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发》(原文全文)

姑姑不在家，我就到她房里去。最大的享受仍旧是坐上姑姑的梳壮台，三面镜子，坐着就能看见后脑勺，前面整装待发般竖了一长排化妆用的东西，每个小盖都散发着带酸味的芬芳。坐下去，挺直身体，恰到好处地动用那些漂亮小瓶的渴望油然升起来。
扎了一夏天马尾巴，只觉得后脑勺一星期比一星期沉重起来，上午猫上打字课时突然发疯一样拉我，让我看走进校门的一个梳男人发式的年轻女人，她一下把橡皮筋拉断了。上第四节课，老师对数学期考进行质量分析，我是满分，于是就在头上细细地摸，觉得头发垂到肩膀上来了。从来还没尝到过这种头发长长拢着脸和脖子的滋味，觉得一定妩媚非凡，又看不见，心里痒痒的。想回头向猫借铅笔盒里的小镜子，却在后窗上看到旧社会威严凶恶的眼睛。旧社会到底凶什么? 我们又不是简·爱。这区区威严真让人好气又好笑。
镜子里我的头发像只温顺的黑猫一样错落有致地从头顶上到耳朵旁到脖子边到肩膀头，脱胎换骨地浓黑发亮，从前姑姑坐在这一大堆镜子前常对我撇着嘴说：“你知道你头上顶的是什么?是腌得太久了的雪里红!”上午摸着这一头头发，我突然领悟到这是说我的头发又黄又乱又软，反正是一塌糊涂，心里当下恼怒起来。以前我才不为这等小事愤怒。小时候我梳过小辫，自己梳，但总一个正一个反，以致有一天，初中的英文先生在提问以后说，何以佳同学，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把那辫子剪了吧，我一看见反辫手就发痒呐。记得那时班上笑得东倒西歪，我倒也没觉得怎么样，不修边幅和刻苦用功那时候是正比，光荣的事。现在想想似乎也是应该愤怒的。
头发沙沙地从肩膀上掠过去，心里温柔地音乐般地响了一声。
后面突然传来姑姑一声惊叫，镜子里的姑姑把大大的柔资包扔在椅子上，目瞪口呆地看我后脑勺，黑发长长的后脑勺。又冲过来，从抽屉里拉出吹风机、卷发器、发夹、毛巾，热风呼呼地吹过来，姑姑眼睛象吹风机里的电炉丝一样热辣辣地盯着我。头发让卷发器拉得生疼，准有几根生拔了的，我咬紧牙关。记得那时姑姑烫头回来，头发烤焦了一块，但英勇地说过：要漂亮就不怕疼。
姑姑在头顶上絮絮叨叨地说，给你来一个Super! 我的天以佳，你什么时候长的啊，这头发真是太棒。
卷发器满头都是，我简直变成了一只绿头蛐蛐。
头发变成一缕缕的，又变成一片有点卷曲的，又变成两个大大的弯。一半头发落在额头上遮住一个眼睛，围到下巴，散着一股香喷喷暖哄哄的气味。这是处理过、美容过的头发才有的。
抬起来一点，你嘴唇厚，有一点金斯基的味道，张开一点，好! 别张大，一张大就满脸蠢相。闭一点儿，眼睛不要正视别人，眼神藏起来一点，要又朦胧又尖锐，悠着点儿，不要动头发噢，这叫神秘的直发式。
镜子里我站在铺天盖地的大画前面，身后衬着像蛇一样曲着扭着怒放的向日葵，一派金黄，养在一个古老的、好像快破了又好像结实得要命的陶罐里。这会，倒是突然显得披挂下来的黑发神秘而怪诞，心里开了锅似地，又热烈又害羞又得意又不知所措又急于想做一个帅的举动，姑姑拼命说挺起来挺起来，这才是女人风度。可我却忍不住地弓下去弓下去，如火如荼的向日葵和深不可测的陶罐包围着我美丽到可怕的头，如果不是还留下一只张惶的眼睛，此人定是女巫，从前我看见爱发如命的女孩怎么说，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个女的，嘁! 高中有人烫了头，旧社会定要把她找去，叫她立正站好，说，你怎么不向何以佳学习，女孩子要纯洁朴实，别弄得鬼不鬼神不神的。那时我的脑袋后头揪个马尾巴，露出特别凸的大脑门，脑门上有一道抬头纹，特别令我自豪。现在那苏格拉底式的脑门全不见了。
要高傲而神秘，姑姑两眼炯炯地吩咐。
脖子好容易一扭，却听得骨头响了一声，镜子里我的脸紧张得显出一副哭相。从姑姑嘴里滚滚而来而且那么得意的词实在消受不起。我掀起头发绕到耳朵后面，额头上清凉清凉的，心里顿时安静下来。
姑姑恨了声枯木不可雕也!
我说你好哎，哪比得上你，风流死了! 我恶狠狠地翻白眼，把眼珠都翻疼了……
以佳鬼鬼祟祟一头扎进洗脸间，关上门，上锁，我都好笑。装着上厕所，实际是去照镜子，这是女孩子常有的把戏。小时候我也这样。给买个新发夹就高兴得象上了天。
我头发太少，又黄，实在是我美容的一大缺憾，好不让人懊悔。可我偏偏难以控制地喜欢做头发、变发型，连爱人都没有，倒先置了套家俱，满是小家碧玉幸福感的大橱五斗橱方桌，就因为这家俱里配了一个像很小时候妈妈用的三面镜子的梳妆台。妈妈的梳妆台靠在卧室窗旁，雪白雪白，每个小抽屉里都藏着漂亮得使人不敢相信的发夹别针。小时候我不像以佳这样愣头青，我烫过头发，穿过白色的纱裙，轻得像没穿一样，还有一双鲜红的小马靴，圆头。
大院里哪家有个男人又唱歌了，拖得很长，声音普通得让人听出许多缺陷来，但清晰，又落寞，还飘忽，回声一样地漫进来，总是唱那只听来凄凉的老歌，“远飞的大雁”。小时候我也常唱，是歌唱毛主席的，后来听说这本是一首情歌，心里十二分的不习惯。也许要是一开始先认识了事物的乔装面目，再看到真的，反而会对真实面目起排斥的心。镜子里我的脸型这样狭长，也该是梳个直发式，可惜这一头七零八落的头发，丝毫形不成以佳那样的丰满。
我十七岁时候正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翻腾得热昏。头发那时是茂密的，黑得发蓝，不像现在这样越抹护发素越少，越黄，烧焦了一样。但把一头一去不再来的黑发一根不苟地全用黑像皮筋往脑袋后面高高扎起两把刷子，号称革命朝气。从9岁一直扎到17岁、18岁、19岁。歌唱到最后，拖音长长的，不肯闭嘴换一口气。
我们班上的跃进是在文艺小分队里跳舞的，长得又细又高，长长的脖子，班上的女生总和她处不好关系，说她有一大堆电线，每天晚上用电线把头发卷起来睡觉，不怕拉得头发疼。那个年头虽很兴诽谤，但对跃进却不是无中生有。她早晨上学校，刷子辫弯成一个小球，刘海也卷着，小而密集，象非洲人的头发，老师找她谈过话，广播里不点名地警告过她，而她直几天，就忍不住又要去摆弄头发。在女生们嘲弄而羡慕的白眼里高高仰起脸，去托住额头与众不同的卷卷儿。到了下午，卷着的头发便软下来，要直要直的，她便高高仰着脸。她勇敢但笨拙，她不懂有的事那时是可想不可做的。
那时我很恨她，老师派我去谈话，我让跃进交电线出来，她窘得满脸血红。
班上出了一期黑板报，警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还画了一个丑女孩，妖道地顶了一头毫不美好浪漫的小卷卷。跃进哭了，眼泪打湿了头发，头发直了，我便说希望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男人又唱起来，寥落的“远飞的大雁”。
后来倒在我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一个像现在一样清凉得让人心动的秋天晚上，我洗脸，窗户开着，那儿吹来的风把我洗湿的眉毛一根根吹起来，胸间突然涌出莫名的温柔忧伤失落和渴望，纠缠在一块儿，简直有了怅然。那时哥哥他们已经当兵的当兵，插队的插队，在他的落满灰尘的抽屉里，我找到一团电线，散开头发，把电线绕在头发上，头发厚得很，不肯向里弯，电线也不住地从头发上滑下来，那一晚一遍遍和头发做斗争，累得满头大汗，但改变头发式样的愿望变得不可遏制。睡到半夜，我忍不住把满头的电线揪下来，爬起床，睡眼蒙眬地去洗脸间，镜子里的头发像乱了套的电炉丝。
我用水洗了，关上灯，月光明亮得像太阳光，亮得使人心神不宁，窗格子在地上映出一个巨大的黑色的井字，一直到我身上。外面载重卡车驶过，沉重的声音，开了很远，还传过来。
嚎叫般峥嵘哀伤的向日葵黄辫就是我们这一代少年生活的写照。
似乎从那以后越发地不关心头发，越发地以大大咧咧为风度，但看到跃进仰着脸去托住头发，总忍不住多看一眼，如果卷儿象弹簧一样难看，心里便坦然。
头发茂密而黑，17岁，18岁，19岁。直到有一天下班回家，在绿树葱笼之间，看到一个快步而过的女学生，一头飘散的黑发使那张平淡的脸象骤然开放的花朵一般，我心里轰地一响……
我去敲一片陶醉的洗脸间门，以佳满脸惊慌地打开门，看到我，脸刷地红了，爱美又怕露出修饰过的样子，想给人留下漫不经心但秀美绝伦的印象，这是每个女孩十七八岁都少不了的美梦，只有我缺了这一截。 到了像我这样熟得将老的果子，才会视修饰为专利，这实在是奢侈光荣、享受，也是悲哀。以佳慌忙让开，黑发一闪，露出红的脸颊，滋润的额头，透出一根青青的小血管的下巴。
小树一样蓬蓬勃勃的17岁啊。
班上果然轰动，忙着交作业、补作业和抄作业的全看着何以佳。花花公子把手插在牛仔裤袋里，摇摇晃晃走过去，说：“何以佳，一只眼睛没有啰。”他用手在眼皮上抹两下，表示刮目相看。
徐吕转了好几圈，才下结论：“你是正宗的直发式。”
有人说：“比平时漂亮了一个平方!”
有人说：“不自然，绝对。吹过风的头发总不自然。”
徐吕立刻转过身去愤怒地乱嚷。她常被旧社会叫到一年到头开一盏日光灯的办公室去洗脑子，一提到打扮便发怒。
班主任慌慌张张撞进来说早操铃响了，大家往操场去。每下层楼，在楼梯拐角都挂一面大镜子，镜子里有揪得紧紧的马尾巴，削了又长，长得像没割干净的庄稼一样短短长长的短发和男孩一样的超短发，在这些头发中间，何以佳的头发象荒漠中硕大的一朵花。
初中有几个女同学特地挤过来抑着脸看，有一个女孩前刘海卷起一串小圈圈，她们悄悄说：“哟，真高级，真时髦。”
何以佳便把嘴唇张开一点，抬起下巴。
赵老师站在广播操台上。那是个水泥墩儿，据说是文化大革命时候挖的防空洞的出口。黑铁发夹把所有的头发都夹到耳朵后头，露出黄黄的，布满皱纹的宽额头。
赵老师是体育老师，同时也是学校政治思想工作小组分管女生思想工作的老师。因此在早操最不容易指挥的站队时，她总有特殊的威慑力。她像所有体育老师那样端端正正地站着，地地道道地举着扩音喇叭。
大喇叭在操场上空叫着：一班男生没带耳朵来，二班女生早饭没吃饱，职业班女生不知好歹……
徐吕扭过身来，一边两臂前平举一边说：“巴黎时装模特全梳这种头发，高级! 上次我——”
赵老师大喝：“喂! 二班后排，女生! 不点名是客气当福气啊! 嘿! 后排的!”
满操场的同学都满不在乎。
徐吕挣扎着说完：“我买到登丽美时装杂志我借给你看。”
赵老师跳下广播操台，握着空拳扑过来，球鞋腾腾踢起一阵灰尘。
除吕握起空拳，把她涂上粉红色莹光指甲油的指甲藏到手掌心里去。刘明明屈屈膝盖，用裤腿盖住脚面，她穿了一双尖头橄榄跟的船鞋。后排男生有人小声骂，但看不见有人动嘴。她到何以佳跟前收住脚。
到高三，校会课最轻松，高中只对高考开绿灯，班主任暗示给我们一个特权，可以不出声地拿功课出来做。平时我们后窗总游荡着一个幽灵，巡查纪律，找人刺刀见红的旧社会。她到这节课就消失了，装没看见，只好保全战无不胜的面子。但到星期二，必定要加倍寻事，她痛恨我们看得起功课看不起她。
每次我都不一会儿就能做完功课，女生常和我对答案，班主任站在树影婆娑的阳光里，象妈妈看孩子那样心满意足地看我。她断定我今年高考准能给她脸上糊一大块金。其实女生们还在继续议论我的头发，说像外国电影里神经质的女主角，我突然觉得她们蠢透了，就伏在桌子上装睡。
校长在做报告。
今天要讲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三好奇装异服不得进校艺术节活动将于本月31日举行，各班要拿出优异的成绩来向党和人民汇报考试成绩以及男生女生之间互相帮助或者违反中学生守则问题当然还有男生头发的长度问题。
把耳朵贴着桌子，能听见一种嗡嗡的声音。因为桌肚是空的，常识老师说，过山洞和隧道也会有这样的声音。是小学二年级时候讲的，常识老师特别喜欢我，那时陈景润是一号英雄人物，她就说我将来能赶上陈景润出息。
小时候对陈景润真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没有六体，要不然必定也要一块投了的。崇拜不修边幅。差生才考虑头发问题，想当好学生的都愿意不洗脸不梳头，现在想想恐怕一个人一辈子没穿过合体好看的衣服，没梳过一种让自己变得突然漂亮起来的发式大概很可怕。姑姑就是这样，好可怜。
小时候一开校会课，我喜欢对着桌面听呀听的，到现在这么大了还喜欢听，嗡嗡的声音使人想起遥远地方的回声，听不清楚但很美好的声音，昨晚上睡前看了爸爸给寄来的泰戈尔的诗。泰戈尔说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模糊而热烈的笛声，这笛声呼唤着他去远方，但是他忘记，他没法子去，因为门窗都紧紧地关着。这是一首伤心的诗。泰戈尔能写别人心里想的但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事，所以他得了诺贝尔奖。
有理想就是要树立起远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我特别喜欢想象一个十全十美的高中女生的模样。她不该穿猫那种袒胸的衣服，锁骨高高的凸出来像个鸡壳子，也不应该像我老穿那种西装短裤，太像男的了! 她不该像徐明明功课好但一点也不真心热爱功课，没有理想，也不该光唱高调，她懂得所有她应该懂的事，她不光学习好，别的也好，这个别的，像是应该比功课更广泛，更重要，比如，她知道怎么梳一个17岁人最合适的头，梳子不像我现在感到不自在。还应该知道上次姑姑的男朋友不和她好了，她在家睡了整整一天一晚不起来，这时候我该怎么办。还有，她懂人生、将来，不怕将来会在社会上遇见的种种可怕的人挤人的事。她应该好看得没人能比。她像泰戈尔的那个笛声……
三好学生的首要标准就是要学习好，刻苦学习……一切服从党的需要。党在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心任务、开放政策带来了经济的活跃，也带来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这些东西影响我们中学生更需要陈景润这样的天才。
从垂下来的头发缝里看太阳和树叶，连我自己都感到自己有点神秘。可17岁有什么可神秘的? 象一块空地。大家都是经历了一段神秘的故事以后才神秘，不神秘还要装，就造作。自从梳了这头，就不自在，我最恨造作，尤其恨拼命让人觉得是女人，恨得牙根痒。头发暖哄哄围在脸上，心里真失望。
中学生要特别遵守校规……
又看见旧社会的眼睛，她在看我，一动也不动，威胁的眼神，
终于下课了。
何以佳迎面撞上赵老师。
赵老师逼视何以佳。何以佳在黑发中闪着眼睛，黑很黑，白很白。
何以佳被带进赵老师办公室。赵老师坐着，何以佳站着，手扶着重重的书包。赵老师只是不言语，盯着看。
秋蝉在操场的一排大树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叫。
何以佳痒似地扭着肩，伸伸腰，换一个脚，把书包墩到桌角上。
赵老师缓慢有力、略带暗哑地开口：“知道我叫你来谈什么吗?”
“不知道。”
“只有社会上那些无所事事、灵魂空虚的人才梳这样的头，所谓时髦，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何以佳，何以佳，看看倒蛮聪明的，我看你天生就不知道何以佳。功课好是一方面，思想品德不是一个功课好就可以代替的。思想品德不好，恐怕比功课不好还要糟糕了吧。”
何以佳硬起脖梗，但垂下眼睛。
“这种嬉皮士发式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在青年身上的表现。你懂吗? 腐朽的玩意儿!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你们这些青年不加识别地捡别人的破烂货，像旧社会——”
“时兴倒是时兴的，不过早不是嬉皮士了，嬉皮士是奇装异服乱糟糟的头发，现在兴雅皮士，穿干干净净，烫雍容华贵的头，和中国的旧社会没联系，那时候中国已经解放了，正好是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何以佳突然天真起来，直视赵老师，“真的老师，我不骗你的噢，这发式是外国人从中国学了去的。”
赵老师沉下脸，心里又翻腾起酸辣的恼怒。
“不正派!”
何以佳浑身一震：“老师，请你说话要有根据，什么叫不正派!”她眼光咄咄地看着黄脑门，脑门上的黄皮肤有深的皱纹。
“眼睛是心灵的窗子，心灵干净，为什么遮着眼睛? 搞什么颓废派的调调儿。”
“公安局门口的囚犯照片都露出眼睛来了，你说他们正派不正派，”何以佳死命抵着桌子，两条腿苏苏地抖，“还光脑门呢。江青梳和你一样的头，你说她正派不正派? 不正派，哼，不正派，老师这样讲话的，有根据吗?”
赵老师腾地站起，拉开门：“到操场上跑20圈!”
何以佳把书包重重墩在赵老师的办公桌上，把她端端正正放在桌角上的照片夹震倒在桌面上，透出陈黄的底面，想一想，重重朝赵老师翻个白眼，拿起书包，扣好，出去挂到高低扛上，跑起来。
操场边上的一排黑板报前头，徐吕和几个男生正在弹粉线，他们看着何以佳和何以佳被风吹得向后扬去的黑发，倒是两只眼睛都露出来了，亮得像迪斯科灯。徐吕忍不住直起喉咙喊：“加油!”
酸辣的滋味儿。这些孩子真不知好歹。我热爱这所中学，但我肯定他们没一个人相信我是从心眼里巴望他们好。我30多年前在这儿读书时候，我们的团书记是个少共，他为我喜欢在作文里用忧郁这个词找我谈话。他说地下党为我们幸福生活流了血，如果烈士们盼望的这一天到了，我们还感到忧郁，如何叫他们瞑目。我记得那一天，那一天我们仰望着在风里飘扬的五星红旗，心情激动，可他们呢?
完全是四人帮流毒，在他们身上并没有肃清，怎么能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校光看分数不看思想的倾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样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真要变色的，这怎么了得!
他们哪里还是革命事业接班人? 何以佳会狂热地去扞卫资本主义社会流过来的东西。她还是个长征干部的孙女儿，从小生长在一个革命家庭啊。乍看到她那一头黑黑直直的头发，我还以为是我们50年代的年轻姑娘都爱梳的那种，分开，拢到耳后，夹一个发夹，朴素，热情，真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那时心呼地热了一下，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照片又倒了，何以佳是发泄愤怒。
那时候，我们这中学班上的女生多么好!
照片上的阳光是30多年前的，那时候的太阳真暖和真亮堂。操场上那些树还是我们班的女生们种的，那时候号召绿化我们的校园。大家都穿黑布鞋，蓝列宁装，再排黑纽扣。把头发拢到后面，剪得整整齐齐，露出耳朵和脖子。有一次国庆游行时候，怕剪得不齐影响我们学校的阵容，红英还给我用尺比着剪，大家在旁边笑成一团，太阳照在身上，真有股子自豪、自尊、自重。她，这何以佳怎么就不懂，就拒绝，为她着急啊!
她还在那儿一圈圈地跑，徐吕给她加油，连那些男生都跟着嚷嚷。本来我觉得她很朴素沉静，没想到她变坏了。学校的某些专科老师却因为她功课拔尖百般袒护。自私啊! 看她走邪路。
照片虽然旧了黄了，那些坦荡的眼睛和笑容，那种只有心里有美好热烈的革命理想才会有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微笑，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经过一场浩劫，好容易这一代人又可以像五十年代一样幸福愉快地学习，为什么她们不要别人想要都没有的东西? 在文革那些痛心的日子里，我心里常暗暗想有一天我有一点自由，就要保护她们，让学生过像我那时一样美好纯洁的中学生生活，这是我的信念。
何以佳跑得踉踉跄跄，刚测验过800米，这孩子也够她呛。平时看她体力还是可以胜任20圈的啊。徐吕要扑上去，她们俩倒互相同情，徐吕的手指甲又在阳光下闪出红得异样的光，不知是否又涂了什么名堂，屡教不改了! 我的心跳得厉害极了，手心里满是汗，我直想砸一个杯子。
何以佳在高低杠那儿停住脚，把书包搭到肩膀上，歪过头，那一头黑发又披了半个脸，她挑衅地看着我。
回去好好考虑，明天不能再梳这样的头发进校，我说。为什么? 何以佳居然屏住喘息问，想要来讨伐我。我再说一遍，明天梳这样的头发不得入校。她居然还是问为什么。我的手直打哆嗦，血在血管里突突地奔腾。如果是我的孩子，非一巴掌过去不可!
那么好，你站到操场上去，好好想清楚，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进来告诉我，我今天奉陪到底。我这样说，胃在疼，一饿就丝拉拉地疼。再不教育怎么能行，我们的第三代啊。
黄昏时候的空气真是清凉。飘过来马路上清洁工烧落叶的气味，好闻极了。我想起很小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在平原上找石油，野地里烧的篝火，也是这气味。那时候爸爸总边听着半导体广播，边骂骂咧咧地说世界上最可恨的就是见风使舵，人云亦云，不坚持真理。那时候宣传张志新，妈说张志新真傻，爸却非常地崇拜，在篝火哔哔����的声音里感叹她才是真正的有尊严的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词儿“真正的人”。
旧社会一定以为我存心和她作对。其实不完全是这么回事，而是彻底的不明白但想弄明白。我根本没觉得这发式好看得要死要活，但绝对不是不正派。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老师侮辱学生，算个什么!
天越发黑下来，头发轻轻地盖在脸颊上，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样子，很符合我现在的心情。姑姑六点回家，猫一定会去告诉的，她马上就会来。旧社会不是姑姑的对手。姑姑红卫兵出身。学校会轰动，我倒希望闹个天翻地覆，让学校知道我们心里憋着什么。
教学大楼的灯亮了，那儿过来一个人，一个男生，高二的，有点驼背。他走过我旁边的时候，冲我伸了下大姆指，好长好大的一个大拇指。“揭竿而起!”他说。大概我在他眼里成英雄了。我是英雄吗? 英雄都是为了扞卫一个真理，而我扞卫什么? 造作的头发? 不值得，实在不值。我要扞卫一个值当的真理，中听的，真正有用的，得人心的，让人心甘情愿地去扞卫的。没人告诉我那究竟是什么。
晚风轻轻吹过来，操场边上那排大树飒飒响个不停。树真高真大，据说是30年前的学生种下的树苗。很难想象这大树还有做小树苗的时候。外面马路上的灯亮起来，一盏连着一盏，远远看过去，像半空中有一条金黄的道路，在黑夜里明亮，干净，叫人羡慕。那是姑姑很喜欢的，她常说她渴望有一条空中美好的道路，想到哪儿，就通到哪儿。
旧社会办公室的灯也亮，一盏毫无色彩惨白的日光灯。
静静地峥嵘地开放的向日葵。暮色一片迷离。旧社会出来了，还那样自以为威严地说，“过来。”
我走过去，一边用手把风吹到后面的头发理到前面来，掩住一只眼睛。
枯老的榆树和鲜绿的合欢树在星的光流中孤独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