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原文全文)

逛书店见有《禁书大观》，精装巨帙，定价不低，于是望望然而去之。是不想读禁书，无意领略“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情味了么? 不是。禁书既已公开出版，不再担心欲寻无觅处，只是早看晚看的问题，姑且等待供过于求，削价处理，何必急在一时? 古代的禁书不再是当代的禁书，昨日之禁书未必是今日之禁书，甚至成了畅销书或准畅销书，那末，晴天好读，何须雪夜，开门好读，何须闭门?

一时悬为厉禁的，有时是因书及人，更多是因人及书，因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而禁屋及乌。禁书从古至今，也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好书，但禁书未必皆好书，未必都值得细读。《石头记》或《红楼梦》有“违碍语”，长期只以手抄本流传，后来又以“淫媟”罪名被禁。用今天的话就是“反动”加“黄色”，高鹗、程伟元都该捉将官里去。苏轼诗被当朝的政敌所禁，钱谦益的诗文被他曾归顺的新朝所禁，谢灵运集竟糊里糊涂地历经南朝、隋唐五代以至宋元绝迹千年，明代才有人重新钩稽成书。这些诗文和别集的被禁，从政治上看有的不成理由，从艺术上看有的确实是精品。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动机，雪夜闭门作艺术上的鉴赏，愉悦而又神秘，其乐何如。

1937年7月，日本军队侵占北平。我还小，不懂读书，当然更不懂什么叫禁书。留在记忆里的却有一件事，就是哥哥姐姐从教科书上匆匆撕去印有青天白日满地红彩旗的书页。后来粗识几个字，从同学处借了一本《笑林广记》回家，转眼不见，四处寻找，父亲把我叫到一边，板起面孔，责令我立即把书还给同学。这是我最初知道世上有禁我阅读之书，不是政治原因，而是——父亲说的：“下流”。

我平生读的第一本禁书，是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时为1945年秋，使我从此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持批判的态度;转过年来寒假中读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使我从此向往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吸引我的还有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艾青的《吴满有》，吴伯箫的《潞安风物》，韩起祥的《刘巧团圆》……这些虽似半公开出版物，却是通过特殊的渠道发行的。一些读起来挺费劲的社会科学书籍(除了艾思奇《大众哲学》易读好懂以外)，也因在暗中传递，来之不易，悄悄地啃酸果都咂出点滋味来。说起当时的事情，应该请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垂谅，我们常把怕被查抄的书蒙上伪装的书皮，大书《三民主义》，就有了安全系数，谁也不去动它。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有因带一本红色封面的书而吃官司的前车之鉴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携带、转移、收藏和阅读禁书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吃了禁果，从不懂事到开了窍;自然，开窍不等于明白，但我开始又读书又读社会了，要把社会读透，弄明白，哪儿有那么容易?

袁枚说过，借来的书，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我以为，读禁书也一样。“书，非借不能读也”，非禁不足令人如此倾心，越读越有味也。一旦许多书开禁了，不必在暗室灯下或秘密读书会阅读了，甚至成为必读，读后还须讨论的材料，反倒没了原先狼吞虎咽、囫囵吞枣，务求先睹为快而抢着读的劲头了。唤起人强烈读书兴趣、读书渴求的“禁书效应”值得研究。

自然，禁书不能一概而论。1949年后在大陆，蒋介石的书和张竞先博士的《性史》一起被禁了。张书还有人私藏暗传，蒋书我相信没有什么人保存，绝不仅仅是怕招灾惹祸，即使不禁，人们也会弃之如敝屣的。“且看禁书者，人亦禁其书”，毋宁说感到快意，因而认同了毛泽东发挥了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

但是从50年代初期就显露了“文革”的端倪。不但一批通俗小说如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徐的作品被禁，连属于“五四”新文学范畴的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等的作品亦停止出版甚至销版，就是变相地禁了。大量出版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包括不入流作品的同时，欧美文学全要过筛。到1958年就冒出了“托尔斯泰没得用”的怪论。

如果说在“文革”前还多半是以在出版上加强规划，有所倾斜，限制某些书籍着译的问世，叫作“把关”的话，“文革”一开始，就以反“封资修”，大“破四旧”为名，收敛社会上已经出版的各类图书，付之一炬。除了规定的少量文件外，几乎有书皆禁，读禁书都要视情节轻重，给点“好看”的了。

写到这里，发现上一段的表述不确，仿佛在“文革”前无多禁书，并不干涉阅读似的。其实，更早的不说，单是1955年胡风成了“反革命集团”，株连许多人成了“胡风分子”，《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和《泥土》、《希望》都成了反动图书，而在这些书刊未成禁书之前读过这些书，欣赏过其中作品的人，有的也成了“胡风分子”。就是说，胡风“反革命集团”除了胡风为首的一批作家、诗人外，也包括了他们的部分读者。

这个案例又转化为不成文法。诗人流沙河虽然“茕茕孑立”，并无“集团”，但不少欣赏过他的《草木篇》的人，也都跟着被打成“右派分子”。

从50年代开始，每一次政治运动过后，甚至运动还没过去，就涌现一批禁书，多半因为作者先成了“禁人”。不一定要一纸令下，早就闻风而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关于我的大字报出来不久，我到所在机关的图书室内，发现我写的几本小册子已经“下架”。但是有几位“大右派”的书却还赫然在目。原来因为我是近水楼台，我在这个图书室工作时，管图书的一位老先生认得我，而并不知道他们。

书的命运跟着人走，禁或不禁，或不禁自禁，上架下架，或不上不下。有了“反右”的经验以、后，到“文革”我已大体上做到不动心了。厉禁的书销毁了，不那么厉禁的卖掉了，留下《水浒》、《聊斋》，斗室夜读，不知东方之既白。管他禁与不禁，或见草莽英雄厮杀，或看狐鬼木魅作法，故国神游，不亦快哉!

1992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