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的早迟》(原文全文)

文学不是预言，作品也不等于无线电传真，充其量，不过一面镜子而已。

但有人对于作家没有赶得上写出反映最“新”的现实的作品或者一次体验生活之后没有交出卷来，似乎有过多的怨责。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作品还应该有更加丰硕的果实，却可以默默无一言。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有一种文学上的片面的趋时主张，还值得加以考虑。

是的，文艺的任务在于反映现实。可是并不像拿几张照片出来或者写一个新闻报导那样的直接。它得通过艺术的形象，这就得要求有让作者回味、溶化、构思的工夫。有些样式是比较便于直接反映现实的，像短诗、杂感、散文、短篇小说等等。近日有人提出重视散文，要求作家们不要吝啬“零金碎玉”，自是有识之论。要文坛繁茂起来，就得既要苍松，也要盆栽，可是，正因为这样，也就得承认有需要时间较长、构思较久的作品。我以为，我们固然可以要求一个作家在生活中或者下去“体验”生活之后立即交卷，同时又应该允许作家有暂时不交卷的自由，倘若他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想多看一点、多想一想再写的话。

据说施耐庵写《水浒传》之前，曾把自己心目中的三十六人画了像，贴在墙壁上，“日日眺视考究”。《红楼梦》作者也只能在“枉人红尘若许年”之后，才来写小说。而那构思的时间之长，真有所谓“穷年累月”的。《孽海花》只写了三十回，可是在下笔写第一回之前，已有了六十回的章目，可见也是经过苦心策划，刻意求工。从前那些写“才子书”的人，看起来并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般才子气，倘说有三分属于天才，那七分不过是毅力加勤奋而已。

自然，如果把从前的作家和今天的作家混为一谈，就不仅拘泥而且错误，因为时代是大大不同了。过去作家得不到什么鼓励和帮助，等待着他们的往往是贫、病、苦、困的命运，甚至是牢狱;到了“着书黄叶村”的时候，也不能到那一个出版社去预支一点稿费或版税，只好如蚕吐丝，慢慢的写完。或者终于没有写完，而是生命比作品先完结。但看情形版税和稿费也有一点副作用，使某一些人的“才子气”格外发展起来，虽然写出的不一定是“才子书”。

时代不同了，这是要看到的;文艺创作的规律并非就根本改变了，这也是需要看到的。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上，认真的进行揣摩和酝酿，所谓“独运匠心，缜密思考”，然后下笔，恐怕仍需要提倡。我们既欢迎及时反映现实的作品，也不反对穷年累月，集其大成，精工细镂的“巨擘”。这就是说，有放得早的花，也可以有结得迟的果。这才使我们今后的文艺成为蔚然大观，百花齐放。有一种批评却似乎要作到绝对的一律，我疑心这样的批评家未必真想“百花齐放”，倒有点像《镜花缘》上那位武则天的赏花：她叫所有的花在一个晚上都开出来，别的花“领旨”去了，独有牡丹没有开。这一来，她就命人拿炭火去烧它的枝和叶。这种“催花”的办法，难道不反而是可笑的么!

“眼睛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这句话是对于作家，但并不是对于作品的金科玉律;世界上有过空想的社会主义，却没有过空想的现实主义，作家总是，永远只能是历史地、具体地去写作，写那不仅是他已经看见，而且是比较熟悉了的东西。倘若处处怕“迟了”，跑步还来不及，又怎样能够从熟悉到进入认真的写作呢?土地改革的题材，甚至解放前后、抗日战争的题材，如果写得好，不见得就都“太迟了”，恐怕现在正是比较成熟的作品产生的时候。

灼叶催花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好的园丁，应该着意于更勤的施肥和培育，而更其重要的是：知道花的长成的规律。

1956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