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魏徵死后》(原文全文)

魏徵将死，唐太宗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表示很担心自己子孙的前途。唐太宗当场就把衡山公主配给他的儿子。他死了，唐太宗又亲临吊唁，罢朝五日，命太子举哀、百官赴丧;赐陪葬昭陵，并且，亲自给他撰写碑文。总之，备极荣哀。

但是，不久事情就发生了变化。魏徵生前曾经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说他们可以做宰相。魏徵死后，杜正伦因为劝诫太子承乾而受到贬斥;侯君集因为勾结太子承乾谋反而被杀。《新唐书》里说，有嫉妒魏徵的小人就由此说魏徵“阿党”;又说魏徵曾经把谏唐太宗的话都抄送给史官褚遂良。这是违反古来“忠臣不露谏”的原则的。于是，唐太宗不高兴了，就悔了婚约，并且拆掉亲自撰写的墓碑。直到辽东之役以后，才又想起魏徵，着人去祭墓和重新立碑，对他的家属稍加“恩礼”，但是已不像以前那样热情了。

从来历史家讲起“贞观之治”，总要讲到魏徵如何犯颜直谏，唐太宗如何从谏如流，却很少提起这个史实。

当然，在历史上，唐太宗总可以算个“明君”，魏徵也可以算个“贤臣”，这是不消说得的。

但是，上述史实也还值得略加注意。究竟是唐太宗轻信、猜忌和刻薄呢，还是魏徵有错儿?魏徵是知人不明呢，还是有心“阿党”和炫耀自己? 二者必居其一，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欧阳修在讲到这段史实时，不胜感慨系之，说：“君臣之际，顾不难哉!”以魏徵之忠直，太宗之睿智，还免不了发生这样的事情。“故曰：‘皓皓者易污，峣峣者难全’，自古所叹云。”他生于宋朝党争激烈的时期，自己也吃过党争的苦头。他断定发生这件事是由于唐太宗听信谗言。其实，照我看，魏徵也并不完全是个什么“皓皓者”和“峣峣者”，并不完全忠直无私。所谓“小人”指摘他的那两条罪状，看来并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我们读历史，可不能那么天真，把封建时代“君臣之际”看得那么“不难”，那么纯洁，那么真诚。

我们无从而且无须苛求古人，就是因为古人是古人，封建阶级是封建阶级。他们同我们已经隔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历史时代。他们好也是他们那样的好;他们坏也是他们那样的坏。如果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人物竟能像我们所要求的那样大公无私，没有一点尔虞我诈，那才真是奇怪的事情哩。所以，我们不必按照我们的要求去责备他们;当然，也不必按照我们的要求把他们理想化。他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也只是借鉴而已。正如唐太宗说的：“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我们照镜子来正衣冠，并不要我们自己变成镜子，也不要镜子变成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衣冠。

顺便说一说，封建阶级的历史家时常把“明君”描写成从谏如流的人。其实，照我看，这也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明君”总是“有道的明君”，自己了解情况和有主张的人。唐太宗就是这样的人。倘若自己没有主张，光是“从谏如流”，这位大臣这么谏也听，那位大臣那么谏也从，如此“如流”，岂不变成“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不知道要“流”到哪里去么? 这就不是“有道明君”，而是“无道昏君”了。也正如唐太宗说的：“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禄宠。人主稍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其所以难也。”这是说的封建时代的情形，这是说的做皇帝的难处，也是说的从谏是一方面，不从谏又是一方面。从与不从，总是以他们封建统治者的是非、利害为标准的。合则从，不合则不从。

我不是吕东莱的徒弟，不大喜欢做翻案的文章。但是，为了比较客观、全面的看历史，既不是“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也不要“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弄清楚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有点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