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0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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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肖像——读曹吉冈的《长城组画》》(原文全文)

一 莫名其妙的好汉自从毛泽东发表《六盘山》一词以来,“不到长城非好汉”就成为长城游览者的一句口头禅。为什么“不到长城非好汉”呢?是因为长城高不可攀吗? 是因为长城远不可及吗? 都不是。是因为长城壮丽无比不可不看吗? 但看了不一定是好汉,不是好汉也不防一看。好汉与登长城风马牛不相及。人们忘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原意只是指长征所要到达的抗日前线,长城是抗日前线的...

一 莫名其妙的好汉


自从毛泽东发表《六盘山》一词以来,“不到长城非好汉”就成为长城游览者的一句口头禅。
为什么“不到长城非好汉”呢?
是因为长城高不可攀吗? 是因为长城远不可及吗? 都不是。
是因为长城壮丽无比不可不看吗? 但看了不一定是好汉,不是好汉也不防一看。好汉与登长城风马牛不相及。
人们忘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原意只是指长征所要到达的抗日前线,长城是抗日前线的象征,而不是指好汉必须朝拜的圣地。
可见,这句话之被人们滥用,足以表明登长城者对长城的观念是模糊的,只满足于当一个莫名其妙的好汉。

二 矛盾的长城观


人们对长城确实有各式各样的看法,甚至互相矛盾的看法。
长城,有人视为无用的废墟而漠然置之,甚至拆墙取砖,任意破坏;有人视为希世国宝而募捐修复,作为景点,专供瞻仰与游览。但是,修复也好,破坏也好,其规模与万里长城本身相比,都不过是九牛之一毛。长城的规模已经巨大到我们今天既不能全部加以修复,也不能全部加以毁灭的程度。它的不可思议的价值似乎就在于这种不可思议的规模。长城的存在已经悠久到我们今天既无全部予以修复的必要,也无全部予以毁灭的必要。因为,它的不可泯灭的价值似乎就在于向人们提供不应泯灭的记忆。
长城,有人从它宏伟的空间跨度着眼,对它产生无限咏叹的心理;有人从它悠久的时间跨度着眼,对它抒发千年怀古的幽情。但是,无论咏叹也好,怀古也好,现在谁都说不清这种宏伟与悠久里面,到底蕴含着什么滋味? 天才的诗人面对它,也只能“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兴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发出世事沧桑的喟叹。
长城,有人因它在古代的防御作用而称颂它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象征,所以后人在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时禁不住高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尽管旧长城本来也是以无数血肉之躯为代价筑成的。也有人从相反的角度断言,认定长城是历代帝王范围臣民的藩篱,行使治权的边陲。故有视塞内为皇天后土,称塞外为异域蛮邦的界说。这种互相矛盾的判断,不幸都曾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却没有人去穷究底蕴,把这种矛盾的内在机制弄个水落石出。
长城,龙盘虎踞在大漠上、荒原上、崇山峻岭上,气象万千,鬼斧神工,可谓筑城术的顶峰,建筑学的奇迹,造型美的典范。这方面任你怎么颂赞也不算过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在这顶峰、奇迹、典范里面,浸透了多少汗水血泪! 付出了多少生命财产! 在这块土地上,多少城旦和城旦春,多少民工、刑徒和戍卒,长期从事非人的苦役,一批批埋骨在荒野! 世世代代有多少人为此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有多少个苦恋的春闺梦在白骨堆上久久萦绕徘徊! 孟姜女寻夫哭倒长城的传说,正是千千万万平头百姓娇妻哭夫、老母哭儿、幼子哭父的摧肝裂肺的哭声的总汇,是千千万万筑城大军和戍城大军及其眷属在大悲大恸之后产生的千仇万恨的对象:即使不能推翻帝王宝座,也要哭倒为了保卫帝王万世基业而以如此非人的强制手段兴建起来的万里长城。但是,尽管如此,长城却只能在人民的神话和梦幻里被哭倒,而事实上,它却越修越高,越修越长。劳动惩罚的成果,反而成为民族骄傲的神话,国家光荣的梦幻。所以,到了今世,歌颂长城壮丽的人,对它的悲惨总觉得不便启齿;而讲它悲惨的人,对它的壮丽颇感难以同调。这两种讲不到一块儿去的品质,却缺一不可地在长城中并存到今天。人们只能用“悲壮”一词才能把它们加以概括。但却不明白为什么必须如此矛盾地统一。其实,这种并存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举世闻名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它的拙劣的翻版,修筑“精神万里长城”梦的流产。
在以上种种成双成对的看法中,任何一种看法都是有道理的,但都只是片面的。即使同时承认这种成对的看法,也只不过是涉及有形的现象而未深入于无形的本质。因而不能算是完整地表达长城的意义和鞭辟入里地触及长城的灵魂。
那么,究竟什么是长城的灵魂呢?
长城魂就是中华魂。或者说,中华魂体现于长城,是魂系长城。

三 魂系长城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一种最不可思议的本质特征。它像一个透过悠悠历史迷雾,从时空深处走来而附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幽灵,这就是:大一统的专制官僚政治和大分散的地主小农经济的相生相克的生命机制。
在两千多年中,大分散的地主小农经济,如果没有大一统的专制官僚政治作为自己的上层建筑,土地就会再生出贵族领主,并被他们迅速兼并,流通经济就会被各自为政的领主割裂阻塞,农民就会再度沦为农奴甚至奴隶,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向农奴制甚至奴隶制的变相复归,而难以出现向资本主义的正常过渡,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中大一统专制官僚政治成熟过早,不可能孕育出一个强大得足以与皇权、诸候鼎足而立代表新生产力的市民阶级来打破二级结构社会的循环,反而在官商、地主和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体制下成为王朝覆灭的殉葬品。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尽管官僚政治对人民的盘剥有时会达到“苛政猛虎”、“官逼民反”的地步,但为了反对群雄割据,天下大乱的兵匪之灾,老百姓在期望“青天”、“明君”的惯性下,也还是能够忍受一定程度的官僚政治的压榨;并且,为了保护自己家园免受异族蹂躏,在国难当头时刻,也会毫不犹豫地在保卫公共国家的同时,一块儿把属于皇帝老儿的官僚国家也保卫下来,在这种时刻,御用学者就特别强调公共国家层次,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是,无论是用血肉之躯去修筑砖石长城,还是直接以自己的躯体筑成血肉长城,似乎就成了千千万万匹夫们天经地义的“天职”,而皇帝老儿、达官显宦们甚至在战时也还在花天酒地,有的还里通外国,卖国求荣。
反之,大一统的专制官僚政治,如果没有大分散的地主小农经济作为自己经济的和阶级的基础,那么,帝王及其官僚政治就会垮台,拥兵自重的军阀、藩镇,尾大不掉的权臣、豪贵就会瓜分它的权力,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局面迅速瓦解,于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再一次出现。尽管帝王百官情不自禁竭泽而渔的结果,往往使王朝在“载舟覆舟”中不断地更迭,频繁地换姓,但是,每个王朝开国伊始都不免要尽可能平地权、抑豪富,劝工务农一番,以便使自己的集权统治重新安稳地建立在分散的地主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正因为有了这种独特的基本结构模式,在中华民族的帝王一头,就有了绝对的个人权威和个人自由意志,而在平民百姓一头,就得接受最普遍的集体主义和专制集权统治。在最没有个人自由的国家里,却有一个最自由的个人——帝王,在最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却有最分散的、可以自由受官商、地主、高利贷者欺凌的个人——农民。从而形成最大的分散与最高的集中相互结合的奇观。
有绝对自由意志的这个人物,只有在极端分散的小农国度里,即废除贵族领主封建实行地主封建的郡县制国家里,才可以通过官僚政治最大限度地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修筑诸如长城这样的巨大工程,才可以为了一个心血来潮的念头,一个即兴的好恶而随意地大动干戈,生杀予夺;可以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大铺大张、普天同庆;可以为了生前的享乐和死后的哀荣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可以为了眼前的一已私利,透支好几代子孙的幸福,也可以借口千秋万代的利益而把这一代人的幸福随意剥夺干净。不仅如此,帝王百官为了确保家天下的万世长存,在实行严刑峻法的同时,还会天花乱坠地鼓吹仁政与德治,会假借全民的名义,甚至天命,会利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手段。例如,孔子学说原本是人类最伟大的文化财富之一,但是,中国官僚政治加以利用之后,却成了掩饰官僚政治丑行的遮羞布,禁锢人民思想的紧箍咒,和它今天在海外儒家文化圈所起的作用判然有别。在中国官僚政治的利用机制下,孔教已经成为它的“伟大的精神长城”。其历史的悠久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教义的生命力。这固然由于儒家学说的结构弹性,也由于官僚政治利用手法的高明,使入世的儒家可以和出世的道家合流,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怀疑论者可以同泛神论的释家共荣。儒家变成了什么主义都能兼容并蓄的大儒家。官僚政治正是利用这种兼容性来为自己多方面的大一统利益服务,正如长城能顺应任何地势而修筑一样,如果儒家要坚持自己的纯洁性,恐怕早就被淘汰了。
在接受高度集体主义和专制集权统治的中国平民百姓一头,为了获得比农奴和奴隶稍高一筹的自由,即可以选择受不同地主剥削的自由,却不得不忍受比农奴和奴隶更惨重的盘剥,不得不为了替帝王将相树碑立传而去完成往往是国家级、世界级规模的丰功伟绩。为了避免短时期的无政府状态的祸害,却不得不忍受长时期官僚主义的苛政。他们只能在最难挨的忍耐和最激烈的造反之间作出选择,否则,就只能在传说和神话中得到安慰和满足。中国的文人文艺,把后面这条出路提升到了极致,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其他民族难以企及的人类文化的瑰宝——现实万里长城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孪生姐妹。
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文人画就是最好的例子。它们的种种极其严格的形式束缚,只有世世代代生活在官僚政治的压迫下长期忍受着无边苦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才能从心理上习惯于接受。他们也只有凭借现实地克服形式束缚(即诗词格律和绘画技法程式化的限制)的快感,来宣泄想象上克服内容束缚(即政治和封建等级压迫)的快感;用形式上已经不再感到束缚的束缚,来替代内容上不可能获得解放的解放。也就是说,苦闷升华了,怨愤移情了,用超凡绝俗、淡泊飘逸的精神境界美来鄙视达官显宦们人欲横流的卑俗这个目的达到了,快感满足了。文化上的奇珍异宝就这样被一代代优秀文人呕心沥血地创造出来。正好像千千万万老百姓把自己的悲愤和血肉之躯浇铸在伟大的长城里一样得到了伟大的升华。万里长城的悲壮的实质就在于此。
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大一统官僚政治造成的这种伟大的苦难和苦难的伟大,就像钢爪攫物、恶梦缠人一样,紧紧抓住、牢牢束缚中华民族二千多年的历史和亿万人民。这就是悲壮的中华精魂之所在。
中华魂就是善与恶的共生;
中华魂就是祸与福的互倚;
中华魂就是最悲壮的美和最卑鄙的丑的相互渗透;
中华魂就是最大的忍耐和最暴烈的造反的不断交替;
中华魂就是人性的激昂高扬同兽性的执着狂热不断地发生冲突;
中华魂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自由和亿万人最大的不自由的结合;
中华魂就是最高度的统一和最大的分散的奇妙的合生;
中华魂就是以几亿人的规模、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几百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距离在搬演形影不离的最伟大的成就与最伟大的破坏,最伟大的压榨与最伟大的奉献,最伟大的智慧和最伟大的愚蠢!
明白了中华魂的精义,就不难理解长城魂的所在。
由一块块分散的城砖砌成为一个伟大整体的万里长城,就是建立在最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这个大一统专制官僚政治的活生生的写照,齐整整的同构。
长城是人类文化的丰碑,也是人类野蛮的纪录。
长城是帝王家天下的不朽设计,也是平民百性为之牺牲的伟大坟场。
在长城身上,帝王个人的野心和千万苦役者的耐心都创造了世界无双的纪录。
认识了长城的中华魂,我们就能据以来衡量和评价一切笔下长城的思想深度和技艺高度。

四 笔下长城


曹吉冈的《长城组画》在新加坡出过画集和1992年在北京美术馆展出过,可以毫不犹豫地
说,是我所看到的长城画中最真实、最深刻,因而也最激动心弦的杰作。
曹吉冈的非凡的天赋与勤奋,他对中国社会的深邃观察,使他得以成功地运用形象思维的手段达到了一般只能用逻辑思维手段才能达到的结论,而且是惊人的同一,不能不使人钦佩。这也就是他的《长城组画》之所以真实、深刻和激动心魄的原因所在。
那些以龙盘虎踞、气魄宏伟见长的长城画,那些以城堞掩映、光暗明灭的装饰情趣见长的长城画,尽管也是画中佳作,在形式上表现出辉煌的力度,但是,若与曹吉冈的《长城组画》相比,则不能不马上显出思想上的苍白无力和意境上的甜腻肤浅,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汉”的长城观就流露出来了。
《组画》作为历史风景画,它的思想力度是无与伦比的,其技巧在继承优秀传统技法的同时,又有自己独到的、符合主题思想的卓有成效的创新。
试看《戍楼的控拆》。
这是一个具有戏剧紧张性的场景。画面从近景到中景几乎都被马道和戍楼所充满。观众的视线首先被夹在女墙之间的明亮的马道所吸引。马道亮得泛出白色,白得几乎像是由白骨铺砌而成的。它向前延伸,把观众的视线自然而然地带到了戍楼的主体。这是一座碉堡,一部分已经倾圮,但是齿状的女墙残垣还耸立在天际,它后面发亮的白色云团,刚好用大的反差把它衬托得像是一张露齿的巨口在向天空呼喊。使戍楼立刻呈现出人格化的神秘色彩和戏剧性的紧张气氛,那厚重而又变化迅速的乱云笼罩在戍楼上空,更使全画蒙上了一层悲剧的不安气氛。云层色调由明到暗的过渡,是由马道到戍楼的明暗色调过渡的重复,这种重复,像一段和弦,使视觉的移动产生了复杂的节奏感,成为心灵波动和思绪起落的伴奏。这里除了枯黄和灰青的色阶,没有鲜艳的色彩,唯一的例外,是前景里两三株灌木在发出惨淡的绿色,仿佛在向白骨砌成的马道和戍楼炫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是的,在黑黝黝的戍楼里和空荡荡的长城上,没有生命,更没有青春,甚至连生命和青春的回忆都没有。留下来的,只是这座张口无言,呐喊无声的戍楼,似乎永远在向苍天倾诉,仿佛告诉它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告诉它,在这冰冷的城垛上曾经倚靠过温暖的人手和躯体,有过强作欢颜的笑语和忍受肉体折磨与精神煎熬的叹息。那延绵不尽的长城有多么长,千千万万怨鬼的乡愁就有多么长! 那如刀似割的塞上寒风不管有多么锐利,也不会比离情把心割得更碎,更痛……
在这座已经倾圮破败的城垣上和戍楼里,曾经生息过多少代刑徒和戍卒,他们修筑了它,保卫过它,但没有一个人留下自己的名字或任何痕迹。野草闲花还有返青的时候,而他们的生命就这样痛苦而又无声无息地消逝,甚至比野草更轻贱!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感想,当我静静地面对这幅画时,我就情不自禁地会觉得,它们是在向苍穹控诉、向天空呐喊:愿人类再也不要重复如此伟大的悲剧,再也不要颂扬这种悲剧的伟大!
作品《阳光抚慰下的创伤》。
这是萧索的冬季,天空并不晴朗,一派“愁云惨淡万里凝”的青灰色,难以驱赶似地压在观众的心头。但是,在云层的空隙处毕竟漏下了一片阳光。它洒在漫坡的衰草、裸露的小树、一脉蜿蜒而去的长城和光秃秃的远山上。此时此刻,在这片枯萎的土地上,阳光是大自然所能给予的最大恩赐了。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命运还能再期望什么呢?
在这里,除了世世代代的苦难,世世代代的创痛之外,仍然是苦难和创痛。这一切就像画面左侧的深色残垣那样,是一大块永不愈合的烂肉和骨茬。那层毛茸茸的枯黄色荒草,就是皮开肉绽的巨兽的一层兽皮。这只受伤的巨兽——长城,在这里已经躺了无穷的岁月,悠久得似乎连时间都凝滞不动了。的确,这是个空间的国度,而不是时间的国度。它有几千年的历史,却没有时间。
特别有意思的是,画家在这里匠心独运地安排了一个对比。即让占据画面三分之二篇幅的近景,画得色块厚重而单调,粗实而简练,却把远景画得相对地纤细而灵巧,复杂而轻盈。它的心理效果是明显的:从视觉上给观众以一种向往美好的“了望感”,一个超越现状的“期望值”。
作品《残骸的期待》。
这也是一幅构图十分奇特有力,意境极为深邃动人的伟作。
一座大山的一角,几乎充斥于全画。它的从画面右上角直落左下角的抛物线球面,把天空挤压得很小,从而显出山体的陡削高耸。而与抛物线形成直角相交的两大块残垣的兀然突起的线条,就像弯弓搭箭一样,正好给人以引而不发的强烈动势感。这种强烈得有些惊心动魄的动势。刹那间就把观众的想象力发射得高高扬起,十分自然地感到这两块城垣的残骸已经人格化了。它们是从高高的山巅威严地向前方眺望着、期待着。那么有力,那么专注,那么执着地望了千百年……
这已经不是怨妇旷夫悲心可诵、情意绵长的期待,也不是野戍荒烟、暮色莽苍里那种“撩乱边愁听不尽”,“总是关山旧别情”的萧骚。更不是缅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壮志,当然也不会是对“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龙城飞将”的期待。不,这远远不是骚人墨客们思入微茫的眺望,更不是视人民如棋子、如工具的君王们高唱《大风歌》的期待。
这是几千年古国历史的眺望! 这是华夏大地上全体百姓在期待!
有多少历史的腥风血雨积淀在这残骸里,有多少沧海桑田起落在它的眼帘下。这里,它的骨髓里,还充满了千古以来劳动惩罚论的伟大的愚蠢和光荣的卑劣。它为中国流过那么多的辛酸泪,流得心都碎了。难怪画家把残垣画得斑斑驳驳,仿佛遍体鳞伤,肝肠寸断,好像愁霜满脸,老泪纵横。这和其他色块的平滑柔和的笔触形成明显的对比。真是天才的技法。
是的,任何人,都不如这长城的残骸有资格来眺望未来,期待未来!
作品《玩世不恭的长城》。
这是一个幽默的讽刺剧。长城在这里扮演了一个笨拙地向前不断延伸的滑稽角色。它完全不像是军事设施,倒像是巨人可以在上面做体操的长长的鞍马,或一条柔软的大切糕,丝毫没有可以缅怀的英姿或光荣的痕迹可言。但是,现在的笨拙模样,正是它当年英姿焕发的必然结局。唯有必然,才是悲剧。不过这种悲剧却是以喜剧的形式来出现。因为,笑话往往比眼泪更辛酸。
不是吗,制造悲剧者的悲剧,应该是辛辣的喜剧,尽管笑出来的泪,却是那么的苦涩。
用风景画来表现如此幽默的历史悲喜剧,没有超凡的胆略,巧妙的构思和创新的技巧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作品《晓风残月》,在凄清中透露出超凡脱俗的意趣,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皈依上帝的意趣。当然,这个上帝不是存在于心灵之外的神明,而是存在于画家和观众心里的一种良知。
长城,包括如今已成为断垣残壁的遗迹,好像人一样,当它每天从梦中一觉醒来,看到眼前的世界仍旧是那么凄清,它又能如何呢? 它只能放下自己的创痛,施予众生以最大的同情,最深挚的爱心,一种像月光那样湛蓝蓝的安慰!
《组画》中有许多幅,利用大地上亮黄与暗赭两种色调的细微变化,利用浅蓝与青灰色天空的交替,把塞北荒原的寥廓苍凉表现得出神入化。不仅如此,画家在表现长城的走势时,安排得使观众会在心里引起它奔向何方的问号。而答案是,它奔向一种遥远的希望:那里有晴空中的一抹微云,那里有层云空隙处的茫茫微明,那里有一片远山,仿佛是令人惬意的微蓝色的希望。
作品《长城荒草交响曲》,是用色彩黝暗形体厚重的残垣乱岗来和一片细柔轻盈的羽茅草形成对比,用那夕晖映照下明净虚空的蓝天,衬托出抬眼仰视到的羽茅草披离摇曳的舞姿。这种构图本身使你立刻进入荒草世界的旋律。这是一种扑朔迷离、飘忽游移的音符组成的旋律。它仿佛在告诉你:野草的生命尽管渺小而短暂,却只有它,能给长城沉重的命运,每年用绿色的舞姿装点一番春意的妖娆,用黄色的呜咽倾吐一颗秋心的悲凉。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揭示作品《长城肖像》的意涵了。
长城,这是一位活生生的主角,这是一首悲壮的中华精魂的史诗。现在,画家就要像画肖像画那样把它的悲剧个性的复杂特征,它的命运的千百年轨迹,从浓厚的历史迷雾中突现出来,从深沉的社会心理潜流中推举出来。于是,帷幕升起,用伦勃朗式的投光技巧在黑暗中显示出长城的《肖像》。
在这幅肖像里没有别的,除了残垣断壁,黄土衰草。但这并非一般的残垣断壁,黄土衰草。这里浸透了多少代中国人民的辛酸泪和相思愁。而这正是长城伟大悲壮的基础!
这幅历史的肖像,这一《长城组画》,难道不是历史风景画中的伦勃朗风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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