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了的悲痛》(原文全文)

母 亲

母亲去世，已满一个月了。
近日想起，悲哀已像一块冷却的铁，虽然还压在心头，但失去灼痛的热度了。因此，能够沉重地、但冷静地想想她的命运。
小的孩子们没有见过祖母，要知道祖母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要知道的，主要是音容笑貌。但关于音容笑貌，我无法加以描写。遗憾的是，母亲并没有留下一张照相。但照相怎么能够传达母亲的形象呢? 我的母亲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妇，她的从二十六岁到四十六岁的二十年间的形容，对我是极具体的，但又极抽象。有谁注意过自己的母亲的美观的呢! 对于儿女，母亲就只是母亲，只觉得她的崇高，只关心她的脸庞的消瘦或丰腴、愁苦或愉快的变化。
孩子们问我怎样爱母亲的，我也说不出。对于母亲，是不像对于别的人，可以爱可以不爱的，对于母亲的爱，不会依什么情况为转移而有所增减的。在无论什么情况下，母亲总是母亲。
我能够说的，只有母亲的痛苦。
生在贫家，嫁在贫家，物质生活的辛苦，是不必说了。精神上，从她被贫困刺激得性情粗暴的丈夫，是没有得到安慰的。至于儿女，夭亡的夭亡了，离散的离散了。在十二三年的战争期间，千难万难地养大了一个孙女，是她膝下唯一的承欢的人。但是，解放以后，先是我派了人要从她身边把她的孙女带走;这没有成，却反而突然被死神带走了……
解放以后，她的桑榆晚景，本来也不算坏。知道我没有在战争中死掉，还给她添了一大群的孙儿，这“福气”，就不小;我寄的钱，也够她和我的父亲温饱地度日的;经过改革的社会，对她也尊重起来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然而，她是不满足的，非常痛苦的，她是在痛苦中死去的。
她晚年的痛苦，是我所给她的。
我是她唯一可以指靠的儿子。指靠也算指靠到了。我供给了她的生活费用。但她所指望的，只是这么?她还有别的要求的。但是我，解放以后，一次也没有回去过;孙儿一大群，对她也不过是想象中的存在。“福气”不小，可是虚的。二十多年不见，她该有多少话想同我说说啊，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我要把她接出来，她不愿意，说是过不来异乡的生活。她也知道同我们没有多的话可讲，而在家乡，可以同别的老太太们念念八仙佛(八个人一桌共同念佛)，讲讲家常，热闹些。她叫我回去看看，我总是说，要去的，但终于没有去。我为什么不回去，原因很多，对她，却总是说工作忙。在她，以为我在欺骗，是不会的，但她总觉得莫名其妙。对我这个儿子，她养到我十二三岁以后，就开始莫名其妙了，一直到最后还是莫名其妙。这情形，在做母亲的，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所以，她在瞑目以前的一年中，已经神经错乱了。
但是，据家信说，她在弥留之际，却极清醒地说了极达观的话，一句也没有责怪我。这是出于伟大的母爱的原谅，但也是出于伟大的母爱的坚忍!
我不但使他莫名其妙，而且使她对我有一种自卑感，这是我忏悔不尽的地方。
母亲赋予我生命。但这个生命，是在穷困的家庭和黑暗的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它像什么一株野生植物，营养的不足，使它畸形地发展，它没有色和香与周围的百卉竞艳，它只长出刺来保护自己——往往在它自身和它所植根的土地受到侵犯的时候，它的刺就紧张起来了。
因此，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怪僻的性格，这性格使得我连对于父母，也很少说话。父亲对这，是一味的责骂，母亲却只是用了茫然的眼光看我。她看我总是在读书，正正经经地用着功，以为我一定有道理，而这些道理是她所不能懂的。所以，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她对我绝不表示意见，只以整个母亲的心，不得要领地探测着，无能为力地卫护着我!
例如，十四岁的时候，我闹起恋爱来了。我的家乡，是同族聚居的，我所爱的是本宗的姑娘。这是非法的，也不会有结果的。母亲知道了这事，有一天，背着人问我：
“人家在说你，你同× ×姑娘相好呢? ……有这事么? ……”
我没有做声。母亲等了好一会，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1926年，闹大革命，我也追随了。第二年四月，国民党清党，在我们县里，要捕捉八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逃到了上海，混进一个学校里半工半读地过日子。过了两年，案子冷下去了，我曾偷偷地回家去了一次。母亲见了我，细细的把当时警察去抓人、搜查的情况叙述了一番。她说：“那时候，惊吓是不小的，我急得病了一场，不知道你在外面怎么样了。后来接到你的信，说是到了上海，才放了心。他们，那时尽要搜你的书，把一间破屋搜遍了。好在我先得了风声，藏过了，如今还在呢! ……”说着后面的一句话的时候，她脸上露出骄傲的微笑。接着，她问了一句：
“你如今还在做那种事么? ……”
我没有回答。我那时并没有做“那种事”，但是我不愿意讲“我不做了”，她其实不大明白我究竟做的是什么事。等了好一会，母亲只说了一句：
“以后要多多留心!”走开了。
1937年，抗日统一战线实现了。因为叔父去世，我带了妻和儿女回家去。看到了媳妇和儿孙，母亲是幸福极了，天天用我带去的钱请我们吃好的，我再三叫她省俭些，总不听。有一天，邻人对我说，母亲去向人家借钱。我问她，她说：
“有这回事的。你带来的钱用完了，我就暂时借着。你不用管。你走了以后，照样寄钱来，我苦一些，就还清了。你们在家里，总要吃得好一些的。”在这事情上，她固执得很!
有一天，她跟我商量：“你是不是可以多卖一些书，积点钱，我们买几间房子? 你们总得有几间房子住才好。我和你父亲，就在这间老屋住下去。”她说的“卖书”，指的是我的投稿。
我劝她不要打这主意，说是因为我没有这么多的书卖。我没有讲出我不想回到故乡来住的话，但她也猜着了，很有点伤心的样子。沉默了好一会，只说了一句：
“对! 你的主意是不会错的。”走开了。
当我要回上海的时候，有一晚，母亲以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命令口气对我说：
“你，你也对媳妇去说，你们把晔子给我留在身边。我要她，我会养得她好好的……”她流下了眼泪。
我们遵了命，走了，这成了永别的开端，对于母亲，也对于我们的女儿。
我同母亲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现在想来，其他的一切，是还有可说的，而我在解放以后的不去看看母亲，实在是罪无可赦的事。我倘若回去一次，让她看看我和她的孙儿们，让她同我说说她在战争时期的她的苦难生活，让她听听我在战争时期的新奇经历，那在她，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她的晚年，就会过得很愉快的。在这世界上，我，到底是她最亲切的人啊! 寄给她钱让她吃饭，这算什么呢? 她是吃惯了苦的。能够见到我的面，能够在精神上占有我——至少一部分，在她，这才是幸福的真谛。但是我，剥夺了她的全部幸福!
在她看来，她这亲生亲养的儿子，她用了整个的心爱了一生的儿子，到底只变成了每月若干元的人民币，这是多么伤心的事啊!
然而，她到死也不忍责备我一句。也许，她的母爱的盲目性，使她真的相信我并没有什么过错吧。通过解放后的许多事实，她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而她的儿子也是共产党，这一点，也应该是她谅解我的理由。但她对我究竟是莫名其妙的，因之可以想象，她内心的矛盾，该是多么深刻，这是最痛苦，最痛苦的!
我的母亲的一生，就是这样的茹苦含辛的一生!
我的不回家去，是许多正当的理由可以解释的：第一是工作的连续性和紧张性;第二，在解放初期，我怕因为有一个在乡下人看来是“官”的身份，会惹起许多的麻烦;第三，在去年，本来是有四个月的空闲时间，可以回家一趟的，但因不得不同一个本来他就是党员而后来自云又不代表党了的同志打些交道，不得抽身;第四，今年呢，初到新的工作岗位，自然又不好请假。
但是，母亲已经死了，这些理由，没有机会讲了，就是讲，也讲不清楚的;她会相信，但她不会理解。她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妇!
我这些抱憾无穷的思想，是直到母亲死后才明确起来的。过去，从未细想过，只以为母亲还能活好多年，总有一天可以回去看看，不在乎迟早;这事对她的意义之重大，也未曾揣摩过。现在想明白了。但是已经无可奈何了!
就算我是全心全意在为人民服务吧，但对于人民——而且是最痛苦的劳动人民之一的母亲，给了我生命和全心的爱的母亲，却是这样的漠不关心;在我是轻而易举而在她却是最大的幸福的会面，也不让她如愿。
不受咒诅但我自己是应该检讨的!
只有一件事，我总算遂了她的心愿。前几年，她来信说要预造“寿坟”和“寿材”，征求我的意见。我稍稍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我知道，这件事再不让她满足，她就会死不瞑目了。
人的一生，只在这一件事上得到满足，是极可悲的了，但在我的母亲，这却算是生活在最后实现了它的意义。
这事，在我，是要从另一方面进行检讨的：迁就迷信——但我管不得许多了!

1957年6月12日

晔 子

想母亲的时候，就不免联想到同母亲关系最密切的亡女晔子。
我的儿女很多，但由于战争的安排，死去了两个，一个至今生死不明，一个则因代我们抚养的同志同她难舍难分，不“归宗”了。正因为儿女多，又因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感情的特殊性，所以这几个的命运，未曾深重地伤过心。独有对于晔子的死，因为情况特殊，又同母亲的命运相联，所以在接到噩耗时，曾经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地踱了一整夜，母亲死后，想起来更悲哀。
晔子生于1933年，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她尚在母腹的时候，祖母和外祖母，都希望是个男孩，但她却以女儿身而出世了。为了对老人们的解譬，所以取名为“亦子”，后来她们倒也很喜欢，所以改为“晔子”。人子之心，就是常常这样讲究形式主义的。
为父母的来讲儿女的怎样可爱之处，往往是会使人失笑的。但晔子，一则是在旧社会使我第一次成为父亲，二则她的诞生与我开始参加革命的文化工作的年份相联系，三则，既不丑，也不笨，所以，我觉得她实在是所有儿女之中最“得人心”的一个。“得人心”，是我乡的一句土话，大概相当于北方人所说的“乖”，也包括上海人的“漂亮”的意思在内。
她长到四岁，抗日战争发生了，我去延安。后来，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关系，晔子的母亲和两个弟弟，也去延安了，她却为祖母所留下。
我的父母那时都已年老，完全失去了劳动力，家里又没有一点财产。我离家后，曾经在汉口的新知书店，把《斯大林传》的版税陆续寄到我家里去，维持老幼三口的生活。武汉和我的家乡沦陷前，新知书店是可感地负责做了这事的。我在延安，也还能同家里互通报平安的信。
但是，武汉和家乡相继沦陷了。从此，音讯完全断绝，新知书店当然也无法寄款了。
此后的十一二年，我开初不知道他们怎样在生活，越到后来，则以为他们多半不在人间了。1945年从延安的《解放日报》上，知道我的家乡，虽是一个小小的村镇，却成为敌我拉锯的要点，争夺战激烈而频繁。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人怎么能够活得下去呢!
但我还是一直挂念他们的，我也深知挂念情况不明的亲人的苦味。因此，我在战争时期中，对于每逢佳节就要想起母亲和爱人而欲哭不敢的青年女同志，总是同情地让她们哭个痛快，而反对别的同志的批评她们“家庭观念”太深。整年累月坚忍地斗争着，为思亲而哭几回，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呢!
1949年5月，浙江解放了，我试着写信向家乡打听，不料接到了家书，而且是晔子的手笔。她说祖父母还健全。由这信所引起的心的激动，我是无法叙述的，那欣慰，因为与战争的胜利之感连在一起，所以特别的巨大，而那悲哀因为与广大人民和自己在战争中的苦难的回忆连在一起，所以也特别深重。
他们活着! 而且，对我具体地只还是四岁的一个孩子，现在已经能写长长的信了，“亲爱的爸爸”，开头的这一句，是我生平第一次在文字上这样被称呼的;下面，写着她和祖父母十多年来的情况，写着祖父母知道我还活着的心情，特别是写着她自己的心情……
纸上没有泪痕，但我分明感到她写这信的时候是在哭的。在苦难里长成到十七岁的她，感情是已经非常深刻了的。
她说他们的活下来，是得了亲友们的帮助，她也因此能在高小读毕业。但人们的帮助到底是有限的，所以，有一年曾不得不跟人到上海，去做女佣，赚点工资寄回家去养活祖父母。
后来听人说，她是很懂事的孩子，从六七岁就逐渐学会了所有的家务，辛勤服侍着祖父母。为困苦所折磨的祖父母心情不好或者有时同外人发生一些纠纷时，她还要尽劝慰和排解之责。
她这十几岁的人，竟要负担这样沉重的体力和精神的重荷!
因此，她的确是“得人心”的，亲友们，为了这孩子，乐意给我家更多的帮助。虽然，我家的那些亲友，也都是穷人。
她的信中还附了一张相片，看起来，她已经完全是一个劳动妇女的形相了。
工作使我不能回家去看看。隔了三个月，我才派人去先把她接出来，预备让她进中学。但是，奇特的命运，却使她在临行前的两天，突然发了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暴病——死了!“命运”! 在接到电报的那一天的晚上，我在房子里面踱来踱去，的确只是唯心主义地想着“命运”这个神秘的东西。我想这个孩子在这世界上的十七年的存在，完全是“命运”的有意的安排。我们乡间的人民，对于夭亡的儿女，总说他们是把父母骗了，只让空欢喜一场。晔子也是“命运”派来骗人的。她把祖母骗了十二三年，骗得她能够活下来。没有晔子，我的母亲是活不下来的。解放了，我的消息有了，“命运”知道没有她，我的母亲也活得下来了，所以立刻把晔子收了回去!
“命运”又残酷地骗了我! 在我，要是晔子早就死了，那倒不会有多大悲哀的。但是，解放以后，偏偏让我知道她并没有死，偏偏让我知道她已经在千辛万苦中长成为一个好孩子，偏偏让我发生父女会面的期待，而就在这迫切的期待中，她突然消失了，一定要使我尝一次最大的悲痛!
但我的悲痛，主要地还不在于失去了一个女儿，使我心如刀割的，乃是想象到晔子临死时的超乎悲痛以上的那种心情。
十七年的茹苦含辛，对父母的存在几乎已经绝望，忽然得到了父亲的信息，忽然父亲又派人来接她，但又要离开十多年相依为命的祖父母了，快要见到父亲了，但是突然，既永远见不到父亲，又永远离开祖父母了……
这种心情，应该叫做什么?这种心情，谁能够忍受得了呢?真也只有死人才能忍受。
而我偏不能不去分担这种只有死人才能忍受的这种心情，我怎能不心如刀割，我怎能不神志昏迷地想到“命运”之类!
后来有人埋怨去接的人因为办自己的事，把行期拖得太久了，也埋怨乡下没有好医生……我以为这是多余的。事情的主要之点是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所造成的，但他们已被打倒了，我们还是好好关心活着的人们罢。
据去接的人回来说，情形确也可惨。他到家以后，晔子一直是为快要见到父亲而兴奋着，但又抑制着，恐伤祖父母的心。她买了一点布，为祖父母和自己做了几双新鞋子，也为自己做了一身新衣服，为了见父亲时显得光鲜些。
听了这话，我想象她在一针一针地缝着的时候，该是一种什么情绪，这又使我心如刀割了。接到电报的那一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觉。第二天早晨，吃不下东西，但是上午却去一个集会上作了预先约定的时事报告，讲了三个钟头。这次的讲演，听众以为较好，那精神非常严肃深刻，异于我平日的浮泛，也讲了幽默的话，却没有哗众的腔调。
事后一个同志知道了我昨晚的情况，甚为诧异。但我自己知道，悲痛是会使人严肃深刻的，也会给予力量。
在多年的阶级斗争中，我自己的痛苦是不多的。在犯了严重的错误，想到自己使革命事业受了损失的时候，是痛苦的，但那是可以补救的事情，所以痛苦的性质不同。
我经验过的最大的痛苦，而且是无可慰解的，是设想别人的巨大的痛苦的时候的痛苦，特别那痛苦是属于不幸的又缺乏见识的普通人民的时候。
而母亲的痛苦，晔子的痛苦，因为是亲人的，而又特别，所以是我平生最大的痛苦。

1957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