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朱光潜先生》(原文全文)

朱光潜先生逝世了，我应该写点什么，却不知道写什么才好。凌晨四点钟，我坐在屋里发呆，四周是那样的寂静。

我和朱先生是所谓“论敌”，50年代激烈地相互批评过，直到朱先生暮年，我也不同意他的美学观点，这大概好些人知道。但是，我和朱先生两个人一块喝酒，朱先生私下称赞过我的文章……。这些却不一定有许多人知道。那我就从这写起?

我那第一篇美学文章是在当时批朱先生的高潮中写成的。印出油印稿后，我寄一份给贺麟先生看。贺先生认为不错，便转给了朱先生。朱回信给贺说，他认为这是批评他文章中最好的一篇。贺把这信给我看了。当时我二十几岁，虽已发了几篇文章，但毕竟是言辞凶厉而知识浅薄的“毛孩子”。这篇文章的口气调门便也不低，被批评者却如此豁达大度，这相当触动了我，虽未对人常说，却至今记得。贺先生也许早淡忘了，但不知那封信还在不? 当然，朱先生在一些文章中也动过气，也说过重话，但与有些人写文章来罗织罪状，夸张其辞，总想一举搞垮别人，相去何止天壤? 我想，学术风格与人品、人格以至人生态度，学术的客观性与个体的主观性，大概的确有些关系。朱先生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地写了特别是翻译了那么多的东西，造福于中国现代美学……，这是我非常敬佩而想努力学习的。朱先生那半弯的腰，盯着你看时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带着安徽口音的沉重有力的声调，现在异常清楚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因为自己懒于走动，我和朱先生来往不多。在“文革”中，去看过他几次。我们只叙友情，不谈美学。聊陈与义的诗词，谈恩斯特·卡西尔……，虽绝口不涉及政治，但我当时那股强烈的愤懑之情总有意无意地表露了出来。我把当时填的一首词给朱先生看了，朱先生却以“牢骚太盛防肠断”来安慰、开导我。并告诉我，他虽然七十多岁，每天坚持运动，要散步很长一段路程，并劝我也搞些运动。朱先生还告诉我，他每天必喝白酒一小盅，多年如此。我也是喜欢喝酒的，于是朱先生便用酒招待我，我们边喝边聊。有一两次我带了点好酒到朱先生那里去聊天，我告诉他，以后当妻子再干涉我喝酒时，我将以高龄的他作为挡箭牌，朱先生听了，莞尔一笑。

“文革”后，朱先生更忙了，以耄耋之年，编文集、选集、全集，应各种访问、邀请、讲学、开会，还要翻译维柯……。于是我没再去朱先生那里了。最近两年，听说朱先生身体已不如前，但我消息既不灵通，传闻又时好时坏，加上自己一忙，也就没十分注意。

如今，一声惊雷，先生逝去。回想起当年情景，我真后悔这十年没能再去和朱先生喝酒聊天，那一定会痛快、高兴得多。但这已经没有办法了，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复。只是记忆和感情将以更丰富的形态活在人的心底。而这也就是死亡所不能吞噬的人类的有活力的生命和生命的活力。

1986年3月7日晨五时匆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