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无少年》(原文全文)

朋友让我写一篇关于少年的故事。对于一个三十岁已过的人来说，少年似乎是很遥远的事了。再仔细想一想，我们有过少年吗? 对于任何一个农村出身一直生活在底层的人来说，少年、童年总是匆匆而过，在他很小的时候，成年人的思想和义务的重担，已经明白无误并认为是天经地义地落在他或她的肩上。社会永远是上流社会的社会，只有上流社会出身的人，才会有美好而值得回忆的童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一定社会形态中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我们无非是主导下的童年和少年。当然，一个社会中童年人或少年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又往往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最易发现的标志。譬如讲，如果一个社会儿童的书包过于沉重，个个戴着近视镜，把书包从学校背到家里还完不成人为规定的作业时，就一定证明这个社会在步履蹒跚和目光近视;也如同这个社会的财富占有没有集中到这个社会优秀的人手中而相对集中在并不优秀的人手中，这个社会一定畸形一样;财富集中到优秀的人手中，金钱可以变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如果集中到并不优秀的人手中，金钱可以变成一个火药桶，就会出产欺负、压榨、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凌辱人，迟早社会要为此付出新的代价。

当然，按照通常的说法，童年、少年的苦难没有什么，苦难也是一笔财富。对这种说法我十分愤慨。没经过苦难的，说这话是站着不腰疼;经过苦难的，说这话是自轻自贱。既然苦难是财富，现在再把你投入财富一次可以吗?说到底，苦难只是一种客观存在，摊上了就没办法，这种苦难不值得留恋;否则我们还要社会进步干什么? 社会进步的一大任务不就是要给儿童和少年创造一种美好的没有苦难的日子吗? 鲁迅说：救救孩子。电影中的老一辈革命家常说：咱们苦一点儿没啥，将来孩子就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还有人心存疑虑，觉得我是极而言之，不懂苦难是财富的意蕴、内含和深刻性，那么我摘抄一段朋友的文字，看看是否还有人把这当成财富。我的朋友在他的一本小说集前边，写了一个前言，这个前言中涉及到他的童年和少年。我看了以后觉得这种童年和少年，最好永远不要再出现了。他写道：

我九岁时，父亲病逝，得到的父爱极少。母亲领着她的六个未成年的子女，以巨大的坚韧和不可比拟的吃苦精神，满怀希望地尽母亲的义务。我最小的弟弟有些残疾，我们都隐约觉得他以后会拖累我们，不喜欢他，不愿带他玩。母亲也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过：“你死了吧!”他不吭，眼里涌满泪水。一天我放学回家，听见家里哭成一团，有了一个不祥的预感。进家一看，小弟弟突然病死，已埋了。……我二姐是一个性情倔犟的女孩子，上小学时，我俩同班。一天正吃午饭，母亲宣布不让她上学了。她不干，不吃饭了，就要去上学。母亲拽住她，狠狠打了她一顿。她不屈服，在地上打滚撒泼，哭的声音很大。有人来劝解，母亲说了她的难处，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孩子哪里有钱都上学呢? 二姐不哭了，不声不响提起篮子到地里薅草。

就是这样。这样严酷而阴冷的日子，我们还能把它当成财富吗? 也许有人说，正是这种苦难，才成就了你的朋友成为一个作家，苦难不是财富吗? 但我相信，我的朋友宁肯不是作家，也不会让他的小弟去死和让他的二姐失学。

这还只是生活的重负。在我们童年和少年时代，还有一个比这更加负重的东西，那就是社会及它所派生的政治。在世界东方的国度里，成年人所关心社会及政治的热情，总是比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加积极和投入，这就决定了儿童和少年人生活的枯燥和无趣。特别是当我们处在童年和少年的时代，那是中国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政治集中年代的童年和少年们，心灵的重负和经历的苦难比往常年代更甚。如政治矛盾总爆发的战争时期，少年很早就要背着枪杆告别村庄。如同战争的中国政治运动，许多童年或少年，会在这种时代受到戕害。在七十年代初期，我的一位少年时代的好友，就是这样白白断送了自己的才华、青春和生命。他的少年本来应该十分美好，他的才华本来应该使他成为社会的优秀人才，堂而皇之、自尊、自爱地站在人们面前，但他却沦为杀人犯。这不单是他的过错，而是社会和时代造成的。为了纪念这位少年时代的好友，我写过一篇小说叫《新兵连》。为了详细说明这位少年及他所处的年代，我曾经写过一篇叫《觉悟》的创作谈，现摘录如下：

我有一位少年时代的朋友，姓冯，个头与我差不多，瘦，大眼睛，钢笔字写得很漂亮。

我与冯相识在火车的闷罐子里。我们一起去当兵，他在烟盒上写了一首诗，什么“告别家乡……新家安在长城端”，颇得带兵的李排长赏识，还将“长城端”改成“嘉峪关”。他智商不低，意识超前，能讲许多我们不懂的道理，坏就坏在脾气古怪，当兵几个月，就把周围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当兵两年，他突发奇想，不想当兵了，自己将领章帽徽扯掉，打张车票回了家乡。这哪里行? 半路又被捉回，给了个处分，后来被部队处理回去，回去后，他不参加劳动，自己置了一间清屋，将铺板垫得高高的，开始整日攻读马列。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在这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度，对攻读马列的人一点儿不宽容。左邻右舍的乡亲，皆说他疯了。后来他真疯了。未婚妻不跟疯子要跟别人，他就把这个别人给干掉了，工具似乎用的是锤子(也许是板手)。告发他者，是他的生身父亲。

我与他的友谊，保持到他杀人之前。这一点请大家相信。因为自从听到、见到他疯了，我就胆怯了，不再去找他玩。我不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从朋友的角度讲，我很对不住人，一听人家疯了，就不跟人家玩。

但我们确实有过兄弟般的友谊啊。部队驻扎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当时冯特别爱吃苹果，我也爱吃，星期天就一块搭车去服务社吃苹果。你要掏钱，我也要掏钱，弄得两个人都挺激动。后来他回家攻读马列，我也复员了，带着弟弟去找他玩。他见了我那个高兴，当即就夺过我的自行车，要到菜园子里去拔韭菜，说回来给我们包饺子吃。他骑车走后，他母亲就在我们面前唠叨他如何如何疯。我当即就害怕了，不是担心我朋友疯，而是担心他弄坏我的自行车。一个钟头后，他骑车回来了，手里提一捆鲜嫩的韭菜。我顾不上吃饺子，接过自行车就要和弟弟走，说还有别的事。他脸上那个难受，那个遗憾：“你……你怎么就要走?”我们走了，他站在村头看我们，十分失望和孤独……每当想到这一幕，我就觉得我这个人特别自私和卑鄙……

行了，我已经讲了两个朋友少年时代的故事了。这两个故事，已经可以说明我们的少年了。当然，这种故事对于目前正生活的国民来说，也许已经遥远(历史是多么容易遗忘啊)。我只是想说，我祝愿任何社会形态下的人们，童年要让它有个童年的样子，少年要有个少年的样子;如童年、少年个个深沉得像个成年人，成年人在一起斗争得像个儿童，这个世界就不那么健康和美好了。健康、美好、真实、善良，总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啊! 这与共产主义理想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