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原文全文)
一你家院里有棵小树,树干光溜溜,早瞧惯了,可是有一天它忽然变得七扭八弯,愈看愈别扭。但日子一久,你就看顺眼了,仿佛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某一天,它忽然重新变直,你又会觉得说不出多么不舒服。它单调、乏味、简易、像根棍子! 其实,它不过恢复最初的模样,你何以又别扭起来?这是习惯吗? 嘿,您可别小看了“习惯”! 世界万事万物中,它无所不在。别看它不是必须恪守的...
一
你家院里有棵小树,树干光溜溜,早瞧惯了,可是有一天它忽然变得七扭八弯,愈看愈别扭。但日子一久,你就看顺眼了,仿佛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某一天,它忽然重新变直,你又会觉得说不出多么不舒服。它单调、乏味、简易、像根棍子! 其实,它不过恢复最初的模样,你何以又别扭起来?
这是习惯吗? 嘿,您可别小看了“习惯”! 世界万事万物中,它无所不在。别看它不是必须恪守的法定规条,惹上它照旧叫你麻烦和倒霉。不过,你也别埋怨给它死死捆着,有时你也会不知不觉地遵从它的规范。比如说:你敢在上级面前喧宾夺主地大声大气说话吗? 你能在老者面前放肆地发表自己的主见吗? 在合影时,你能叫名人站在一旁;你却大模大样站在中间放开笑颜? 不能,当然不能。甭说这些,你娶老婆,敢娶一个比你年长十岁,比你块头大,或者比你高一头的吗? 你先别拿空话呛火,眼前就有这么一对——
二
她比他高十七厘米。
她身高一米七五,在女人们中间算做鹤立鸡群了;她丈夫只有一米五八,上大学时绰号“武大郎”。他和她的耳垂儿一般齐,看上去却好像差两头!
再说他俩的模样:这女人长得又干、又瘦、又扁,脸盘象没上漆的乒乓球拍儿;五官还算勉强看得过去,却又小又平,好似浅浮雕;胸脯毫不隆起,腰板细长僵直,臀部瘪下去,活像一块硬挺挺的搓板。她的丈夫却像一根短粗的橡皮滚儿:饱满,结实,发亮;身上的切——小腿啦,脚背啦,嘴巴啦,鼻头啦,手指肚儿啦,好像都是些溜圆而有弹性的小肉球。他的皮肤柔细光滑,有如质地优良的薄皮子。过剩的油脂就在这皮肤下闪出光亮,充分的血液就从这皮肤里透出鲜美微红的血色。他的眼睛简直像一对电压充足的小灯炮。他妻子的眼睛可就像一对糊里糊涂的玻璃球儿了。两人在一起,没有谐调,只有对比。可是他俩还总在一起,形影不离。
有一次,他们邻居一家吃团圆饭时,这家的老爷了酒喝多了,乘兴把桌上的一个细长的空酒瓶和一罐矮墩墩的猪肉罐头摆在一起,问全家人:“你们猜这像嘛?”他不等别人猜破就公布谜底,“就是楼下那高女人和她的矮爷儿们!”
全家人轰然大笑,一直笑到饭后闲谈时。
他俩究竟是怎么凑成一对的?
这早就是团结大楼几十户住家所关注的问题了。自从他俩结婚时搬进这大楼,楼里的老住户无不抛以好奇莫解的目光。不过,有人爱把问号留在肚子里,有人忍不住要说出来罢了。多嘴多舌的人便议论纷纷。尤其是下雨天气,他俩出门,总是那高女人打伞。如果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矮男人去拾便是最方便了。大楼里一些闲得没事儿的婆娘们,就对着他俩这不相称的背影指指划划。难禁的笑声,憋在喉咙里咕咕作响。大人的无聊最能纵容孩子们的恶作剧。有些孩子一见到他俩就哄笑,叫喊着:“扁担长,板凳宽……”他俩闻如未闻。对孩子们的哄闹从不发火,也不搭理。可能为此,也就与大楼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相当冷淡的关系。少数不爱管闲事的人,上下班碰到他们时,最多也只是点点头,打一个招呼而已。这便使真正对他俩感兴趣的人,很难再多知道一些什么。比如,他俩的关系如何? 为什么结合一起? 谁将就谁? 没有正式答案,只有靠瞎猜了。
这是座旧式的公寓大楼,房间的间量很大,向阳而明亮,走道又宽又黑。楼外是个很大的院子,院门口有间小门房。门房里也住了一户,户主是个裁缝。裁缝为人老实;裁缝的老婆却是个精力充裕、走家串户、专好说长道短的女人,最喜欢刺探别人家里的私事和隐秘。这大楼里家家的夫妻关系、姑嫂纠纷、做事勤懒、工资多少,她都一清二楚。凡她没弄清楚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计地打听到;这种求知欲能使愚顽成才。她这方面的本领更是超乎常人,甭说察言观色,能窥见人们藏在心里的念头;单靠嗅觉,就能知道谁家常吃肉,由此推算出这家的收入状况。不知为什么,60年代以来,处处居民住地,都有这样一类人被吸收为“街道积极分子”,使得他们的能力、兴趣和对别人的干涉欲望合法化并得到发挥。看来,造物者真的不会荒废每一个人才的。
尽管裁缝老婆能耐,她却无法获知这对天天从眼前走来走去的怪夫妻结合的缘由。这使她很苦恼,好像她的才干遇到了有力的挑战。但她凭着经验,苦苦琢磨,终于想出一条最能说服人的道理:夫妻俩中,必定一方有某种生理缺陷。否则谁也不会找一个比自己身高逆差一头的对象。她的根据很可靠:这对夫妻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呢! 于是团结大楼的人都相信裁缝老婆这一聪明的判断。
事实向来不给任何人留情面,它打败了裁缝老婆! 高女人怀孕了。人们的眼睛不断地瞥向高女人渐渐凸出来的肚子。这肚子由于离地较高而十分明显。不管人们惊奇也好,置疑也好,困惑也好,高女人的孩子呱呱堕地了。每逢大太阳或下雨天气,两口子出门,高女人抱着孩子,打伞的事就落到矮男人身上。人们看他迈着滚圆的小腿、半举着伞儿、紧紧跟在后面滑稽的样子,对他俩居然成为夫妻,居然这样形影不离,好奇心仍然不减当初。各种听起来有理的说法依旧都有,但从这对夫妻身上却得不到印证。这些说法就像没处着落的鸟儿,啪啪着满天飞。裁缝老婆说:“这两人准有见不得人的事。要不他们怎么不肯接近别人? 身上有脓早晚得冒出来,走着瞧吧!”果然一天晚上,裁缝老婆听见了高女人家里发出打碎东西的声音。她赶忙以收大院扫地费为借口,去敲高女人家的门。她料定长久潜藏在这对夫妻间的隐患终于爆发了,她要亲眼看见这对夫妻怎样反目,捕捉到最生动的细节。门开了,高女人笑吟吟迎上来,矮丈夫在屋里也是笑容满面。地上一只打得粉碎的碟子——裁缝老婆只看到这些。她匆匆收了扫地费出来后,半天也想不明白这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打碎碟子,没有吵架,反而像什么开心事一般快活。怪事!
后来,裁缝老婆做了团结大院的街道居民代表。她在协助户籍警察挨家查对户口时,终于找到了多年来经常叫她费心的问题答案,一个确凿可信、无法推翻的答案。原来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都在化学工业研究所工作。矮男人是研究所总工程师,工资达一百八十元之多! 高女人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化验员,收入不足六十元,而且出生在一个辛苦而赚钱又少的邮递员家庭。不然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比自己矮一头的男人? 为了地位,为了钱,为了过好日子。对!她立即把这珍贵情况,告诉给团结大楼里闲得难受的婆娘们。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世界,尽力把一切事物都和自己的理解力拉平。于是,裁缝老婆的话被大家确信无疑。多年来留在人们心里的谜,一下子被打开了。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这矮男人是个先天不足的富翁,高女人是个见钱眼开、命好有福的穷娘儿们。当人们谈到这个模样像匹大洋马、却偏偏命好的高女人时,语调中往往带一股气,尤其是裁缝老婆。
三
人,命运的好坏不能看一时,可得走着瞧。
1966年,团结大楼就象缩小了的世界,灾难降世,各有祸福,楼里的所有居民都到了“转运”时机。生活处处都是巨变和急变。矮男人是总工程师,迎头遭到横祸,家被抄,家具被搬得一空,人挨过斗,关进牛棚。祸事并不因此了结,有人说他多年来,白天在研究所工作,晚上回家把研究成果偷偷写成书,打算逃出国,投奔一个有钱的远亲。把国家科技情报献给外国资本家——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居然有很多人信以为真。那时,世道狂乱,人人失去常态,宁肯无知,宁愿心狠,还有许多出奇的妄想,恨不得从身旁发现希特勒。研究所的人们便死死缠住总工程师不放,吓他、揍他、施加各种压力,同时还逼迫高女人交出那部谁也没见过的书稿,但没效果。有人出主意,把他俩弄到团结大楼的院里开一次批斗大会;谁都怕在亲友熟人面前丢丑,这也是一种压力。当各种压力都使过而无效时,这种做法,不妨试试,说不定发生作用。
那天,团结大楼有史以来这样热闹。
下午研究所就来了一群人,在当院两棵树中间用粗麻绳扯了一道横标,写着有那矮子的姓名,上边打个叉;院内外贴满口气咄咄逼人的大小标语,并在院墙上用十八张纸公布了这矮子的“罪状”。会议计划在晚饭后召开,研究所还派来一位电工,在当院拉了电线,装上四个五百烛光的大灯炮。此时的裁缝老婆已经由街道代表升任为治保主任,很有些权势,志得意满,人也胖多子。这天可把她忙得够呛,她带领楼里几个婆娘,忙里忙外,帮着刷标语,又给研究所的革命者们斟茶倒水;装灯用电还是从她家拉出来的呢! 真像她家办喜事一样!
晚饭后,大院里的居民都给裁缝老婆召集到院里来了。四盏大灯亮起来,把大院照得像夜间球场一般雪亮。许许多多人影,好似放大了数十倍,投射在楼墙上。这人影都是萧条不动的,连孩子们也不敢随便活动。裁缝老婆带着一些人,左臂上也套上红袖章,这袖章在当时是最威风的了。她们守在门口,不准外人进来。不一会儿,化工研究所一大群人,也戴袖章,押着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路呼着口号,浩浩荡荡来了。矮男人胸前挂一块牌子,高女人没挂,他俩一直给押到台前,并排低头站好。裁缝老婆跑上来说:“这家伙太矮,后边的革命群众瞧不见。我给他想点办法!”说着,带着一股冲动劲儿扭着肩上的两块肉,从家里抱来一个肥皂箱子,倒扣过来,叫矮男人站上去。这样一来,他才与自己的老婆一般高。但此时此刻,很少有人对这对大难临头的夫妻不成比例的身高发生兴趣了。
大会依照流行的格式召开。宣布开会,呼口号,随后是进入了角色的批判者们慷慨激昂的发言,又是呼口号。压力施足,开始要从高女人嘴里逼供了。于是,人们围绕着那本“书稿”,唇枪舌剑地向高女人发动进攻。你问、我问、他问;尖声叫、粗声吼、哑声喊;大声喝、厉声逼、紧声追……高女人却只是摇头,真诚恳切地摇头。但真诚最廉价;相信真诚就意味着否定这世界上的一切。
无论是脾气暴躁的汉子们跳上去,挥动拳头威胁她,还是一些颇攻心计的人,想出几句巧妙而带圈套的话问她,都给她这恳切又断然的摇头拒绝了。这样下去,批判会就会没结果,没成绩,甚至无法收场。研究所的人有些为难,他们担心这个会开得虎头蛇尾,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裁缝老婆站在一旁听了半天,愈听愈没劲。她大字不识,既对什么“书稿”,毫无兴趣;又觉得研究所这帮人说话不解气。她忽地跑到台前,抬起戴红袖章的左胳膊,指着高女人问:
“你说,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使研究所的人一怔。不知道这位治保主任的问话与他们所关心的事有什么奇妙的联系。
高女人也怔住了,她也不知道裁缝老婆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问题不是这个世界所关心的。她抬起几个月来被折磨得如同一张皱巴巴枯叶的瘦脸,脸上满是诧异的神情。
“好呵! 你不敢回答。我替你说吧! 你是不是图这家伙有钱,才嫁给他的? 没钱,谁要这么个矮子!”裁缝老婆大声说。声调中有几分得意,似乎她才是最知道这高女人根底的。
高女人没有点头,也没摇头,她好像忽然明白了裁缝老婆的一切,眼里闪出一股傲岸、嘲讽、倔犟的光芒。
“好,好,你不服气! 这家伙现在完蛋了,看你还靠得上不! 你心里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裁缝老婆一拍胸脯,手一挥,还有几个婆娘在旁边助威,她真是得意到达极点。
研究所的人听得稀里糊涂。这种弄不明白的事,就索性糊涂下去更好。别看这些婆娘们离题千里地胡来,反而使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没有这种气氛,批判会怎好收场? 于是研究所的人也不阻拦,任使婆娘们上阵发威。只听这些婆娘们叫着:
“他总共给你多少钱? 他给你买过什么? 说!”
“你一月二百块钱不嫌够,还想出国,美的你!”
“邓拓是不是你们的后台?”
“有一天你往北京打电话,给谁打的,是不是给‘三家村’打的?”
会开得成功与否,全看气氛如何。研究所主持批判会的人,看准时机,趁会场热闹,带领人们高声呼喊了一连串口号,然后赶紧收场散会。跟着,研究所的人又在高女人家搜查一遍,撬开地板,掀掉墙皮,一无所获,最后押着矮男人走了,只留下高女人。
高女人一直呆在屋里,入夜时竟然独自出去了。她没想到,住在大院门房的裁缝家虽然闭了灯,裁缝老婆却一直守在窗口盯着她的动静。见她出去,就紧紧尾随在后边,出了院门,向西走过了两个路口,只见高女人穿过街在一家门前停住,轻轻敲几下门板。裁缝老婆躲在街这面的电线杆后面,屏住气,瞪大眼,好像等着捕捉出洞的兔儿。她要捉人,自己反而比要捉的人更紧张。
咔嚓一声,那门开了。一位老婆婆送出个小孩。只听那老婆婆说:
“完事了?”
没听见高女人说什么。
又是老婆婆的声音:
“孩子吃饱了,已经睡了一觉。快回去吧!”
裁缝老婆忽然想起,这老婆婆家原是高女人的托儿户,满心的兴致陡然消失。这时高女人转过身,领着孩子往回走,一路无话,只有娘俩的脚步声。裁缝老婆躲在电线杆后面没敢动,待她们走出一段距离,才独自怏怏地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高女人领着孩子走出大楼时眼圈明显地发红,大院里没人敢和她说话,却都看见了她红肿的眼皮。特别是昨晚参加过批斗会的人们,心里微微有种异样的、亏心似的感觉,扭过脸,躲开她的目光。
四
矮男人自批判会那天被押走后,一直没放回来。此后据消息灵通的裁缝老婆说,矮男人又出了什么问题,进了监狱。高女人成了在押囚犯的老婆,落到了生活的最底层,自然不配住在团结大楼内那种宽敞的房间,被强迫和裁缝老婆家调换了住房。她搬到离楼十几米远孤零零的小屋去住,倒也不错。省得经常和楼里的住户打头碰面,互相不敢搭理,都挺尴尬。但整座楼的人们都能透过窗子,看见那孤单的小屋和她孤单单的身影。不知她把孩子送到哪里去了,只是偶尔才接回家住几天。她默默过着寂寞又沉重的日子,不过三十多岁,从容貌看上去很难说她还年轻。裁缝老婆下了断语:
“我看这娘儿们最多再等上一年,那矮子再不出来,她就得改嫁。要是我呵——现在就离婚改嫁,等那矮子干嘛,就是放出来,人不是人,钱也都没了!”
过了 一年,矮男人还是没放出来,高女人依旧不声不响地生活。上班下班,走进走出,生着炉子,就提一个挺大的黄色的破草篮去买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但有一天,矮男人重新出现了。这是秋后时节,他穿得单薄,剃了短平头,人大变了样子,浑身好似小了一圈儿,皮肤也褪去了光泽和血色。他回来径直奔楼里自家的门,却被新户主、老实巴交的裁缝送到门房前。高女人蹲在门口劈木柴,一听到他的招呼,刷地站起身,直怔怔看着他。两年未见的夫妻,都给对方的明显变化惊呆了。一个枯槁,一个憔悴;一个显得更高,一个显得更矮。两人互相看了一忽儿,赶紧掉过头去。高女人扭身跑进屋去,半天没出来;他蹲在地上拾起斧头劈木柴,直把两大筐木块都劈成细木条。仿佛他俩再面对片刻就要爆发出什么强烈而受不了的事情来。此后,他俩又是形影不离地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回家,一切如旧。大楼里的人们从他俩身上找不出任何异样,兴趣也就渐渐减少;无论有没有他俩,都与别人无关。
一天早上,高女人出了什么事,只见矮男人惊慌失措从家里跑出去。不一会儿,来了一辆救护车把高女人拉走。一连好些天,那门房总是没人,夜间灯也闭着。二十多天后,矮男人和一个陌生人抬一副担架回来,高女人躺在担架上,走进小门房。从此高女人便没有出屋。矮男人照例上班,傍晚回来总是急急忙忙生上炉子,就提着草篮去买菜。这草篮就是一两年前高女人天天使用的那个;如今提在他手里便显得太大,底儿快蹭地了。
转年天气回暖时,高女人出屋了。她久久没见阳光的脸,白得像刷一屋粉那样难看,刚刚立起的身子东倒西歪。她右手拄一根竹棍,右胳膊弯在胸前,左腿僵直,迈步困难,一看即知,她的病是脑血栓。从这天起,矮男人每天清早和傍晚都搀扶着高女人在当院蹓两圈。他俩走得艰难缓慢。矮男人两只手用力端着老婆打弯的胳膊,他太矮了,抬她的手臂时,必须向上耸起自己的双肩。他很吃力,但他却掬出笑容,为了给妻子以鼓励。高女人抬不起左脚,他就用一根麻绳,套在高女人的左脚上,绳子的另一端拿到手里。高女人每要抬起左脚,他就使劲向上一提绳子。这情景奇异、可怜,又颇为壮观,使团结大楼的人们看了,不由得受到感动。这些人再与他俩打头碰面时,情不自禁地向他俩主动而友善的点头了……
五
高女人没有更多的福气在矮小而挚爱她的丈夫身边久留。死神和生活一样无情,生活打垮了她,死神拖走了她。现在只留下矮男人了。
偏偏在高女人离去后,幸运才重新来吻矮男人的脑门。他被落实了政策,抄走的东西发还给他了,扣掉的工资补发给他了;只剩下被裁缝老婆占去的房子还没调换回来。团结大楼里又有人眼盯着他,等着瞧他生活中的新闻。据说研究所不少人都来帮助他续弦,他都谢绝了。裁缝老婆说:
“他想要什么样的,我知道,你们瞧我的!”
裁缝老婆度过了她的极盛时代,如今变得谦和多了。权力从身上摘去,笑容就得挂在脸上。她怀里端一张漂亮又年轻的女人照片,去到门房找矮男人。照片上这女人是她的亲侄女。
她坐在矮男人家里,一边四下打量屋里的家具物件,一边向这矮小的阔佬提亲。她笑容满面,正说得来劲,忽然发现矮男人一声不吭,脸色铁青,在他背后挂着当年与高女人的结婚照片。裁缝老婆没敢掏出侄女的照片,就自动告退了。
几年过去,至今矮男人还是单身鳏居,只在周日,从外边把孩子接回来,与他为伴。大楼里的人们看着他矮墩墩而孤寂的身影,想到他十多年来一桩桩事,渐渐好像悟到他坚持这种独身生活的缘故……逢到下雨天气,矮男人打伞去上班时,可能由于习惯,仍旧半举着伞。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像有长长一大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任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