不是扑满，一年投两个分币，五十年必满百分。知识是在不断学习、更新，不断创造性的发挥和进取中才取得的。古人就曾有过“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感叹，更何况这种所认为的学问还无以为证呢! 国外有的大学规定一位教授如果两年中没有新成果发表就将解聘，实在是将竞争机制引入高校的良策。因为知识这个东西究竟不会自动随着年资增长，水平要过硬，也得通过着述或所研究的成果才能表现出来，不能光凭“我认为”或“年资老”。一株老干树龄虽长因或小或曲或枯不可充梁栋;一棵壮苗如果总让它在地表下曲曲弯弯，待到若干年后才探出头来，也可能已成为“三寸丁谷树皮”了。

蔡元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了，与蔡元培七十年前出长北大时做点比较，我们能悟出点什么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