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权势说真话（节选）》原文_什么意思_赏析

对权势说真话（节选）

[美]萨义德

当然如此，但我的论点是，对于当代知识分子而言，以往客观的道德规范、合理的权威已消失，他们生活在困惑的时代，只是盲目支持自己国家的行为而忽略其罪行，或者只是消极地说：“我相信大家都这么做，世事本来如此。”这两种反应方式可以接受吗？相反，我们必须能说：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为了奉承、讨好极有缺憾的权力而丧失天性；而是——再次重申我的论点——具有另类的、更有原则立场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事实上能对权势说真话。

那并不是意味像《旧约》般以雷霆万钧之势宣称每个人都是罪人，基本上都是邪恶的。我心中所指要谦虚、有效得多。谈论以前后一致的方式维护国际行为标准及支持人权，并不是向内心寻求由灵感或先知的直觉所提供的指引之光。全世界的国家，至少大多数的国家，都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此一人权宣言于1948年正式通过、公布，并由联合国每个新会员国重新确认。有关战争的规定，囚犯待遇，劳工、女性、儿童、移民、难民的权益，都有同样郑重其事的国际公约。这些文件中没有一个谈到有关不合格或较不平等的种族或民族，所有人都有权享受同样的自由。当然，这些权利每天都遭到破坏，就如今天波斯尼亚的种族灭绝事件所见证的。对于美国、埃及或中国政府官员，这些权利顶多是以“现实的”、而非前后一致的方式来看待。但权力的准则就是如此，而且恰好不合于知识分子的准则，因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至少是把整个国际社会已经白纸黑字、集体接受的相同标准和行为规范，一体适用于所有情况。

当然其中涉及了爱国和效忠于自己民族的问题。而且当然知识分子不是单纯的机器人，全然接受数学设计的法则和规定。而且，当然作为个人的声音，恐惧和个人的时间、注意力、能力的一般限制都会产生可怕的效果。有关什么构成客观性的共识已经消失了——虽然我们这么哀叹是正确的，但不能就此完全放任于自我陷溺的主观性。我已经说过，在一个行业或民族内寻求庇护只是寻求庇护，这样并不足以回应我们每天只要从报纸新闻上就能接收到的各式刺激。

没有人能对所有议题一直不断发言。但是，我相信有特别的责任要向自己社会构成的和被授权的权势发言，因为这些权势必须向该社会的公民交代，尤其当这些权势被运用于显然不相称、不道德的战争中，或用于歧视、压迫和集体残暴的蓄意计划中。我在第二讲中说到，大家都住在民族的疆界内，使用民族语言，（大部分的时间）针对我们的民族社会发言。对于美国境内的知识分子而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个极端歧异的移民社会，具有异乎寻常的资源和成就，但也有可怕的一套对内的不平等和对外的干涉，不容忽视。虽然我不能为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发言，但基本论点确实依然相关，差异在于其他国家不像美国是个世界强权。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知识分子可以借着比较已知、可得的事实和已知、可得的准则，得到对于一个情境的认识。这并非易事，因为需要记录、研究、探索，以超越一般呈现资讯时所出现的零碎、片断、必然缺憾的方式。但我相信在大部分情形中都可能确知是否发生屠杀或官方刻意掩饰。第一件要事是去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是为什么发生，而且不视为孤立事件，而是展开中的历史的一部分，这个历史宽广的轮廓把自己的国家也当成参与者而纳人。辩解者、战略家和策划者的标准外交政策分析之所以前后不一，是因为往往把其他人当成一个情境的对象而关注，却很少关注“我们的”涉入及其后果，更少把它与道德的准则比较。

在我们这样高度掌理的大众社会中，说真话的目标主要是规划一个更好的事物状态，更符合一套道德标准——和平、修好、减低痛苦——将之应用于已知的事实。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C.S.Peirce,1839—1914）称之为不明推论式（abduction，即小前提无证明），而且被当代著名的知识分子乔姆斯基有效运用。的确，在写作和说话时，目标并不是向每个人显示自己多么正确，而是尝试促成道德风气的改变，借此如实揭露侵略，防止或放弃对于民族或个人的不公惩罚，认清权利和民主自由的树立是为了每个人的规范，而不只是为了少数人以致引人反感。然而，这些诚然是理想主义式的、经常是无法实现的目标；而且，就某个意义而言，它们与我的主题——知识分子的个人表现——并不立即相关，因为就像我所说的，经常的情况是倾向于退缩或只是循规蹈矩。

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需要老板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负责可靠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

对知识分子而言，腐化的心态莫此为甚。如果有任何事能使人失去本性、中立化，终至戕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生命，那就是把这些习惯内化（internalization）。我个人就在当代最艰难的议题之一（巴勒斯坦）遭遇这种情况。在这个议题中，害怕说出近代史上最不义之事的恐惧心理，使得许多知道真相而且可以效力的人裹足不前，充耳不闻，噤若寒蝉。然而，尽管任何直言支持巴勒斯坦权利和自决的人换来的是辱骂与诋毁，无畏、悲悯的知识分子仍应该诉说、代表真理。尤其在1993年9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签定“奥斯陆原则宣言”之后，情况更是如此。这个极有限的突破使许多人兴高采烈，却掩盖了下列事实：那份文件非但没有保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反倒保证以色列人延长对占领区的控制。批评这个宣言就被认定是采取反对“希望”与“和平”的立场。

最后，要对知识分子介入的模式进一言。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比方说，和平和正义的事业。是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孤独的，必须自由地结合一个运动的真实情况，民族的盼望，共同理想的追求，才能得到回响。西方有全面批判例如巴勒斯坦方面的恐怖或不节制行为的癖好，机会主义要求你彻底贬斥巴勒斯坦人的作为，然后继续赞扬以色列的民主政治。然后，你必须对和平美言几句。知识分子的责任当然要求你必须对巴勒斯坦人说所有那些事情，而且在纽约、巴黎、伦敦就那个议题发表你的主要论点（那些大都会是最能发挥影响力的地方），提倡巴勒斯坦的自由，提倡所有相关者都免于恐惧和极端主义，而不只是最弱、最易受到打击的一方。

对权势说真话绝不是邦葛罗斯式的理想主义；对权势说真话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择取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