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河倒影》(原文全文)

实用呢，还是好奇呢?

从休士顿中午上飞机，吃两次饭，睡一次觉，就是伦敦了。因为我在旅行之前从来不预先准备什么，更谈不到预定旅馆;在伦敦转了一两个钟头，我也知道不可能找到房间;于是就搭上来剑桥的火车。车厢里只有两个人，我问他：“去剑桥在哪一站下车?”他说，当然是最后那一站。他的意思也许是剑桥而后，还有什么呢?
车厢破烂的程度，我想就是我在廿几年前从西安去宝鸡的火车可以相比，美国有的火车很糟，台湾有的支线上的火车很烂，都比这个火车要强多了。可是，它却有一个特色：那即是烂而不脏。无论多穷多破而不脏，是一种特有文化。这种文化也许举个例才能说明。我小孩时在北平的邻居是家旗人，每天以典当为生，家贫到了如洗的地步。可是不脏，每天擦呀、洗呀，弄得一尘不染。我想所谓清贫即是如此之谓罢。
于是，这一列清贫的火车穿过山洞，经过绿野，在一片秋光里慢慢停下来，可不是吗? 这是剑桥。
好在这是终点，不然我可急坏了。我怎么也开不开门，因为并无把手可开。后面那位唯一的同伴走过来，很熟练的把手伸到没有玻璃的门窗之外，一下就开了。这样烂的车，这种开门法，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个站，除了是露天外，不比新竹车站大，而出口又有收票处，与新竹站更像了。我好像觉得我又在走出新竹车站，到清华去教书似的。自己提醒好几次：“这是剑桥，这是出牛顿，出马克士威尔，出汤姆荪的地方。”我这一行。一下就想出这么多大师出自剑桥，世间三百六十行，再乘以三百六十，你看这儿出过多少大师罢。摇摇头，不大相信。
过了些小街小巷，安顿在一个旅馆里。在飞机上吃足了，并不饿;也睡足了，并不困。反正在这儿的日子最少也有一年呢，也不急于东看西看的。沿着小街，信步走去。眼睛忽然一亮，再仔细一看，不自主的笑起来，难怪小赫胥黎到了美国说：“怎么美国连一本书也没有呢!”我来到一个小书铺的前面。
在美国找到一个书店是件很不易的事情，找到一个有点正式的书的书店，更难。而我信步所之，在这么个小街，这么个小店，发现这么多可爱的书，眼前好像有一片眩目的光芒。掏出一把在伦敦飞机场换来，还不会用的钱，让店东挑了两先令去，带回一本《新科学家》来。
三翻两翻，即看到很熟悉的几张画。仔细一瞧，这些书全是中国的东西，一张是1061年湖北的铁塔;一是1621年射火箭的车;一是1610年河北的拱桥;最好玩的是一张木刻，是用河水推磨，用磨拉风箱，用风箱吹起旺火。
细看一下，原来是尼丹约瑟新出的一本书的书评。这本书叫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大概是他从1947到1964的论集。主要的内容是中西科学的比较，中国科学对西方的影响，中国社会与中国科学的关系等等。他发现了许多发明出自中国。并有照像或图画作为证明。
很自然而然的，我们会问：为什么那么多发明，却没有导出像欧洲近五百年的科学发展?尼丹约瑟，画龙点睛的结论是：中国科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为了“实用”。
这位写书评的牛津教授反问说：欧洲近五百年的科学又是因为什么发展起来的呢? 当然这是个太难答的问题，不过由尼丹约瑟的书的背面，是否可以看出另一个假设，即是：欧洲近五百年的科学发展主要是为了“好奇”。
说是为“好奇”，也许太专门，不易理解。就拿尼丹约瑟为例，他以半生时间跑完了中国，又淹在剑桥的书海里，去发掘中国的科学史，这除了“好奇”，还能说出其他的原因吗?
我们反过来问，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中国的尼丹约瑟，以半生的时间，淹在南港的书库里去研究欧洲的科学史来解答这个问题：“欧洲近五百年的科学发展主要是为了‘好奇’。这个假设是对呢? 还是错呢?”
我掩卷凝思了半天，我想在中国找不出这样一个“笨”人来。也就是说，在这种笨人不能产生之前，我们所谓的科学，还是抄袭的、短见的、实用的，也就是说，真正的科学是不会产生的。
从楼上望出去，剑桥就在眼前，剑河的水也并不是格外清澄，桥旁的树也不是特别碧绿;峥嵘的楼顶，我们可以建;如茵的草地，我们可以铺。我们同样有不朽的蓝天，同样有瞬逝的云朵。但培养这么多人在这里作好奇的梦，却不是一蹴可几的。

1969年9月30日于剑桥

理智呢? 还是感情呢?

我住在剑桥的一个小山坡上的一幢大楼里。这个山叫欣快山，这个楼叫艾德楼。我想如果在一暴风雨之夜，天边有几道如剑的闪光，照着楼前一排冲天的柏杨在狂风中摇荡，再加些雨声与风声的“效果”，正好是一部神秘或恐怖片的开始，不必另加布景，就可变成好莱坞的影场。
而当你走进这个楼里，当然是门支呀一响，随后是吧达一关，跟着是寂无人声，你走一步，地板随着响一下，你更会觉得全身有点冷。
剑桥的传统，一天三顿饭，两次茶，大家正襟危坐穿着黑袍一块吃。所以每天同楼的人都可最少见三次，最多见五次面。你不能总说天气，因为天气一直很好。你也不能总说茶，因为今天的茶与昨天的茶毫无不同。你也不能只跟一个人谈，因为话都谈光了。你又不能找点事儿做，因为有那么漂亮的工读女孩子一盘一盘菜端来伺候你。这种环境逼迫着每个人与另外一个人接触，而今天的话题又不会同于昨天的话题。谁知哪一句闲谈在心天上映出灿烂的云霞;又谁知哪一个故事在脑海中掀起滔天的涛浪? 我想剑桥的精神奖多半是靠这个共同吃饭与一块喝茶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是既博大又坚实的：因为一个圣人来了，也不会感觉委屈，一个饭桶来了，正可以安然地大填其饭桶。
人物呢，四路英雄都有。比如，有一个是剑桥出身的考古学家，今年才八十五岁。如果七时吃饭，他六时半就要从他卧室动身，楼大固然是个原因，走的速度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听他说话也得仔细些，因为他忽然说几百亿年以前的事，又忽然转到二次世界大战。我第一天，就与他聊天，聊了几分钟，他全无反应，然后他看我的嘴不动了以后，才徐徐向我道歉，他说：“我耳朵有点聋。”我暗叫：怎么不早说呢?
那么，你以为这是个养老院了，并不是。我隔壁却住着正在研究牛顿史的修女。你今天在饭桌旁可能碰到个学法律的，一副法官神气，明天喝茶时又碰上个专学南美经济的。还有一天，我的邻座是个机械工程师变成了神父，现在正在探究数学的哲学。他一边品茶，一边问我，世界上为什么有“零”;一边抚摩他的茶碗的边缘。我说，大概是因为有茶碗，所以才有“○”。
昨天，文文静静的一个披头学者坐在我座旁，说话非常清晰而有力。他是研究伍穆诺的。我没有听懂，再写一遍，喔，原来是Miguel Unamuno，他大概是存在主义的先河罢。
这位披头学者在介绍伍穆诺说：
“哲学的目的是研究‘人’。并不是抽象的‘人’，并不是‘人是理智动物’啦，‘人是政治动物’啦所谓的‘人’。哲学所研究的人应是有血、有肉、有生、有老、有病、有死的人。这个又吃、又喝、又玩、又睡、又爱、又想的人。活生生的人，活泼泼的人，有着种种弱点的人，受着种种折磨的人，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伍穆诺并不是无视于世界其他事物，而是觉得在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的面前，其他事物变成暗然无光，变得次等次要。
“而人，真正的本质即是个性。你也可以叫它良心、良知、精神或灵魂。是‘个性’在那里活动;是‘个性’在那里成长。研究这个有活气的人才是哲学所应作的事。”
我反问他说：“那么，你怎么个研究方法呢?”
他越说越兴奋了，眼睛冒着蓝色的火焰。他说：“研究方法是用诗来鼓舞他，用戏来烘托他，用梦来勾画他。既不是用天上的石头，也不是用地上的石头，更不是用人造的石头来研究哲学。材料吗? 是唐吉诃德，工具吗，是哈姆雷特。”
“你看，”你滔滔不绝的：“伍穆诺的文字中，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是不分的，塞万迪斯与唐吉诃德是不分的。我想你们中国也有这种有力的工具!”
我说：“是的。曹雪芹与贾宝玉也是常常弄混。”
他然后慢慢地解释给我听：“你想，是说出头发的颜色、衣服的式样、身裁的长短等有力呢?还是说，这个人像唐吉诃德可以传来多少精神。”
我反驳他说：“那你的意思是把艺术当成哲学，或者说，把哲学看成艺术。”
他急忙解说：“不! 这是哲学，不是艺术。我们研究的是人。仔细说来，是人的两件最重要的事，一、人的不朽：人是如何为争取自身的不朽而挣扎;二、人的完美：人是如何为显示自己的存在而奋斗! 是这两件事，是这两种动力，在创造文明。”
“可是，人非不朽，奈何!”
“对了，这就抓到了问题核心，伍穆诺对于‘死’三致意焉……”
我手中的咖啡已经冰凉，他的咖啡在手舞足蹈中溅满一地，我最怕他把话题要转到“死”，我想结束这段谈天，反问他：“你看，伍穆诺是否为理智与科学的一种反动!”
“不! 只可以说伍穆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因为他生在距今约一百年前。那时的人类之看科学尚是花繁叶茂，还不是像现在似的尘土蔽天。……”
我让这位披头学者说的迷迷糊糊。他的头发本来就长，再加上苍白的面庞与深陷的眼睛，在这并不太亮的灯光下，在这样大的空厅里，还有剑桥的黑衫在他指手划脚下左右飞舞，我不知为什么觉得有些夜寒。
“好了，我们明天再谈，太晚了。”
我从空厅慢慢的走回卧室，忽然觉得这个亘古以来就纠缠不清的“理智与感情之战”的激烈。左边好像是冰山的寒光，右面好像是漫天的野火，而人类呢，在这冰火之间时而颠倒，时而战栗，时而鲁莽，时而畏缩地作茫然行。

1969年10月1日于剑桥

明善呢，还是察理呢?

剑河的水是满清澄的，桥边的柳是很妩媚的。但，我想这些并不是剑桥独有的特色。倒是这样大的草地，这么细得如丝、柔得如绒的绿草，看来令人出神。圣约翰学院的草像一片海，而那堆楼倒像海上航行的古船;克莱尔学院的草像一片云，而那座桥像云堆里浮出的新月。耶稣学院的草地像一位铺满了绿藻的湖面;艾德学院的草地又像一个鉴开半亩的方塘。如果没有草地，那么多孩子的那么多样的梦，何处寄托呢! 所以，穿过了五步一楼，又转出了十步一阁以后，必然是一片蓝天与一片绿野涌现眼前。
最能杀风景的倒是我自己。有一天我与一个神甫一块散步，我不由得问他：“这么大的草地，谁来剪呢?”
好多人都有剪草的经验，那是件比理发还头痛的事。好像昨天刚理了发，为什么今天又要理发了? 草地呢，西边的还未剪完，好像东边又长出来了。易实甫有两句诗。
“春风吹花花怒开，春风吹人人老矣。”在美国时，我常常一边推草，一边哼哼这两句诗。后来索性杜撰了四句：
春风吹草草怒长，春风吹发发怒长，几时才得绿满窗前草不除，且留白发三千丈。
我实在是由于剑桥草地这么多这么大而想到杀风景的问题，没有想到竟由草地而引出一个很耐人寻思的故事：
神甫告诉我：
“这么多学院的草地，都是由谁剪，我不太清楚，我们楼前这块草地，是由赫伯特、阿伯特剪的。”
“他是谁?”
“不是他，是他们。这是两个人。”
“赫伯特一定是德国人了，阿伯特呢?”
“赫伯特是德国犹太人，阿伯特是由赫伯特在公园里拾来的!”
“拾来的，是个小孩?”
“不是，也是个老头儿。小孩当然容易被人遗弃，可是，老头儿更易被人遗弃。”
我让他这种倒插笔的叙述法越说越胡涂。我说：“请你从头说起罢!”
“你知道剑桥有个‘明善’会吗?当然剑桥的学会太多了，不过这个会是很特殊的。如果把其他的会可以归并成一个总称，叫做‘察理’的会，那么，赫伯特、阿伯特这个会可以叫做‘明善’的会。”
“这个会觉得理是察不完的。如果把‘理’都‘察’完再做一件事，那就什么事也不要做了。人生的目的是见到受饿的人分给他一块面包;见到受冻的人，送给他一件衣服。把那个醉倒的人扶住，把那个跌倒的人挽起，凡是自己觉得是善的就直截了当的作出来。”
“人生的光荣，是不踏死路旁快死的虫，是不摧残枝头受伤的鸟，是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分出一半来给一个需要那一半钱的同类!”
“赫伯特是这么个会的会员。他很可能是在希特勒执政时对于犹太人的悲惨如蚁的残酷命运，所受刺激过深，所以他变成一个服膺明善会的会员。”
“他是二次大战时移民到英国的。很早就住在剑桥了。他好像最初还租所房子，有点营生;但因每天房里睡满了他捡来的饿汉，廊前倒卧着街头拾来的醉人，邻居们把他赶出来，于是，他变成了这里的推草的工人。”
“推草的工作并不重，他一个人管也尽够了。可是他又到公园里拾了个阿伯特来。学院的院主说，我们既没有可做的工作，又没有这份钱粮。可是赫伯特愿意把床改成两层，把面包分成两半，把阿伯特在人生的孤崖上挽回来。”
“于是，我们学院里有一份钱粮用两份人工的事。你看，除了草地他们推得特别平整外，那边的树丛不也是修剪得格外有致吗?”
“我想你看到过他们的。他们住的屋子距你不远。你有工夫时可以约他们到你屋里喝点酒，酒是可以温暖的，在这萧瑟的秋天。”
“神甫，我知道了，你不必再说了。”
当然剑桥有的是可歌可颂的故事：牛顿树的艰难移来，拜伦像的进退维谷，培根的手泽，罗素的巨帙，马克士威的论电波以通鬼神，卢森弗德的裂原子而惊天地……等，都是有光，有电，有色，有声。可是，像赫伯特、阿伯特的传奇，却是我所意想不到的。
我站在草坪前，凝望着那一片绿烟，在想：几百年来，不知有过多少剑桥人注视着这片草地在察理与穷天，而赫伯特、阿伯特呢，却把它剪平、扫净、并洒上自己一些谦逊的梦想。

1969年10月14日于剑桥

一夕与十年

反正剑桥这个地方我不明白的事儿太多，所以懒得再问了。比如罢，有人告诉我皇后学院旁边的那座桥叫数学桥，因为没有钉子。这么小个地方，还不好找吗? 拐弯抹角，找到了一看，上面有很多钉子，这怎么能说没有钉子呢。再有呢，每天吃饭的大厅都是电灯通明，为什么礼拜四却是高烧白烛呢? “未知生，焉知桥与烛”，不问，算了。
今天的烛光好像特别幽暗，坐在我对面的那位生朋友口中念念有词：“马克白把生命比做风前的烛，我们在幽夜里看到摇曳的光。”让他自己暂且在那儿背诗罢。我左边坐的却是又一位从未谋面的人，一问之下，也是教逻辑的。坐在我右边的呢，是个学古典文学(所谓古典是希腊罗马)的学生，他是唐宁学院的，为什么今天到这儿来了呢? 反正不明白的事儿太多，“未知生，焉知古典与逻辑”? 不问，算了。
今天岂止有烛，这不是还有酒吗? 于是，酒酣之后，继之以耳热;耳热之后，继之以脸红。一刹那间，好像四个从未谋面的人成了久别重逢的好友。差不多四五个人一组，这一排一排的黑袍，分成若干若干组，就这样自然而然的谈起来了。
坐在我左边的教授说，他非常恨那些并不懂什么而偏爱在那儿写书的人。所以今天上课时，不是应该开几本参考书吗? 他说他在黑板上所开的，不是参考书而是要学生“尽量避免看，绝对不要买”的十本“杰作”。他说：“我的演讲，足够使你们头昏脑胀而有余，不用再买那些书了。”我差点儿把已到嗓子的饭喷出来。
坐在我对面的这位“诗人”原来是老剑桥，回娘家住些时日的。他接着发言了。“没有见解的书，最好写在厕所的墙上，或是三一学院的黑板上。”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骂三一学院，正要问学古典文学的这位右邻，诗人接过去了;他举例说：“你知道世界之大，无处没有文学。在宫廷有宫廷文学，在山林有山林文学，在湖边有湖边文学。而任何地方都有厕所，所以无处没有厕所文学。”
“厕所文学给人的影响还在其次，主要的是一定把厕所的墙弄成稀脏，以至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何才能杜绝厕所文学，是一个宇宙性的无法解决的人类难题之一。”
我这个听“众”实在感到茫然，不知他要说什么。他继续说：
“剑桥的三一学院。今年盖了个厕所，一位校监料到一定有厕所文学家出现，他乾脆把厕所的墙弄成黑板，并且把现成粉笔放在那里备用。厕所文学于是大批出笼。不过，很容易擦，每天擦一下也就是了。剑桥解决问题的办法，你看是否独创一格?”
“我实在很钦佩这位学监的独到办法，”我说，“应该请这位学监到我们控制系里想点办法。”问题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们搞控制系统的人，是离不了计算机的。我们系里的计算机是由政府花大钱买来的。因为很贵，所以特别派两个技工使用，不论教授学生的题目，计划好，由这两位技工把它弄上机器。但技工下午五时就得下班，而一个题目，白天总是弄不出什么结果的;得弄到深更半夜是常事。可是技工五时下班走了，铁定的是计算机要睡十六小时了。如果给技工加班罢。但无处去找加班费。因学校无此预算。结果是花很多钱弄来的计算机放在那里‘日入而息’。不知三一学院的学监能想出点办法否?”
不知为什么，这段话却触动了逻辑教授的灵感。他说：“我有办法。”他说：“其实这办法也不是我的创见，这是一个宇宙性的人类难题之二，不过，却有解法!
“你知道逻辑大师是怀得海了。怀得海一传而至罗素，再传而至维根斯坦，你知道我们这一行是怪符号要比字多的。那些符号都是打字秘书所最头痛的。所以想出版一篇论文，打字的时间有时比写作的时间还多。再好的秘书打这稿子，也没有不头痛的。当然五时以后是绝对留不住任何秘书打鬼画符的。维根斯坦的办法是拉秘书下海。他把符号给她讲明白了，让她了解她打的是什么。结果效率大增，也无所谓下班时间或加班薪水了。而这位女秘书就是安兹克，早已成了牛津大学教授，现在变成剑桥大学的讲席。所以说，要想技工逾时还工作，而又无薪水可加，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教懂。他必随你下海。”
他也许多喝了两杯，过甚其词，来个苏东坡的想当然耳的笔法，我倒因此知道了现在的权威是安兹克。
就是吃这么一次晚饭，我好像觉得我走进饭厅时与走出饭厅时，除了肚子有所不同外，脑筋似乎也有所不同。好像有好多观念在辐射你，有好多想法在诱引你。不知是哪位圣人创出剑桥这种制度，这种制度是无时无地不让你混合。比如教授与学生混合，喝茶与讲道混合，吃饭与聊天混合，天南的系与地北的系混合，东方的书与西方的书混合。至于行与行间的混合，他们以为更是理所当然的事。生物化学家忽然变成了考古家，工程科学家忽然搞起经济学。搞抽象数学的到实验室作起实验来，连女秘书都可变成权威教授，你就知道这个学校之怪了。
喔，我明白了，今天可能是又一次，又一种的新混合，用杯中之酒来烧软了如铁的死头脑，藉促膝之谈，激出智慧的新火花。“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而在剑桥竟真有其事。

1969年10月16日于剑桥

王子的寂寞

一个学生样子的少年，正在一个茶馆旁锁上他的自行车。三五个在路旁的人注视着他指手划脚的，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我与彼得正从路旁穿过，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等一下告诉你!”他轻描淡写地，目不旁视地继续向前走。我一边紧跟他的步子，一边追问他。等我们走了五六分钟，他才说：“那个锁自行车的学生就是正在剑桥念书的查理王子。”我对他这样迟迟作答很气;我想立即回头再看一下或打个招呼，可是已离得很远了。
在我回头时，彼得对我怒目相向，且冲口而出：“你给人家点自由好不好?”我没有再说什么，头也不回地跟彼得继续往磨坊巷的方向走去。
我不好得罪彼得。因为他从不乱说话。他说话之有分寸，有时令我吃惊。为缓和我与彼得之间不融洽的气氛，我说：“我们中国从前也有皇帝，而皇帝也骑自行车。”他果然轻松下来，追问着说：“你先说你们的皇帝，我再说我们的。”
“我们中国大清皇帝最后一任叫做宣统。民国成立以后，这位皇帝还在紫禁城里坐了十多年。他是三岁登基的，到十几岁才不做了。他十来岁的时候，要学骑自行车。可是，皇帝怎么能学自行车呢? 一来呢，我们中国的宫殿多是门限，门限也者，像小墙似的横在门前，自行车当然不能过。二来呢，学自行车一定要跌倒几次才学得会的。让皇帝跌倒怎么可以呢?”
彼得越听越有兴趣。我说：“这两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把每个门限都锯一缺口，是为皇帝练车，这当然不难办到。”
而我们中国皇帝学车时，也同样受你们牛顿地心吸力而跌倒，却不易找出防止的办法。最后是由好几十个太监出动，站在路旁排成了两道人墙，皇帝跌不到地上，于是皇帝学会了骑车。但，谁愿意在两道人墙中间骑车呢? 他很讨厌这些太监，所以就快骑，人墙不够用了，所以两排太监跟着跑。皇帝看着两排太监跟着跑更生气，所以他就突然急转弯。突然停住，弄得太监前仆后继，左倾右倒，无所适从。”
彼得还以为我在造谣呢，其实我是把溥仪的回忆录照实地说一遍。因为这一景太逼真，我们两个都笑起来。笑后，我又继续说：
“那时候，电话刚发明，当然皇帝的皇宫里也安上了电话。皇帝想试试电话灵不灵罢，拿起电话筒来，却感到茫然。不知打给谁。他忽然想起他惟一认识的人是曾听过一个杨武生的戏的杨武生。于是只有向杨武生家摇通电话，大喊：‘来者可是杨小楼吗?’”
我一边说，一边笑。我觉得这段话如用国语说给一个中国朋友听，一定两人笑的前仰后合，而用英语说给英国人听，未免减色。
当我说完“皇帝拿起电话筒来，打给谁呢?”彼得已陷入沉思;等我说完了杨小楼，他根本未听见，而忽然正色曰：
“你觉得一个社会这样对待一个人，公平吗?”然后他继续说：
“这位查理王子的祖父乔治六世也是在剑桥念书。可是因为乔治六世念书时是在剑桥外面住了三年，剑桥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交到。时光如飞，这位查理王子又来了。所以现在的女王决定要他住在三一学院，好与别的学生一样。他现在好像有几个伙伴了。有时候出去打打猎，又有时候演演戏什么的。
“剑桥的学生，差不多都是上一半课，旷一半课，而查理因为是王子，所以上三分之二课，只旷三分之一的课。他入剑桥，教师协会还抗议，说他中学成绩不够剑桥标准，说他利用皇家势力，后来剑桥把他的中学成绩公开了，教师协会才不说话了。每个学生都邀女孩子开舞会，他还未用腿走半步，刚用眼一扫，第二天即上了报了。有汽车时，人家说他招摇过市，骑自行车，却总跟来一群人指手划脚。好像命运注定了该受寂寞的包围，寂寞像湿了的衣服一样，穿着难过已极，而脱又脱不下来，你说这不是社会在虐待一个人吗?”
彼得说他们的皇上时，由面部到内心竟感到如此痛苦，却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因为他平时常对我说，英国是保守的，但保守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形容词。保守也者，是为既存文明作辩护的。不必说这些保守制度传下来文明所具的功劳;即使是有百非而无一是的罪犯，一个文明社会不也得给它辩解的机会吗? 我觉得彼得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所以我反问他：
“既然如此，何必保存这个皇帝制度呢? 为了皇帝自己的快乐，也早该把皇帝制度取消!”
彼得立时针锋相对的说：“你在美国呆久了，觉得人生目的是在追求快乐，追求快乐载在《独立宣言》上是不是?”
“并不是的。有意义的人生只是减少痛苦而已。起码说呢，减少自己的痛苦;往大处说呢，减少别人的痛若。快乐者只不过是减轻痛若的错觉罢了!”
“哎呀，磨坊巷都走过了。再见，彼得。”我自己一边急步踏着落叶，一边想：“不知什么时候，这位保守派变成了佛家，‘众生同苦’，现在的王子，未来的国王也不例外。”

1969年11月11日于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