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原文_什么意思_赏析

极权主义的起源

[美]阿伦特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和恐怖相辅相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识出，而且经常被如此认定。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只有在初期阶段，当政治反对派仍然存在时，才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在相反的事实面前，极权主义不会满足于宣称不存在失业现象；它会废除失业者的福利，作为它的一部分宣传。同样重要的是，拒绝承认失业——尽管是以一种相当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古老的社会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或者另举一例，当斯大林决定重写俄国革命历史时，他的新版本的宣传中包含了将旧版本的书、文件连同作者和读者一起加以毁灭：1938年出版的新版官方共产党历史是一个信号，意味着那场屠杀苏联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超级大整肃结束了。同样地，纳粹在东方占领区起初主要利用反犹主义宣传来赢得对居民的牢固控制。他们不需要也不使用恐怖来支持这种宣传。当他们清除波兰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时，并非因为知识分子们的反对，而是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波兰没有知识分子，而当他们计划绑架蓝眼睛金头发的儿童时，意图并非在于恐吓居民，而是要拯救“日耳曼血统”。

由于极权主义运动存在于一个本身是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它们被迫使用那种普遍认为是宣传的手段。但是这种宣传总是诉求于“外部范围”——无论是国内居民中的非极权主义阶层，还是国外的非极权主义的国家。极权主义宣传诉求的这个外部范围可能变化很大：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极权主义宣传可能会针对自己国家里的几部分人，因为在经过足够的灌输之后，他们仍未采取协调一致的态度。在这一方面，希特勒在战时对他的将军们的演讲是典型的宣传，其特点主要是撒弥天大谎，这位领袖借此来取悦他的客人，以图博取人心。外部范围也可以指一些运动的同情者，他们还未准备接受运动的真正目的；最后，甚至纳粹党员也常常被领袖手下的内部圈子（inner circle）或精英集团成员看作属于这类外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需要接受宣传，因为他们还不能可靠地接受控制。为了不至于低估谎言宣传的重要性，人们应该记得更多的例子，看到希特勒在界定运动的真正目的时，他是完全真诚的，直率而不含糊，然而公众还未准备好接受这种贯彻的说法，所以未被承认。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极权主义统治之努力限制其宣传手法，仅仅在于它的外交政策方面，或者它的国外各分部，目的是向他们提供合适的材料。每当国内的极权主义思想灌输与在国外的宣传路线相冲突时（战时在俄国发生过此类情形，这不是在斯大林结束他与希特勒联盟之时，而发生在对希特勒作战使之站到民主阵营一方时），在国内就将宣传解释为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只要有可能，对于被吸纳到运动内的人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已不再需要宣传）与对外部世界的真正宣传之间的区别，在运动取得权力之前就已存在。宣传与灌输之间的关系通常一方面取决于运动的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压力。运动规模越小，就越有能量扩展纯粹的宣传；外部世界对极权主义政权的压力越大——即使在铁幕后面，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压力——极权主义独裁者就越会积极地从事宣传。根本的要点是，宣传的必需性总是由外部世界控制着，而运动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相反，灌输不可避免地与恐怖相伴，增强了运动的力量或极权主义政府的孤立，以及不受外部干涉的安全感。

宣传确实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恐怖更甚。甚至当极权主义政府达到了它的心理目的以后，还会继续利用恐怖手段：它真正恐怖在于它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凡在恐怖统治达到完美的地方，例如在集中营里，宣传就完全消失了，甚至在纳粹德国，宣传也被明文禁止。换言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相反，恐怖是它的统治形式的本质。它的存在很少依靠心理因素或其他主观因素，就像法律在一个立宪国家内的存在不依靠违法者的人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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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运动在夺取权力之前的阶段最吸引人的新组织手段是创建了前锋组织（front organization），清楚区分党员和同情者（sympathizer）。与这一发明相比，其他典型的极权主义特征，例如自上而下指定官员，任命权是最终垄断在一个人手里，这些都是次要的。所谓“领导者原则”（leadership principle）本身不是极权主义的，它从权威主义和军事独裁借用了某些特征，极有助于隐蔽和缩小实质上的极权主义现象。如果上级指定的官员拥有真正的权威和责任，我们就必须论及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在这个结构中，权威和权力由法律来委任和运作。根据这一模式建立的军队和军事独裁的组织，其情形也大致相仿，在这里，从上到下的绝对指挥权力和从下到上的绝对服从，符合战斗中的特殊情势，这正是它们为何并非极权主义的原因。按层级组织起来的指挥链意味着，指挥官的权力有赖于他在其中操作的层级体系。每一个层级，无论权威大小，每一条指挥链，无论其命令之内容如何恣意专横，都倾向于稳定和限制一个极权主义运动领袖的总体权力。根据纳粹的语言，永不休止的、有力的“领袖意志”（Will of the Fuhrer）——这并非特指一种固定的、限定的权威，即他的命令——变成了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最高法律”。……

有一本匿名著作用很大篇幅描述了这种新的组织结构在开始时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们不知是谁首先决定将同路人组织进前锋组织，谁最先从同情态度不明朗的群众——一切政党在大选日都依靠他们，但是认为他们太易动摇，不宜成为党员——中看到，它不仅是一个蓄水池，可以从中吸收党员，而且本身也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早期受共产党鼓动起来的同情者组织，例如“苏联之友”（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或“红色支援者”（Red Relief）协会，发展成前锋组织，但是原先却恰恰如它们的名称所指出的：一群从经济上或其他方面（例如法律上）提供援助的同情者。希特勒最早说过，每一个运动都应该将它通过宣传争取到的群众分为两种人——同情者和正式成员。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这种划分的基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哲学，认为任何事情一超过纯粹理论上的观察，大多数人就变得太懒惰、太怯懦，只有少数人愿意为他们的信念而战斗。相应地，希特勒第一个发明了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经常扩大同情者的队伍，同时又使党员人数严格限制在一定数目。这种观念——人数较少的党员周围环绕着人数众多的同情者——非常接近于后来前锋组织的现实。前锋组织这个名称的确很符合它们的实际作用，并且也指出了运动内部成员与同情者的关系。因为同情者的前锋组织在运动中所产生的重大作用丝毫也不亚于正式成员。

前锋组织环围着运动成员，像一堵保护墙，将他们和外部的正常世界隔开；同时，它们又组成一道返回正常状态的桥梁，若非如此，运动成员在掌权之前的阶段就会觉得，他们的信仰和那些普通人之间、自己的虚构谎言和正常世界之间差异太大。在运动的夺权斗争中所使用的巧妙手段是，前锋组织不仅孤立运动成员，而且也向他们提供一种外部世界正常状态的样子，比纯粹的思想灌输更有效地防止真实现状对他们产生冲击。一个纳粹……与同路人之间在态度上的区别，证明了他的信仰在对世界作虚构的解释时是正确的，因为同路人的信念也毕竟相同，形式比较混乱，尽管也比较“正常”（即较不疯狂）；所以在党员看来，凡是运动未明确指认为敌人（犹太人、资本家等）者，都站在他一边，世界上到处是秘密的同盟者，他们只不过是还未被唤起必要的精神力量和性格力量，未从他们自己的信念中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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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集中营是实验室，在集中营里试验改变人性和羞耻心，所以集中营不光是囚徒们的事情，也不光是根据严格的“科学”标准来管理他们的人的事情；它关系到所有的人。苦难一向是地球上最多的，但这不是问题，受害者的数目也不是问题。危险的问题倒在于人的天性（human nature），即使这些实验的结果不是改变人，倒像是摧毁人；其方法是创造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虚无主义陈词滥调中所说的人性（homohomini lupus）不断被实现，我们也应该记住，需要全世界控制以显示最终结果的实验必然有局限性。

极权主义开始于“一切都是可能的”信念，至今看来仍只证实了“一切都可以被摧毁”，然而，为了证明一切都是可能的，极权主义政权在无意中发现，有一些罪行是人们既不能惩罚、又不可宽恕的。当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时，它就变成不能惩罚的、不可饶恕的绝对罪恶，不再能被理解，也不再能由自我利益、贪婪、渴望、怨怒、权力欲望、怯懦等罪恶动机来解释。因此，愤怒不能向它报复，爱不能忍受它，友情不能原谅它。正如死亡工厂或被遗忘的洞穴里的受害者，他们在执刑人眼里不再是“人”，于是这一类新的罪犯就处于使人类因原罪而结合的范围之外了。在我们的全部哲学传统中，我们本来就不能相信一种“彻底的恶”，在基督教神学里，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身，康德（他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恶”）至少怀疑这种恶的存在，即使他立即用理性化的概念将之解释成“反常的恶意”（perverted ill will），但是也可以用可理解的动机来阐释。所以，我们实际上不必借助任何事物，就可以理解一种用十分有力的现实来和我们对抗、打破我们所知的一切标准的现象。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操纵这个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关心自己是否生活过、是否出生过。死尸工厂和遗弃人的洞穴的危险性在于，如今人口到处在增长，无家可归的现象也到处在增长，如果我们继续根据功利主义来思考世界，那么，人民群众仍然会变成多余者。在每一个地方，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正在悄悄地和使人变成多余物的极权主义工具共谋。群众的功利主义常识能明白暗藏的诱惑，在大多数国家里，大众仍然十分恐惧死亡。……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