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曲子词·定风波》原文、注释、赏析

敦煌曲子词

攻书学剑能几何^①。 争如沙塞骋偻㑩^②。 手执六寻枪似铁^③。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④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⑤。四塞忽闻狼烟起^⑥，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征战偻㑩未足多，儒士偻㑩转更加。 三尺张良非耎弱^⑦。 谋略。汉兴楚灭本由他。项羽翘楚无路^⑧，酒后难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刎^⑨。当本。便知儒士定风波。

注释 ①“攻书学剑”一句：典出《史记·项羽本纪》：“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②沙塞：边塞。偻㑩：机教能干。《称谓录·兵·偻㑩儿》引《七修类稿》：“俗云偻㑩，演义谓干办集事之称。《海篇》训‘㑩’字曰健而不德。据是二说，皆狡猾能事意也。”③寻：古代的长度计量单位，八尺为一寻，也有六尺、七尺为一寻的。④龙泉：古代传说中的名剑。典出《晋书·张华传》，据记载，晋时丰城令雷焕得龙泉、太阿宝剑一双，其一赠张华，并在书信中说：“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 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张华被杀后，宝剑不知下落。雷焕死后，其子雷华携宝剑至延平津，剑从腰间跃入水中，只见水中二龙腾跃。⑤堪羡：值得羡慕。谩夸：莫夸，不要夸赞。⑥狼烟：古代边塞遇到战事，通过烽火台焚烧狼粪来报警。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六：“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⑦耎弱：同“软弱”。⑧翘楚：杰出的英雄人物。《诗经·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孔颖达《<春秋正义>序》：“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⑨“霸王虞姬”一句：典出《史记·项羽本纪》：“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乌江亭长檥船待。 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 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项羽终自刎而死。

壁画 出行图 【北齐】 山西太原王郭村娄睿墓

鉴赏 任半塘《敦煌曲初探》第五章：“《定风波》二首之内容为儒士问答，与《教坊记》所列《儒士渴金门》《武士朝金阙》调名之意正合，二调之创调时代，在开、天间，无可怀疑。”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卷三云：“此二首一问一答，显然联章;显然为民间文艺，文人所嗤为“俳优体”，为“戏剧文体”者。其内容又一望而知涉及当时之边功、史迹、文化、教育、社会风气等，不平凡，不猥琐，应是盛唐作品。”这两首词的原抄件现藏于法国巴黎，原件错讹很多，虽经整理，仍未完满。

第一首词说，攻读诗书学习舞剑能有多大用处? 怎比得上武士在边塞沙场上聪明逞能。手里拿着精钢寒铁铸就的绿沉枪。绿沉枪，枪身长一丈一，重六十八斤，蜀国名将、九伐中原的姜维之掌中宝枪，因枪身通体碧绿，状若亭亭孤笋，故名“绿沉”。杜甫《游何山林》诗也曾提到过：“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一轮明月之下，三尺长的龙泉剑磨砺得崭新、闪亮。“龙泉”为春秋战国时期铸剑大师欧治子所铸。《越绝书》载：春秋时欧治子凿茨山，泄其溪，取山中铁英，作剑三枚，曰“龙泉”“泰阿”“工布”。据传有一次欧治子汲水淬剑，忽然出现五色龙纹，七星斗象，人们就将铸剑的地方称为“龙渊”，把剑称为“龙渊剑”。到唐代因避高祖李渊讳，便把“渊”字改成“泉”字。龙泉剑坚韧、锋利、刚柔并寓，能伸能曲，可舞可刺，造型美观。过去那些在军中建功立业的人才多值得羡慕啊，休要夸奖儒士的德行能耐如何多。如果忽然间四方边塞都燃起了战火，请问儒士们，哪一位勇于挑起重担去平定这战乱的风波?第二首作为回答，说道，征战沙场的武士本领不值得夸耀，儒士的聪明才智反而胜过他们。张良身为儒士却并非软弱怯懦之人，他谋略远大，大汉的兴盛、楚国的灭亡都要归功于他。勇武的楚霸王项羽走投无路，酒后仍难平心中苦闷的他只能唱下一曲哀歌。他和他心爱的虞姬都落得自杀的结果。如此可知儒士能够平定战乱风波。

从中唐以来，西北边塞战火不断，统治者为稳定政权、扩大版图，在西北边境不遗余力地加驻军队，整个唐代弥漫着一种势不可挡的尚武精神。尤其在战火频繁的北方地区，人们对武将倍加推崇，而对儒士所起的作用则表示出了怀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儒士不仅“攻书”，而且也“学剑”，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地保家卫国。在回答前一首“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时，词作举了儒士张良的例子。虽然他只是一介书生，没有征战沙场，以一当十的能力，然而作为谋士，在帮助汉高祖刘邦夺取并稳定江山时，他却表现抢眼。项羽作为中国史上最强的武将，是力能扛鼎、气压万夫的盖世豪杰，然而光有一身蛮劲而缺少战略眼光的他还不是败在了老谋深算、心思缜密的张良手中?刘邦的赞叹就是对张良最好的证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通过张良、项羽不同结局的对比，词人向提出疑问之人证明儒士是有能力平定战乱风波的。敦煌曲子词中的尚武精神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北朝民歌的影响，与敦煌曲子词同为民间歌唱文学的北朝民歌，表现出强烈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它表达的尚武精神就十分明显。而与此同时，唐代十分兴盛的文人边塞诗也对尚武精神进行了歌颂。不得不说，时代氛围与地域民俗共同影响着当时的文学创作。通过词与诗这两种不同的文体不约而同的情感抒发，大唐强势的尚武精神才能让我们今人得以领略。

在格律方面，这两首《定风波》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合于词牌律令，在字数和用韵方面，都与规范的“定风波”词有所出入。(杨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