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话”》(原文全文)

各种各样的“对话”渐渐多起来，报纸上常登，电视里常放。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对话不但能够增进人们之间的互相了解，解开一些应该解开的疙瘩，而且可以锻炼对话者的思维和口才，提高对话者的修养和品格。我个人对于对话的偏爱是从小就养成的。那时父亲为了显示自己孩子的聪明，常常鼓励我与成年人对话，有时是叙家常，有时则是辩论。我从这种对话中学到了不少知识也得到了不少乐趣。不过，小时候的对话总带有游戏的性质，我虽然颇为认真，大人们对我却只是“逗”，不忍心让我输，也不甘心让我轻易取胜。所以，尽管经过了无数次的对话，我都没有受到过些小儿伤害。

只是有一次，自尊心受到了一点儿打击。那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县里有了一位教育视察员，来考察我们的教学水平。老师为他安排了一场与我们全班同学的对话。他摆出比老师还高我们一等的姿态，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我们一个个举手回答了。可是最后一个问题使我们全班卡了壳：

1-2=?

一个个站起来回答：等于0。

视察员的头开始还是轻轻地摇，后来摇摆的幅度越来越大，并且面露得意之色。我们的老师窘住了。他注意到我还没有举过手，便点名要我回答。

我多么想为老师为同学争口气啊，可是我实在不知道1-2怎么减法。想来想去，我只好回答，不够减的。

我看见老师脸上的失望，更看见了视察员脸上的得意，我坐下来，把额头贴在课桌上。

怎么都回答不出呢?等于“-1”嘛! 视察员大声地说。老师向他解释，没有教到负数呢，可是他还说：这很简单，很简单嘛!

这一次对话才使我明白，倘若对话不是游戏而是真格的，所给人的就不是只有乐趣。因为参与对话的双方不一定都怀着善意。

长大之后，所参与的“对话”自然越来越多了，除了日常的小组讨论和思想汇报之外，还有非常时期的“交心运动”和“斗私批修”。这样，对于“对话”的了解当然也更进了一步，深了一步，知道了对话中不但有游戏，而且有斗争，而且对那游戏和斗争的布局、阵势也略知一二了。于是便不再对所有的对话都偏爱，而是有了选择，有了原则。甚至还异想天开，想为所有的对话，特别是可能登报纸上荧屏的对话制定几条规则，像运动场上的比赛规则那样。

我想立下的第一条规则是平等。

我说的平等是人格上的平等，而不是身份地位上的平等。任何社会，身份地位上的差别总是存在的。但是身份地位与人格是两码事，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尤其如此。然而，这差不多是人类的通病，有钱有权有势者常以为自己天生就高人一等，与比自己身份地位低的人对话时总想显示自己比别人聪明、高贵、有力量。他们不是以势压人，要求别人绝对服从，就是把人家当傻瓜似地骗，孩子似地哄。其实他并不高大，可是他偏偏要弯下腰来俯视你，他当然看不到你，因为你比他高大，那他就把你按倒，让你趴在地下。他是常有理，今天指你为敌，明天认你为友，你只能唯唯诺诺，不可问他为什么，一定要问，他可以回答：那是历史的误会。至多，他可以这样认错：老子打错了儿子。于是你必须抚着伤疤叫他一声：爹! 这种人对待比他身份地位还高的人自然是另一副尊容了。他会口口声声地称“师”道“长”，小媳妇似地颤颤兢兢，老莱子似地装小卖乖。他会很巧妙地让老师或首长相信，他的服从确确实实是为了真理。你给了我启发，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你的思想博大精深，我还要好好领会……诸如此类的话语，从他每一个细胞里都冒出来。

与这样的人对话，多么压抑和乏味! 所以，我一般是不与这种人交往的。如果偶然相遇，有了“对话”的机会，我便以人格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他的权势相抗衡，自尊自爱，不卑不亢，不奉承不苟同，说自己要说的和该说的。说不说由我，听不听在你，至少是个平局。我认为，这样做，不但是尊重自己，也是把他当做人看待，而不是把他当做昏庸官僚或势利小人。倘若人家不喜欢你这样对他，那就道一声“拜拜”。这可能挣来“傲上”的名声，“反叛的嫌疑，那也由他去。中国的字典上有“狂”“狷”二字，其义有贬也有褒，去其贬，存其褒，狂狷之士也是可爱的。

我想立的第二条规则是真诚。

不真诚的对话我实在经历得多了。永生难忘的是“1959年的一次对话。那时我全家在安徽饿得不能起床，我竭尽全力也不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夜深人静，思念父母兄弟，想像着他们悲惨情景，便忍不住哭泣。于是找领导汇报思想，问他为什么社会主义还会有这样的事情?他把我认真地教训了一通，还叫我所在的部门党小组对我进行教育，说我对三面红旗动摇。那时我心悦诚服，认为确实是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感太重。可是“文革”中我知道了，他就在批评我的时候偷偷地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什么三面红旗? 明明是三面黑旗!”上当受骗的感觉使我在批判他的会上大声呼叫：打倒× × ×! 我流了泪，我发现曾经因同样原因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也流了泪。

不真诚的对话种类繁多，动机各异：有人并无恶意，只是想窥探别人的内心世界，而自己的内心世界又是绝对不给人家看的。但他不害人。另一种人则不同，他诚心来掏你的心，为此可作出种种姿态，可是一旦你的心被他掏去，他就可以把你一脚踢开，并且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你的心任意践踏或出卖。还有人更坏，他压根儿认为自己有权利不说真话。

不真诚的对话对人的心灵的摧残有时比压制更甚。因为受压的人还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尊严，而受骗的人连尊严也被盗了。所以我对欺骗性的对话深恶痛绝。以真对假，我觉得自己太冤;以假对假，我又讨厌虚伪。最后只剩下一个办法：回避。凡不能讲真话和听不到真话的场合，不去。当然，这样一来难免寂寞，因为当前以真话对真话的场合实在不多。电视里的对话，看对话者的目光就知道有几分真假。有的对话，连人们对视的目光都含有“艺术”意味，似真非真，似假非假，让人看了徒增趣味而已。与其去演这样不入流的戏剧。不如寂寞地坐在家里。我们家乡有两句话可以解除这种寂寞：“不想说话别说话，没人说你是哑巴。”“与其跟你瞎啰唣，不如把嘴对墙告”。不要怕人家把自己当哑巴，实在耐不住了，对着墙说也可以。这办法岂不是很好?

我想立的第三条规则是有效。

这当然指那些正式的对话，朋友闲聊无所谓有效无效，自己觉着愉快就好了。正式的对话，就不应变成闲聊，更不应变成扯皮。倘若真是为解决某一问题和矛盾而对话，那就真的能解决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才好。这样才能提高人们对话的积极性。然而情况常常不是这样，扯了半天，问题还是问题，即或扯出一条两条措施来，也并不打算认真实行。对话会不是变成“收集反应会”，“出气会”，就是变成不务实际的“神仙会”。久而久之，“对话”也就变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了。一会儿把人家逗得哈哈大笑，一会儿又让人垂头丧气，这样的对话也是不参加为好。因为不论是生气还是找乐，都是与朋友们私下里闲聊更好。

一个酷爱对话的人为对话立出这么多规则来，实在是迫不得已。在人际关系日趋复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民主制度又极不健全的情况下，平等、真诚、有效的对话确实是非常必需的。我希望这样的对话越来越多，而不要使对话流为形式或点缀。这种用心不说良苦，却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199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