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冰山·鸽子的壮歌——西藏和平解放始末》(原文全文)

第一章 西方和东方的目光在这里相遇

历史与季节

1949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季节。
杏花红雨驱祛了狞嚣的冬魔，从可可西里的千仞冰山上挣脱而下的东方第一大河，挟雷掣电，咆哮万里，横贯亚洲最伟阔的大陆，冲决一切残垣颓殿，仰天大笑着，徜徉于东方太平洋的蓝色波涛中。
红色的中国即将取代白色的中国——这是连大洋彼岸的人们都不再怀疑的事实了。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季节里，万里长江的发源地——那一片积雪的世界屋脊上，却在酝酿着一个惊人的分裂华夏大地的阴谋。
本来，这片异峰突起大河横空的神秘土地，正按着它自己缓慢无力的方式延续着。自9世纪中叶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溃散之后，领主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长期的变乱和闭塞的环境使这片多难的高地步履维艰，人民在严酷的大自然和更加严酷的人为的洗劫中繁衍生息着。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世界屋脊也渐渐被英人打开了缺口。西藏的近代史和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大同小异。1949年对西藏也具有非凡的意义，国民党政府的覆灭使西藏一部分亲帝上层人士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深夜，古城拉萨刮着干冷凄清的季风。贵族府邸的深宅里，古刹名寺的密室里，黑影憧憧，酥油灯摇曳;神秘的电波在夜空颤动，如同星光在天河里颤动……
一个眼睛碧蓝戴着雪白手套的外交官，频繁出入于噶厦①地方政府的官邸。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像是赤尾狐那样诡秘地出没于豪门巨户……
当这个春天即将逝去的时候，暗夜中的策划已经接近完成了。

“驱汉事件”及其他

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及其驻西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
就在同一天，噶厦政府的三位噶伦和基巧堪布会见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首席噶伦然巴说：国共内战打得很厉害，国民党在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避免在藏国民党官员把解放军招引进来，西藏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请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两周内离藏赴印，转道回内地。
随后，大批手持英式枪的噶厦兵，包围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电台被查封，学校被关闭，测候所被抢占;那些“共产党汉人”嫌疑人员，更是依照秘密提供的名单被一一拘留。从拉萨到西藏各地，乃至严密布防的藏东重镇昌都，无不刮起一股驱逐汉人的黑风。国民党驻藏机关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二百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向噶厦政府提供拉萨“共产党汉人”名单的，便是那位蓝眼睛白手套的外交官——理查逊先生。他是大不列颠帝国在东印度的重要人物，当时的身份是印度驻西藏总领事。
跟这位理查逊先生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的，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的无线广播电台：
——美国合众社电讯：“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之主权。”
——英国通讯社专稿：“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英国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在拉萨像幽灵一般地活动着……
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电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使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播音。它起劲地传播：“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解放军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男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
同样是这位颇有绅士风度的理查逊先生，对年迈昏庸的西藏摄政达扎说：“不能坐喊独立，应当向联合国写信呼吁。”于是，噶厦政府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由理查逊先生亲自修改定稿，并译成英文本，决定派遣达赖的二哥嘉洛顿珠和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
此后，理查逊先生又伙同来自美利坚的神秘人物劳威尔·托马斯，和摄政达扎等秘密商定，组织了一个由六位官员组成的所谓的“亲善代表团”，打算分别派往美、英、印(度)、尼(泊尔)四国，请求援助。各位代表都携带盖有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印鉴的书信，信中称：共产党已占领内地多数省，业已临近藏界，请求四国指导我们如何作战，并希望派来一批有技术专长的人员，借贷一批美元，为实现西藏独立、加入联合国组织给予支持……
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面积相当于十二个浙江省的棕色土地，将从中国的版图上冰裂而去。那片环抱三千多个湖泊的美丽高原，那些蕴储无数宝藏的崇山峻岭，特别是跟华夏各民族血肉相连的百万藏族兄弟，都将沦入异邦异族的手中;原本是祖国最可靠的西南屏障的喜马拉雅山脉，也将被利斧斫裂而去……
四千万年以前，由于印度板块向欧亚大陆的漂移与撞击，从泰底斯古海海底隆起了这片世界第三极地，成为地球骄傲的皇冠。生存繁衍在这片高地上的种族，成了人类征服险恶自然的骄子。无论是从地下的考古发现，还是从最现代化的细胞、红血球的分析，都证明了这片土地上的种族与华夏古族是同源同种，同胞骨肉。他们土地相连，文化相融，共建共拥东方第一大国，也已历经七百多个春秋了。现在，当自己的祖如醒狮一般将要跃起于世界的时候，这片第三极地，难道将要发生令高山扭痛、大河淌血的离心的裂变吗?
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解放军将“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
仅仅隔了四天，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但是，封闭于雪山峡谷中的噶厦地方政府，对来自北京的忠告和规劝充耳不闻。他们受那些蓝眼睛白手套的蒙蔽太深了，对自己的力量也估计得太高了。从拉萨通往藏东重镇昌都的驿路上烟尘滚滚，七千大军被调往金沙江西岸，他们将要凭据天险和神符，顽固抵抗解放军进入西藏。
逆历史潮流而动，背全国人心所向的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谴责和声讨。
首先对“西藏独立”阴谋表示极大义愤的，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甘、青、川等藏族聚居省的人民。
1949年10月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西藏黄教两大教主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无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在瑞雪飘飞的1950年1月的最后一天，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
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在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的那些日子里，各地藏族人民同声谴责西藏地方政府分裂祖国的阴谋，同仇敌忾，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发正义之师，早日解放西藏和全国藏族聚居地区。
早年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势力“热振派”的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中央代表，痛哭流涕地再三“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尽快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
1949年11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班禅，电文中说：
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意愿。
当1950年的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的旌旗所向，四川、青海、甘肃、西康、云南五省境内藏族聚居地区已全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和挑唆下，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已经在分裂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了。
继“驱汉事件”之后，美利坚合众国的间谍分子进入西藏秘密活动，鼓动西藏成立一支有技术的部队，接受他们的技术训练，抵抗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当局即向美国要求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和给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接着，第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加尔各答运到了拉萨，藏军司令亲自带人到江孜印度兵营接受训练。
1950年1月，美国合众社向世界发出电讯：“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
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的铁定事实，声明西藏无权擅派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
但是，西藏反动当局已经利令智昏，迷途难返。雪域之地上法号凄厉，喇嘛们在寺庙里念咒经诅咒红汉人解放军。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夫陆续被征召入伍，藏军急剧膨胀了一倍，各种兵员和辎重源源不绝运往藏东。英国报务员福特从那里的藏军兵营，不断向太空拍发神秘的电波……
整个世界在注视着西藏。
毛泽东的目光也在注视着西藏。
西方的目光和东方的目光在这里相遇。
历史，在夹缝中呻吟。
新生的共和国面对艰难而严峻的考题。

第二章 毛泽东说：“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远方急电

1949年确实是非同寻常的年头。它是黎明时分的地平线，它是冬春之交的江河口。正是在这个光明与黑暗交替的年头，一些事件的发展才显得气势不凡。某个地域的季风往往会牵动整个中国乃至半个世界的视线。
还是在1949年夏秋之交，当解放兰州的狗娃山战斗打得炮火连天之时，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就接到西柏坡发来的急电。
毛泽东在这封发于8月6日“末鱼”时分的电报里，对解放兰州和大西北进行了周密部署特别指示对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当时全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解放，许多地方还在进行激烈争夺，但毛泽东的目光显然已从西柏坡的土屋超过高山大河，落在了世界屋脊布达拉宫的金顶上。
彭德怀接到电报后，立即让有关同志与兰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杨石联系，了解情况，得知班禅已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离开塔尔寺到了香火地香日德。当即又派中央军委情报部驻青海联络站的余凯和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一起带领几个宗教界有影响的活佛到那里去做班禅堪布厅的工作。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不久，彭德怀又立即打电报给青海，让青海方面在班禅的供养寺庙——塔尔寺选派活佛去做班禅的工作。不久，甘南拉卜楞寺的活佛嘉木样，还有拉卜楞寺中班禅很信得过的原九世班禅的经师都先后去香日德，对班禅大师耐心地善加开导。出于对共产党的感谢和信任，班禅大师于9月28日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了那封有名的致敬电。
这时已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城的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后日理万机之中，仍然关注着那片积雪的高原。1949年11月23日他又致电彭德怀，提出以西北为主进军和经营西藏。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到川康平定之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出国访问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领导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写来一封信，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元旦刚过，1950年的第二个白天，毛泽东又急如星火地从遥远的北方致电“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告小平、伯承、贺龙三同志”，电报指出：“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现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来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指出“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指示“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作好准备，按期进藏。
电报末尾注明“1950年1月2日于远方”。
这个“远方”，既不是北京，也不是满洲里，而是遥远的莫斯科。想象一下，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谈出兵朝鲜的军国大计的同时，在他下榻的地方，还在掰着指头计算进军西藏的时间，对于占领哪一座前沿城镇，如何修筑道路，怎样训练藏族干部等等细节，都一一考虑到了。他的心情该是何等急迫。

天府不是安家处

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胜利结束，正在赶赴川南的二野十八军将士突然接到原地待命的通知。军长张国华率领各师师长以上干部赶赴重庆二野司令部，接受新的任务。
十八军来自豫皖苏地区，从河南出发，经过安徽、江西、浙江、湖南、贵州到达四川。一路爬山越岭，迂回包抄，截断敌人退路，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任务。当部队到达天府之国的四川时，任务是经营川南。军长张国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政治部多数部长被任命为行署的厅局长，部分团政委则任县委书记或县长。军政委谭冠三已经喝了送行酒，即将走马上任去当自贡市市委书记了。
当时整个部队都有一种动极思静的思想。打了半辈子仗，跑遍了半个中国，现在能在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泸州地区安家，是干部战士求之不得的愿望。每个人都憧憬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美景。
进军西藏的消息一传开，好像晴天霹雳一样震动了全体指战员。在川南安家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将从“天府之国”开向荒凉贫瘠的西藏，向着生态学家们断言的“不适宜动物生存”的大高原挺进。不少人思想转不过弯子来，个别人甚至开了小差，跑回河南或安徽的老家种地去了。
但是，绝大多数指战员从最初的惊愕中猛醒过来后，面对解放西藏这一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又感到兴奋和自豪起来。特别是听说毛主席亲自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了十八军，又听说刘邓首长指示，对进军西藏的同志“要三年一换，要颁发进军西藏的纪念章，以资鼓励士气”等等，战士们相互庆幸起来了。
1950年3月下旬，十八军成立了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军副参谋长李觉、藏族长征干部天宝等人组成的前线指挥所，同时派出了南、北两路先遣支队。南路先遣支队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该师一五七团取道泸定、康定、雅江、理塘走南路抵达巴塘一线。在这之前，平措旺阶和陈竟波等人由一个加强排保护已于6月进驻巴塘。北路先遣支队由五十二师师长吴忠率领一五四团和军工兵营取道雅安、康定、乾宁、道孚、炉霍，4月底到达甘孜，主要任务是开辟甘孜、邓柯、德格等前进基地。5月初，一五四团政委杨军率二营北上，16日进驻金沙江东岸的邓柯。
5月中旬，十八军二科人员进驻德格，几次到金沙江边侦察，将水文及对岸岗托藏军情况上报军部。
据先遣支队一五四团团长郄晋武回忆，当该团一连初到一个叫“斯俄”的小村子时，一些群众把楼房锁起来，把背水的桶、煮饭的锅藏到牛粪堆里，像大难临头似的，赶着马群、牛羊躲进荒山。一连的战士们虽然进驻了一个空村，但他们不进藏胞的家门，而是住在帐篷和牛棚里。白天到地里为群众劳动，晚上回驻地休息时，还为群众补房、修路、收拾马棚。过了几天，躲进荒山的藏胞赶着牲畜回来了，把锅、桶、家具从粪堆里刨出来，请部队上楼住，还不好意思地说：“你们亚姆亚姆(很好)，我们稀稀拉拉(不好)。”
部队每到一地，还组织医务人员给群众看病，使一个个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消息迅速传遍了沿路山村，藏胞们从疏远部队变为靠拢解放军，雅砻江两岸藏族群众中开始流行一个新语汇——嘉沙巴(新汉人)。
有一次，一位副连长无意中打落一只乌鸦，在赶牦牛搞运输的藏族群众中引起噪动，因为乌鸦是他们心目中的神鸟。对此一五四团党委立即进行讨论。尽管那位副连长是挺进大别山时的战斗英雄，但他违反了藏族的风俗习惯，本人也请求给他以处分。团党委决定给他以严厉的纪律处分，并以此告诫全团，自觉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一消息传出后，藏胞们感动得落泪了。
铁的纪律和模范的行动，胜过了一切宣传，它逾越了语言不通的障碍，逐步赢得了藏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同情、信任和支持。三连班长宋毛志一次帮助藏族群众到六十里以外的山上去打柴。过江时他携带的一支崭新的美式卡宾枪被激浪冲走了，经多次打捞终未找到。半月之后，藏族同胞格洛路过江边，忽然捡到这支漂亮的卡宾枪，真把他高兴坏了。他想：一支破枪还要卖几十品银子，何况这样好的枪呢! 但转念一想，这样的枪他从来没有见过，不会是藏民丢的，一定是解放军丢失的。解放军真好，自从到甘孜一个多月来，不征粮、不派款、不要女人、不支乌拉差役，还帮助我们打柴、背水、修桥、治病。枪好，解放军更好，应该赶快把枪送还给解放军，他们会用枪保护我们的。他愉快地把枪送到正在甘孜修机场的先遣部队，受到部队的热情接待和奖励。
由于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原因，土司头人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共产党人用“统战”这个法宝，成功地争取了第五十一世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以及称雄玉隆地区的夏克刀登，还有康藏巨商邦达昌兄弟。由于统战工作和基层藏族群众工作做得卓有成效，部队在金沙江以东藏区处境大大改善了。藏胞踊跃支前，在康藏、青藏两线通车以前，仅康北的八个县就先后出动牦牛二十多万头，后来昌都地区用牦牛支援运输的物资达六十万驮，两个地区的藏族人民总共参加支援运输的牦牛达一百多万头。
这是多么惊天动地的支前大军!
在这样的雪海巨潮一般的藏胞支前大军面前，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还有什么险关不能突破呢?

多路向心进军

还在十八军先遣支队向康藏高原挺进之时，按照西南军区刘伯承、邓小平的建议“由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战略计划，也开始付诸实施。
1950年6月18日，由西北军区第一军组建的青海骑兵支队六百八十多人、马千余匹，在支队长孙巩、政委冀春光率领下，自西宁出发，于7月14日进抵玉树;
8月1日，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先遣连誓师出征。先遣连包括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的一百三十余人。团保卫股长李狄三，以团党委和团首长的代表身份，带领这个连执行任务;
8月29日，先遣连进抵藏北扎麻芒保，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群众工作。
10月6日，陈赓、宋任穷派遣云南军区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六团及由三千匹牲口组成的运输团，组成入藏纵队，由丽江、德钦、宁静、科麦一线入藏。其时已进抵西藏境内的门工东北一线。
至此，刘邓所设想的“多路向心进兵”之势已经形成。
但是，这里既不是四川盆地，也不是淮海平原。这里是人类的生命禁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将有许多事情要做。
北京在耐心等待西藏地方当局的觉醒。等待他们打开和平谈判的大门。

首批劝和团

北京始终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为此，曾经做过多方面的努力。
1950年1月，有一批商人踏上了由西宁进入西藏的道路。在这支马帮商队中，有四个人是负有特殊使命的。那两个“汉商”，实际上是中央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的干部张竞成、徐利平;那个藏族商人拉多，是西藏藏军前总司令擦绒的商队首领，还有一个是汉族商人张西园。后两个实际上是“两面情报”，一方面帮共产党捎信带话，另一方面又替噶厦政府搜集和刺探情报。眼下这四人组成了“拉萨工作组”。他们以商人身份带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藏族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的信件，分别给西藏地方政府几个首脑人物，宣传共产党的对藏政策。可借，他们一到西藏即被藏方发现，通知不给他们租房。他们通过熟人在拉萨住了四十六天，收集了不少重要情报，将信件送交给了有关人员。1950年7月间，青海联络站得到了张竞成、徐利平带回的西藏噶厦政府给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封正式信件。信是用藏文在约一版报纸大小的白灰色藏麻纸上写的，约一千字，主要内容是西藏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檀越关系(按即施主与寺院间的关系)，噶厦希望保持和发展这种传统的关系，以造福于西藏僧俗人民。联络组将此信全文译报西北处和省委，原件送往北京。中央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将此件转给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李维汉又转呈了毛主席。毛泽东很重视，说这是西藏政府给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封公函，表明了他们对我们的基本态度，要求情报部以后将有关西藏的重要情况直接送他一份，以缩短周转时间。
如果说这只是一次带有情报传递性质的行动的话，那么，下面三支赴藏的就是正式的劝和代表团了。

密悟法师入藏

1950年春天，在弯弯曲曲的康藏山路上，有一支小小的人马在行进着。被护卫在中间的那位披着袈裟的法师，在颠簸的马背上还诵经祈祷。他就是有名的密悟法师。
密悟法师本是汉僧，俗名霍履庸，河北井陉人。幼年曾随大勇法师入藏求法，在康定出家，后至拉萨哲蚌寺学经十余年，成绩优异。大约在1943年至1944年期间，他在拉萨参加“门朗钦布”(即拉萨一年一度的祈祷大法会)大节日的佛教学位考试，考上了具有特殊荣誉的黄教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第七名。一个汉僧能获得这样的殊荣，这在藏传佛教的世界里是很难得的事情。于是，密悟法师被拉萨人认为来历不明，是佛爷转世的人物。法师在西藏期间同上层人士如拉鲁、擦绒、宇妥等关系都比较好。
密悟法师大约在1946年离开拉萨返回成都，住在国民党军队曾兰甫师长家。曾兰甫同法师是佛教上的师徒关系，法师常在曾家讲经，经常去听讲的有一个国民党少将参议贾题韬及中共地下党员熊子俊。
四川解放后，刘伯承司令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熊子俊当了副秘书长。成都即将解放时，熊子俊就曾同密悟说过：解放后，像你这样的人才国家是不会不用的。后来熊子俊果然介绍密悟法师到重庆谒见刘伯承。刘司令员听他介绍了西藏的有关情况，动员他再去西藏，为和平解放西藏作贡献。密悟法师欣然答应了。随同他前往西藏的，还有原曾听他讲过经的那位国民党少将参议贾题韬，以及因热振事件而被噶厦驱逐出境的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他们接受任务后决定1950年春就出发，比部队先出发一个月。当时国民党留下一些特务，经常进行暗杀活动，为了安全起见，密悟法师改名志清法师。
这支小小劝和团从成都启程时共有五个人，即密悟和他的两个徒弟——如意、胜兴，以及贾题韬和阿旺嘉措。到了康定，遵照西南局的意图，阿旺嘉措留下担任甘孜藏簇自治区(以后改为自治州)的副主席。密悟的一个徒弟如意，因工作需要也留在了康定。这时只剩下三人三骑了。密悟法师依然禅心坚定，对去拉萨劝和充满信心。贾题韬留有头发，又会藏语文，懂佛经，就称居士，而且也换上藏装，很有点西藏人的派头。
当时他们进藏的任务有两个，一是通过密悟法师和西藏上层人物接触，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二是密悟法师在康藏地区较熟，力争协助解放军解决一些进军中的困难。
这支劝和团自己联系了一个马帮商队，同他们一起走。到了甘孜要过金沙江了，他们没有马牌(即通行证)过不去。密悟法师在大金寺当过堪布，有些威望，向寺里要了一个马牌，但西藏方面对金沙江防备甚严，有马牌也不让他们过。这时，藏族长征干部天宝就住在大金寺附近，他们去向他请示工作。嗣后密悟法师要寺庙先派一个人过江，探探虚实，并为他们过江作些安排。寺里派出江巴伦珠和他们一起到了德格。江巴伦珠过了江，密悟一行搭起帐篷，住在江边等候。这时，甘孜白利寺大活佛格达率领的第二支劝和团也来了。他在西康威望很高，顺利地过了金沙江，密悟法师一行还是过不去，只得望江兴叹。

青海劝和团

还在1950年2月下旬，中央和西北局先后电示青海省委，动员达赖的胞兄、塔尔寺法台当才活佛及青海资望高对藏影响大的活佛、千户，组成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团，对达赖及西藏地方当局“以劝告方式进行政治争取工作”。
据原中央军委情报部驻青海联络站站长秦慎之回忆，3月2日，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和秦慎之，到塔尔寺对当才活佛进行试探动员。次日，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趁塔尔寺灯节的机会，亲自去该寺对当才做说服工作。经多次恳谈，他才答应赴藏劝和。
青海劝和团在1950年5月组成，由当才活佛任首席代表，青海黄南州的活佛夏日仓呼图克图，大通县的活佛先灵任代表。征得三位活佛的同意，由共产党员迟玉锐任该团的汉文秘书。藏语翻译是从长期跑西藏生意的汉族商人中挑选的。三位活佛各带了自己的几名亲随，还雇请了几十名曾多次往来青藏间熟悉路途情况的商人、马夫担负代表团的后勤杂务。共约六十人，二百七十匹骡马，数百头牦牛，携带轻机枪四挺，长短枪五十七支。
也就在1950年5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主席亲到西宁，在青海劝和团行前接见了他们，对他们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愿到西藏做说服工作感到高兴。他着重指出：接受和平解放是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最好的选择，对西藏人民也最为有利，请转告拉萨当局慎重考虑，勿失良机。
青海劝和团于7月分两路自西宁和同仁起程，8月在柴达木盆地的大河坝会合，一同赴藏。
劝和团的队伍十分庞杂。据迟玉锐同志回忆，当时除劝和团成员及随员外，还有行商、骡马帮、朝佛人员等。这些人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沿途气候变化无常，自然条件恶劣，人畜随时可能遇险，走完这条路已是不易，更何况还有人为的阻拦。
劝和团到达可可西里那天下午，马匹刚放出去吃草不久，就刮起一阵大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风过后一切如故，唯独将他们的五匹马“刮”跑了，可是马腿上都绑有绊马索呀，其中很可能有人捣鬼。没有乘马，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更谈不上完成任务。因此，劝和团被困了一个多星期。
经过许多周折，才算把马的下落查问出来。最后，为了向送还马匹的牧民表示谢意，劝和团赠送给他们最喜爱的礼物——步枪子弹二百发。
青海劝和团带有一部老式的十五瓦收发报机，一路上按规定时间向青海联络站的电台通报，在途中的最后一次通报，是在10月底由藏北夏曲卡发来的，报告所带青海人民政府致西藏地方当局的信件，已由西藏地方官员先送拉萨，此后就失去了联络。
原来，劝和团到达那曲后即被扣留，迟玉锐等四名汉族干部被藏军押往山南软禁。

格达活佛遇难

在各路赴藏劝和团中，影响最大的要算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那一支了。
格达是一位出身贫苦的爱国活佛，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时，他曾任博巴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与朱总司令建立了友谊。格达将朱德赠给他的照片珍藏多年，时常怀念。某年格达去印度，在城市的街头偶然发现外国杂志刊有朱德的照片，如获至宝地购藏起来。解放军进至甘孜时，格达欣喜地对五十二师师长吴忠说：“当年朱总司令率领部队离开甘孜北上时，曾对我说十五年后还要回来，今年刚好十五年，朱总司令真是一位活菩萨呀!”说罢欣喜得流下眼泪，连连向东方合掌念经祷告。
为了使西藏早日和平解放，格达活佛致电朱总司令，要求去拉萨促进和谈工作。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情深表嘉许，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安全无保证，劝他先去北京重叙旧谊，并邀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将于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尔后再作决定。格达活佛收到复电后十分激动。他对吴忠说：“我真想马上见到朱总司令，也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可是，为了西藏早一天祥和解放，现在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的众生安康之后，再到北京去见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对此深为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仍指示，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往，即使出发后发现问题，也应返回，切不可勉强冒险。
格达活佛即将进藏的消息传出后，天天有几十上百的群众来到白利寺内，在院子里载歌载舞，祝贺格达活佛此行吉祥如意。格达活佛在异常兴奋的情绪中准备启程。白利寺经济收入不多，格达活佛平时生活清苦，解放军想资助他一些银元，供途中使用，但他坚决不收。建议他带几支卡宾枪以防散匪骚扰，他才勉强同意了。
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由甘孜启程赴藏。那天有很多当地群众前来送行，有些老人还跟在后面，手里摇着转经筒，嘴里高声为他祝福;许多人失声痛哭，好像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不幸。
格达活佛走后，吴忠和天宝天天计算他的行程，等候他的佳音。大约是9月中旬的一天，忽然听说格达活佛的两名随从求见，他俩立即接见。来人一见他们便嚎啕大哭，然后哽咽着向他们报告：格达活佛已在昌都遇害身亡了!
原来，格达活佛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他广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解放军进驻甘孜地区后，如何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何保护帮助藏族群众。在昌都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对他又恨又怕。不准格达继续西进。8月13日，是格达到昌都的第十天，帝国主义特务分子就在格达活佛喝的茶水里下了毒药，待活佛饮了毒茶后，将他软禁在英国特务福特住室的楼下，不准随行人员接近。他的男女弟子要去看他，也遭拒绝。格达活佛在受毒后生命垂危之际，仍要打电报给拉萨的朋友，请他们设法帮助他实现去拉萨的意愿。并说“我死也不悔，但求到拉萨一见达赖活佛。”这更引起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的恐惧和忌恨，于是他们再下毒手，于8月21日又给格达活佛服了毒药。活佛中毒后，即腹痛、头痛、口吐黄水、鼻孔流血流脓、四肢麻木，第二天——8月22日就圆寂了。死后全身乌黑，皮肤触手即行脱落……
格达活佛遇害，全国震惊，激起各族人民的极大义愤。
十八军官兵更是群情激愤，向隔江对峙的藏军挥拳怒骂。
格达活佛8月22日被毒死，25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昌都战役的计划，26日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
战争之神的正义之剑，将要划出霍霍闪电了。

第三章 昌都之战

新任总管

昌都，位于西藏东部澜沧江上游扎曲和昂曲两大支流交汇处，当时居民有三千余人，扼进藏南、北、中三路之要冲、噶厦在此建立了总管府，指挥着占藏军总兵力三分之二的九个代本(团)和民兵八千余人。这八千余人分布在沿江一千多里正面防线和昌都附近宽七百多里的纵深地区。
当解放军临近金沙江东岸的时候，原昌都基巧① 拉鲁·才旺多吉任期已满，他上书噶厦请求准予回拉萨。按照旧例，昌都总管必须由一名现任噶伦出任。但在拉萨的三位噶伦谁也不愿在这种时候赴任昌都。文武官员更是畏缩不前。于是，摄政达扎决定，突破清朝给西藏设立四名噶伦的定制，提升孜本(人事审计官)阿沛·阿旺晋美为增额噶伦，前往昌都接替拉鲁。四十二岁的阿旺晋美临危受命，慷慨赴任，很有点悲壮的意味。
清朝皇帝退位的那一年——1911年，在拉萨以东一百多里路的甲玛沟，有一户贵族世家诞生了娇贵而灵颖的公子，他便是阿旺晋美。也许因为甲玛沟是传说中藏族的发祥地之一，山青水秀，人杰地灵，阿旺晋美从小就聪慧过人。在别的藏族小孩还在玩羊拐骨的年龄，阿旺晋美便被送到拉萨的一家私塾学习藏文去了。十四岁那年，他开始研习藏文书法，同时拜在一代佛学大师喜饶嘉措门下，学习文法、诗学、历史和哲学。喜饶嘉措大师学问渊博，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为人刚直有如青㭎，在藏区享有盛名。 阿旺晋美跟着大师，暮鼓晨钟苦学3年，又拜东藏神秘灵异之地——三岩地区红教派的大苍活佛为师，习诵佛学经典，度过两个寒暑。当他二十岁那年重返故乡甲玛沟时，已经称得上是满腹经纶了。
甲玛沟是个只有一百四、五十户人家的农牧结合的山乡。二十岁的阿旺晋美接替母亲管理自家的庄园。少小离家时他还不大懂事，当他遍看了外部世界重看偏僻的山乡时，眼前已经不再是儿时的田园诗了。他在读书之余，同农奴们一起收割青稞。一起放牧牛羊。农奴们比“二牛抬杠”犁地的犏牛② 还要苦累，有的就累死在地里;还有的渴望像草原上的牛羊那样自由，宁死也要逃亡。年轻的阿旺晋美为苦难的农奴洒下过泪水。尽管佛学经典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前生注定的，今生受苦是由于前世有罪。但是，日益破败的庄园和悲惨的农奴生活仍使他感到忧伤。他在心里老是对自己说：这样下去，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雪域西藏就要崩溃啦。西藏的制度需要改进，农奴们应该活得更好些，他们毕竟不是牲口，也是黑头藏胞呀。可是，祖宗传下来的制度怎样才能改进呢? 农奴怎样才能活得像人样儿些呢?他却感到一筹莫展。他唯一能够做到的，便是在他管理的庄园里，将收到的地租粮借给农奴和差巴(佃户)们维持生活，不收任何利息，到秋后归还，还不起的也就算了。在乌拉差役等方面也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阿旺晋美这样做，往往要受到别的贵族的讥讽及家人的责备。但是，受到佛学“众生平等”思想熏陶的阿旺晋美，我行我素，不以为悔。凄惨的现实使他萌生了最初的民主思想。
在甲玛沟一晃三年过去了。阿旺晋美二十三岁的那年冬天，参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组建的“仲扎兵营”。这是一支由贵族和富户子弟组成的藏军部队，相当于团的建制，约有一千二百多人。阿旺晋美在这里接受军事训练，过了两年的行伍生活。很快由班长升任排长、营长。本来是文弱书生的阿旺晋美，在兵营里成为孔武有力的军人。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仲扎兵营”被解散。而阿旺晋美未回甲玛沟，他奉命守卫西藏地方政府的造币厂和军火库。二十五岁的阿旺晋美营长率领二百多名达赖喇嘛警卫团的士兵，严密防守着白银似河、弹药如山的两个地方。也就在那一年，英武的阿旺晋美受到大贵族阿沛家族的青睐，他被招赘为阿沛·才旦卓嘎的夫婿，并以阿沛家族的名义，受封为小四品官。“阿沛·阿旺晋美”实际上是入赘阿沛家族以后所取的名字。
阿沛家族是西藏最古老的贵族世家之一。封地在甲玛沟以东还有三百里路的太昭(今工布江达县)。1904年英国侵略军进攻江孜时，老阿沛带领民兵数百人参加抗英大军，奋勇杀敌，血溅古城，留下赫赫声名。作为阿沛家族封爵继承人的阿沛·阿旺晋美，自然厚受荫蔽。他进入贵州官员行列后，先后担任过昌都总管府粮饷官和西藏地方政府法官。由于精明强干，颇有政绩，三十四岁那年便升为孜本，也就是噶厦的人事审计官。这是仅次于噶伦的高级官吏了。
现在，由于解放军挺进到金沙江以东，阿沛·阿旺晋美临危受命，被推上噶伦的高位。他清晰地记得，在去年年底的一次重要的官员会议上，他作为噶厦孜康的四大孜本之一，是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会议主要讨论对共产党解放军是战是和。一些与会的官员在咬耳朵，说什么“共产党青面獠牙，绿须红眉，是一群吃人的恶魔”。阿旺晋美对此甚感厌烦。他说：“谣言中讲的那些事，我是不信的，我相信共产党也是人，而不是魔鬼。反过来讲，如果共产党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个样子，又假设他们有一亿人，那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还有三亿五千万人不是共产党。我们常说：‘针能过去的，线也能过去。’三亿五千万人同共产党相处，能过得去，我们西藏一百多万人也能过得去。”当有的官员提出要同共产党较量时，阿旺晋美感到吃惊。他说：“要同共产党打仗，实在是用鸡蛋往石头上掼。据说国民党有八百万军队，还有美国的精良武器，同共产党打了十几年，非但没有打赢，反被共产党消灭了。西藏男女老少齐上阵也不过一百万，又没有精良武器，怎么打? 我看只能和谈，不能打。”
阿沛言之凿凿，把那些对谣言信以为真，主张同共产党兵戎相见的人，说得哑口无言。不少人在心里认为阿沛言之有理。一时间，拉萨市内街谈巷议，主张和谈的人大为增多。但是，在嘎厦内部，还有相当一部分掌权者把希望寄托在金沙江天险和英、美等外国朋友的援助上，结果仍然是“主战派”占了上风。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战派”的大员们都不愿带兵上阵，这就出现了委任“主和派”阿沛为增额噶伦兼任昌都总管的结局。
对于这项任命，有的人认为凶多吉少，实在不是一个好差使，但阿沛·阿旺晋美处之泰然，他面见摄政达扎，居然陈述一条令满庭皆惊的意见：
“上司抬举我，委以重任，我愿从命。但是现在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方向前进，也许指日可到。我们迟早总是要同解放军接触，总是要谈判的。请上司给我权力，我去昌都后暂不接任总管，而是直接去找解放军谈判。‘找水源，去雪山。’我一路东行，找到解放军为止。”
摄政达扎惊愕得半晌无话，昏花的老眼里三分喜三分忧二分惊诧二分狐疑。满庭文武大员脸色千差万别，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官员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向噶厦提出意见书，支持阿沛的要求。这简直像三月里草原的风一样，刮遍了圣地拉萨。僧俗人众都认为阿沛一心为了雪域西藏，不顾个人安危，可钦可佩!
但是，风再大，扬起一层沙灰又打着旋子折了回来。官员扩大会议在给噶厦的意见书里又认为，阿沛已是堂堂噶伦，不宜贸然与解放军谈判。先责成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等人同共产党接触，待时机成熟，再由阿沛出面谈判。噶厦和达扎批准了官员扩大会的意见书，并将其副本交阿沛本人一份，要他先去昌都上任，相机行事。
阿沛·阿旺晋美面对着布达拉宫顿足长叹。他完全摸透了噶厦掌权者的心理：他们像是掷骰子的赌徒，还把宝押在手中的上万大军和藏东天险加上外国朋友许的诺言上。如果不把这点老本输光，他们总是不甘心谈判的。鼠目寸光啊，可叹可悲!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个人安危尚在其次，生灵涂炭，雪域遭难，鲜血将要染红江水了……
然而，阿沛毕竟是噶厦的重臣。作为贵族世家的后裔，眼看噶丹颇章① 濒临崩溃，为了寻求解救全藏官民的办法，只有冒死奔赴疆场这条路了。
新任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无悲壮的心情下奔赴昌都的。
8月28日到达昌都，阿沛披两肩征尘，顾不上休息，便亲自巡查江防，考察民情，亲随和卫士们常见他眉头紧蹙，一言不发。一周之后，他致电噶厦：“因时世浑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县)内仅有七、八户还有糌粑，其余全以圆根②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针对噶厦命令他进攻玉树一事，他建议“停止进攻，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
可惜，噶厦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新总管感到头痛的，还有藏军内部各派的不和，军纪的败坏。拉萨来的士兵强奸了当地一个康巴姑娘，这本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不料却引起了当地康巴士兵的强烈不满。他们纠集起来，提着藏刀和步枪在拉萨藏军的营前叫骂示威。双方剑拔弩张，杀气腾腾。虽然这种对峙被劝开，但康巴人怒火不熄。英国人福特回忆说：“他们常常在街上狂吼着驱马飞奔，一边还朝空中放枪，挥刀舞剑，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叫。姑娘们全躲在家里不出门，一些拉萨的官员也躲得远远的。”

两线合围 五支红箭

毛泽东关注着西藏的动静。
关于昌都战役，他胸有成竹，指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他要在藏军心理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毁灭其全部有生力量，避免以后再与藏军漫山遍野地打游击与消耗战。他要使噶厦全面丧失抵抗能力。
8月15日，毛泽东看完西南军区作战计划后电示：“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 藏方似有相当强战斗力，必须准备。”另外两条批示是关于补给运输的：“一.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随军队进攻速度为修路通车;二. 昌都能否修建机场，是否适于空投?”
西南军区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计划是，南北两线合围，兵分五路出击。
两线合围的五支红箭虽然有虚有实，但一旦嗖嗖射出，必将石破天惊，地动山摇，整个世界屋脊为之震动。
8月28日，毛泽东给西南局并西北局的电报说，如我军能于十月份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以战促和，还是希望和平解放那一片雪山高原。
8月31日，毛泽东批示：“购三十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西藏进军。”
1950年8月3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十八月，彭德怀挂帅出征朝鲜战场正打得炮火连天，鸭绿江那边硝烟弥漫的天空更需要人民中国的战鹰。但是，毛泽东还是咬咬牙，把三十架飞机批给进军西藏的部队。而西藏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岂是三十架高空运输机所能承载的!”

千里迂回苦

让我们追踪北线作战的右路部队。
10月7日，执行迂回包抄任务的五十二师一五四团渡过金沙江，溯江而上，开始翻山越岭。
由于高原空气稀薄，能见度极好，炽烈的太阳在雪地上的反光刺坏了战士的眼睛，几乎有一半人因雪盲而暂时失明，双眼红肿，疼痛难忍，人们把绑腿布连起来一串一串牵着走，涉渡冰河更艰苦。横断山区条条山条条水，湍急的水流冲击着冰块，像锋利的刀刃划破了人们的皮肉。有的战士因腿伤不愈，加上急行军和恶劣的气候，整条腿坏死，被迫截肢。
饥饿的威胁也极为严重，整个参战部队都受到了粮荒的困扰。一五四团从玉树补充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中央在重庆订做的高营养食品蛋黄蜡和代食粉因资本家偷工减料被大大打了折扣，按原定指标每人每天十二两就足够补充消耗的热量，但发到战士手中，十二两仅够他们吃一顿。由四川运来的大米因长途跋涉、风吹雨淋，早已霉烂变质。缺粮，沿路又是茫茫雪山，没有野菜和草根可食，有的战士撕吃自己棉衣中的棉花，吃粉状的细土，吃骨头和牛角烧成的灰烬，许多人因此痛苦得扭曲成一团，暴尸荒野。
最惨的是随军的战马和驮畜，这些“无言的战友”眼望无尽的群山目光暗淡，有的连眼睛也没有——被冰雹打瞎了。饿急了，它们就“咔嚓咔嚓”啃食冰雪。夜间，饥寒乏力的马儿把头拱进战士的帐篷。低垂的头颅贴在战士的胸部，战士醒来，把自己的口粮偷偷喂它一把，抱着它的头流下了眼泪。马匹不断倒毙，几百里路倒下的牲畜成了无意中设置的路标，到昌都战役结束，几千匹牲畜所剩无几。饥饿的人们硬着心肠吃饥饿而死的牲畜，马倒一匹人吃一匹，吃了马血马肉，还在吃马皮，恨不得连马骨也要烧成灰咽到肚子里。
掉队的战士除倒毙外，还有被藏军捉去的，也有少数人迷了路被当地妇女收容，组成了汉藏结合的家庭。当年留在藏区养伤的红军伤病员，为逃避国民党势力的追杀逃亡到西藏，隐姓埋名十几年，在解放军路过时不少人重新人伍充当翻译。
在千里迂回的急行军中，一五四团和青海骑兵支队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掉队。10月16日，跑在前边的只剩下百余骑兵和百余步兵，他们以日行一百七十华里的惊人速度先敌四小时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退之路。
南线解放军两个团攻克盐井、宁静、邦达，堵住了藏军逃窜察隅之路。

攻占昌都

昌都陷入一片混乱。
当解放军渡江的消息风传全城时，士兵、喇嘛和居民在昂曲河边汇成一片，法号、鼓钹、海螺的鸣响和诵经声喧腾不息。人们在燃烧柏枝、煨桑、祭神的滚滚浓烟中不停地诵经、叩等身长头，求神佛保佑。喇嘛把解放军的模似像扔进火堆里，诅咒他们都尽快死去。算命的巫师门庭若市。持枪的士兵们东逛西窜，不知如何是好。
10月12日，从昌都以南的宁静(芒康县)传来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三百四十余人宣布起义的消息。霎时，如雪崩一般，昌都藏军的军心崩溃了。
10月16日夜，总管阿沛得知解放军已逼近昌都，类乌齐一带后方也出现了神出鬼没的汉人军队。早就不愿抵抗的总管命令，翌晨弃城西撤。17日，弹药库的爆炸声震得昌都城颤抖不已。随之，藏政府官员、士兵们拖儿带女顺着西边的山路仓皇离开昌都。乱兵沿路抢劫，为解放军赢得民心铺平了道路。
整个昌都战役过程中，解放军只在小乌拉、岗托等三处遇到了较强硬的抵抗。岗托渡口，攻击藏军十代本的是由军工兵营、侦察营和五十二师炮兵连组成的左路部队。10月7日，东岸解放军开台抢渡金沙江。一瞬间，重机枪、迫击炮向对岸藏军猛烈轰击，阵地上一片火海，藏军躲在石缝中顽强抵抗。解放军的牛皮船驶进激流，向对岸奋力划动，江面上，枪林弹雨交织成严密的火网，有一只牛皮船被枪弹和激流掀翻，船和人刹那间葬身水底。
两小时后，被巨浪冲向下游的牛皮船靠上西岸，解放军跃上江边乱石，开始向对面藏军阵地逼近。同时，炮火和枪弹暴雨般倾洒到山后的藏军队伍里，牛皮船上和两岸的解放军发出了吼声，藏军弃地撤退，夺路西逃。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北集团五十二师三个团。师长吴忠率部翻过海拔五千多米的海子山，10月初抵达邓柯。5日至10日，三个团全部渡过金沙江，一五四团执行西路堵截任务，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和军炮兵营正面进攻昌都。他们在国德、小乌拉等处遇到藏军的阻击。16日，解放军的侦察排走到小乌拉山腰时，埋伏在山头的藏军二代本两挺重机枪突然开火，侦察排遭到毁灭性打击，只剩下三个人。解放军反应过来，派一个营向山上冲锋，被居高临下的猛烈火力遏止在山腰。双方对射，打得碎石纷飞，硝烟弥漫。山下架起了钢炮，向山头轰击。但钢炮的射程太近，炮弹飞不到山头，有两发落在山腰正组织进攻的解放军人群中，使这次冲锋立即败退下来。一五六团被挡住了去路，团长向吴忠报告战况，火冒三丈的吴师长在电话中吼声如雷：“明天早晨以前攻不下山头就要你的头!”
黄昏时军炮兵营的山炮连赶到，决定当晚由炮兵配合，派人迂回到山上来个大偷袭。山炮马上架在有利位置，测准了距离和高度，向山头试炮两发。山上的藏军正在兴高采烈地吃晚饭，解放军试射的两发炮弹正好掉在烧饭的大锅和围坐的人群中，藏军被两声爆炸吓破了胆，马上放弃阵地连夜奔逃。
左路从岗托渡江的解放军紧跟在溃败的藏军后面。一方没命地逃，一方穷追不舍。藏军从江边连续溃退八天后，在觉雍以西三十里的山洼里宿营。他们拖带着妻子儿女，连日来辛苦劳累，一钻进帐篷就呼呼入梦。追在后边的解放军两个营同样狼狈，由于高山反应和饥饿，掉队的人不断增加，前后拉了有上百华里。最先赶上的有十来个人，他们抱着两挺轻机枪摸进了黑黝黝的帐篷群，经过观察才看出是藏军两个代本的宿营地。这十几个解放军边吼边向着帐篷扫射。藏军根本没想到会被追上，所以连岗哨都没设，睡梦里遭到突然袭击，便鬼哭狼嚎落荒奔窜。解放军人数太少，堵不住数倍于自己的藏军。是役，藏军被歼灭百余人。
19日，一五六团轻装先遣营取捷径日夜兼程抵昌都近郊，占领了城东的山头。一五四团向昌都以南运动。一五五团沿扎曲河南下。当天，昌都守军放下武器投降。解放军向西南搜索前进，追击18日晨逃出昌都的军政总管及随行部队。
昌都总管一行包括藏军二、三、四、七四个代本及总管机关共二千七百余人。他们尚未到达恩达，就遭到解放军先遣营的阻击，已成惊弓之鸟;发觉退路被堵，便掉头向南，进入拉贡拉以东的深沟险谷里。
茫茫大山，滔滔林海。又一片奇诡的“林海雪原”。
昌都总管和他的人马突然之间无影无踪了。

合围折骨寺

10月19日，经过千里迂回的西北军区一军青海骑兵支队接到十八军张国华军长的电令：
主力纵队已攻入昌都，但守敌大部溃逃，去向待查，可能向西逃。你们即向昌都攻击前进，抓住敌人，猛打猛追，敌人逃到哪里，你们就追到哪里。
从青海玉树出发的孙巩支队进入敌占区后，连续七天七夜，马不停蹄，每天前进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华里。途中经过四次战斗，沿途战马死亡和倒卧不走的达三百五十余匹。失去战马的战士跟随骑兵徒步前进，前仆后继，终于在主力纵队合攻昌都的前一日，抢占了恩达，封闭了敌人的西逃之路。现在，接到张国华的电令后，他们又立即回师东向，向昌都攻击前进，追寻、堵截昌都总管的大批溃军。令人费解的是，那样一支拖枪带炮的数千人马逃到哪里去了呢?
20日拂晓，孙巩支队进抵昌都以西的宗泽山口。从群众口中得知，此处有大小道各一条，均经浪达到昌都。为防止敌人从两条道路上逃走，支队领导研究后决定：以骑一连张宽连长带没有马的步兵携重机枪一挺，取小道经折骨寺向浪达攻击前进。支队主力取大道越宗泽山口，同时向浪达攻击前进。前卫连下山后，与藏军一个山炮连遭遇。骑兵乘马冲击，敌人就地缴械投降，缴获完好的英式山炮两门。同时，还俘获昌都总管府的随员六人。这几个人供认，总管带藏军于18日向西撤退。从当地藏民中又侦知：西逃的藏兵抢了村里的马匹，取小路向折骨寺方向去了。骑兵支队和十八军骑兵侦察连即从浪达进入折骨寺谷道东口。途中，遇见昌都总管派出的投诚代表，在他们引导下，主力急速奔向折骨寺。
张宽连长所带的步兵，取小道向折骨寺前进，途中又遇见藏军派出一僧一俗两位投诚代表。不久，寺院出了白旗。20日上午八时，支队主力与张宽所带步兵会合于折骨寺。折骨寺谷道东西山口及藏军聚集地区内的各个要点，均被独支的骑兵控制。被围的敌人和家属惊恐不安。为防止意外，由魏家祯、田惠普两同志负责指挥部队，支队司令员孙巩带警卫人员和藏族干部益喜楚臣进入折骨寺，会见西藏昌都总管及他属下高级官员十余人，面谈接受藏军投诚问题。
为了表示对投诚将官的关切与信任，孙巩司令员同意昌都总管和在座的四品以上官员的防身武器一律不缴。但他指出：“你们这里的外国顾问，必须交出。”总管交出了英籍电台“台长”福特，印籍报务人员和全部通信器材。会见后，藏军按指定地点送交武器和马匹。
22日，支队副政委田惠普组织干部建立遣散站，对于俘获的负伤藏军官兵，全部收容并予以医治。对投诚的官兵、家属每人给八元以上的银元作路费，每三人发一匹马。当解放军的粮食运到以后，还发放给藏军官兵，使他们手上有钱，袋中有粮，并有马匹驮运衣物，走上返乡之路。被遣散的人员无不感谢解放军的宽大政策，有的叩头流泪，对解放军干部说：“你们解放军是菩萨兵，是救命恩人，返回家乡后，再不替噶厦卖命了。
昌都战役于24日结束，历时十八天。经过大小战斗二十余次，全歼昌都藏军总部及三、七、八、十等六个代本全部和二、四、六代本之大部，并争取第九代本起义，共计歼敌五千七百余人，占当时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俘代本以上文武官员十八名，英、印特务福特等四名，缴获山炮三门，重机枪九挺，轻机枪四十八挺，各种冲锋枪、步枪三千余支及其他军用物资一部。
昌都战役的胜利，正如刘少奇所说的那样，“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整个西藏被解除了心理和实力上的抵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平谈判。

第四章 一边是高山 一边是大海

印度洋的风波

昌都一役，予藏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从那片雪域高原上反弹而起的石子落进了印度洋，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950年10月21日，昌都战役尚未熄火之际，印度政府就给中国政府送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假如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获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
也许是有感于三天前北京广播电台宣告了昌都大捷，10月28日，印度政府在致中国政府的照会中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人认为是可悲可叹的。”
印度洋的大波很快波及到大西洋。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诬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行动是“侵略”，“美国认为这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
11月15日，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出所谓“入侵西藏”问题提案。提案要求联大成立一委员会研究“可以采取的适当步骤”。萨尔瓦多是中美西海岸的一个小国。它的政府一向是在美国控制下的。11月13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在新德里声明美国对西藏局势感到“兴趣”。11月15日《纽约时报》社论更明确地敦促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据国民党中央社成功湖15日消息，成功湖方面也都认为萨尔瓦多的提案“是出于美国的主使”。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
在世界的东方刚刚成立一年的年轻的共和国，颇有点不信邪的劲儿。无论什么国家，只要你违背正义，年轻的共和国，都敢于统统把你顶回去!
正义终于使横暴者却步了——11月24日，联大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延期审理此案。

神汉指点：达赖亲政

昌都战况传到拉萨，噶厦立即召开由噶伦、基巧堪布①、仲译钦波、孜本和三大寺堪布参加的西藏大会。与会者大都垂头丧气，怀着对解放军无可奈何的愤怒。东藏一败涂地，战无可战，讲和又不甘心，到底何去何从? 人们在会上争来吵去，对时局却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对策。达扎摄政的脸色越来越暗，最后长叹一声，决定请乃穷、噶东二位护法神指点迷津。
乃穷、噶东两寺的曲均(护法神)被迎请到达赖和达扎的佛殿。乃穷曲均跳演了一阵，只泛泛地说要竭诚礼拜，多念经文，方能保民平安。
“那么，下一步是和是战? 应由谁掌管全藏政教大权?”守在达赖佛殿的官员急切地问道。“还是要多念经文、竭诚礼拜。”乃穷曲均依然含含糊糊。
“尊贵的乃穷神啊，为了西藏的政教大业，请问是战是和? 谁来执掌大权?”大员们都瞪着眼睛盯着乃穷曲均，乃穷曲均头上冷汗淋漓，避过他们犀利的目光，终于承认“不灵了”。看来，只好请教噶东神了。
噶东神汉折腾好一阵，趁人们不注意想溜走，仲译钦波(秘书长)群培土登上前拦住了他。群培土登神情激动地说：“这次请求指点的，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存亡、众生命运的大事，我们肉眼凡胎难以决定，请神睁开慧眼，明示今后怎么办才好。”噶东曲均转身使劲跳起来。一会儿拔出腰刀左杀右砍，吓得噶伦们忙向一边躲;一会儿就地跳起，掀起一片尘土。最后，他突然伏跪在达赖喇嘛面前，做出要哭的样子说：“达赖喇嘛是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至宝，只要你亲自执政，就能给西藏众生带来幸福。”在坐的摄政达扎闻言脸色惨白，神态沮丧。
1950年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举行了亲政典礼。十七岁的达赖喇嘛在这多事之秋，挑起了掌管全藏政教事务的重任，而如何收拾这败后残局，他却一筹莫展。
达赖亲政后当即写信给毛泽东，信的大意是：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吁请我亲政，实难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10月8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就在达赖亲政的当儿，噶伦、基堪、仲译、孜本和三大寺代表又秘密开会，认为达赖喇嘛不宜久居拉萨，决定请其出国，投靠英国和美国朋友，以保证西藏政教不致衰败。而刚刚亲政的达赖基本上还只能听凭大活佛和大贵族们摆布。

阿沛在昌都

一场大战过后，金沙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在秋日的蓝天下，显得像澄静的练带。
此时此刻，住在昌都解放军指挥机关的阿沛，眼前却有点迷迷茫茫。
他住在一幢藏式楼的底层，不再穿绸缎的官服，而是一身黑氆氇藏装;他孑然一身，围着他的不再有护兵和侍从。
眼下的这个结局，其实在他衔命赴任的时候就预感到了。要不然，当初拉萨的三个现任噶伦为什么都死活不肯来呢。但当预感真的变成了现实，他还是感到震惊、痛疚、惶恐、迷茫。想到雪域西藏的命运凶吉未卜，个人的前途一片渺茫，他心头隐隐作痛起来。
大战之后的昌都城是宁静的。特别是深夜和清晨。一年多来，这座东藏名城被各种喧响所困扰，在白天与黑夜交替之际发出震天巨响。现在呢，一切都寂静了。怒吼的山炮轰鸣之后，一切繁琐的音响都归于沉寂了。
阿沛这天早晨起身后不久，康巴汉子平措旺介看望他来了。平旺身穿解放军军装，高大健壮。这位二十八岁的康巴汉子是昌都解放后十三天赶到的。一年前噶厦在驱汉运动中，将他也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驱逐出境，此人现在成了共产党的大长官，他会不会报一箭之仇，来一个报复呢? 不可不防!
康巴汉子平措旺介此时身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十八军民运部长、昌都工委副书记，与去年被押送离开西藏的狼狈样子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康巴人凶猛好斗，尤善复仇。为了复仇，不惜子子孙孙打冤家。平措旺介如果想要对噶厦的要员阿沛等人施行报复的话，应该说是不费力的。但这一次，康巴人平措旺介态度谦恭，他请阿沛噶伦从这间底楼的小屋搬到对面楼房的二楼去住。
高楼上轩敞洁净，落地窗十分明亮。远眺青山，近观绿水，使人心旷神怡。
很快，又送来了他原先穿的绸缎官服。昌都战役投诚的近四十名藏军高级军官，也都重新穿上他们的官服。
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和其他解放军将领不断地来看望阿沛。有一次王其梅与阿沛长谈，谈到这次两军对垒，枪炮无情，双方伤亡都很大，许多藏族和汉族兄弟都倒在战场上。讲着讲着，王其梅不禁热泪盈眶，嗓音哽咽。阿沛十分惊愕，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昌都地区的大活佛，大贵族，前昌都藏军的高级军官，更是络绎不绝地前来拜望阿沛。阿沛从他们的眉宇神态、谈吐和笑声中明白了他们目前的处境。
对照过去像瘟疫一样散布在藏区的关于共产党解放军的种种流言，阿沛十分感慨，他心头的疑雾慢慢淡散了。
阿沛居住的楼上夜间灯火不熄。共产党大首长与他盘膝对坐，一谈就是大半宵。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那幢楼上的灯光总是明亮的。卫兵们只记得半夜时分，炊事员还要登楼去送酥油茶和夜餐。
每天早晨的太阳，将温暖宜人的阳光射进那幢高楼。玻璃窗户反射出一片光华。

上书噶厦

就在拉萨的上层亲帝势力策动达赖外逃，乱成一团之时，阿沛从昌都派随员金中·坚赞平措和噶准桑林，星夜兼程赶来拉萨送信。
金中·坚赞平措原系噶厦接待来宾的五品僧官，担任过两任昌都总管随从官。这一次，他受阿沛之派，与噶准桑林一起回拉萨送信，很吃了一番辛苦。据金中回忆，他们快马加鞭，日夜赶路，马跑累了，又支不到驿站的差马时，就身背马鞍，徒步前进。二千多里路程，他们只用了十六个昼夜就赶到了。
金中、桑林到达拉萨时，噶厦除噶伦外，其他官员和随从人等都在诵经广场。官员们一见两位信使，都流露出悲喜交集的神情。有的人对他们不辞劳苦完成了重要任务表示慰问;也有的人不以为然，对他们横加指责。
金中和桑林向噶伦们呈上昌都总管阿沛给达赖喇嘛和噶厦的信件。噶伦们急不可耐地询问昌都的情况，解放军的动向和兵员多少等等。当两位信使汇报到解放军离昌都还有三天路程，结果一个晚上就突然出现在面前时，首席噶伦然巴连声惊呼：“啊啧啧! 啊啧啧!”并且叹息说：“敌人像钢铁般坚硬，我们像糌粑一样松软啊。”索康噶伦询问了昌都总管署全体官兵的近况，然后说：“阿沛·阿旺晋美受苦了，我们并不责怪他。我们的军队太糟糕，确实不能上阵。如今只好耐心等待，世界形势总会起变化的。”
金中和桑林送到拉萨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四十名官员给达赖喇嘛的信。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禀报了昌都之战失败的经过，以及投诚后广大官兵受到的良好待遇。其重点自然还在后半部分：
在下昌都总管阿沛噶伦、三名在职大小堪布和第三、第八、第九、第十等五个代本为首的四十名政府文武官员顿首叩拜、三门虔诚启禀：
……
目前进行汉藏和谈是个时机。共产政府所规定的基本作法是，对外五族团结一致;对内各大小民族自立自治政府，其工作人员根据单一民族和多种民族人数多少来确定;大民族绝不压迫小民族，特别是对西藏要采取特殊政策，首先是对大救主全知佛王达赖今后仍然主持政教，救主摄政王活佛及各僧俗官员照常供职;保护宗教、寺庙和经堂;西藏现行政治和军事制度均不予变更;藏军改编入国防武装之内;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文化教育和农、牧、工商业。今后凡是为发展政治和谋求人民幸福的一切办法措施需要改革时，要与人民及其主要领导人协商，在大家同意的原则下进行决定;尊重宗教信仰和地方风俗习惯，过去与英美两国及国民党的一切关系，不予追究……目前汉藏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作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在下我等再三思索回顾，确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作法。此事包括共产政府在内的和在下四十名文武僧俗官员敢作担保……倘若不考虑汉藏和谈，毫无疑问解放军很快就会进藏，到那时，无论从军队的数量、军纪、作风哪方面相比，我方全无抵抗的能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到那时，救主全知佛王为首的所有人等都难以安身，黎民百姓更不在话下。总之，连牛马牲畜也要遭受灾难的，如何是好，敬请慎重斟酌为拜。
……
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四十名文武官员，可算是噶厦的重臣良将。昌都一战，全部归顺了共产党，而且都得到妥善的安排。阿沛本人更是被待若上宾。这使噶厦内外大为震动。一连几天，拉萨城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看来这红汉人解放军，既不同于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军队，也不同于前清川边总督赵尔丰的兵丁，更不同于1904年打进拉萨来的英国人荣赫鹏的洋兵。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阿沛来信的内容真靠得住吗?
金中和桑林两位信使在拉萨成了新闻人物，从早到晚被各种各样的拉萨人所包围，被人提出形形色色的问题来盘问。拉萨市民和噶厦的官员都把他们看成是了解红汉人的权威人士。他们却因旅途劳顿困得要命，只想睡觉。
不料，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两位信使一觉醒来，忽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已经在头天夜里简装轻骑，逃往亚东去了! 这是1950年藏历11月11日。
达赖喇嘛还将从亚东逃往印度!

达赖滞留亚东

原来，对于阿沛等四十名官员的来信，噶厦大员们半信半疑，还有人又气又怕。他们感到，如果继续与解放军作战，已没有力量;派代表和谈吧，又有点于心不甘。于是，就在神前打卦抽签，问达赖喇嘛是留在拉萨，还是前去印度。结果，卦签上写着是“出走”。因此，便秘密拟定了出国计划。
噶厦给留在印度的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发报，通知他昌都失守，拟请达赖出国，令其选择驻锡之地。几天后，夏格巴回电称：对达赖出国之事英美等国答应协助，印度将派兵接应。如果被包围，美国将派飞行员驾专机到拉萨营救，希望在布达拉宫后面修一块停机坪。
噶厦对回电信以为真，便在布达拉宫后空地上撒了白土做飞机降落的标志，并派十六代本到藏北布防，阻止解放军前进。藏历11月11日凌晨，达赖喇嘛临时任命大堪布罗桑札喜和孜本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自己则换上普通服装，离开了布达拉宫。
达赖骑着一匹灰色良种马，带着四十名贵族官员和二百名藏军，沿着拉萨河谷，在曲水宗的江村渡过雅鲁藏布江。一路上风雪交加，含辛茹苦。不料经江孜抵达亚东后，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而收回了承诺;英美等国又怕达赖出国后失去现有地位，班禅乘虚而入掌管西藏大权。所以，当噶厦请求印度政府迎接达赖时，印度政府的回答竟然是：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为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其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印度的回电传到噶厦官员手中，全场哗然，大家义愤填膺。当难民，那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耻辱，但无功而返又没台阶下，达赖一行就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十七岁的达赖滞留在亚东镇一座名叫“东噶”的寺庙里，念经诵佛，一筹莫展。

东路挺进与西路谈判

就在达赖喇嘛从拉萨出走的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向在类乌齐战役中漏网的七代本普隆巴发起追击。普隆巴跑到洛隆宗(县)后，以一部分兵力控制了怒江上的嘉峪桥，同时收集散兵游勇和被解放军遣散的藏军二百余人，扬言要进行“反攻”。为消除隐患，巩固前进阵地，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命令一五四团歼灭该敌。团长郄晋武亲率一个加强连，奔袭二百里，于11日傍晚十八时突然出现在嘉峪桥头，夺取了被破坏的嘉峪桥，突破怒江天险;在宗本代理人和当地农牧民的协助下，他们又行军一百八十里，于12日凌晨包围了洛隆的藏军。解放军破晓发起冲锋，藏军惊慌失措，人和马匹四处奔窜嘶叫，七代本普隆巴从梦中惊醒即被活捉，“嗵”一声跪在地上请求饶命。普隆巴还问郄晋武：“你们离这里有三站路，怎么来得这么快?”
1951年元旦，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辖西藏东部两个办事处二十八个宗(县)。主任为王其梅，副主任和委员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平措旺介、大活佛帕巴拉、德格女土司江央白姆等人。同时成立的还有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主任为阿沛·阿旺晋美。因为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解放军便在昌都附近待命，等着达赖方面的选择。
这一期间，从昌都、洛隆、边坝等地西去的路上，络绎不绝地走着过路行商、释放的俘虏和去拉萨朝佛的人。他们带着被称为“布告”的纸块和耳闻目睹的解放军的许多情况，像是义务宣传员，一路滔滔不绝地向拉萨涌去了。
在与昌都遥遥相对的世界屋脊的另一端，阿里高原的扎麻芒保，李狄山率领的新疆骑兵支队先遣连，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群众工作。他们散发了很多毛泽东画像和藏语传单，经常帮助群众放牧、打柴、背水、治病、拣牛粪。当时先遣连的供应十分困难，他们仍然节衣缩食，拿出自己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块糖等物品来救济贫苦牧民。与他们接近的藏民逐渐增多了。
先遣连一百三十五人包括汉、藏、蒙、回、维、锡伯、哈萨克等七个民族。连长李狄山三十六岁，河北无极县人，抗日战争初期参加贺龙部队，1940年到抗大深造，是一个精干成熟的指挥员。他率领骑兵先遣连翻过海拔五千四百米的科克阿特冰大坂，又在荒无人烟的阿里高原上跋涉半个多月，方才进入扎麻芒保。
阿里噶本(地方官)闻讯，派代表找到李狄三，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遭到拒绝后又提出双方比武，试探解放军实力。
先遣连都是百里挑一的勇士，身体恕燎蜒出色，可以人自为战。藏军在百步外摆一些牛羊骨头作为枪靶，周围开阔地上聚集了许多观战的牧民。噶本秘书才旦彭加和他手下的几位藏兵一阵乒乓乱射，子弹不知去向，引得围观的牧人哄堂大笑。解放军步枪、机枪、钢炮大显神威，弹无虚发。重机枪点射五发五中。有一个头人想要给自己挽回面子，一定要请解放军与他们比箭，蒙古族战士巴利祥子接弓在手，请人把靶牌后移五十大步。只见他骑马蹲裆势站稳，左手托弓，右手搭箭引弦，两臂一张，“咔巴”一声，箭杆还没出手，弓背却断成两段。那些观看的藏胞惊得张开嘴巴半天合不拢来，呆了几秒钟才响雷一般喝起彩来。头人们一看，果然人人了得，于是枪也不比了，箭也不赛了，干干脆脆举起青稞酒，要和解放军结盟。
解放军昌都大捷的消息随风传来，阿里噶本政府方才被迫与先遣连进行谈判。
经过反复协商，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噶本政府承认解放军进驻扎麻芒保;解放军保证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平等;解放军保护藏民利益，不要藏民一粒粮食;解放军尊重噶本政府，不干涉他们的行政事务;噶本政府保证以兄弟态度对待解放军，双方建立关系，并协助解放军开展群众工作。
先遣连在阿里的群众工作与和平谈判是成功的。今天，我们从历史档案里还翻出了阿里那日过力松目区代表才旦朋杰、札西才让致毛主席的电报：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敬启者：中央人民政府军官李狄三，抵达那日过力松木区，同我们结成了朋友并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因此没有引起一点战争，很好的和平实现了。这次我们的两个邦保申请达赖活佛，让藏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协商，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尚申请毛主席下令解放军停止前进，我们听从你的命令和指示。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的第一条：西藏人民要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西藏高级官员和那日过力松目区两邦保请求和谈，中央人民政府军官是否有此意思。中央人民政府不论有什么命令于藏政府时，我们绝对向上传达军官的命令，我们也服从。请求的第二条：对西藏达赖喇嘛大官员不得加罪，其次，西藏的宗教风俗习惯，政治方面给以保障。这件事军官向人民政府请求批准。请求的第三条：我们那日过力松目区两邦保和军官很好请和谈，千万不要发生战争! 使老百姓享受平安。请求的第四条：西藏地方很小，容纳不了很多军队，所以请求别让大军入藏。请求的第五条：以后你们官兵若要到其他地方去，事先给我们通知一下，我们即便通知老百姓，以免他们疑惑和吓怕。

那日过力松目区代表
才旦朋杰、札西才让
呈于10月10日

这一封文理欠通，但言语朴实的电报，发自阿里地区的两位藏民代表之口，它实际上代表了西藏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和中小头人的心理状态。善于直接跟中国老百姓对话的毛泽东，于1950年12月30日发了一封复电：
才旦朋杰、札西才让两位先生：
你们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知道你们同到达你们那里的人民解放军结成了朋友……你们所提的五条请求，其中第二条已在布告里说明了。其中第一条，第三条，你们两个邦保要同当地解放军军官进行和谈，我完全同意。至于西藏高级官员如要进行和谈，也可以把和谈的意思经过当地解放军军官转达给我。其第四条，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如果西藏官员都像你们一样同解放军合作，那么开进的部队就可以少一些。其第五条，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行动，只要不妨碍军事秘密，可以预先通知你们，这件事由当地军官同你们商量办理。
我感谢你们的来信并问候你们和两个邦保的人民。

毛泽东
12月30日

毛泽东不仅是处理农民问题的大师，而且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巨匠。从少数民族最上层的领袖人物，到最下层的平头百姓，毛泽东都能与他们亲切对话，在一见如故的交流中传播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风格魅力。他对中国边远地区封闭民族的心理和情绪也能准确把握，对他们完全不同于中原民族的思维特点，领悟得惟妙惟肖，因而在解放中国大陆上最后一片棕色高地时，他的决策极少失误，而显示出那个时代令人叹服的英明。

周恩来与“夏格巴”

令人遗憾的是，西藏上层人物中，并不都是如阿里两邦保那样，诚心诚意地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他们中有那么一些人总想煞费苦心打出一面“独立国”的小旗，与中央人民政府对垒。
早在1950年4月，就有一封电报从印度加尔各答发给“毛泽东阁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赴港商谈”。署名者之一是“孜本·夏格巴”——二十多年后，此人以一本《西藏政治史》鼓吹“西藏独立”，颇获得一些人的喝彩。
在1950年的那个多风的春天，夏格巴们没有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复电的荣幸。过了一个月零八天，中央人民玄玄玄玄玄玄玄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礼节性地发了一封复电：“你们的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夏格巴先生和他的同伴接电后便陷人了沉默，加上蓝眼睛朋友的阻挠，迟迟未能成行。
1950年8月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指示其坚持“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但可承认其为西藏地方政府或西藏民族的代表”;“由印经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难，请考虑转回西藏经由国内其他路线如青海、西康、云南等地前往北京”。
1950年8月19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传达了极其重要的信息：
……印度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经过其驻北京大使表示印度政府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并说其他国家也不会干涉西藏……印度政府曾向我大使馆表示甚愿我西藏代表团早日到达北京，并闻英国政府已撤消其拒发签证的决定。如此，西藏代表团更可早日动身……你们以极关心和极友好的态度助其早日成行，并予以很好招待为要。”
周恩来的电报，如在布满阴云的西藏天空划亮了一道闪电，若是夏格巴们顺利成行，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在京举行谈判，虽然决不会像后来的阿沛五代表那样取得圆满成功，但是，必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后来的历史进程：若是谈判破裂，势必继续兵戎相见，生灵涂炭;若是谈判成功，就不会再有后来的阿沛五代表赴京。总之，一些历史人物的位置将会互换，解放西藏的部分历史将会重写。
但是，历史老人有时颇有翻云覆雨，就在夏格巴代表团拟于6月5日由加尔各答搭机经香港去北京谈判之际，他们的英国朋友临时取消了签证，致使他们未能成行。
夏格巴被历史轻轻抛弃，
历史在选择新的人物;
这个人物正乘马匆匆赶来，
历史将使他倏然间闪闪发光。

靠邻居，不如靠家人

滞留在中印边界亚东“东噶寺”的达赖喇嘛，整天在一种进退两难的窘迫中打发日子。
1951年1月11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喜马拉雅的那个边境小镇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总算看清了无可挽回的大趋势，给达赖喇嘛上了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最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美国代表(大使)约翰·韩德逊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如果采用战争的办法，那么(西藏)现有内部的权力势必丧失。英国大使约翰·米宪拉尔(音)也说，原来印度属于英国期间，我们能够从各方面给予援助，但是印度现在已经独立了，西藏政府还希望从英国政府得到援助，只能使藏人感到受骗……”
自从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悍然制造“驱汉事件”以来，这是噶厦政府最为哀惋、最为清醒、也最为明智的一封公文。
这是现实的军事较量、周围的国际环境及内部的各派斗争，所得出的一个新的意向，表现了新的认识和新的愿望，因而也就必然会有新的前途。
这次西藏噶厦的一些“洋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劝说噶厦，又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把它推向谈判桌。想想一年多之前，“洋朋友”那样起劲地鼓动噶厦“驱除汉人”;想想三个月前那样卖力地支持噶厦凭据金沙江顽强抵抗;再想想前后几次拍着胸脯说壮胆话开援助账单的情景，如今噶厦政府不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独。
邻居和朋友终究不大靠得住，还是回转身来，走进自家的院子，跟自家的人和谈吧。藏人与汉人毕竟同属于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
第一次远离拉萨出走的达赖喇嘛十分懊恼，感慨万端。
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派员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和一封信：
印 德里，中国人民政府代表，尊敬的袁大使：
我接受西藏僧俗人民的信任和委托，于吉祥的10月8日担任了政教重任。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由于)汉政府军队已遍及西藏东部、西部及中心地带，西藏僧俗人民深感不安，郑重请求将政府分为留守(拉萨)和外出两部分。我政府不得不顺应民心，将“国都”迁往亚东。并由昌都总管阿沛和从拉萨政府派出堪仁二位为助手，前往昌都进行谈判。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索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
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
附赠哈达一条，上等地毯一床。

达赖喇嘛(盖章)于亚东
铁虎年12月11日

与此同时，西藏官员大会也给袁仲贤大使写了一封同一内容的信。
这一次，由于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人们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满意的回音。仅仅十三天，前往新德里的曲批图丹(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就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
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衷心欣慰”，说“毛主席令我代表他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当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喜马拉雅的上空，逐渐“阴转多云”。早春的暖风开始吹拂冰封的高原。亚东的东噶寺庙里达赖喇嘛向佛祖问卜祷告，终于批准派遣一个五人代表团赴北京进行谈判。
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任命堪穷(四品官)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三人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仲译钦波(秘书长)土丹旦达为代表，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进京。噶厦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注明西藏全权谈判代表五人每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可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此外不能做任何许诺等字样。这是一支高规格的、肩负着沉重、艰难而光荣的使命的谈判队列。
这些全权代表的领衔人物，便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昌都军政总管——阿沛·阿旺晋美。1951年3月29日，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启程去北京。昌都军民数千人夹道相送。部队送过“四川桥”。换上新衣的藏胞骑马送得更远。“哒哒”的马蹄声敲击着早春的高原大地。
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他骑在马背上凝望着身前身后的同胞，看着他们黧黑的面孔和默默无言的眼神，把马步放得很慢很慢。
3月的阳光带着寒丝丝的暖意，从雪山东边照射过来。阿沛的身上，映射出熠熠的光芒。这位四十二岁的首席全权代表，湿润的眼角在莹莹发光。

第五章 鸽子，从这里飞上蓝天

北国春夜

山城重庆的春晨多雾。4月20日的晨雾淡散后，一架飞机升上晴空，载着阿沛代表一行飞经西安去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关注着这架载有重大使命的飞机。中午十二时十五分，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加油，中央民委李维汉主任电话通知：因北京风大，请西藏和谈代表团改乘火车来京。早已迎候在那里的中央民委副主任汪锋，细致妥帖地安排了西藏代表在古城半天的活动，举行了丰盛的晚宴。当晚十一时三十五分，在汪锋的陪同下，阿沛等西藏部分代表乘坐列车离开西安。
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车站的迎客站台上簇拥着数百名欢迎的人群。十九点十分，当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西藏代表走下列车的时候，他们很快便被鲜花和儿童包围了。引领着儿童和鲜花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有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和主任们。共和国总理目如朗星，解放军总司令威武而和善，他们有力的大手一一紧握着雪域高原和谈代表的手。他们朗朗的笑声，亲切的问候，驱散了北国春夜的寒风。阿沛代表一行刚刚踏上陌生的北京的土地，就感受到了春花的芳香和春意的浓烈。
西藏的代表们心里仍有点疑虑不安：在鲜花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
游龙般的车队在星光灿烂的长安街上行驶，西藏代表们被送进豪华的北京饭店里。
一张黑白历史照片留下了珍贵的记忆;为了表达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敬意：西藏和谈代表团向周恩来总理敬献了哈达包裹的氆氇和沙金。氆氇，是藏族人民用羊毛捻成线而织成;沙金，是高原民族从江河里淘洗而出。敬献氆氇和沙金，比地球上有些民族进献泥土和盐，更能显示高原民族的尊崇和敬意。洁白的一叠氆氇，澄黄的两袋沙金，被敬献到共和国总理那双紧握过五十五个兄弟民族的浑厚有力的大手中。
4月26日早晨八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高级首长们又迎来了取道印度来京的西藏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还有担任汉文翻译的达赖姐夫彭措扎西，英文翻译桑都仁青。他们由我国驻印度大使馆申健参赞陪送而来。
第二天，4月27日晚上九时，进京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也从西安来到了北京。
当班禅大师从西宁塔尔寺出发时，中央发报通知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一定不能以低于传统的中央政权迎接班禅的规格迎送十世班禅。当时，西北军区联络部把甘肃的黄绸子都买空了，处处都是黄绸子结彩，就连班禅大师乘坐的专列都裹上了黄色的绸缎。班禅大师到兰州时，甘肃省委的领导迎出二十里以外。道路两旁都挤满了群众，信教的居士就有四万多人，他们手捧着香炷跪列路旁迎候，当时的场面真可谓庄严肃穆。
班禅大师一行住在畅观楼。

遐思万里

北京饭店位于首都最繁华的王府井南口。
阿沛·阿旺晋美拨开天鹅绒窗帘，便可以看到涌入王府井大街的车水马龙。他的内心也如这人流如潮的街道一样难以平静。
四十二岁的阿沛是第一次到内地来。自从3月29日启程至今，不过短短的个把月光景。但从康藏到四川再到西安到北京，这近万里行程不啻是他人生道路一个空前的转折。
离开雪域西藏，他涉足于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异样的人，异样的房屋和庙宇，异样的交通工具，异样的城市和乡村。但丰富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明白：“汉族”与“藏族”一千三百多年前就亲密联姻，“和同一家”——拉萨大昭寺前的石碑上刻着;七百多年前，雪域西藏就归入中国元朝的版图——西藏萨迦王朝的金汁史书里写着。万里行程，万里观光，他开始对“祖国”这个不很惯用的词，有了一种新鲜的、亲切的感受。祖国，是与共同的黑头发黄皮肤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共同的雪山流水、同样的大地和先祖联系在一起的，祖国，是与辽阔、富饶、强大及兄弟姊妹……联系在一起的。而雪域西藏，那像故乡甲玛沟一样封闭落后的西藏，也只有跟祖国联系在一起，才能有希望，有明天。阿旺晋美从青年时代就苦苦思索和追寻的问题，现在开始有了答案，他的心头如春天的晴空一样愈益开朗了。
阿沛回忆起万里行程中的所见所闻，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他们从昌都启程后，4月15日抵达西康首府雅安，省政府主席廖志高在宴会上与和谈代表谈话。廖主席问土登列门代表对共产党宗教政策的认识。他说一切观感认识同于阿沛噶伦，即对宗教政策比较满意。不过希望能贯彻下去，怀疑将来不执行。阿沛当即解释说，他认为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能说又能行，心诚志也诚，并以昌都及沿途解放军保护信教保护寺庙的见闻为例说明。是的，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员中，民族宗教人士的比例就很高，阿沛认识他们中的不少大土司和大活佛。至于凉山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中的民族人士之多就更不用说了。
阿沛代表一行路过重庆时会见了西南局邓小平等首长。4月17日，大西南的共产党首长在重庆的胜利大厦宴请西藏代表，频频举杯祝贺阿沛代表等身体健康。4月19日下午，邓小平政委会见阿沛代表一行。这位个头不高的共产党大首长，态度和蔼，四川乡音很浓的汉话诚恳而坦率。阿沛也就很恳切地说：和平解放西藏是符合藏族僧俗人民的利益的。达赖喇嘛在藏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争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是上策;如不得已时，打通取道印度来的代表的思想，求得藏军从沿途要塞退出，和平进藏，免得生灵涂炭，百姓遭难，这是中策。邓小平政委对阿沛主动积极的态度很是赞赏。他再三解释：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如不能认真执行，就不能胜利。藏族同胞长期受大汉族主义压迫，对我们的疑惧是有根据的。我们一定要用事实取得藏胞的信任，要认识到达赖回来，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阿沛代表等向取道印度来的代表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相信谈判是能成功的。
4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和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周总理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浓眉如雁翎高耸，双目似慧星四射，祝酒词像敲击燧石一样，点燃了人们心头的一盏盏灯，一团团火。共和国总理的风度使阿沛十分倾慕。他想：共产党里的大人物真是一个个都像夏夜天空的星斗那样让人敬仰啊。

和谈曲(之一)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有四名：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李维汉是中外闻名的老牌共产党人，党内的统战和民族问题专家，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张经武是井冈山时代的红军师长，开国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还兼任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青年将军张国华其时尚未到达北京。他是5月15日方才赶到的。孙志远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看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教授。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有五名：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除了阿沛之外，凯墨·索安旺堆就是西藏代表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了。他身为藏军总司令，握有兵权;又是噶伦索康的叔叔，而且他从亚东达赖的身边而来，噶厦对他面授机宜，他的权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土丹旦达是一名僧官，译仓的大秘书长，为人耿介，在西藏有一定威望。土登列门系达扎摄政的副官长，是个实权派人物，噶厦的一些大员们见了他都笑脸相迎，避让三分;桑颇·登增顿珠是个贵族公子，藏军第二代本——团长。
经周恩来总理事先指定的还有两位列席谈判的干部，这就是平措旺介和乐于泓。乐于泓后为西藏工委宣传部长。
第一次谈判在4月29日举行，气氛舒缓而融洽。双方代表互相验看了全权代表证书后，未谈具体问题，只是洽谈程序、步骤。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谈判桌上散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西南局为进藏部队制定的“十项公约”，供代表们参考。同时还研究了关于“五一”节请阿沛和班禅上天安门主席台的问题。最后阿沛首席代表提出：黑河、新疆解放军均在推进，达赖能否留住西藏已成问题。希望解放军不要再推进，他们将以代表团名义电告达赖，请他勿去印度。李维汉首席代表答应请示中央。
5月2日下午谈判继续进行。
谈判双方亮出了不同的观点。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有提出了噶厦对于和谈提出的五条：一、西藏根本没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西藏同)英国有点外交关系，是十三世达赖出国后发生的。同美国只是商业关系;二、要求归还旧汉政府占领与解放军解放的地区;三、如有外国入侵，请汉政府协助;四、进入康区和藏北的解放军请撤走;五、今后请勿听班禅、热振派的挑拨。
从“汉政府”这样的措词，就可以看出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权的隔膜、对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误解与不正确态度。对于这样的“五条”，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答复如下：一、英美干涉我国内政是露骨的，阻止西藏和谈代表赴京谈判即是明证;二、巩固国防极为重要，必须进军;三、我军进藏后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实行区域自治，军政制度和达赖地位不予变更。达赖不应出走，以免失去原有地位;四、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达赖应保持原有地位，不予变更;五、西藏地区内部各派系关系，应本着团结精神协商处理，我们不主张报复。
和谈，是一项充满毅力和智慧的事业。
谈判的双方如果没有不同的观点，就不会坐到桌子的两边;如果双方没有共同利益寻找，就不会面对同一张桌子。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为了寻找一个共同点，而在坚韧的努力。
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和谈的十项条件。阿沛首席代表提出进军问题是焦点，因为噶厦政府曾交待不得许诺，所以这个条款不能接受。
李维汉首席代表指出：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解放，免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进藏的人民解放军不要西藏地方供给，西藏人民没有负担。现在英国、印度和各国都承认人民解放军进藏是我国的内政问题，和英国、印度没有任何关系。进军西藏是我们保卫祖国的权利和义务，是正义的。接着，李维汉首席代表又进行如下的分析：西藏上层有些人可能会有三种想法，一是认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想拖一下看国际形势怎样，三是怀疑人民解放军进藏是为了整藏族。这些都是不实际的。如果要整的话，用战斗打败了更容易整，哪里用得着和平谈判呢!
李维汉的话合情合理，而且深入浅出，不难理解。但是，西藏和谈代表以噶厦政府曾交代不得许诺为由，仍然连连摇头。他们就进藏人民解放军的人数、时间、入藏路线、驻防地点等问题提出询问，要求中央明确下来，以便向西藏地方政府报告。总之，对这一条款众口一词地表示不愿接受。
中央和谈代表并未勉强，建议休会两天，安排西藏代表参观，观看文艺演出。孙志远代表甚至请列席谈判的平措旺介和乐于泓到北海公园附近吃烤肉串去了。
但在休会参观的两天中，西藏的和谈代表们却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据土丹旦达代表回忆，那两天，他越玩心里越急，越看演出越感到不安。他担心解放军像清朝皇帝派到西藏的军队那样，到拉萨后就夺噶厦政府的权，一切包办代替;又天真地怕解放军利用休会时间，长驱直入，开进了西藏。于是便找阿沛首席代表，请他询问中央的意图。
这期间，中央政府的代表和工作干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希望他们消除顾虑，积极协助就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达成协议。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既然噶厦政府发给代表团的授权书中明文规定西藏是中国的领土，那么，中央人民政府派军队保卫自己的领土、保卫藏族人民，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噶厦政府暗令谈判代表不准应允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也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和谈。自己既然是噶厦任命的首席全权代表，在重大问题上就有权会同全体代表临机应变，作出正确的决定。于是，他唇焦口燥、苦口婆心地说服了所有西藏和谈代表，并特别注意征求达赖姐夫彭措扎西的意见，好不容易才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同意将“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一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性条款写进和谈协议。

和谈曲(之二)

悠悠的暖风吹拂着北海岸畔的垂柳，与高高的白塔相映衬的水波变得越来越绿了。
5月7日，举行第三次谈判，双方代表确定了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对于在谈判的第一天中央印发的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西藏和谈代表提出了一些疑问。基本上是关于领导权的。李维汉首席代表对西藏代表提出的疑问作了明确解答。西藏和谈代表基本上表示满意。
但是，随着谈判的深入，新的分歧又暴露出来了。
5月10日上午举行第四次谈判，李维汉首席代表提出，在协议里要写上“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
平措旺介把这句话翻译过去后，西藏和谈代表一下子沉默不语。旋即有人嚷嚷起来，谈判大厅里出现一阵不大不小的喧哗。中央和谈代表听不懂对方在嚷嚷什么，但从表情上看有几位西藏的代表很激动，很气愤。本来听起来十分悦耳的藏语变得像低沉的吼声。
阿沛首席代表紧抿嘴唇，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有一位西藏和谈代表居然挺身站起，捋起袈裟，竖起拳头和手肘，比划着吼道：“我们有噶厦政府，再搞个什么军政委员会，不是在脖子上再骑上一个人吗?”
“我们回去了!”……
一看这个场景，大家都僵住了。
中央和谈代表一个个神色沉着，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李维汉请代表们回北京饭店休息去。回到北京饭店后，西藏和谈代表中有几个人还在吵吵嚷嚷。等他们嚷够了，平措旺介说：“你们说一说，将来那个军政委员会的大头领是谁? 还不是达赖喇嘛吗? 怎么能说脖子上又骑上一个人呢?”
吵嚷很凶的几个西藏和谈代表回过神来，不禁面面相觑：这么说，还真有点道理呢!
后来，阿沛首席代表与平旺等又做了大量工作，一一打通西藏和谈代表的思想，总算将“军政委员会”一款也写进了和谈协议。
此后的一天晚上，平旺去见李维汉。
李问：“这下子他们卷起铺盖了吧?”
平旺答：“不，李部长，经过说服，他们还是同意了。”他把经过情况详细汇报了一番。
李维汉高兴得眉开眼笑，立即走进套间，门也未关，不一会里面便传出他打电话的声音：“主席，主席，我是罗迈! 平旺来了，已经说服了西藏代表，同意建立军政委员会了。”
主席在电话里不知向李维汉说了些什么。从李维汉走出套间满面红光的神情看，毛主席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更加艰难，更为敏感的却是另一个谈判问题。

和谈曲(之三)

还是在谈判开始前的4月27日，班禅大师抵达北京，西藏和谈代表经过商量，只派了最末位的代表桑颇·登增顿珠和两个翻译前往车站迎接。
“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达赖、班禅。”藏族的民谚说明了班禅仅次于达赖的崇高的地位。西藏和谈代表团以低规格欢迎班禅，在藏族历史上是罕见的。不过，回溯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失和数十年来的历史，这又并不奇怪了，更何况到谈判开始，噶厦政府连十世班禅灵童的合法地位还未予以承认呢。
由此可知，当中央代表提出，要把维持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列入协议的时候，西藏和谈代表是怎样忌讳了。这个问题成了谈判中极其敏感、极期艰难的一个问题。
还是在西藏和谈代表刚到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指示，一定要把团结的工作做好。李维汉在班禅即将由青海来京之时，通过乐于泓和平旺做阿沛等西藏和谈代表的工作，说明谈判要谈班禅与达赖的团结问题。当时不用说西藏代表了，即使乐于泓与平旺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九世班禅逃到内地，算来已有二十八年，现在十世班禅迟迟得不到噶厦承认，双方的隔阂如巨大的冰谷，岂能靠一席谈判填平? 阿沛首席代表当时就提出噶厦授意的两点意见：第一、他们这次来京主要是和谈，不是解决班禅和达赖的关系问题。第二、如果达赖出走，班禅回藏，达赖所辖地区仍由他们实行区域自治。这样，西藏和谈代表从一开始就关闭了讨论班禅问题的大门。
随着和平谈判的深入，难题一个一个的解决，中央和谈代表重新将这一问题提到议程上。但是，西藏和谈代表坚决不肯开这个门。他们说，现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要讨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与班禅问题没有关系，再说“十条公约”中也无此问题。他们要求班禅问题另行商定，否则他们要请示后再谈。李维汉郑重地指出，班禅问题不能从协议中去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班禅即通电拥护，他们三十年来没有勾结帝国主义，没有出国，这是一个界限。西藏代表推说这次来京谈判，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交代他们谈这个问题。况且，九世班禅圆寂后，从青、康、藏地区共遴选了三位班禅灵童，到现在为止，谁是真正的班禅大师的灵童，不仅噶厦没有表态认定，连中央政府——无论是国民党中央还是共产党中央——都还没有正式颁发封文，如此，十世班禅的合法地位何以确定呢? 讨论班禅问题又有什么必要性呢?
整整一个星期，谈判陷入僵局。
西藏和谈代表提出的问题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九世班禅大师圆寂后，从青、康、藏地区确实遴选了三位灵童。除了青海灵童官保慈丹外，另两位是从西康省理塘县和昌都地区八宿县找到的。在青海、西康、西藏的三位灵童中，究竟确认哪一位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这在噶厦政府和班禅堪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三个班禅灵童僵持不下，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使这一问题迟迟不能定局。现在，噶厦方面否认了班禅灵童官保慈丹，拒绝将班禅问题列入和谈协议，实际上削弱了西藏政教上层的爱国主义势力，自然是中央和谈代表所不能同意的。可是，提到现在的班禅未按传统惯例经由中央认可，这也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当时遍查各种历史封册，就是没有十世班禅的。
如果说谈判已经被加上了一把无形的铁锁，那么钥匙到底在哪里呢?
谈判的任何信息都是严格保密的，这是几乎一切重大谈判的常识。殊不知正是严格的保密制度，妨碍了去寻得那把珍贵的钥匙。
5月15日深夜，李维汉限令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第二天必须把班禅的合法性这个问题搞清楚。范明不敢稍有迟疑，午夜两点多钟驱车畅观楼询问此事。没想到堪厅原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有先见之明，他将十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都带在身上。原来，早在1949年当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快要撤退时，计晋美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中以重金进行活动，请求批准班禅灵童。李宗仁代总统终于在1949年6月3日颁布封文：“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着，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随即派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主持坐床大典。同年8月10日，在专使关吉玉和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主持下，在塔尔寺普观文珠殿前大讲经院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大典。
真可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有了这一纸封文，一切情势都变了。第二天举行第五次谈判时，中央和谈代表将各种证明都摆在了西藏和谈代表面前。他们面面相觑，默默无言。但有个代表似乎还不甘心，又提出：达赖和班禅的坐床(登位)大典应有双方代表参加才算合法。达赖坐床时，有班禅方面的人参加：但班禅坐床时，为什么却没有达赖方面的人参加呢?
这位代表的话音刚落，李维汉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张照片说：“请看! 这里就有十世班禅坐床时，达赖原驻南京办事处代表参加的照片。请问，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西藏和谈代表们瞪大了眼睛一看，便都惴惴地说：“拉索(是)! 拉索(是)!”
本来，十世班禅受国民党中央正式册封一事，西藏地方当局不可能会不知情。由于这件事发生在国民党仓皇溃退之际，在偏僻青海的一个寺庙里举行的仪式确实可能鲜为外界人所知。但噶厦政府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故意装聋作哑，导致北京和谈中出现上述的一幕，也实在难为了这些西藏和谈代表们。
这时，李维汉首席代表说：你们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而班禅是西藏僧俗人民尊贵的领袖，明天休会，你们去朝拜大师吧!
第二天，5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的五位代表连同他们的随员，前往畅观楼，拜觐了年仅十四岁的班禅额尔德尼大师。他们完全是按照西藏历史上参拜班禅大师的礼仪，行了献曼札(塔供)的大礼，显得毕恭毕敬，无比虔诚。
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就得恢复班禅大师固有的地位及职权，就必须把这一条写进《协议》里法定化。西藏和谈代表表示还要发电报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请示。
5月19日下午举行第六次谈判，中央和谈代表说明协议上要列入班禅问题，是讲对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是指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这样，西藏和谈代表同意了，终于达成了协议。不过，阿沛和其他代表对此仍然忐忑不安。直到5月28日，和谈代表团接到达赖来电，表示完全同意班禅问题列入协议，至此，代表团全体成员心里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和谈曲(之四)

谈判是什么?
谈判是力量与意志的较量，智慧与知识的竞赛，又是隔膜心灵的沟通，共同利益的寻找。成功的谈判，则是谈判双方友好地逐渐接近，终结暗淡的历史，开拓光辉的未来，……
二十多个日日夜夜，周恩来关注着谈判的一切。他精细入微地听取汇报，亲自安排西藏和谈代表的参观活动，嘱咐要把协议的藏文本翻译好。他很关切地问过：阿沛为什么脸色那样苍白? 是不是谈判太紧张，生病啦? 谈判期间他举行了几次酒会。有一次，陪同西藏和谈代表的有郭沫若、李济深、陈叔通、许广平。周恩来举起酒杯说：“今天犒劳大家的，是天津的资本家朋友送来的陈酒。这些天谈判，你们辛苦了!”
李维汉自然是十分辛苦的一个。他在每次达成一条协议时，常常这样说：“现在总结一下，商量一下，这一条是不是这样写……”按照他的口述记下的文字，最后定稿时几乎一个字都不用改，令西藏和谈代表们惊叹不已。他还是个不耻下问的人。有一次他问一位藏族干部“啦”在藏话中是什么意思? 譬如丹增啦，益西啦……对方答：“在藏话中，这表示亲近，亲切，比叫‘同志’还亲昵一些呢。”“噢，噢!”他恍然大悟。从此，他一直叫“阿沛啦”、“平旺啦”、“彭哲啦”。
阿沛的辛苦是不言而喻的。他本来就清瘦的面孔变得更加清癯苍白了。他自知肩上的担子像挑着两座山。幸好是他正当盛年，精明强干，眼前的难题一个个都慢慢解决了。为了在返藏后让达赖了解谈判的详细情况，西藏五位代表开会时，他尽量让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参加。
当时患有肺病的列席谈判干部乐于泓，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十分辛苦;健壮如牛的平旺在签字仪式结束的当晚，突然虚脱晕倒在地……
北海的水波由碧绿变成黛绿，垂柳由嫩绿转成浓荫，暮春的燕子衔着春泥，穿过柳荫，飞入某座古旧的王府去了。七百多年前尼泊尔高匠阿尼哥建造的北海白塔，反射着公元1951年春末新鲜的阳光……

和谈曲(之五)

黄河与长江的大波推出了这样一个日子，喜马拉雅的石壁上镌刻着这样一个日子，亚细亚神州大陆的解放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日子——
1951年5月23日。
这一天，北京的天空湛蓝湛蓝，丝丝白云微微飘拂，中南海上碧波粼粼，云霞蒸腾。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微粒，还有隐隐约约的歌声。
下午四时许，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了签字仪式。
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留下了当时的真切场景：怀仁堂迎面的高壁上，张佩着巨幅的五星红旗，两边的壁灯如倒挂的白珊瑚，壁灯上各佩有五面小型国旗，被灯光映得十分鲜亮。灯下各放一盆葱郁凝重的万年青。主持签字仪式的朱德、李济深、陈云肃立在巨幅五星国旗下，他们的左首站立着中央和谈代表团李维汉等四位代表。坐在长桌前签字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五位西藏和谈代表。他们使用着书写藏文所特用的竹笔。有两位代表似乎已经先签完了名字，正在加盖自己的印鉴。阿沛首席代表俯视着协议正本，盖印十分庄重用力;另一位留着长须的代表凯墨举着印章，千钧在握的神态呼之欲出……
中央代表签字用的毛笔和西藏代表使用过的竹笔，都作为珍贵的文物，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协议共有十七条，因此又简称“十七条协议”。最主要的是：
(一)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现西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的统一。(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四)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五)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六)实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统一，主要是达赖和班禅两方面之间的团结。(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八)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
成群的鸽子拍打着白如瑞雪的翅膀，飞上了北京5月的蓝天。嘹亮的鸽哨，向长城内外传播着喜讯。
由于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从1951年5月23日这一天起，本世纪初叶以来在帝国主义羁绊下对祖国若即若离的西藏，重新回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那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土地，巍巍喜马拉雅，滔滔雅鲁藏布，那百万黑头发黄皮肤的骨肉同胞，都一起回到中华民族温暖的大家庭里。而在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呻吟的西藏，为了能摆脱那千年不变的黑暗制度，甩掉极端贫困落后的帽子，为了和整个中华大地的各民族兄弟一起，奔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终于跨出了极其可贵的第一步。
1951年“5·23”——从这个闪光的日子出发，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将要和平进入西藏，守卫祖国西南边疆，保卫百万藏族人民和亿万中国人民的幸福;这一支坚不可摧的正义之师，也将保卫亚洲大陆的和平!
四十年后的今天，当笔者采访当年庄严的历史事件的参加者时，他们的心潮依然起伏不息，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接着，眼角便湿润了。有一位参加实际工作的将军回忆起一个情节，笔者把它录在这里，读者诸君不必把它作为信史，不妨看成是一个良好的心愿，一个美好的传说，一个点缀宏伟史诗的俏亮音符——
中南海怀仁堂的签字仪式即将圆满结束，倏然间，5月的蓝空响起一声焦脆的春雷：“轰隆隆……”
雷声震撼着古城，震撼着幽燕大地。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们先是一惊，继而都面露喜色。于是，有一封据说请中央人民政府代发的电报，化作闪闪的电波，射向湛蓝的天穹，用比白鸽的翅膀迅捷千倍的速度，飞向远在西藏与印度交界的亚东，飞向浓荫环绕的东噶寺庙里那个十八岁的达赖喇嘛：
“……协议签字时，天上打了雷，这是龙在吼叫，实在是一个圆满之兆，必主雪域从此和平安康幸福隆昌……”

毛泽东设宴

5月24日晚上，为了庆祝协议的胜利签订，毛泽东主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应邀出席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厅随员;西藏地方政府的五位全权代表及其随员;中央人民政府的四位全权代表及有关人员。应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着名人士一百八十余人。
那天平旺与乐于泓到得较早，宴会厅里还没有什么人。平旺又感到身体不大舒服。乐于泓说：“咱们换换空气，出去走一走吧。”两个人走出门去散了一会儿步，西天晚霞渐渐由红变灰。暮色中，有一个人正弯腰曲臂地在做体操。乐于泓忽然压低声音叫了起来：“瞧! 那不是毛主席吗?”
乐于泓这个人很敏捷，他马上小跑过去，啪地一个立正：“报告毛主席! 列席谈判的十八军干部乐于泓向您敬礼!”
毛主席慢慢地直起腰，目光炯炯地看着他，微笑着点点头。乐于泓又把平旺拉过来，介绍说：“这就是列席谈判的藏族干部平措旺介。”
毛主席笑容可掬：“知道，知道，你的名字我知道，人没见过。”
平旺立正，向毛主席敬了个礼。
宴会开始前，毛泽东接见了阿沛。他亲切地询问了一些情况后，让人拿出一本国民党时期出的行政区划图，说明以前的康藏边界是在藏北的三十九族地区① 和工布江达一线。1915年和1930年藏军两度进攻西康，夺取了金沙江以西的大部分地区，但地图上依然标明工布江达以东为西康省辖区。毛泽东对阿沛表示，仍然面对现实，打算以金沙江为界划分康藏。
参加宴会的人陆续入席了。坐在第一桌的毛泽东还不失时机地点燃了一根烟。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极其舒坦。不料才吸了一半，宴会开始了。他很遗憾地揿灭了烟，将半支香烟小心翼翼地藏进烟盒里。那香烟盒的牌子是——恒大牌。
宴会的气氛十分热烈，毛泽东、班禅和阿沛都在宴会上讲了话。毛泽东兴致勃勃讲了很多，他说：“你们藏族在历史上是很了不起的，你们的军队两次打入长安，唐朝皇帝都慌慌张张跑了。唐朝有个常胜将军叫薛仁贵，他就是‘征西’进入藏族地区后吃了大败仗……”接着，毛泽东又着重强调了团结。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公布了协议全文，发表了社论，并报道了谈判经过。当天，北京数万人走向街头庆祝。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地方群众集会或游行，热烈欢庆祖国大陆全部得到解放。班禅大师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
达赖喇嘛也于5月28日来电，完全同意将班禅问题列入协议，西藏和谈代表们一个个欣喜若狂。

锣鼓敲得尚早

与北京街头欢庆的锣鼓相比较，万里边陲亚东的法号吹得有气无力。
在整个和谈期间，达赖和噶厦通过电台与在京谈判的代表保持联系，对重大问题作出指示。当协议签订结果的电讯传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暗自庆幸，认为协议订得好，由此可以免除战争的灾祸，能够结束流浪在外的生活了;另有一些人则感到有些条款难以接受，想等看到协议正文全文后再说;还有少数人痛哭流涕，怒骂协议丧失了西藏所有权利，请求达赖不顾一切走出国境。有几位噶厦要员甚至给和谈代表们发了一份电报，责令他们留在北京，没有命令不准返藏。我们古老的邻居印度则增兵边境，禁运粮食入藏。
驻锡在东噶寺庙的达赖喇嘛态度怎样呢? 是喜? 是忧? 是怅? 是歌? ……那些天他一直闭门不出。十八岁的小教主光洁的额角上有了一道浅浅的皱纹。他到底如何决定，谁也无法推定。
“十七条协议”能不能执行，如同垂在喜马拉雅巨壁上的苍藤那样，还挂着一个大大的“?”。

尾声，也是序曲

1951年7月13日上午，在距离亚东半日路程的国境界山乃堆拉山口，出现了一行穿着各式服装的人。他们骑在高头大马上，轻轻堵住了出国的咽喉要道。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灰制服的清癯的中年人。他跳下马来，环顾四周，俯视亚东镇，舒展了一下双臂，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他，便是从北京出发，飞经香港、新加坡、新德里，星夜兼程赶来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将军。他带来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在张经武代表的亲切劝说下，同时也在护法神吉祥天女“神卦”的指引下，十四世达赖丹嘉措于7月21日启程返回拉萨。
跨雪山、涉冰河、洒热血，埋白骨，“昆仑山上号角鸣，野营灯火映天红”，遵照“十七条协议”的有关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滚滚铁流从云南、川康、青海、新疆，向祖国的领土西藏滔滔奔涌。五星红旗飘扬在喜马拉雅山，招展在雅鲁藏布江……
千条江河千支歌，战歌、悲歌、壮歌、可歌可泣。
每一个战士都是一个雄健的音符，每一座雪山都是一支瑰丽的乐章。笔者愿把采撷的壮歌，另篇奉献给读者，以告慰那些活着的战士，先去的英灵。
1951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的主力渡过了一条蔚蓝色的大河，进入了东方的“耶路撒冷”——拉萨。
但是，更加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斗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1989年寒春·拉萨河谷日光苑
1990年炎夏·北京沙滩夜思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