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与听真话——读史札记》(原文全文)

一

现在报刊上天天提倡人们讲真话，这当然是极好的事情。不过，要人家讲真话，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对方(特别是手里有权的人)要听得进真话。
以史为鉴，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可以找到。听得进真话的人(不管这真话是否合口味，是否完全正确)，才有人愿意或敢于向他说真话。而他也就可以得到“兼听则明”，的好处”，听不进真话，或者合口味的才听，不合口味的就斥责，那么他只能弄得自己闭目塞听，干出一些错事蠢事来。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这岂仅是韩愈的不幸呢? 更主要的恐怕是唐王朝的悲哀。

二

一提到正面的——愿听真话的例子，往往又谈起唐太宗和魏征、张玄素等人，这也说明我国封建时代的统治者们有纳谏度量的实在太少了。
不久前，有人在报刊上写文章，认为如果颂扬了唐太宗的善于纳谏，就会给人造成重视人治、漠视法治的误解。这以后，做类似的翻案文章的就接踵而来：有的否定平原君和毛遂的故事意义，有的甚至说有了伯乐反倒会妨碍了千里马的出现……
其实，我以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平时拿古人来作例证，打比方，都不过是“取其一端”(对我们今天有用的一端)而已。说某人贤明，并非就否定了法治;强调法治的重要，也不等于说人的因素毫不足道。
广播电台现在天天播送《说岳全传》，难道我们听了就会放下钢枪，披起铠甲，带上长矛去打仗吗? 如果真有这种唐·吉诃德式的蠢人，那也只能怪他自己。

三

说真话要有勇气，听真话更要有勇气，相互间的关系，有时必须像《庄子》里的“运斤去垩”
的寓言那样，——鼻子上沾了点石灰，薄得就象蝉翼，他请一位名叫匠石的人来把它刮掉。这位匠石操起斧头挥舞出风来，一斧把石灰劈掉了，而鼻子一点也没受伤。匠石劈得准，被劈的郢人也挺得住，两者都是好汉。
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和这有相似之处。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唐太宗能够从善如流，两者配合默契。有一次，太宗对群臣道：“人言征举止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魏征拜谢说：“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这就说得很清楚了。

四

封建帝王当然决没有民主思想，他们的“纳谏”是有限度的，即使唐太宗也不例外。
有一天，太宗退朝后大怒，对长孙皇后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惊问是谁，太宗说：“魏徵每廷辱我!”长孙立即穿起朝服要向太宗拜贺。太宗不解其意，长孙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于是问题解决了。
看起来，唐太宗之所以能保持善于纳谏的名声，还多亏了长孙这位贤后。如果长孙是个老刁婆：“你要杀便杀吧! 杀得越多越好!”魏徵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同时，唐太宗的令名也就要大打其折扣了。

五

真话并不等于真理。讲真话的人也很可能说得不够准确、过火、过激，甚至于完全错误;但只要不是恶意诬告诽谤，听话的人就不应计较。如果其中还有点合理的成分，仍然应该认真顷听和汲取。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修治洛阳宫。张玄素上疏谏曰：“……陛下向平东都，会观广殿，皆撤毁之，天下翕然，一口称颂。岂有初恶奢侈，后好雕丽? 今者民力，未及隋日，而役师残创之人，臣恐陛下之过，甚至炀帝!”这最后的八个字何等厉害? 他不但把太宗和隋炀帝相比，而且说他连炀帝都不如。可是唐太宗不但没有翻脸，反而说：“吾思之不熟，可即罢之! ……”接着还赏给玄素彩绢二百匹。
又一次，小官中牟丞皇甫德参上疏历数太宗之失，其中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这一次太宗表现不佳，大怒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决心要治皇甫之罪。魏徵立即上表劝阻：“自古上书不争切，则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陛下裁之!”太宗醒悟了，说：“吾若罪此人，则谁复敢言?”于是不但不治罪，还赐给皇甫德参绢二十匹。
如果要求别人的话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么事实上也就是不让别人说话。

六

在我国历史中，像唐太宗这样能够“纳谏”的封建君主实在是凤毛鳞角。而听不得真话，听了就“龙颜大怒”，瞪眼就要杀人的昏君，则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这种现象，当然是封建制度本身所决定。
例子太多，举一个隋炀帝吧。史书记载：炀帝征辽之前，奉信郎崔民象上书谏止，得到的结果是：“帝大怒，先解其颐(割掉他的下颏)，然后斩之。”又一次，炀帝在江都荒淫无度，弄得天下鼎沸。有个宫女告诉萧后：“外间人人欲反。”萧后说：“任汝奏之。”这个倒霉的宫女上奏后，结果也是：“帝大怒，以为非所宜言，斩之。”
结果怎么样呢?“自是，无复言者。”这以后不久，隋炀帝自己也就被宇文化及用白丝巾绞死了。

七

目前，国人都在谈及要改革国家管理体制中的缺陷和弊端，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余毒，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还要研究历史(在我国，大部分是封建时代的历史)，而且有时还要举出几个历史人物(大部分也是封建时代的人物)来称道一番呢? 这岂非自相矛盾吗?
我想，这原因可能是：第一，治病必先了解病因。要清除封建思想，就要研究封建社会。其次，沙里可以淘金。封建时代的历史里也有某些值得今天借鉴的东西。第三，讽喻作用。举出唐太宗、魏徵等人，无非是说：“岂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民公仆，而不如封建君相乎?”这最后一条，其实大可免去，如确实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