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六记》(原文全文)

下放记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1969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11月3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从嘈杂的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11日，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11月17日走。
我们到了预定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一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拾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我久不缝纫，胡乱把耐脏的绸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毯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随处都可以坐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团聚，等几时阿圆和得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迎养吧。
转眼到了11日先遣队动身的日子。我和阿圆、得一送行。默存随身行李不多，我们找个旮旯儿歇着等待上车。候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得一掮着、拎着别人的行李，我和阿圆帮默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排队挤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有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可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地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我们默默回家;阿圆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厂。他们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工厂劳动。
过了一两天，文学所有人通知我，下干校的可以带自己的床，不过得用绳子缠捆好，立即送到学部去。粗硬的绳子要缠捆得服贴，关键在绳子两头，不能打结子，得把绳头紧紧压在绳下。这至少得两人一齐动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请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么也无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别捆;而且我至少还欠一只手，只好用牙齿帮忙。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用牙咬住，然后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复写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默存来信，那三部分重新团聚一处，确也害他好生寻找。
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辞儿，不称“所”而称“连”。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年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行人多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愁别恨，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别是一般”的“滋味”。学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没下去的也得加紧干活儿。成天坐着学习，连“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师傅”们也腻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小“师傅”嘀咕说：“我天天在炉前炼钢，并不觉得劳累;现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痛，脑袋也痛，浑身不得劲儿。”显然炼人比炼钢费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功夫。
炼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楼，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的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馆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加打了二十来个嚏喷。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的衣衫靡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终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弱者总沾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 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
他们一下去，先打扫了一个土积尘封的劳改营。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得燠热。忽然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骤寒。17日大队人马到来，八十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分睡在几个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匝，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有烧鸡，还有煮熟的乌龟。我问默存味道如何：他却没有尝过，只悄悄做了几首打油诗寄我。
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一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箱笼物件，搬到息县东岳。地图上能找到息县，却找不到东岳。那儿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投”。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再不见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当然关心干校生活，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大家最爱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当地竭泽而渔，食堂改善伙食，有红烧鱼。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大家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说钱钟书和丁× ×两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 我代他们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炉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话毕竟是笑话。
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充当壮劳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儿。他们下去八个月之后，我们的“连”才下放。那时候，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
我们“连”是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在大学里开始围剿“5·16”的时候，几个有“5·16”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她们的“组织者”，“5·16”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阿圆送我上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怒道：“胡说! 什么钱钟书! 钱钟书我认识!”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钟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钟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她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件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了。”
我记不起默存当时的面貌，也记不起他穿的什么衣服，只看见他右下颔一个红包，虽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状却峥嵘险恶：高处是亮红色，低处是暗黄色，显然已经灌脓。我吃惊说：“啊呀，这是个疽吧? 得用热敷。”可是谁给他做热敷呢?我后来看见她们的红十字急救药箱，沙布上、药棉上尽是泥手印，默存说他已经生过一个同样的外疮，领导上让他休息几天，并叫他改行不再烧锅炉。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顶头上司因我去探亲，还特地给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长却非常严厉，只让我跟着别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队。默存送我回队，我们没说得几句话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圆和我暂时还瞒着他，这时也未及告诉。过了一两天他来信说：“那个包儿是疽，穿了五个孔。幸亏打了几针也渐渐痊愈。
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称为大礼拜。如有事，大礼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是同在一处了。

凿井记劳

干校的劳动有多种。种豆、种麦是大田劳动。大暑天。清晨3点钟空着肚子就下地。6点送饭到田里，大家吃罢早饭。劳动到午时休息;黄昏再下去干到晚。各连初到，借住老乡家。借住不能久占，得赶紧自己造屋。造屋得用砖;砖不易得，大家分用泥坯代替，脱坯是极重的活儿。此外，养猪是最脏又最烦的活儿。菜园里、厨房里老弱居多，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年轻人肩上。
有一次，干校开一个什么庆祝会，演出的节目都不离劳动。有一个话剧，演某连学员不怕砖窑倒塌，冒险加紧烧砖，据说真有其事。有一连表演钻井，演员一大群，没一句台辞，惟一的动作是推着钻井机团团打转，一面有节奏地齐声哼“嗯唷! 嗯唷! 嗯唷! 嗯唷!”大伙儿转呀，转呀，转个没停——钻井机不能停顿，得日以继夜，一口气钻到底。“嗯唷! 嗯唷! 嗯唷! 嗯唷!”那低沉的音调始终不变，使人记起曾流行一时的电影歌曲《伏尔加船夫曲》;同时仿佛能看到拉纤的船夫踏在河岸上的一只只脚，带着全身负荷的重量，疲劳地一步步挣扎着向前迈进。戏虽单调，却好像比那个宣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烧窑剧更生动现实。散场后大家纷纷议论，都推许这个节目演得好，而且不必排练，搬上台去现成是戏。
有人忽脱口说：“啊呀! 这个剧——思想不大对头吧? 好像——好像——咱们都那么——那么——”
大家都会意地笑。笑完带来一阵沉默，然后就谈别的事了。
我分在菜园班。我们没有机器，单凭人力也凿了一眼井。
我们干校好运气，在淮河边上连续两年干旱，没遭逢水灾。可是干硬的地上种菜不易。人家说息县的地“天雨一包脓，天晴一片铜”。菜园虽然经拖拉机耕过一遍，只翻起满地大坷拉，比脑袋还大，比骨头还硬。要种菜，得整地;整地得把一块块坷拉砸碎、砸细，不但费力，还得耐心。我们整好了菜畦，挖好了灌水渠，却没有水。邻近也属学部干校的菜园里有一眼机井，据说有10米深呢，我们常去讨水喝。人力挖的井不过3米多，水是浑的。我们喝生水就在吊桶里掺一小瓶痧药水，聊当消毒;水味很怪。10米深的井，水又甜又凉，大太阳下干活儿渴了舀一碗喝，真是如饮甘露。我们不但喝，借便还能洗洗脚手。可是如要用来浇灌我们的菜园却难之又难。不用水泵，井水流不过来。一次好不容易借到水泵，水经过我们的挖的渠道流入菜地，一路消耗，没浇灌得几哇，天就黑了，水泵也拉走了。我们撒下了菠菜的种子，过了一个多月，一场大雨之后，地里才露出绿苗来。所以我们决计凿一眼灌园的井。选定了地点，就破土动工。
那块地硬得真像风磨铜。我费尽吃奶气力，一锹下去，只筑出一道白痕，引得小伙子们大笑。他们也挖得吃力，说得用鹤嘴钁来凿，我的“拿手”是脚步快;动不了手，就飞快跑回连，领了两把鹤嘴钁，扛在肩头，居然还能飞跑回菜园。他们没停手，我也没停脚。我们的壮劳力轮流使鹤嘴钁凿松了硬地，旁人配合着使劲挖。大家狠干了一天，挖出一个深潭，可是不见水。我们的“小牛”是“大男子主义者”。他私下嘀咕说：“挖井不用女人;有女人就不出水。菜园班里有两个女人，我是全连女人中最老的;阿香是最小的，年岁不到一半。她是华侨，听了这句闻所未闻的话又气又笑，吃吃地笑着来告诉我，一面又去和“小牛”理论，向他抗议。可是我们俩真有点担心，怕万一碰不上水脉，都怪在我们身上，幸亏没挖到2米，土就渐渐潮润，开始有水了。
干土挖来虽然吃力，烂泥的分量却更沉重。越挖越泥泞，两三个人光着脚跳下井去挖，把一桶桶烂泥往上送，上面的人接过来住旁边倒，霎时间井口周围一片泥泞。大家都脱了鞋袜。阿香干活儿很欢，也光着两只脚在井边递泥桶。我提不动一桶泥，可是凑热闹也脱了鞋袜，把四处乱淌的泥浆铲归一处。
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好比亲人得了传染病，就连传染病也不复嫌恶，一并可亲。我暗暗取笑自己：这可算是改变了立场或立足点吧!
我们怕井水涌上来了不便挖掘。人工挖井虽然不像机器钻井那样得日以继夜、一气钻成，可是得加把劲儿连着干。所以我们也学大田劳动的榜样，大清早饿着肚子上菜园;早饭时阿香和我回厨房去，把馒头、稀饭、咸菜、开水等放在推车上，送往菜园。平坦的大道或下坡路上，由我推车;拐弯处，曲曲弯弯的小道或上坡路上，由阿香推。那是很吃力的;推得不稳，会把稀饭和开水泼掉。我曾试过，深有体会。我们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好在偏劳者不计较，两人干得很融洽。中午大伙回连吃饭;休息后，总干到日暮黄昏才歇工，往往是最后一批吃上晚饭的。
我们这样狠干了不知多少天，我们的井已挖到3米深。末后几天，水越多，挖来越加困难，只好借求外力，请来两个大高个儿的年轻人。下井得浸在水里。一般打井总在冬天，井底暖和。我们打井却是大暑天，井底阴冷。阿香和我担心他们泡在寒森森冷水里会致病，可是他们兴致热哄哄的，声言不冷。我们俩不好意思表现得婆婆妈妈妈，只不断到井口侦察。
水渐渐没膝，渐渐没腿，渐渐齐腰，灌园的井有3米多已经够深。我说要去打一斤烧酒为他们驱寒，借此庆功。大家都很高兴。来帮忙的劳力之一是后勤排的头头，他指点了打酒的窍门儿。我就跑回连，向厨房如此这般说了个道理，讨得酒瓶。厨房里大约是防人偷酒喝，瓶上贴着标签，写了一个大“毒”字，旁边还有三个惊叹号;又画了一个大骷髅，下面交叉着两根枯骨。瓶里还剩有1寸深的酒。我抱着这么个可怕的瓶子，赶到离菜园更往西二里路的“中心点”上去打酒;一路上只怕去迟了那里的合作社已关门，恨不得把神行太保拴在脚上的甲马借来一用。我没有买酒的证明，凭那个酒瓶，略费唇舌，买得1斤酒。下酒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可吃的只有泥块似的“水果糖”，我也买了1斤，赶回菜园。
灌园的井已经完工。壮劳力、轻劳力都坐在地上休息。大家兴冲冲用喝水的大杯小杯斟酒喝，约莫喝了1斤，瓶里还留下1寸深的酒还给厨房。大家把泥块糖也吃光。这就是我们的庆功宴。
挖井劳累如何，我无由得知。我只知道同屋的女伴干完一天活儿，睡梦里翻身常“哎呀”、“喔唷”地哼哼。我睡不熟，听了私心惭愧，料想她们准累得浑身酸痛呢。我也听得小伙子们感叹说：“我们也老了”;嫌自己不复如二十多岁时筋力强健。想来他们也觉得力不从心。
等买到戽水的机器，井水已经涨满。井面宽广，所以井台更宽广。机器装在水中央;井面宽，我们得安一根很长的横杠。这也有好处：推着横杠戽水，转的圈儿大，不像转小圈儿容易头晕。小伙子们练本领，推着横杠一个劲儿连着转几十圈，甚至一百圈。偶来协助菜园劳动的人也都承认：菜园子的“蹲功”不易，“转功”也不易。
我每天跟随同伴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儿，说不上劳动。可是跟在旁边，就仿佛也参与了大伙儿的劳动，渐渐产生一种“集体感”或“合群感”，觉得自己是“我们”或“咱们”中的一员，也可说是一种“我们感”。短暂的集体劳动，一项工程完毕，大家散伙，并不产生这种感觉。脑力劳动不容易通力合作——可以合作，但各有各的成绩;要合写一篇文章，收集材料的和执笔者往往无法“劲儿一处使”，团不到一块儿去。在干校长年累月，眼前又看不到别的出路，“我们感”就逐渐增强。
我能听到下干校的人说：“反正他们是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那是“他们”。“我们”包括各连干活儿的人，有不同的派别，也有“牛棚”里出来的人，并不清一色。反正都是“他们”管下的。但管我们的并不都是“他们”;“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也并不都是“他们”。有一位摆足了首长架子、训话“嗯”一声、“啊”一声的领导，就是“他们”的典型;其他如“不要脸的马屁精”、“他妈的也算国宝”之流，该也算是属于“他们”的典型。“我们”和“他们”之分，不同于阶级之分。可是在集体劳动中我触类旁通，得到了教益，对“阶级感情”也稍稍增添了一点领会。
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垅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

学圃记闲

我们连里是人人尽力干活儿，尽量吃饭——也算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吧? 当然这只是片面之谈，因为各人还领取不同等级的工资呢。我吃饭少，力气小，干的活儿很轻，而工资却又极高，可说是占尽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便宜，而使国家吃亏不小。我自觉受之有愧，可是谁也不认真理会我的歉意。我就安安分分在干校学种菜。
新辟一个菜园有许多工程。第一项是建造厕所。我们指望招徕过客为我们积肥，所以地点选在沿北面大道的边上。五根木棍——四角各竖一根，有一边加竖一根开个门;编上秫秸的墙，就围成一个厕所。里面埋一口缸沤尿肥;再挖两个浅浅的坑，放几块站脚的砖，厕所就完工了。可是还缺个门帘子。阿香和我商量，要编个干干净净的帘子。我们把秫秸剥去外皮，剥出光溜溜的芯子，用麻绳细细致致编成一个很漂亮的门帘;我们非常得意，挂在厕所门口，觉得这厕所也不同寻常。谁料第二天清早跑到菜地一看，门帘不知去向，积的粪肥也给过路人打扫一空。从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门帘。
菜园没有关栏。我们菜地的西、南和西南隅有三个菜园，都属于学部的干校。有一个菜园的厕所最讲究，粪便流入厕所以外的池子里去，厕内的坑都用砖砌成。可是他们积的肥大量被偷，据说干校的粪，肥效特高。
我们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浅坑沤绿肥。大家分头割了许多草，沤在坑里，可是不过一顿饭的功夫，沤的青草都不翼而飞，大概是给拿去喂牛了。在当地，草也是希罕物品，干草都连根铲下充燃料。
早先下放的连，菜地上都已盖上三间、五间房子。我们仓促间只在井台西北搭了一个窝棚。竖起木架，北面筑一堵“干打垒”的泥墙，另外三面的墙用秫秸编成。棚顶也用秫秸，上盖油毡，下遮塑料布。菜园西北有个砖窑是属于学部干校的，窑下散落着许多碎砖。我们拣了两车来铺在窝棚的地下，棚里就不致太潮湿;这里面还要住人呢。窝棚朝南做了一扇结实的木门，还配上锁。菜园的班长、一位在菜园班里的诗人、还有“小牛”——三人就住在这个窝棚里，顺带看园。我们大家也有了个地方可以歇歇脚。菜畦里先后都下了种。大部分是白菜和萝卜;此外，还有青菜、韭菜、雪里红蕻、莴笋、胡萝卜、香菜、蒜苗等。可是各连建造的房子——除了最早下放的几连——都聚在干校的“中心点”上，离这个菜园稍远。我们在新屋近旁又分得一块菜地，壮劳力都到那边去整地挖沟。旧菜园里的庄稼不能没人照看，就叫阿香和我留守。
我们把不包心的白菜一叶叶顺序包上，用藤缠住，居然有一部分也长成包心的白菜，只是包得不紧密。阿香能挑两桶半满的尿，我就一杯杯舀来浇灌。我们偏爱几个“象牙萝卜”或“太湖萝卜”——就是长的白萝卜。地面上露出的一寸多，足有小碗那多顸。我们私下说：“咱们且培养尖子!”所以把班长吩咐我们撒在胡萝卜地里的草木灰，全用来肥我们的宝贝! 真是宝贝!到收获的时候，我满以为泥下该有一尺多长呢，至少也该有大半截。我使足劲儿去拔，用力过猛，扑通跌坐地下，原来泥里只有几茎须须。从来没见过这么扁的“长”萝卜! 有几个红萝卜还像样，一般只有鸭梨大小。天气渐转寒冷，蹲在畦边松土拔草，北风直灌入背心。我们回连吃晚饭，往往天都黑了。那年12月，新屋落成，全连搬到“中心点”上去;阿香也到新菜地去干活儿。住窝棚的三人晚上还回旧菜园睡觉，白天只我一人在那儿看守。
班长派我看菜园是照顾我，因为默存的宿舍就在砖窑以北不远，只不过十多分钟的路。默存是看守工具的。我的班长常叫我去借工具。借了当然还要还。同伙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默存看守工具只管登记，巡夜也和别人轮值，他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邮电所在我们菜园的东南。默存每天沿着我们菜地东边的小溪迤逦往南又往东去。他有时绕道到菜地来看我，我们大伙儿就停工欢迎。可是他不敢耽搁时间，也不愿常来打搅。我和阿香一同留守菜园的时候，阿香会忽然推我说：“瞧! 瞧! 谁来了!”默存从邮电所拿了邮件，正迎着我们的菜地走来。我们三人就隔着小溪叫应一下，问答几句。我一人守园的时候，发现小溪干涸，可一跃而过;默存可由我们的菜地过溪往邮电所去，不必绕道。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过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默存后来发现，他压根儿不用跳过小溪，往南去自有石桥通往东岸。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来。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要写的信，可以亲自撂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他从邮电所回来就急着回连分发信件和报纸，不肯再过溪看我。不过我老远就能看见他迎面而来;如果忘了什么话，等他回来可隔溪再说两句。
在我，这个菜园是中心点。菜园的西南有个大土墩，干校的人称为“威虎山”，和菜园西北的砖窑遥遥相对。砖窑以北不远就是默存的宿舍。“威虎山”以西远去，是干校的“中心点”——我们那连的宿舍在“中心点”东头。“威虎山”坡下是干校某连的食堂，我的午饭和晚饭都到那里去买。西邻的菜园有房子，我常去讨开水喝。南邻的窝棚里生着火炉，我也曾去讨过开水。因为我只用三块砖搭个土灶，拣些秫秸烧水;有时风大，点不着火。南去是默存每日领取报纸信件的邮电所，溪以东田野连绵，一望平畴，天边几簇绿树是附近的村落;我曾寄居的杨村还在树丛以东。我以菜园为中心的日常活动，就好比蜘蛛踞坐菜园里，围绕着四周各点吐丝结网;网里常会留住些琐细的见闻、飘忽的随感。
我每天清早吃罢早点，一人往菜园去，半路上常会碰到住窝棚的三人到“中心点”去吃早饭。我到了菜园，先从窝棚木门旁的秫秸里摸得钥匙，进门放下随身携带的饭碗之类，就锁上门，到菜地巡视。胡萝卜地在东边远处，泥硬土瘠，出产很不如人意。可是稍大的常给人拔去;拔得匆忙，往往留下一截尾巴，我挖出来戽些井水洗净，留以解渴。邻近北边大道的白菜，一旦捏来菜心已长瓷实，就给人斫去，留下一个个斫痕犹新的菜根。一次我发现三四棵长出足的大白菜根已斫断，未及拿走，还端端正正站在畦里。我们只好不等白菜全部长足，抢先收割。一次我刚绕到窝棚后面，发现三个女人正在拔我们的青菜，她们站起身就跑，不料我追得快，就一面跑一面把青菜抛掷地下。她们篮子里没有赃，不怕我追上。其实，追只是我的职责;我倒但愿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去吃一顿;我拾了什么用也没有。
她们不过是偶然路过。一般出来拣野菜、拾柴草的，往往十来个人一群，都是七八岁到十二三岁的男女孩子，由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或四五十岁的老大娘带领着从村里出来。他们穿的是五颜六色的破衣裳，一手挎着个篮子，一手拿一把小刀或小铲子。每到一处，就分散为三个一伙、两人一伙，以拣野菜为名，到处游弋，见到可拣的就收在蓝里。他们在树苗林里斫下树枝，并不马上就拣;拣了也并不留在篮里，只分批藏在道旁沟边，结扎成一捆一捆。午饭前或晚饭前回家的时候，这队人背上都驮着大捆柴草，篮子里也各有所获。有些大胆的小伙子竟拔树苗，捆扎了抛在溪里，午饭或晚饭前挑着回家。
我们窝棚四周散乱的秫秸早被他们收拾干净，厕所的五根木柱逐渐偷剩两根，后来连一根都不剩了。厕所围墙的秫秸也越拔越稀，渐及窝棚的秫结。我总要等背着大捆柴草的一队队都走远了，才敢到“威虎山”坡的食堂去买饭。
一次我们南邻的菜地上收割白菜，他们人手多，劳力强，干事又快又利索，和我们菜园班大不相同。我们班里老弱居多;我们斫呀，拔呀，搬成一堆堆过磅呀，登记呀，装上车呀，送往“中心点”的厨房呀……大家忙了一天，菜畦里还留下满地的老菜帮子。他们那边不到日落，白菜割完毕，菜也打得干干净净。有一位老大娘带着女儿坐在我们窝棚前面，等着拣菜帮子。那小姑娘不时的跑去看，又回来报告收割的进程。最后老大娘站起身说：“去吧!”
小姑娘说：“都扫净了。”
她们的话，说快了我听不大懂，只听得连说几遍“喂猪”。那老大娘愤然说：“地主都让拣!”
我就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拣来怎么吃。
小姑娘说：“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
我见过他们的“馍”是红棕色的，面糊也是红棕色;不知“可好吃哩”的面糊是何滋味。我们日常吃的老白菜和苦萝卜虽然没什么好滋味，“可好吃哩”的滋味却是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
我们种的疙瘩菜没有收成;大的像桃儿，小的只有杏子大小。我收了一堆正在挑选，准备把大的送交厨房。那位老大娘在旁盯着看，问我怎么吃。我告诉她：腌也行，煮也行。我说：“大的我留，小的送你。”她大喜，连说：“好! 大的留给你，小的给我。”可是她手下却快，尽把大的往自己篮里拣。我不和她急，只等她拣完，从她篮里拣回一堆大的，换给两把小的，她也不抗议，很满意地回去了。我却心上抱歉，因为那堆稍大的疙瘩，我们厨房里后来也没有用。但我当时不敢随便送人，也不能开这个例。我在菜园里拔草间苗，村里的小姑娘跑来闲看。我学着她们的乡音，可以和她们攀话。我把细小的绿苗送给她们，她们就帮我拔草。她们称男人为“大男人”;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已由父母之命定下终身。这小姑娘告诉我那小姑娘已有婆家;那小姑娘一面羞抵赖，一面说这小姑娘也有婆家了。她们都不识字。我寄居的老乡家比较是富裕的。两个十岁以上的儿子不用看牛赚钱，都上学;可是他们十七八岁的姊妹却不识字。她已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邻村一位年貌相当的解放军战士订婚。两人从未见过面。那位解放军给未婚妻写了一封信，并寄了照片。他小学程度，相貌是浑朴的庄稼人。姑娘的的父母因为和我同姓，称我为“俺大姑”;他们请我代笔回信。我举笔半天，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后来还是同屋你一句、我一句拼凑了一封信。那位解放军连姑娘的照片都没见过。
村里十五六岁的大小子，不知怎么回事，好像成天都闲来无事的，背着个大筐，见什么，拾什么。有时七八成群，把道旁不及胳膊粗的树拔下，大伙儿用树干在地上拍打，“哈! 哈! 哈!”粗声訇喝着围猎野兔。有一次，三四个小伙子闯到菜地里来大吵大叫，我连忙赶去，他们说菜畦里有“猫”。“猫”就是兔子，我说：“这里没有猫，躲在菜叶底下的那头兔子自知藏身不住，一道光似的直窜出去。兔子跑得快，狗追不上。可是几条狗在猎人的指使下分头追赶，兔子几回转折，给三四条狗团团围住。只见它纵身一跃有六七尺高，掉下地就给狗咬住。在它纵身一跃的时候，我代它心胆俱碎。从此我听到“哈! 哈! 哈!”粗哑的訇喝声，再也没有好奇心去观看。
有一次，那是1971年1月3日，下午3点左右，忽有人来，指着菜园以外东南隅两个坟墩，问我是否干校的坟墓。随学部干校最初下去的几个拖拉机手，有一个开拖拉机过桥，翻在河里淹死了。他们问我那人是否埋在那边。我说不是;我指向遥远处，告诉了那个坟墓所在。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几个人要在胡萝卜地东边的溪岸上挖土，旁边歇着一辆大车，车上盖着苇席。啊! 他们是要埋死人吧? 旁边站着几个穿军装的，想是军宣队。
我远远望着，刨坑的有三四人，动作都很迅速。有人跳下坑去挖土;后来一个个都跳下坑去。忽有一人向我跑来。我以为他是要喝水;他却是要借把铁锹，他的铁锹柄断了。我进窝棚去拿了一把给他。
当时没有一个老乡在望，只见那几个人在刨坑，忙忙地，急急地。后来，下坑的人只露出脑袋和肩膀了，坑已够深。他们就从苇席下抬出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尸体。我心里震惊，遥看他们把那死人埋了。
借铁锹的人来还我工具时候，我问他死者是男是女，什么病死的。他告诉我，他们是某连，死者是自杀的，三十三岁，男。
冬天日短，他们拉着空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荒凉的连片菜地里阒无一人。我慢慢儿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见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谁也不会注意到溪岸上多了这么一个新坟。
第二天我告诉了默存，叫他留心别踩那新坟，因为里面没有棺材，泥下就是身体。他从邮电所回来，那儿消息却多，不但知道死者的姓名，还知道死者有妻有子;那天有好几件行李寄回死者的家乡。
不久后下了一场大雪。我只愁雪后的坟塌裂，尸体给野狗拖出来。地果然塌下些，坟却没有裂开。
整个冬天，我一人独守菜园。早上太阳刚出、东边半天云彩绚烂。远远近近的村子里，一批批老老少少的村里人，穿着五颜六色的破衣服成群结队出来，到我们菜园邻近分散成两人一伙、三人一伙，消失各处。等夕阳西下，他们或先或后，又成群负载而归。我买了晚饭回菜园，常站在窝棚门口慢慢地吃。晚霞渐渐暗淡，暮霭沉沉，野旷天低，菜地一片昏暗，远近不见一人，也不见一点灯光。我退入窝棚，只听得秫秸里不知多少老鼠在跳踉作耍，枯叶窸窸窣窣地响。我舀些井水洗净碗匙，就锁上门回宿舍。
人人忙着干活儿，唯我独闲;闲得惭愧，也闲得无可奈何。我虽然没有十八般武艺，也大有鲁智深的五台山禅院做和尚之慨。
我住在老乡家的时候，和同屋伙伴不在一处劳动，晚上不便和她们结队一起回村。我独往独来，倒也自由灵便。而且我喜欢走黑路。打了手电，只能照见四周一小圈地，不知身在何处;走黑路倒能把四周都分辨清楚。我顺着荒墩乱石间一条蜿蜒小径，独自回村;近村能看到树丛里闪出灯光。但有灯光处，只有我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一个孤寂的归宿，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是如此。
过了年，清明那天，学部的干校迁往明港。动身前，我们菜园班全体都回到旧菜园里，拆除所有的建筑。可拔的拔了，可拆的拆了。拖拉机又来耕地一遍。临走我和默存偷空同往菜园看一眼，聊当告别。只见窝棚没有了，井台没有了，灌水渠没了，菜畦没有了，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只剩下满布坷拉的一片白地。

“小趋”记情

我们菜园班的那位诗人从砖窑里抱回一头小黄狗。诗人姓区。偶有人把姓氏的“区”读如“趋”，阿香就为小狗命名“小趋”。诗人的报复很妙：他不为小狗命名“小香”，却要它和阿香排行，叫它“阿趋”。可是“小趋”叫来比“阿趋”顺口，就叫开了。好在菜园以外的人，并不知道“小趋”原是“小区”。
我们把剩余的破砖，靠窝棚南边给“小趋”搭了一个小窝，垫的是秫秸;这个窝又冷又硬。菜地里纵横都是水渠，小趋初来就掉入水渠。天气还暖的时候，我曾一足落水，湿鞋湿袜渥了一天，怪不好受的;瞧小趋滚了一身泥浆，冻得索索发抖，很可怜它。如果窝棚四周满地的秫秸是稻草，就可以抓一把为它抹试一下。秫秸却太硬，不中用。我们只好把它赶到太阳里去晒。太阳只是“淡水太阳”，没有多大暖气，却带着凉飕飕的风。
小趋虽是河南穷乡僻壤的小狗，在它妈妈身边，总有点母奶可吃。我们却没东西喂它，只好从厨房里拿些白薯头头和零碎的干馒头泡软了喂。我们菜园班里有一位十分“正确”的老先生。他看见用白面馒头(虽然是零星残块)喂狗，疾言厉色把班长训了一顿：“瞧瞧老乡吃的是什么? 你们拿白面喂狗!”我们人人抱愧，从此只敢把自己嘴边省下的白薯零块来喂小趋，其实，馒头也罢，白薯也罢，都不是狗的粮食。所以小趋又瘦又弱，老也长不大。
一次阿香满面忸怩，悄悄在我耳边说：“告诉你一件事;说完又怪不好意思地笑个不了。然后她告诉我：“小趋——你知道吗?——在厕所里——偷——偷粪吃!!”
我忍不住笑了。我说：“瞧你这副神气，我还以为是你在那里偷吃呢!”
阿香很耽心：“吃惯了，怎么办? 脏死了!”
我说，村子里的狗，哪一只不吃屎! 我女儿初下乡，屙炕的小娃子拉了一大泡屎在炕席上;她急得忙用大量手纸去擦。大娘跑来嗔起糟塌了手纸——也糟塌了粪。大娘：“鸣——噜噜噜噜噜”一声喊，就跑来一只狗，上炕一阵子舔吃，把炕席连娃娃的屁股都舔得干干净净，不用洗也不用擦。她每天早晨，听到东邻西舍“呜——噜噜噜噜噜”呼狗的声音，就知道各家娃娃在喂狗呢。
我下了乡才知道为什么猪是不洁的动物;因为猪和狗是同嗜。不过猪不知狗有礼让，只顾贪嘴，全不识趣，会把拉屎的人撞倒。狗只远远坐在一旁等待，到了时候，才摇摇尾巴过去享受。我们住在村里，和村里的狗不仅成了相识，对它们还有养育之恩呢。
假如猪狗是不洁的动物，蔬菜是清洁的植物吗? 蔬菜是吃了什么长大的? 素食的先生们大概没有理会。
我告诉阿香，我们对“屡诫不改”和“本性难移”的人有两句老话。一是：“你能改啊，狗也不吃屎了。”一是：“你简直是狗对粪缸发誓!”小趋不是洋狗，没吃过西洋制造的罐头的食。它也不如其他各连养的狗;据说他们厨房里的剩食可以喂狗，所以他们的狗养得膘肥毛润。我们厨房的剩食只许喂猪，因为猪是生产的一部分。小趋偷食，只不过是解决自己的活命问题罢了。
默存每到我们的菜园来，总拿些带毛的硬肉皮或带筋的骨头来喂小趋。小趋一见他就蹦跳欢迎。一次，默存带来两个臭蛋——不知道谁扔掉的。他对着小趋“啪”一扔，小趋连吃带舔，蛋壳也一屑不剩。我独自一人看园的时候，小趋总和我一同等候默存。它远远看见默存从砖窑北面跑来，就迎上前去，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还不足以表达它的欢忻，特又饶上个打滚儿;打完一滚，又起来摇尾巴蹦跳，然后又就地打个滚儿。默存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他简直无法向前迈步，得我喊着小趋让开路，我们三个才一同来到菜地。
我有一位同事常对我讲他的宝贝孙子。据说他那个三岁的孙子迎接爷爷回家，欢呼跳跃之余，竟倒地打了个滚儿。他讲完笑个不了。我也觉得孩子可爱，只是不敢把他的孙子和小趋相比，但我常想，是狗有人性呢? 还是人有狗样儿? 或者小娃娃不论是人是狗，都有相似处?
小趋见了熟人就跟随不舍，我们的连搬住“中心点”之前，我和阿香每次回连吃饭，小趋就要跟。那时候它还只是一只娃娃狗，相当于学步的孩子，走路滚呀滚的动人怜爱。我们怕它走累了，不让它跟，总把它塞进狗窝，用砖堵上。一次晚上我们回连，已经走到半路，忽发现小趋偷偷儿跟在后面，原来它已破窝而出。那天是雨后，路上很不好走，我们呵骂，它也不理。它滚呀滚地直跟到我们厨房兼食堂的席棚里。大家都爱而怜之，各从口边省下东西来喂它。小趋饱吃了一餐，跟着菜园班长回菜地。那是它第一次出远门。
我独守菜园的时候，起初是到默存那里去吃饭。狗窝关不住小趋，我得把它锁在窝棚里。一次我已经走过砖窑，回头忽见小趋偷偷儿远远地跟着我呢，它显然是从窝棚的秫秸墙里钻了出来。我呵止它，它就站住不动。可是我刚到默存的宿舍，它跟脚也来了;一见默存，快活得大蹦大跳。同屋的人更喜爱娃娃狗，争把自己的饭食喂它。小趋又饱餐了一顿。
小趋先不过是欢迎默存到菜园来，以后就跟随不舍，但它只跟到溪边就回来。有一次默存走到老远，发现小趋还跟在后面。他怕走累了小狗，捉住它送回菜园，叫我紧紧按住，自己赶忙逃跑。谁知那天他领了邮件回去，小趋已在他宿舍门外等候，跳跃着呜呜欢迎。它迎到了默存，又回菜园来陪我。
我们全连迁往“中心点”以后，小趋还靠我们班长从食堂拿回的一点剩食过日子，很不方便。所以过了一段时候，小趋也搬到“中心点”去了。它近着厨房，总有些剩余的东西可吃;不过它就和旧菜地失去了联系。我每天回宿舍晚，也不知它的窝在哪里，连里有许多人爱狗;但也有人以为狗只是资产阶级夫人小姐的玩物。所以我待小趋向来只是淡淡的，从不爱抚它。小趋不知怎么早就找到了我住的房门。我晚上回屋，旁人常告诉我：“你们的小趋来找过你几遍了。”我感它相念，无以为报，常攒些骨头之类的东西喂它，表示点儿意思。以后我每天早上到菜园去，它就想跟。我喝住它，一次甚至拣起泥块掷它，它才站住了，只远远望着我。有一天下小雨，我独坐在窝棚内，忽听得“呜”一声，小趋跳进门来，高兴得摇着尾巴叫了几声，才傍着我趴下。它找到了由“中心点”到菜园的路!
我到默存处吃饭，一餐饭再加路上来回，至少要半小时。我怕菜园没人看守，经常在“威虎山”坡下某连食堂买饭。那儿离菜园只六七分钟的路。小趋来作客，我得招待它吃饭。平时我吃半份饭和菜，那天我买了正常的一份，和小趋分吃。食堂到菜园的路虽不远，一路的风很冷。两手捧住饭碗也挡不了寒，饭菜总吹得冰凉，得细嚼缓吞，用嘴里的暖气来加温。小趋哪里等得及我吃完了再喂它呢，不停地只顾蹦跳着讨吃。我把饭碗一手高高擎起，舀一匙饭和菜倒在自己嘴里，再舀一匙倒在纸上，送与小趋;不然它就不客气要来舔我的碗匙了。我们这样分享了晚餐，然后我洗净碗匙，收拾了东西，带着小趋回“中心点”。
可是小趋不能保护我，反得我去保护它。因为短短两三个月内，它已由娃娃狗变成小姑娘狗。“威虎山”上堆藏着木材等东西，养一头猛狗名“老虎”;还有一头灰狗也不弱。它们对小趋都有爱慕之意。小趋还小，本能地怕它们。它每次来菜园陪我，归途就需我呵护，喝退那两只大狗。我们得沿河走好一段路。我走在高高的堤岸上，小趋乖觉地沿河在坡上走，可以藏身。过了桥走到河对岸，小趋才得安宁。
幸亏我认识那两条大狗——我蓄意结识了它。有一次我晚饭吃得太慢了，锁上窝棚，天色已完全昏黑。我刚走上西边的大道，忽听得“呜——wu wu wu wu……”，只见面前一对发亮的眼睛，接着看见一只大黑狗，拱着腰，仰脸狰狞地对着我。它就是“老虎”，学部干校最猛的狗。我住在老乡家的时候，晚上回村，有时迷失了惯走的路，脚下偶一趔趄，村里的狗立即汪汪乱叫，四方窜来;就得站住脚，学着老乡的声调喝一声“狗!”……据说村里的狗没有各别的名字——它们会慢慢退去。“老虎”不叫一声直蹿前来，确也吓了我一跳。但我出于习惯，站定了喝一声“老虎!”它居然没扑上来，只“wu wu wu wu……”低吼着在我脚边嗅个不了，然后才慢慢退走。以后我买饭碰到“老虎”，总叫它一声，给点儿东西吃。灰狗我忘了它的名字，它和“老虎”是同伙。我见了它们总招呼，并牢记着从小听到的教导：对狗不能矮了气势。我大约没让它们看透我多么软弱可欺。
我们迁居“中心点”之后，每晚轮流巡夜。各连方式不同。我们连里一夜分四班，每班2小时。第一班是10点到12点，末一班是早上4点到6点;这两班都是照顾老弱的，因为迟睡或早起，比打断了睡眠半夜起床好受些。各班都二人同巡，只第一班单独一人，据说这段时间比较安全，偷窃最频繁是在凌晨三四点左右。单独一人巡夜，大家不甚踊跃。我愿意晚睡，贪图这一班，也没人和我争。我披上又长又大的公家皮大衣，带个手电，10点熄灯以后，在宿舍四周巡行。巡行的范围很广：从北边的大道绕到干校放映电影的广场，沿着新菜园和猪圈再绕回来。熄灯十多分种以后，四周就寂无人声。一个人在黑地里打转，时间过得很慢很慢。可是我有时不止一人，小趋常会“呜呜”两声，蹿到我脚边来陪我巡行几周。
小趋陪我巡夜，每使我记起清华“三反”时每晚接我回家的小猫“花花儿”。我本来是个胆小鬼;不问有鬼无鬼，反正就是怕鬼。晚上别说黑地里，便是灯光雪亮的地方，忽然间也会胆怯，不敢从东屋走到西屋。可是“三反”中整个人彻底变了，忽然不再怕什么鬼。系里每晚开会到十一二点，我独自一人从清华的西北角走回东南角的宿舍。路上有几处我向来特别害怕，白天一人走过，或黄昏时分有人作伴，心上都寒凛凛地。“三反”时我一点不怕了。那时候默存借调在城里工作，阿圆在城里上学，住宿在校，家里的女佣早已入睡，只花花儿每晚在半路上的树丛里等着我回去。它也像小趋那样轻轻地“呜”一声，就蹿到我脚边，两只前脚在我脚踝上轻轻一抱——假如我还胆怯，准给它吓坏——然后往前蹿一丈路，又回来迎我，又住前蹿，直到回家，才坐在门口仰头看我掏钥匙开门。小趋比花花儿驯服，只紧紧地跟在脚边。它陪伴着我，我却在想花花儿和花花儿引起的旧事。自从搬家走失了这只猫，我们再不肯养猫了。如果记取佛家“不三宿桑下”之戒，也就不该为一只公家的小狗留情。可是小趋好像认定了我做主人——也许只是我势不下它。
一次，我们连里有人骑自行车到新蔡。小趋跟着车，直跑到新蔡。那位同志是爱狗的，特地买了一碗面请小趋吃;然后把它装在车兜里带回家。可是小趋累坏了，躺下奄奄一息，也不动，也不叫，大家以为它要死了。我从菜园回来，有人对我说：“你们的小趋死了，你去看看它呀。”我跟他跑去，才叫了一声小趋，它认得声音，立即跳起来，汪汪地叫，连连摇尾巴。大家放心说：“好了! 好了! 小趋活了!”小趋不知道居然有那么多人关心它的死活。
这年厨房里买了一只狗，烹狗肉吃，因为比猪肉便宜。有的老乡爱狗，舍不得卖给人吃。有的肯卖，却不忍心打死它。也有的肯亲自打死了卖。我们厨房买的是打死了的。据北方人说，煮狗肉要用硬柴火，煮个半烂，蘸葱泥吃——不知是否鲁智深吃的那种? 我们厨房里依阿香的主张，用浓油赤酱，多加葱姜红烧。那天我回连里吃晚饭，特买了一份红烧狗肉尝尝，也请别人尝尝。肉很嫩，也不太瘦，和猪肉的精肉差不多。据大家说，小趋不肯吃狗肉，生的熟的都不吃。据区诗人说，小趋衔了狗肉，在泥地上扒了个坑，把那块肉埋了。我不信诗人的话，一再盘问，他一口咬定亲见小趋叼了狗肉去埋了。可是我仍然相信那是诗人的创造。
忽然消息传来，干校要大搬家了，领导说，各连养的狗一律不准带走。我们搬家前已有一队解放军驻在“中心点”上。阿香和我带着小趋去送给他们，说我们不能带走，求他们照应。解放军战士说：“放心，我们会养活它;我们很多人爱小牲口。”阿香和我告诉他，小狗名“小趋”，还特意叫了几声“小趋”，让解放军知道该怎么称呼。
我们搬家那天，乱哄哄的，谁也没看见小趋，大概它找伴儿游玩去了。我们搬到明港后，有人到“中心点”去料理此未了的事，回来转述那边人的话：“我们的小狗不肯吃食，来回来回的跑，又跑又叫，满处寻找。”小趋找我吗? 找默存吗? 找我们连里所有关心它的人吗? 我们有些人懊悔没学别连的样，干脆违反纪律，带了狗到明港。可是带到明港的狗，终究都赶走了。
默存和我想到小趋，常说：“小趋不知怎样了?”
默存说：“也许已经给人吃掉，早变成一堆大粪了。”
我说：“给人吃了也罢。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拣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

冒险记幸

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蒙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像刀刃一样坚硬，害得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成泥团子。厨房只是个席棚;旁边另有个席棚存放车辆和工具。我们端着饭碗尽量两个棚里挤。棚当中，地较干;站在边缘不仅泥宁，还有雨丝飕飕地往里扑。但不论站在席棚的中央或边缘，头顶上还点点滴滴漏下雨来。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碗。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也不能由北京邮寄。唉! 息县的雨天，实在叫人鼓不起劲来。
一次，连着几天下雨。我们上午就在村里开会学习，饭后只核心或骨干人员开会，其余的人就放任自流了。许多人回到寄寓的老乡家，或写信，或缝补，或赶做冬衣。我住在副队长家里，虽然也是六面泥的小房子，却比别家讲究些，朝南的泥墙上还有个一尺宽、半尺高的窗洞。我们糊上一层薄纸，又挡风，又透亮。我的床位在没风的暗角落里，伸手不见五指，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待不住。屋里只有窗下那一点微弱的光，我也不愿占用。况且雨里的全副武装——雨衣、雨裤、长统雨鞋，都沾满泥浆，脱换费事，还有一把水淋淋的雨伞也没处挂。我索性一手打着伞，一手拄着拐棍，走到雨里去。
我在苏州故居的时候最爱下雨天。后园的树林，雨里绿叶青翠欲滴，铺地的石子冲洗得光洁无尘;自己觉得身上清润，心上洁净。可是息县的雨，使人觉得自己确是黄土捏成的，好像连骨头都要化成一堆烂泥了。我踏着一片泥海，走出村子;看看表，才两点多，忽然动念何不去看看默存，我知道擅自外出是犯规，可是这时候不会吹号、列队、点名。我打算偷偷儿抄过厨房，直奔西去的大道。
连片的田里都有沟;平时是平的，积雨之后，成了大大小小的河渠。我走下一座小桥，桥下的路已淹在水里，和沟水汇成一股小河。但只差几步就跨上大道了。我不甘心后退，小心翼翼，试探着踩过靠岸的浅水;虽然有几脚陷得深些，居然平安上坡。我回头看看后无追兵，就直奔大道西去，只心上切记，回来不能再走这条路。
泥泞里无法快走，得步步着实。雨鞋愈走愈重;走一段路，得停下用拐杖把鞋上沾的烂泥拨掉，雨鞋虽是高统，一路上的烂泥粘得变成“胶力士”，争着为我脱靴;好几次我险地把雨鞋留在泥里，而且不知从哪里搓出来不少泥丸子，会落在高统的雨鞋里去，我走在路南边，就觉得路北边多几茎草，可免滑跌;走到路北边，又觉得还是南边草多。这是一条坦直的大道，可是将近砖窑，有二三处路基塌陷。当初我们菜园挖井，阿香和我推车往菜地送饭的时候，到这里就得由阿香推车下坡又上坡。连天下雨，这里一片汪洋，成了个清可见底的大水塘。中间有两条提岸;我举足踹上堤岸，立即深深陷下去;原来那是大车拱起的轮辙，浸了水是一条“酥堤”。我跋涉到此。虽然走的是平坦大路，也大不容易，不愿废然而返。水并不没过靴统，还差着一二寸。水底有些地方是沙，有些地方是草;沙地有软和硬，草地也有软和硬。我柱着拐杖一步一步试探着前行，想不到竟安然渡过了这个大水塘。
上坡走过砖窑，就该拐弯往北。有一条小河由北而南，流到砖窑坡下，稍一渟洄，就泛入窑西低洼的荒地里去。坡下那片地，平时河水蜿蜒而过，雨后水涨流急，给冲成一个小岛。我沿河北去，只见河面愈来愈广。默存的宿舍在河对岸，是几排灰色瓦房的最后一排，我到那里一看，河宽至少一丈。原来的一架四五尺宽的小桥，早已冲垮，歪歪斜斜浮在下游水面上。雨丝绵绵密密，把天和地都连成一片;可是面前这一道丈许的河，却隔断了道路。我在东岸望着西岸，默存住的房间便在这排十几间房间的最西头。我望着望着，不见一人;忽想到假如给人看见，我岂不成了笑话。没奈何，我只得踏着泥泞的路，再往回走;一面走，一面打算盘。河愈南去愈窄，水也愈急。可是如果到砖窑坡下跳上小岛，跳过河去。不就到了对岸吗? 那边看去尽是乱石荒墩，并没有道路，可是地该是连着的，没有河流间隔。但河边泥滑，穿了雨靴不如穿布鞋灵便;小岛的泥土也不知是否坚固。我回到那里，伸过手杖去扎那个小岛，泥土很结实。我把手杖扎得深深的，攀着杖跳上小岛，又如法跳到对岸。一路坑坑坡坡，一脚泥、一脚水，历尽千难万阻，居然到了默存的门口。
我推门进去，默存吃了一惊。
“你怎么来了?”
我笑说：“来看看你。”
默存急得直骂我，催促我回去。我也不敢逗留，因为我看过表，一路上费的时候比平时多一倍不止。我又怕小岛愈冲愈小，我就过不得河了。灰蒙蒙的天，看昏暗下来，过那片水塘就难免陷入泥里去。
恰巧有人要过砖窑往西到“中心点”去办事。我告诉他说，桥已冲跨。他说不要紧，南去另有出路。我就跟他同走。默存穿上雨鞋，打着雨伞，送了我们一段路。那位同志过砖窑往西，我就往东。好在那一路都是刚刚走过的，只需耐心、小心，不妨大着胆子。我走到我们厨房，天已经昏黑。晚饭已过，可是席棚里还有灯火，还有人声。我做贼也似的悄悄掠过厨房，泥泞中用最快的步子回屋。
我再也记不起我那天的晚饭是怎么吃的;记不起是否自己保留了半个馒头，还是默存给我吃了什么东西;我记不起是否饿了肚子。我只庆幸没有掉在河里，没有隐入泥里，没有滑跌，也没有被领导抓住;便是同屋的伙伴，也没有觉察我干了什么反常的事。
入冬，我们全连搬进自己盖的新屋，军宣队要让我们好好过个年，吃一餐丰盛的年夜饭，免得我们苦苦思家。
外文所原是文学所分出来的。我们连里有几个女同志的“老头儿”(默存就是我的“老头儿”——不管老不老，丈夫就叫“老头儿”)在他们连里，我们连里同意把几位“老头儿”请来同吃年夜饭。厨房里的烹调能手各显奇能，做了许多菜：熏鱼、酱鸡、红烧猪肉、咖喱牛肉等等应有尽有;还有凉拌的素菜，都很可口。默存欣然加入我们菜园一伙，围着一张长方大桌子吃了一餐盛馔。小趋在桌子底下也吃了个撑肠拉腹;我料想它尾巴都摇酸了。记得默存六十周岁那天，我也附带庆祝自己的六十虚岁，我们只开了一罐砂红烧鸡。那天我虽放假，他却不放假。放假吃两餐，不放假吃三餐，我吃了早饭到他那里，中午还吃不下饭，却又等不及吃晚饭就得回连，所以只勉强啃了几口馒头。这番吃年夜饭，又有好菜，又有好酒;虽然我们俩不喝酒，也和旁人一起陶然忘忧。晚饭后我送他一程，一路走一路闲谈，直到拖拉机翻倒河里的桥边，默存说：“你回去吧。”他过桥北去，还有一半路。
那天是大雪之后，大道上雪已融化，烂泥半干，踩在脚下软软的，也不滑，也不硬。可是桥以北的小路上雪还没化。天色已经昏黑，我怕默存近视眼看不清路——他向来不会认路——干脆直把他送回宿舍。
雪地里，路径和田地连成片，很难分辨。我一路留心记住一处处的标志，例如哪个转角处有一簇几棵大树、几棵小树，树的枝叶是什么姿势;什么地方，路是斜斜地拐;什么地方的雪特别厚，那是田边的沟，面上是雪，踹下去是半融化的泥浆，归途应当回避等等。
默存屋里已经灯光雪亮。我因为时间不早，不敢停留，立即辞归。一位年轻人在旁说：天黑了，他送我回去吧。我想这是大年夜，他在暖融融的屋里，说说笑笑正热闹，叫他冲黑冒寒送我，是不请之情。所以我说不必，我认识路。默存给他这么一提，倒不放心了。我就吹牛说：“这条路，我哪天不走两遍! 况且我带着个很亮的手电呢，不怕的。”其实我每天来回走的路，只是北岸的堤和南岸的东西大道。默存也不知道不到半小时之间，室外的天地已经变了颜色，那一路上已不复是我们同归时的光景了。而且回来朝着有灯光的房子走，容易找路;从亮处到黑地里去另是一回事。我坚持不要人送，他也不再勉强。他送我到灯光所及的地方，我就叫他回去。
我自恃惯走黑路，站定了先辨辨方向。有人说，女同志多半不辨方向，我记得哪本书上说：女人和母鸡，出门就迷失方向。这也许是侮辱了女人。但我确是个不辨主向的动物。往往“欲往城南望城北”。默存虽然不会认路，我去靠他辨认方向。这时我留意辨明方向：往西南，斜斜地穿出树林，走上林边大道;往西，到那一簇三五棵树的地方，再往南拐;过桥就直奔我走熟的大道回宿舍。
可是我一走出灯光所及的范围，便落入了一团昏黑里。天上没有一点星光，地下只一片雪白;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路。打开手电，只照见远远近近的树干。我让眼睛在黑暗里习惯一下，再睁眼细看，只见一团昏黑，一片雪白。树林里那条蜿蜒小路，靠宿舍里的灯光指引，暮色苍茫中依稀还能辨认，这时完全看不见了。我几乎想退回去请人送送。可是再一转念：遍地是雪，多两只眼睛亦未必能找出路来;况且人家送了我回去，还得独自回来呢，不如我一人闯去。
我自信四下观望的时候脚下并没有移动。我就硬着头皮，约莫朝西南方向。一纳头走进黑地里去。假如太往西，就出不了树林;我宁可偏向南走。地下看着雪白，踩下去却是泥浆。幸亏雪下有些秫秸杆儿、断草绳、落叶之类，倒也不很滑，我留心只往南走，有树挡住，就往西让。我回头望望默存宿舍的灯光，已经看不见了，也不知身在何处。走了一回，忽一脚踩个空，栽在沟里，吓了我一大跳;但我随即记起林边大道旁有个又宽又深的沟，这时撞入沟里，不胜忻喜，忙打开手电，找到个可以上坡的地方，爬上林边的大道。
大道上没雪，很好走，可以放开步子;可是得及时往南拐弯。如果一直走，便走到“中心点”以西的邻村去了。大道两旁植树，十几步一棵。我只见树干，看不见枝叶，更看不见树的什么姿势。来时所认的标志，一无所见。我只怕错失了拐弯处，就找不到拖拉机翻身的那座桥。迟拐弯不如早拐弯——拐迟了走入连片的大田，就够我在里面转个通宵了。所以我看见有几棵树聚近在一处，就忙拐弯往南。
一离开大道，我又失去方向;走了几步，发现自己在秫秸丛里。我且直往前走。只要是往南，总会走到河边;到了河边总会找到那座桥。
我曾听说，有坏人黑夜躲在秫秸田里;我也怕野狗闻声蹿来，所以机伶着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轻悄悄地走，不拂动两旁秫秸的枯叶。脚下很泥泞，却不滑。我五官并用，只不用手电。不知走了多久，忽见前面横着一条路，更前面高高的堤岸。我终于到了河边! 只是雪地又加黑夜，熟悉的路也全然陌生，无法分辨自己是在桥东还是在桥西——因为桥西也有高高的堤岸。假如我已在桥西，那条河愈西去愈宽，要走到“中心点”西头的另一个砖窑，才能转到河对岸，然后再折向东去找自己的宿舍。听说新近有个干校学员在那个破窑里上吊死了。幸亏我已经不是原先的胆小鬼，否则桥下有人淹死，窑里有人吊死，我只好徘徊河边吓死。我估计自己性急，一定是拐弯过早，还在桥东，所以且往西走;一路找去，果然找到了那座桥。
过桥虽然还有一半路，我飞步疾行，一会儿就到家了。
“回来了?”同屋的伙伴儿笑脸相迎，好像我才出门走了几步路。在灯光明亮的屋里，想不到昏黑的野外另有一番天地。
1971年早春，学部干校大搬家，由息县迁往明港某团的营房。干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 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
看电影大概也算是一项学习，好比上课，谁也不准逃学(默存因眼睛不好，看不见，得以豁免)。放映电影的晚上，我们晚饭后各提马扎儿，列队上广场。各连有指定的地盘，各人挨次放下马扎儿入座。有时雨后，指定的地方泥泞，马扎儿只好放在烂泥上;而且保不定天又下雨，得带着雨具。天热了，还有防不胜防的大群蚊子。不过上这种课不用考试。我睁眼就看看，闭眼就歇歇。电影只那么几部，这一回闭眼没看到的部分，尽有机会以后补看。回宿舍有三十人同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我只需旁听，不必泄漏自己的无知。
一次我看完一场电影，随着队伍回宿舍。我睁着眼睛继续做我自己的梦，低头只看着前人的脚跟走。忽见前面的队伍渐渐分散，我到了宿舍的走廊里，但不是自己的宿舍。我急忙退回队伍，队伍只剩个尾巴了;一会儿，这些人都纷纷走进宿舍去。我不知道自己的宿舍何在，连问几人，都说不知道。他们各自忙忙回屋，也无暇理会我。我忽然好比流落异乡，举目无亲。
抬头只见满天星斗。我认得几个星座;这些星座这时都乱了位置。我不会借星座的位置辩认方向，只凭颠倒的位置知道离自己的宿舍很远了。营地很大，远远近近不知有多少营房，里面都亮着灯。营地上纵横曲折的路，也不知有多少。营房都是一个式样，假如我在纵横曲折的路上乱跑，一会儿各宿舍熄了灯，更无从寻找自己的宿舍了。目前只有一法：找到营房南边铺石块的大道，就认识归路。放映电影的广场离大道不远，我错到的陌生宿舍，估计离广场也不远;营房大多南向，北斗星在房后——这一点我还知道。我只要背着这个宿舍往南去，寻找大道;即使绕了远路，总能找到自己的宿舍。
我怕耽误时间，不及随着小道曲折而行，只顾抄近，直往南去;不防走进了营地的菜圃。营地的菜圃不比我们在息县的菜圃。这里地肥，满畦密密茂茂的菜，盖没了一畦畦分界。我知道这里每一二畦有一眼沤肥的粪井;井很深。不久前，也是看电影回来，我们连里一位高个儿年轻人失足落井。他爬了出来，不顾寒冷，在“水房”——我们的盥洗室——冲洗了好半天才悄悄回屋，没闹得人人皆知。我如落井，谅必一沉到底，呼号也没有救应。冷水冲洗之厄，压根儿可不必考虑。
我当初因为跟着队伍走不需手电，并未注意换电池。我的手电昏暗无光，只照见满地菜叶，也不知是什么菜。我想学猪八戒走冰的办法，虽然没有扁担可以横架肩头，我可以横抱着马扎儿，扩大自己的身躯。可是如果我掉下半身，呼救无应，还得掉下粪井。我不敢再胡思乱想，一手提马扎儿，一手打着手电，每一步都得踢开菜叶，缓缓落脚，心上虽急，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一步不敢草率。好容易走过这片菜地，过一道沟仍是菜地。简直像梦魇似的，走呀、走呀，总走不出这片菜地。
幸亏方向没错，我出得菜地，越过煤渣铺的小道，越过乱草、石堆，终于走上了石块铺的大路。我立即拔步飞跑，跑几步，走几步，然后转北，一口气跑回宿舍。屋里还没有熄灯，末一批上厕所的刚回房，可见我在菜地里走了不到二十分钟。好在没走冤枉路，我好像只是上了厕所回屋，谁也没有想到我会睁着眼睛跟错队伍。假如我掉在粪井里，几时才会被人发现呢?
我睡在硬帮帮、结结实实的小床上，感到享不尽的安稳。
有一位比我小两岁的同事，晚饭后乖乖地坐在马扎上看电影，散场时他因脑溢血已不能动弹，救治不及，就去世了。从此老年人可以免修晚上的电影课。我常想，假如我那晚在陌生的宿舍前叫喊求救，是否可让老年人早些免修这门课呢? 只怕我的叫喊求救还不够悲剧，只能成为反面教材。
所记三事，在我，就算是冒险，其实说不上什么险;除非很不幸，才会变成险。

误传记妄

我寄寓杨村的时候，房东家的猫儿给我来了个恶作剧。我们屋里晚上点一只油盏，挂在门口墙上。我的床离门最远，几乎全在黑影里。有一晚，我和同屋伙伴儿在井边洗漱完毕，回房睡觉，忽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我幸未冒冒失失用手去摸，先打开手电一照，只见血淋淋一只开膛破肚的死鼠，旁边是一堆粉红色的内脏。我们谁也不敢拿手去拈。我战战兢兢移开枕被，和同伴提着床单的四角，把死鼠抖在后院沤肥的垃圾堆上。第二天，我大老清早就起来洗单子，汲了一桶又一桶的井水，洗了又洗，晒干后又洗，那血迹好像永远洗不掉。
我遇见默存，把这桩倒霉事告诉他，说猫儿“以腐鼠‘饷’我”。默存安慰我说：“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驱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我听了大笑，凭他运用多么巧妙的圆梦术或拆字法，也不能叫我相信他为我编造的好话。我大可仿效大字报上的语调，向他大喝一声：“你的思想根源，昭然若揭! 想离开此地吗? 休想!”说真话，他虽然如此安慰我，我们都懂得“自由是规律的认识”;明知这扇门牢牢锁着呢，推它、撞它也是徒然。
这年年底，默存到菜园来相会时，告诉我一件意外的传闻。
默存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我喜出望外。默存若能回京，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尽管夫妻不在一处，也享不到这个权利。
过了几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我，特来报告他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
我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过了几天，他来看我时脸上还是静静的。我问：
“还没有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他。
他告诉我回京的是谁、有谁。我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我陪他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
默存比别人‘少壮’吗? 我背诵着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赦书一日行千里……州家申名使家抑”，感触万端。
我第一念就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这份材料若没有“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默存轻蔑领导的着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我们俩各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把这事告知默存。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两人忙忙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浆糊和手电到学部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第二天，我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斗。可是事后知道，大字报所控确有根据：有人告发钱某说了如此这般的话。这项“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红卫兵的调查想必彻底，可是查无实据。默存下干校之前，军宣队认为“告发”的这件事情节严重，虽然查无实据，料必事出有因，命默存写一份自我检讨。默存只好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我想起这事还心上不服。过一天默存到菜园来，我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默存说我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我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京的人动身那天，我们清早都跑到广场沿大道的那里去欢送。客里送人归，情怀另是一般。我怅然望着一辆辆大卡车载着人和行李开走，忽有女伴把我胳膊一扯说：“走! 咱们回去!”我就跟她同回宿舍;她长叹一声，欲言又止。我们各自回房。
回京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我独往菜园去，忽然转念：我如送走了默存，我还能领会“咱们”的心情吗? 只怕我身虽在干校，心情已自不同，多少已不是“咱们”中人了。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 思想进步吗? 觉悟高吗? 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我自惭误听传闻，心生妄念，只希望默存回京和阿圆相聚，且求独善我家，不问其他。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
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干校迁往明港，默存和我的宿舍之间，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只需五六分钟。我们住的是玻璃窗、洋灰地的大瓦房。伙食比我们学部食堂的好。厕所不复是苇墙浅坑，上厕也不需排队了。居处宽敞，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阿圆在京，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报刊。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宿舍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急。
干校实在不干什么，却是不准离开。火车站只需一小时多的步行就能到达，但没有军宣队的证明，买不到火车票。一次默存牙痛，我病目。我们约定日子，各自请了假同到信阳看病。医院发明一种“按摩拔牙”，按一下，拔一牙。病人不敢尝试，都逃跑了。默存和我溜出去游了一个胜地——忘了名称。山是一个土墩，湖是一个半干的水塘，有一座破败的长桥，山坳里有几畦药苗。虽然没什么好玩的，我们逃了一天学，非常快活。后来我独到信阳看眼睛，泪道给楦裂了。我要回北京医治，军宣队怎么也不答应。我请事假回京，还须领到学部的证明，医院才准挂号。这大约都是为了防止干校人员借看病回京，不再返回干校。
在干校生了大病，只好碰运气。我回京治了眼睛，就带阿圆来干校探亲。我们母女到了明港，料想默存准会来接;下了火车在车站满处找他不见，又到站外找，一路到干校，只怕默存还在车站找我们。谁知我回京后他就大病，犯了气喘，还发高烧。我和阿圆到他宿舍附近才有人告知。他们连里的医务员还算不上赤脚医生;据她自己告诉我，她生平第一次打静脉针，紧张得浑身冒汗，打针时结扎在默存臂上的皮带，打完针都忘了解松。可是打了两针居然见效，我和阿圆到干校时，他已退烧。那位医务员常指着自己的鼻子、晃着脑袋说：“钱先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真是难为她。假如她不敢或不肯打那两针，送往远地就医只怕更糟呢。
阿圆来探过亲，彼此稍稍放松了记挂。只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人都在焦急。报载林彪“嗝儿屁着凉”后，干校对“5·16”的斗争都泄了气。可是回北京的老弱病残呢，仍然也只是开会学习。
据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的。1972年3月，又一批老弱病残送回北京，默存和我都在这一批的名单上。我还没有不希望回北京，只是希望同伙都回去。不过既有第二批的遣送，就该还有第三批第四批……看来干校人员都将分批遣归。我们能早些回去，还是私心窃喜。同伙为我们高兴，还为我们俩饯行。当时宿舍里炉火未撤，可以利用。我们吃了好几顿饯行的汤团，还吃了一顿荠菜肉馄饨——荠菜是野地里拣的。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回京已八年。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作此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