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原文全文)

刚写下这个题目，眼眶便已经湿润了，而且觉得再接着写任何东西都是多余的，这个题目本身最平易朴实，最令人感动，也最深刻。

几年前读叶秀山先生的“我想有个家”，感受极深，难以忘怀。思想真的是一条自我流放苦行的路。思想者倘若沉浸在如家般的舒适温暖里，怕是永远也不会思想。洛克说过，完满的幸福会消除人的任何欲望，任何欲望都是多余的。当然，洛克是经验主义者，对“幸福”的辩证法不甚了了。克尔凯郭尔享受过富贵和安适，却终于放弃了“幸福”，因为“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生的使命应当是尽力让事情变得困难起来……”，这想法也纠缠着陀斯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上百万的事实，说明了人有意识地——即是说，完完全全地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却把它丢在背后，急急忙忙冲向另一条路，去迎接危险与毁灭——不是被任何人任何事物所逼迫，而仅仅因为他厌烦旧路。他顽固地，有意地打开另一条荒谬而困难的道路，几乎是在黑暗中去追寻它……人所需要的仅是独立的选择，不论为这种独立付出何等代价……”

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写道：“家”这个词仅当人从野蛮进入开化时获得了重要意义，然而它马上就随着人的文明化而失去了这一意义。对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来说，从西方文明生发出来的“哲学”，原本就是因了人从其居所放逐出去而发生的。1993年，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书《家：世界的某个地方(Home：A Place in the World)》，书的扉页这样写着：“家的观念——这观念对我们有着深深的感召力，其含义却从未得到全面的理解……”哈佛大学的美学与价值一般理论讲座教授，研究爱默生的专家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越来越意识到：“……我的哲学研究的焦点日益显现为家的观念……，引述诺瓦利(Novalis)的看法：哲学本质上是思乡症——普遍的要回家的冲动”。

这篇随笔原本是要介绍上面引述的那本小书。这书是1990年聚集在着名的“新社会研究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一群学者关注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讨论纪要。与新社会研究学院主持的多数研究项目类似，这一讨论是跨学科的综合性探讨，学者们来自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学、美学、建筑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工作与行政管理等领域。这些论文被划分为五个部分：(1)家的观念;(2)流放;(3)无家可归的历史;(4)流放、异化、陌生意识;(5)家、私人与家庭生活的核心。

吸引了我注意的是，这书接近结尾处的一篇文章《家的观念：一种空间》，作者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曾在伦敦大学、西北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处讲授人类学。她开篇是这么写的：“我们越是反思家对我们的独断，就越是对年轻一代反叛家庭的拘禁与控制所表现的自由要求表现理解，从而越是对大多数读物所表现的明显的思乡情调表示惊讶……，家所固有的那种节律性是如此难以忍受和如此荒诞”。她分析了一顿典型的家庭晚餐。这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默契地明了其他任何成员的每一个行为的细微末节，并预期这些细微末节的反复出现。如果有人来晚了，或者坐在通常另一个人的座位上，或者用餐时刀叉过重地碰击盘子，或者吃得比平常多，或者……，总之，任何反常现象都要求给出“解释”。

她接下去分析，认为“家”，至少西方观念里的“家”，是空间的一种特殊形式(合了书名《世界的某个地方》)，在空间形式上与“household(居所)”重合，但“家”的时间结构是家的本质特征——它固执地把时间划分为不变的家庭事件的模式：一日三餐，上班和回家，洗漱和睡眠，娱乐和社交……每一个事件的时间模式都固定不变，每一个家庭成员在事件里的角色都固定不变，每一个家庭成员对其他成员的行为的预期都固定不变。惟其如此，“家”才是最可以信赖的地方，也才是外人最难以加入的地方(除非经过长期训练，达成这种默契)。在这个意义上，她把家叫做“记忆机器(memory machine)”，或者，以“家”的方式制度化了的行为记忆。家，经过这样的功能主义的分析，就变成了“以最经济的方式配置稀缺资源”的制度之一。给我的感觉，作者引进“后结构”分析，例如家的“时间-空间”特征，仅仅是装饰门面，并不真的加深了读者对“家”的现代理解。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治·凯笛(George Kateb)的文章这样开头：“在家里，这是一种心智的或精神的状态。我希望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以何种方式居家才会感到最贴切地居住在自己家里”。他的分析达到这样一个结论：个体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家保持疏离，才可能最贴切地感受到家的舒适和安宁。他也引用爱默生的观点，把这种疏离感称为“民主距离(democratic distance)”，或者“自我依赖(self-reliance)”、“自我发现(self-recovery)”以及苏格拉底式的“自我省察(self-examination)”。确实，当我们越是急切地要回家时，我们越是发现家之不成为家(家庭成员之间过分亲密从而使每一个成员都丧失了“个体性(individuality)”，从而“家”更像枷锁的“枷”)。我们大可以感受到存在主义者所感受到的那个为他人的存在(being-for-others)以及“他人就是我的地狱”的“家”;或者，娜拉毅然决然要抛弃的那个使每个成员都异化为“玩偶”(角色固定不变，为角色的生存)的家;或者，被鲁迅视为“吃人宴席”的，把活生生的人送到传统权威的符号机器(礼教纲常)里面去碾轧的家。

人性矛盾的另一方面是，“在家的时候，人们要求更如同家的家。人们犯了思乡症，尽管他们已经在家了。他们到底要什么? 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某种身份(identity，或译‘认同’)——某种与真实自我完全重合的身份”，凯笛恳切地说：这一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当人们要求“家”完全符合一己的真实自我时，他们不可避免地把家庭里的其他主体当成了“手段”，当成实现“自我”的外在手段。这已经破坏了“家”，使对“家”的追求异化为一首思乡曲。爱默生是对的，人们应当首先依赖自己，首先省察自己，这里唯一需要的，是私己的空间(private sphere)。只有通过这样的距离感，才可能感受到“家”和居家的安宁。

我们需要家，首先因为家是我们人生的小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航行的最后避风港。这里的多数事情是可以预期的，于是带来安全感。其次，自从我们进入“现代”以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变得如此千差万别，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打开了无穷丰富的机遇和选择，我们被抛到这个世界里去独立“选择”。于是没有谁能够理解其他人，没有谁指望他人的理解，除了或许来自同一个“家”的父母兄弟姐妹的理解(如果这“理解”不被市场异化为“杀熟”的话)。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需要一面“镜子”，一面可以反映出我们真实自我的镜子。这绝非顾影自怜的需要，而是自我意识之作为“意识”——精神存在——所感受到的非要把自己外化为物质形态的冲动，如同艺术家在雕塑中感受到的成就感，或政治家从大众的景仰中感受到的成就感，或诗人将自己的意念用语言朗读出来时的成就感。这种冲动真可以说是人的创造精神的源泉。精神必须首先将自己置于自己的意识面前加以审视，才称得上是“精神”，这审视便造就了差异——意识与作为意识的审视对象的意识之间的差异(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由这种差异生出万千变化，生出大千世界，生出“创化”的人生。在诸种可供我们意识自我实现的社会环境中，“家”是最直接、最方便和最切近自我的社会环境。我们从婴儿发育为成人的过程天然地从我们不得不学会把“母亲”与我们自己的“个体”相区分开始——最初的“家”。

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也一直在寻找回家的路。这回家的路却是越来越遥远，又越来越亲切。60年代末我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一个尚且没有发展出独立“自我意识”的人不会感到居家与离家的区别。80年代中叶我第二次离开家的时候，感受非常强烈。母亲至今为我保存着我在飞机上写的家书(那或许是年轻时候的我能够写出的最动人的文章)。90年代的我像许多同龄人一样，频繁地离家，去闯荡天涯，却一次比一次地更加思恋那个老旧的家，思恋那个保存着我的童年——我的暮年——的家。多少次梦回肠断，凭栏逃眺，感时殇月，多少次“剪不断，理还乱”，多少次“杨柳岸，晓风残月……”。让我仍无法不询问今宵酒醒何处，其实是“乡愁”。时隔多年，我仍在怀着乡愁，寻找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