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缚舌、断舌和断喉》(原文全文)

张志新烈士就义之前，竟被割断喉管。这本是一个大冤狱，又是一件大惨案。读报时，使我悚然，讶然，木然，使我愤怒，震惊，焦虑。

如果这个大冤狱、这件大惨案，发生在无声的旧中国，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我的反应，只有悚然和愤怒。但它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人民共和国内，不得不使我在悚然之外，又讶然，又木然;它发生在以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为宗旨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不得不使我在愤怒之外，又震惊，又焦虑。

报上说，当时知情的干警和群众，抵制和反对这种断喉的酷刑。他们指出：“这样做太不人道，不是共产党的刑法。”

说得完全对! 这确实不是共产党的刑法，确实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那末，这是谁家的刑法呢? 应该用历史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历史知识是有限的。据我所知，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神圣”的连微小的过失也没有的教皇统治下，对思想犯、政治犯执行烈火焚身的极刑之前，为了禁锢受害者发出谴责和抗议，采取的是缚舌之法。伟大的为真理而献身的战士布鲁诺，在火焚之前，舌尖就被缚住。

中国人民在封建主义专政下受的酷刑，比起中世纪欧洲人民，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处死思想犯、政治犯时，欧洲有缚舌，而中国先有断舌，后有断喉。断舌可能始于秦。《汉书·刑法志》记载连坐法时说;在族诛之前，“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所谓“诽谤詈诅”，译成现代语言大约是“恶毒攻击”了。总之，不仅在平时剥夺你说话的权利，就是到临死时还要剥夺你呼吁的权利，申诉的权利，抗议的权利，呐喊的权利。断舌比起缚舌已更残酷，但还及不上封建社会后期的凌迟。凌迟也是用来镇压所谓诽谤朝廷之类“大逆不道”的人。这种酷刑行使时，先分割肢体，然后断割喉管。正统的官方的史学家，对于凌迟也有微词。《明史·刑法志》说：“凌迟非五刑之正。”

鲁迅先生在揭露批判吃人的旧社会时，曾经极为沉痛地指出：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我原以为中国人民所受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的历史，随着末代封建王朝蒋介石政权的覆灭而永远结束了。在今天，除了专门研究法学的人外，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人间会有这种酷刑，中年以上的人也记不起这种黑暗而又酸心的往事。但是，在我们记忆里消失的东西，林彪、“四人帮”却牢记在心里;我们已经埋葬的东西，林彪、“四人帮”却重新搬出来。我真料不到“四人帮”竟会凶残到这地步，用割断喉管的酷刑来惨害坚持真理，为真理而奋斗的张志新烈士。

“四人帮”割断张志新烈士的喉管，是对真理之光的畏惧，是对正义之声的畏惧，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张志新烈士的畏惧。“四人帮”念念不忘杀人，笔记、日记本中都写上了。这一方面反映他们对革命人民的恨，另一方面又反映他们对革命人民的怕。就像凶犯害怕冤魂索命一样，张春桥写给余党的密信中说：“近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凡是与人民群众为敌的反动派，其本质都是又残暴，又懦怯。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师傅蒋介石就是如此。蒋介石对付共产党有两条格言，一条是：“我们将来总是要给人杀的，不如多杀。”一条是：“凡是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正因极其虚弱，所以极其残暴。越是绝望，越是濒临灭亡，越要把惨无人道、惨绝人道的酷刑重新搬出来，把革命人民推入血海中去。

记得有一个时期，提倡学一点历史。学一点历史是有益的。我希望有大善士，发大愿心，下大力气，写出几部中国和外国的文网史、言祸史、酷刑史、黑狱史，给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读一读，让我们温故而知新，使我们惊醒过来，判明林彪、“四人帮”搞的是那一种性质的法西斯专政，动用的是那一家的刑罚，要把中国人民打入什么样的地狱中去。

前途是光明的，历史不会倒退;但道路是曲折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惨剧有时却会重演。这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教训。断喉酷刑的再出现，老刽子手的再登场，表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把肃清俄国中世纪制度的残余，比作打扫希腊神话中传说的极其肮脏的“奥吉亚斯的牛圈。”我们有人民民主的法宝。我们相信：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铁招帚，一定能把“奥吉亚斯的牛圈”中积压多年的粪垢打扫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