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0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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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歌德”及其他——读《“歌德”与“缺德”》一文后的断想》(原文全文)

一中午上了一趟街,不幸钱包被扒窃去了。回到家里,心中就不免有些愤愤然。惴惴然——气愤扒手的可恶,担心这个月的开支问题。胡想了一阵,随手翻开报纸,不料几行极其灿烂的文字一下子蹦进了眼帘,其亮度简直叫我睁不开眼睛:“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衣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呵呵...


中午上了一趟街,不幸钱包被扒窃去了。回到家里,心中就不免有些愤愤然。惴惴然——气愤扒手的可恶,担心这个月的开支问题。胡想了一阵,随手翻开报纸,不料几行极其灿烂的文字一下子蹦进了眼帘,其亮度简直叫我睁不开眼睛:
“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衣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

呵呵,原来如此,茅塞顿开! 鄙吝之心全消,霓裳之曲盈耳。我深深惭愧自己目光短浅,看不见事物的本质。说“钱包被扒窃了”,这本身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歪曲污蔑! 应该说,我的钱包乃是一位陌生的好同志为了帮助我斗私批修,偷偷地(做好事不愿留名也)替我保管起来了。对于这样的“新生事物”你还有什么愤愤然、惴惴然的?应该赶紧“摇”起“三寸笔杆”,为它写一首“歌德”的颂诗! ……这个月的开支问题?啐! 卑微之至! 君不见,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河水可以解渴,莲蓬可以充饥,绿水、新池、艳阳,正好激发诗情。
看来这首颂诗我是非写不可的了,否则,“要你们又有何用?”


话又说回来了。“歌德”,我虽未曾入“派”,但多年来我不仅不反对,而且深信不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歌颂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不对? 有什么不好?
诚然,都对,都好! 但是,生活教育了我,“歌德”,远不是我当初想像的那样简单。
有真心实意的,有假话连篇的;有“歌”对了的,有“歌”错了的;有起了好作用的,有帮了倒忙的;有“歌德”而不排斥其他的,有自诩“歌德”而骂倒一切的;有纵情高歌无所希冀的,有别有用心求名求官的;有歌颂社会主义的,有借歌颂社会主义之名歌颂封建主义的;有歌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歌颂极左路线和现代迷信的;有歌颂党和无产阶级的,也有以此为名歌颂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的……
由于存在着这种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目的各异、效果截然不同的复杂情况,所以“歌德派”之名是有的,“歌德派”之实则是没有的。细查新中国文艺史,“歌德”实际上从未成“派”,也不可能成“派”。


我设想,如果十余年前,文艺界真有人发出通电,硬要成立这样一个“派”,并且要选举一位“教主”或“宗师”的话,那么大约只有两个人可能“当选”。头一个是林彪。你看他,面带微笑,寸步不离,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三忠于”是他发明的,“四无限”是他首创的。够格吧? 第二个呢? 江青也有“当选”的资格。你看她,满脸秋霜,破口大骂:“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艺术家的良心何在?”“三突出”,是她发明的,“根本任务论”是她首创的,也够格吧? 然而,记忆犹新,历史无情,林彪一伙折戟沉沙,江青一帮恶贯满盈。因此我想:幸亏当年没有成立那么一个“派”,否则,不知多少人上当,多少人受累,多少人露相,多少人丢丑!


“歌德”一词是“歌功颂德”的简化,而“歌功颂德”这个成语,不同的阶级各有自己的理解。在封建时代,老百姓经常是把它当作贬义词的,因为人们看不惯那些奸佞之徒对封建统治者无耻的阿谀奉承,捧场献媚。
封建统治者是绝对少不了“歌功颂德”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人民的死对头,如果没有人替他们鼓吹圣明、粉饰太平,他们的统治就会不稳,所以这是个生死攸关的大事。统治者不但奖励他的“臣工”这样做,而且迫使他的被统治者都必须这样做。鲁迅先生曾经有过极透辟的论述:
“不错,中国也有过讴歌了元和清的人们,但那是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如果给予一个暗示,说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
使人们来讴歌……”(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十分明白,这种“讴歌”(也就是“歌德”)绝非真心,而是逼出来的,吓出来的,就像无可奈何地祭祀火神一样。
封建统治者实际上是做了蠢事。无论词臣的颂诗也好,被压迫者的讴歌也好,都非但麻痹不了人民,反而麻痹了统治者自己;非但救不了他们的命,反而促使他们更快地败亡。
“天子圣明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这是“歌德”,但完全不是真话,谁也不会相信。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这不是“歌德”,但却是一片赤诚,想要挽救危亡。
如果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他应该听哪一个的好呢?所以,我国历史上有极少数那么几个比较开明(或者说比较聪明)的帝王参破了这个道理。他们不爱奉承,也不喜欢唯唯诺诺,反而鼓励人们讲真话,敢直谏,甚至于“犯颜直谏”。当然这并不说明他们有什么“民主”思想,他们的动机是“恐皇舆之败绩。”


和一切封建统治者本质上不同,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与人民血肉相连,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别无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决不需要靠“歌功颂德”过日子。我们替人民做了好事,是我们份内应尽的义务,毋需感谢,更不要求讴歌(岂有社会公仆要求社会主人为他讴歌之理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人吃人的旧社会,建立了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旷古未有的大功大德,老百姓自然要由衷地歌颂的。——数不尽的新民歌便是这样的产物。但这些颂歌决不是用行政命令索取来的,更不是用所谓“不歌德=缺德”的公式威逼来的。
作为革命的文艺家,也自然应该把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无产阶级(包括工、农、兵、知识分子的先进人物)作为自己的大责重任。但我认为有两点似乎是应该注意的。第一,“歌德”,不能说成是惟一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第二,“歌德”,必须真正地弄清了,看准了;切莫把错误的东西当成正确而大“歌”其“德”。


如果我们不健忘,就一定会记得过去有一个时期出现过大量歌颂“卫星田亩产×万斤”、歌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作品。这是歌颂浮夸,歌颂反科学,歌颂唯心主义,这样的“歌德”,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真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要是当时有人敢于唱唱“反调”,针对这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做法写一首小小的讽刺诗。那么,虽然不是“歌德”,事实上却是为人民立了大功,为社会主义积了大德!
小例子里有大教训:“名”与“实”常常是不相符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名称上是“歌德”还是不“歌德”,而在于对革命、对人民是福还是祸,是功还是罪,是喜事还是灾难。
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虽然不属于“歌德”的范畴,但无疑也是一曲社会主义的壮歌。“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只要作者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为劳动人民作喉舌,为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擂战鼓,讲的是真话,写的是真正的艺术作品;那么,无论是歌颂光明(“歌德”)也好,暴露敌人也好,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也好,或者兼而有之也好(从创作实践看,这种作品是绝大多数),可以断言,他写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香花,一定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这样的话非但理论上不通,而且使人产生许多沉郁的联想。
血淋淋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当年,林彪、“四人帮”正是把这个公式当作捣鬼的法宝,不“歌德”(实际上是不歌林彪、“四人帮”之“德”)就是“缺德”,“缺德”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当然就该坐监、受刑、枪毙。一大批对党对社会主义忠心耿耿的好同志横遭荼毒,家破人亡。悲剧愈演愈烈,他们用“不歌德就等于缺德”的棍子迫使群众“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挂“忠”字牌——把人民对于领袖的敬爱化为“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式的宗教膜拜。他们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也是用“不歌德就是缺德”的棍子害死老帅,扑杀善良,消灭异己,株连百族,终于给国家造成了空前灾难,十年浩劫,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这付着“史无前例”的巨大代价……


“四人帮”粉碎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一大批骁勇的文艺战士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狠批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突破重重禁区,解放思想,辛勤劳动,大胆创作,很快地涌现了许多热情歌颂“四化”英雄,无情鞭挞林彪、江青一伙,深刻批判阻碍“四化”前进的僵化思想,大力进行艺术创作探索的好作品。这,不但是数年前所不敢想像的,也是我国新文艺史上罕见的盛事,人民群众为之欢呼称快,拍手叫好。
可是,就在这时,有人全身披挂,挺枪跃马,出阵挑战。帽子棍子齐飞,厉声开言喝道:
“且往! 你们不‘歌德’就是‘缺德’! 你们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你们就是‘善于闻腥的动物’和‘腐尸上的虫蛆’! 你们‘怀着阴暗的心理,咀咒红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你们的道德哪里去了? 你们赶快滚下文坛,到阴沟里去吧!”
好家伙! 来者何人? 他是火星上掉下来的人物么?
既然科学家已经通过宇航探测证实了火星上没有人,我也只好放弃这种好心的猜想了。


海上的渔民善于观风色,一看天上有什么云彩,就知道海上要刮什么风。这是一种奇妙的本领。
我们文艺界也有这么一些人善观政治风色,这也是一种奇妙的本领。他们不是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添砖加瓦,而是整天挖空心思在看“风”。他们有时简直神经过敏到“闻风而动”、“见了风就是雨”的程度。一听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马上就把它和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贯彻“双百”方针对立起来,马上就想到“风”色要变,马上就想到“反右”,马上就想到整人,马上就想到出“风”头,抢头功——即使为此冒点“风”险也在所不惜。这种“本领”,大概不是值得赞美和效法的吧?

1979年8月


附记:本文写成后不到两年,那位自诩“歌德”,把别人痛骂为“缺德”、“闻腥动物”和“虫明”的作者,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连续发表了许多篇完全符合他所谓“缺德”标准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义愤和批评。
此事极其鲜明而生动地告诉我们:某些打着极左旗号的人,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又以“自由化”的面目出现的,但看早晚时价不同,各样货色齐备。当然任何作家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作品不出一点失误,但不可少的是对党、对人民的责任感,不可有的是看风色、说假话、搞投机的市侩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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