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汪原放先生》(原文全文)

我是1960年由组织部门调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的。这家赫赫有名的出版社，编辑部的三个编辑室，都挤在原中华学艺社的半个剧场里。编辑室之间，大致以柱子为界，这边有人抽烟，那边有人翻报，都一目了然。办公室虽然简陋不堪，这里却是藏龙卧虎之地呵：扳着指头数数，着名人物，至少也在两手以上。

有一天，编辑部来了位高个子、大嗓门的人。他和编辑部不少人握手、寒暄、谈天，看来他是这里的老熟人。旁边的同事悄悄告诉我：“他叫汪原放。”我不禁又把他打量一遍：他就是我国第一个用新式标点整理《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等古典小说的汪原放吗? 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班“五四”名人都曾为他的新式标点古典小说写过序跋，鲁迅也曾称赞他“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他还译过《伊所伯寓言》(即《伊索寓言》)、《一千○一夜》、高尔基《我的旅伴》、笛福《鲁滨逊飘流记》等名着。他称得上是亚东图书馆的台柱式的名编辑吧。同事又悄然告诉我：他原是本所的人，不久前已调到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去了。

不久，本所的支部书记召我去，面无笑容地说：“汪原放最近向出版局打了个报告，要求处理他所保存的亚东图书馆的一批纸型。出版局要我们去了解一下这批纸型的内容是否还有用，组织上决定这个任务由你去完成。你明天上午九时到他家里。这是他家的地址。”说着他把原先写好的纸条推了过来，又说：“汪原放是资方人员，你是党员，到他家里去，要注意遵守纪律。”当时我二十五岁，面对这位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的领导，敬畏多于热情，我唯唯答应着。

第二天，九时整，我敲开汪家大门。这是一座石库门房子。看得出，汪原放夫妇早在客堂间等我了。一提到纸型，他就来劲了，笑容可掬地把我领到隔壁的房间里去。

这是一间约二十来平方米的略显狭长的卧室，除了床和一只五斗柜与大衣橱外，满墙都是一样大小的铁皮箱，整齐地叠到天花板。这是装纸型的箱子，是按纸型大小定做的。每打开箱子，就看到一本封面上用毛笔写着“再版用书”四个字的图书，表明下面就是这本图书的纸型。纸型都完好如新，散发着樟脑的幽香。开始几箱是蒋光慈小说的纸型，接着是俞平伯、汪静之、康白情、陆志韦、宗白华等人的诗集的纸型，还有独秀《文存》和陈独秀其他着作的纸型，《胡适文存》和胡适其他着作的纸型，《吴虞文录》、高语罕着作、王独清着作的纸型，朱自清的散文、汪敬熙的小说、钱杏邨的小说、洪灵菲的小说、陆侃如的研究着作、顾颉刚的论着等等的纸型。有不少书是我过去想见而没有见到过的。我不禁感慨地说：“你的纸型保存得真好? 我们编辑所的纸型，随便用绳子一捆，哪里能塞就塞在哪里。”他接着我的话说：“我家没有什么财产，纸型就是财产。我们靠纸型吃饭，怎么能不保管好! 现在出版社的人员谁没有铁饭碗? 他们靠国家吃饭，靠社会主义吃饭，当然不靠纸型吃饭!”说到这里，他忽而发觉说得似乎有点出了格，立即把话刹住。

忙到11时半，我还只看了全部铁皮箱的三分之一。我不看了，要他把其余铁箱里的纸型向我介绍一遍。他立即如数家珍地从上到下一箱一箱说出里面的内容。最后，他试探地问我对这些纸型是怎样的看法，我说了我的意见：蒋光慈的小说似还可以重印，朱自清、俞平伯等人的作品也不妨少量印一些;陈独秀、胡适的着作不适宜印，但纸型可以保存，将来万一有必要，可以印一点供研究者用。他听了非常高兴。他表示：他并不想在这批纸型上有多少收益，只要它们还能派上用场，就是他最大的满意了。

时间已到十二时。客堂间已摆出了几只热气腾腾的小菜。他们夫妇俩邀我随便吃一点，我当然毫不犹豫地谢绝了。特地为我泡的一杯绿茶，香气四溢，澄碧逗人，为了“遵守纪律”，我也没有喝一口，虽然口已很渴。

回到单位，我就写了一个书面意见，认为汪原放所保存的纸型，多数是有价值的，上级部门可指定有关出版社先把它们购买下来。至于哪本书可以重印，用什么方式(公开、内部)印，可以逐批逐本讨论后决定。这个意见送上去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回音。那时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但年年讲月月讲，而且天天讲了。陈独秀、胡适的东西固然讳莫如深，就是曾被誉为“革命文学”、几乎出一本就被反动派禁一本的蒋光慈的作品，也都很难再印了。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件事我逐渐的淡忘了，连汪原放这个人也淡忘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一天我才又想起了汪原放先生。那天我在旧书店买到了俞平伯的诗集《冬夜》，封面上写着“再版用书”四个字。里面几乎每页都有红笔校正的字，有的地方还勾出一行，写着：“原版无此一行。”有的地方勾出两个字，写着：“原版无此二字。”这是诗集的再版本，再版时作者作了修改，付印时这些修改就挖改在初版纸型上。汪先生在再版的样书上，特地记下了作者的改动，以便在三版时，不要贸然拿了初版纸型去印，而必须加上再版的这些挖改。这是多么细致和认真的工作啊! 接着，我又在旧书店买到了赵诚之译的《普希金小说集》、李秉之译的《俄罗斯名着(短篇选集)》、洪灵菲的长篇小说《转变》、康洪章的诗集《河上集》等等，封面上都有“再版用书”四字，里面几乎每页都有校改。可以肯定地说：汪先生所保存的纸型都被报废了(大概送了造纸厂)，而跟随纸型的样书才流落到了旧书店。这样的处理是“文革”前的有关部门还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所做的，则不得而知。

这之后，我倒时常想起汪原放先生，也常留心关于他的记载。汪先生除了整理中国古典小说有功之外，在叔父汪孟邹去世后主持亚东图书馆时，出版了不少有用的书，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平时总是笑呵呵的文化人，1925年在上海，由陈乔年、郭伯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并在亚东图书馆建立了党支部，自任支部书记。他们汪家和陈独秀是同乡，而且世交，关系密切，亚东图书馆在政治上大致是追随陈独秀的。1927年春，他在汉口中共主办的《民国日报》任国际部编辑，后任经理。不久，他又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主管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单位。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工作，与党失去联系。1928年，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在上海被反动派杀害前，他和叔父汪孟邹曾竭力奔走营救。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出版社的编辑岗位上，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虽然不被信用，屡换工作，但他始终和蔼待人，勤奋工作。1980年4月1日，他因肺癌，告别了人世，享年83岁。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的一生，是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生。他应该属于“人虽死了却还活着”的那一类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