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藏胡同纪事》(原文全文)

北京以胡同名于世，在那千千万万胡同中，你听说有个叫府藏胡同的吗? 这个小胡同，别说一般年轻人不知道，就是那些上岁数的老北京，也未必有几个叫得上名儿来的。原因是，这个胡同奇小，统共只有三个门牌;其次，它地处僻静的北海西墙后，紧贴旃坛寺后墙;右拐，是虎城胡同，直通西大街;左拐为养蜂夹道北段，直达西安门西大街。在旧社会，这一带远离闹市，人迹罕至，即便是穷拉洋车的，有时也会遭劫，叫做什么“套白狼”。它的不为人所知，还有一个原因，即那一带早在40年前就被军委征用去了，在原五百余户的住地上盖起一片巍峨错落的楼群，小胡同从此片瓦无存，永远从地图上抹掉了。

我是1947年定居府藏胡同二号的。风风雨雨，在这里度过了九个年头。从“而立”到“不惑”，从旧社会到新政权，我的旧居便是这一切的历史见证。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小四合院，北五南五东二西二，外加一间门洞，院中有一棵大枣树，还有一株花椒。房虽不算太好，但结构比较格局。环境清幽，市廛不忧，最宜于安家落户。

起初，只有我和绍荣弟住在这儿，自然感到空落落的。但时值黎明前夜，时局在急遽变化。小院时而也有欢声笑语的时候，绍荣有他的中法同学，我也有我铁院的同事，暗暗聚会，满怀憧憬，迎接解放。1948年7月4日，我与宋素华女士结婚了。小院的气氛变得温馨起来。但特务学生的两次光顾，又传已上了警备司令部的黑榜，虽时知有所警惕，但心下仍不免有点惶惶然。围城期间，国民党兵曾闯进来看房，更使我们饱受了惊吓。从此，这小院特有的宁静被打破了。岁杪，受院职工会之托，在炮声隆隆中，只身跑了一趟新解放区清华大学——青龙桥。此外，不仅会见了容光焕发的老友李广田，而且还由他引导到青龙桥与高教会取得联系，表达了全体师生员工欢迎接管的兴奋心情。深夜回城，死寂的小胡同，早已灯火阑珊，黢黑一片了。

1949年，于国于家都是十分关键的一年。1月31日，北平终于解放了。从此我的生活顿时发生了急遽变化。过去，除了到府右街上课，总是待在家里，或读书或伏案工作或在院中务花弄草，日子过得悠然而自在，可如今一身兼四职，心弦绷得紧紧的，不得须臾安闲。

不料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母亲携二小妹从老区来到了北平。13年不见了，历经磨难的母亲，显得格外苍老而瘦弱。今日猛然相见，自然不免一阵悲喜。妻遂为二小妹梳洗置装，联系补习学校。客寓天津的父亲，闻讯也赶了来，一家人总算团圆了。久别重逢，每天的话题，几乎都是忆旧追昔，品味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入夏，七月里最忙，忙于开会。大如，“七一”之夜在先农坛举行的盛大庆祝会。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继而，又有在怀仁堂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这是全国文艺界的一次空前大会师;小如，我所在单位永远也开不完的院委会。累得晕头胀脑，一天到晚不得着家。而我的妻子，更是积极，有时发着高烧还要为别人代班，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绍荣则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听完周恩来动员报告，不久便匆匆随大军南下。妹妹们每天上学，家里只剩老母一人。热闹的小院，一时庭阶寂静，冷冷清清，犹如一座古刹。

1950年夏，出于对今后专业的考虑，我毅然脱离铁院转到北大来。这里名家如林，正可以得到充实和提高。从此我的两点一线，改为从府藏胡同到沙滩灰楼，一直跑了两年整。经过“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今后道路的险厄，从而产生了无以名状的茫然感。

院系调整以后，北大迁往西郊。为了工作方便，我要不要搬出城去，住在学校? 不搬，几乎每天得往城外跑，路上要耗掉两个多小时，而疲于奔命;搬吗，着实舍不得这个经营多年的小院。此外还得考虑妻子的工作问题。一旦搬出了城，她不也要往城里跑吗?! 斟酌再三，还是热土难离，遂舍弃学校优越的住房条件，决定固定在这陋室僻巷，不搬了。

说起我的小宅院，当然没有“谈笑有鸿懦，往来无白丁”那般高雅。我这里一向是来者不拒。无论是工农兵学商，一概欢迎。当官的，绝无仅有，仅张家口市副市长李贯英先生一人而已，其他只是个纯朴厚道的老教授，被拉去当官也不像官。至于无极乡亲，更是一拨一拨来个不断。其中竟有人向我提出要看梅兰芳的戏。惊异之余，我仍设法满足了他的要求。我这儿还“窝藏”过“逃兵”。事情是：一位诗人朋友的爱人，50年代初，她刚一到北京就参了军。但入伍不久，便遭到灾难性的个人纠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才逃到我这儿来避难。这里，还是我的舅父母数十年阔别之后，重又喜相逢的地方。不过一生孤苦的舅母，这时已成了精神病人来日已经无多了。这里，我还曾以对虾招待过新从兰州邀来铁院任教的余振教授。

1953年秋，我的女儿的降生，给全家带来了无比欢乐，同时也给小院平添了勃勃生机。母亲对添了孙女特别高兴。她可能认为，有了孙女，还愁没有孙子吗? 她的心思我知道。

不久，有个军委张干事光临舍下。几句寒喧过后，便直捅捅的表明来意：军委要在这一带兴建国防部大楼，牵涉到五百多户搬迁问题。有的征用，有的征购，明年暑期完成搬迁任务。这五百户住房问题，概由军委负责解决。常言道：军令如山倒，哪容你平民百姓来分说?! 看来这片“乐土”是守不住了。人们尽管当面不说，背后却是怨声载道：你一个保国卫民的军事部门，自有自己的位置，为何偏要在与北海仅一墙之隔的风景区与民争地?! 一时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过了一程子，张干事领我们去看房，东看西看，直到来年春才选定了新京几道3号，这原是军委文工团的一个跳舞厅，大小房共九间，并决定趁暑假搬入新址。

光景还不到暑假，批判胡风的运动就开始了。这时报纸上陆续公布了三批材料。有一天，系办公室关天宠先生电话通知我到校参加运动，并嘱带毛毯及洗漱用具。听了不免诧异，为什么要带毯子?! 原来祸从天降，我已被内定为“胡风分子”，要隔离审查：即非法拘禁，然后逼供信，随即定“罪”。这是他们传统的“整入”绝招，万没想到今天却落在我的头上。继而，又派了两名壮汉，去府藏胡同抄了我的家，并去惊动了我爱人的工作单位。这又是开国后我破题儿第一遭听说而又亲历的骇人之举，先前也只是在《红楼梦》上长过见识。饱受惊吓的母亲，不知儿子犯了什么天条，吓得搂着小孙女躲在屋角啜泣。从此再也不敢出门了。

记得那次离家，因心绪不宁，神色惶遽，未及向我那温暖而恬静的小院和那棵粗壮的枣树一一告别，便匆匆离开了家门，走出了出出进进长达九年之久的府藏胡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一个月后解除了“隔离”，戴着一顶沉重的“胡风分子”帽子(一年后甄别摘掉)、拖着被折磨致病的身躯回到城里时，我的家早已搬出了府藏胡同。

我的长达24年的苦难历程，从此开始了。自省我虽生性拘谨，但却向往革命。我之获罪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与诗人牛汉是朋友。日后得知，与我类似被株连者，据说在“胡风案件”中几近千人，称得上是世界文网之最。

但在那备受熬剪的漫长岁月中，我却常常想到我的那座小院和府藏胡同，特别是经过北海大桥遥望西墙后那一片新起楼群时，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改革开放以后，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曾经两次绕着养蜂夹道去凭吊我的旧居，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围墙内那棵亭亭如盖的大枣树，依然翠色如洗，亲切悦目，婆娑的树影，只能撩起更多的思忆、更多的感怀、更多的惆怅。

1994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