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原文全文)

有许多事情，即使发生在身边，如果不加以深入的分析研究，也不会明白其究竟。就以鲁迅和周作人来说，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为什么竟这样不同? 我虽然了解他们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但也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在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写下来供专业研究工作者参考。
在青少年时代，他们携手走过一段路，他们都上新学堂(当时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学，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时期，都投入新文化运动。当然，要说思想完全一致，出发点完全相同，那也是不可能的。
两人是怎么分手的呢? 如今回想起来，颇有独特之处，它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
自古比喻兄弟为手足，鲁迅可说是手足情深的，曾写过《别诸弟》等诗篇，特别对于周作人，因为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更为关切。他曾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
即使鲁迅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然而，还是好景不长，不幸在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缝。
事情是由于搬进八道湾而引起的。这是在1919年底，五四运动发生之后。
从鲁迅方面来说，他独自奔走购屋、修屋，把全家从绍兴搬到北京，满心以为他漂泊不定的生活可以安定下来，更好地教书和着译;满心以为他的苦心经营会得到报尝，享天伦之乐，过兄弟怡怡的日子。他和周作人各自为衣食奔忙，阔别多年了，这时，两人都迈进中年，可以朝夕相处，共同以文艺为武器，有更多的合作。
然而，严酷的事实却粉碎了他的美梦。
这倒并不是因为周作人不愿意，而是为了家庭日常开支弄得十分心烦。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300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我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在家译着有关生物学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务印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与编辑章锡琛的通信往来中，知道他们缺人，所以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于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了，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的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也是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花掉了。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鲁迅看不过去，对周作人进行规劝，无非是“花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这一类话，真也有周作人这样的人，把好心当恶意。有一次，周作人说要把丈人丈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鲁迅的意见是对的，连日本作家增田涉也这样说：“我对于周作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好感，尽管他写作多么有名的随笔说着漂亮话，但在为人上我是不喜欢的。或者，其中也许是介在着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缘故吧? 而当初，周作人夫人从日本来的时候，鲁迅给她娘家汇寄生活费的事，在《鲁迅日记》里却是记载着的。”① 鲁迅待人以诚，却不像周作人那样好奴役，对不合理的事，他要反对，还要唤醒沉睡中的奴隶，要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可是，要唤起奴隶的觉醒，必然会触犯奴隶主，连不觉醒的奴隶本人，也会痛恨别人搅乱了他做稳了奴隶的安宁。因此，鲁迅就受到各种意料不到的折磨和打击。他是爱孩子的，可是，却连孩子也不让他爱。增田涉说：“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①鲁迅对我说的是，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屋去，让他冷清煞!”孩子是天真的，不明白什么叫“让他冷清煞”，不免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于是，这又是鲁迅的罪过，得想别的法子来惩罚了。
在八道湾，鲁迅比我多住了1年11个月。
鲁迅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因为我在上海，不得而知，他也没有和我谈过，只是在他的日记中看到这样的记载：
1923年7月14日，“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居然不让鲁迅吃饭了，真厉害!
五天后，即7月19日，“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这是鲁迅看信后想问问明白，周作人却避而不见，如果自以为有理，可以当面指出，为什么兄弟俩就不能谈谈呢?
十多天后，即8月2日，鲁迅和朱安终于搬到俞芳姊妹的砖塔胡同去了，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八道湾。
砖塔胡同是临时借住的，他曾问我有没有钱，因为他想买西三条胡同的房子。他是知道我刚进商务印书馆，待遇是十分菲薄的，不过，他这时实在非常窘困，身上已不名一文了。他东借西凑，到处奔波，又是买屋修屋，终于在1924年5月25日，“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这西三条胡同是他在北京的永久住处了。
鲁迅离开八道湾，周作人夫妇总该称心如愿了吧! 可是，却不，对鲁迅的折磨还没有结束，事情发生在搬进西三条胡同新屋半个月后，鲁迅在1924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着：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
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鲁迅已经让出八道湾，搬到新居，只是来取自己的东西，还要这样对待。骂詈殴打，说秽语，只能征服像周作人这样的意志薄弱者，却不能征服鲁迅。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然而，鲁迅并没有取出他的全部财物。他在1924年9月21日曾写过一段短文，说：
尝欲着《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 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②
这篇题记的署名：宴之敖者。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它的意思。“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③
文中的“寇劫”，指古专拓片落入八道湾手中，“盗窟”是指八道湾。周作人如爱古专拓片，鲁迅也不会吝惜，两人可共编《越中专录》。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鲁迅在日本时送我的一架显微镜，供我自修生物学用的，值好几百元，可是周作人招来的妻舅，却不讲一声地拿去卖了50元，自己花掉了。八道湾早被占领，主权不在周作人手里。鲁迅的财物、收藏，十多年心血付之东流，《越中专录》未能辑成。这篇本来不打算发表的短文中，是他最痛心的话了。
在西三条胡同新屋布置就绪后，我们的母亲跟随她的长子住到西三条，过简朴的生活，即使鲁迅逝世后，她也没有回八道湾，可想而知，八道湾的生活何等难以忍受。她对所发生的一切，看得十分清楚，也想得相当深远。她为鲁迅抱不平，对俞芳讲过，鲁迅亲自买进、设计改建八道湾，还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没份住，想起来都替他心酸。不过，她还讲：“我说句实在话，分开倒对你们大先生有利。”①
这倒是对的，鲁迅虽然在精神上受极大打击和物质上受损失，但分开了却对他大大的有利，不然的话，钱都给八道湾搜刮去，他怎么能像后来那样资助、营救革命者呢? 从八道湾来说，当初只是给他一个下马威，也许没有想到要逐出鲁迅，谁能挣这么多钱供他们挥霍，自己又这样刻苦节俭? 没想到鲁迅是不能被强暴所屈服的，他一怒而走了。周作人助纣为虐的结果，就是他此后独力养活他那一大帮妻族，不过他也没有什么话说，这是他自己苦心从日本招来的嘛!
我们的母亲对周作人的处境也完全看透了，所以她对俞芳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②
然而，这并没有泯灭鲁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时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他的小说《弟兄》，是在1925年被逐出八道湾，兄弟怡怡的幻想破灭之后写的。他回忆了自己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请医生来诊治的事实，还表示了“鹡鸰在原”的意思。鹡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求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通过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后，对我讲起八道湾的生活，从没有责备过周作人，他只是感慨万分地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我也有同感。他写的《牺牲谟》，有他自己在八道湾这段生活的体会在内。
他还时常惦念周作人，为他担忧，常对我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当然不包括男女工人和孩子)。特别当《语丝》在北京被禁止，北新书局被封门的时候，他焦急万分，对我说过，也给人写信，讲过这样的话：“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③可见鲁迅所说的“八道湾”是除周作人之外的。八道湾是天威莫测的，不下于张作霖，而周作人是在这样统治下的唯一臣民。
素来勇猛的鲁迅，对此也有些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了。虽然他经常在考虑这问题，但一直到他逝世，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
鲁迅对周作人受护关怀备至，比兄弟之情更深沉，这恐怕还因为鲁迅极爱惜人才。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我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不做声了。
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对我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1932年11月20日)中，也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
周作人晚年写了《知堂回想录》，其中多次提到他的《五十自寿诗》在《人间世》发表后，招来许多批评攻击，独有鲁迅在给曹聚仁、杨霁云的信中，能够主持公论，在失和的事件十多年后，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①
鲁迅能够准确地理解别人的意思，曾替周作人辩解过，1934年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是这样说的：“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六天后，即1934年5月6日给杨霁云信：“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周作人在回想录中再三引用了鲁迅这些话，虽然是以鲁迅为自己作辩解，但总算有些明白，鲁迅还是了解自己的，更没有来乘机投石下井。然而，对兄弟“失和”，究竟怎样看的呢? 又何必讳莫如深，欲言又止呢?
周作人是佩服日本的，由于事实的教训，终于也使他多少有点明白过来了，他在回想录中说：“日本民族所喜欢的是明净直，那么这些例(按，系指藏本失踪事件、河北自治请愿事件、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走私事件、白面吗啡事件)便即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出来的全是反面。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对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什么缘故呢? 周作人似乎不明白，然而，他更不明白的是，所谓兄弟“失和”，全套骂詈殴打，说秽语，不正是上述事件的翻版吗? 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要侵略、征服别国或别人，可以制造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事件。我亲眼看到过他们对周作人施用过这种强盗行径，他完全屈服了，又附和着去欺侮自己的亲兄，那曾经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生活上赤胆忠心帮助过他的人。中国经过八年抗战没有亡，而从鲁迅周作人兄弟来说，却先拆家了。
鲁迅去世后，中日关系更为紧张，好心的朋友关心周作人的安危。冯雪峰对我说过，他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冯雪峰还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力量，并隐约表示，他自己颇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我能作为媒介。有人也对我说，生物学家秉志，由上海一家工厂养着。像周作人这样的文学家，只要肯到上海来，生活完全不成问题，可能商务印书馆或其他书局，都愿意养他的。
我想起这与鲁迅生前讲过周作人不如来南方安全的话，正是不谋而合，于是，就写了一封信，恳切地劝他来上海。
然而，没有得到他片言只字的回音。
于是，我们就断绝了往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年抗战，艰苦卓绝，人民谱写了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接着，三年内战，像催枯拉朽一样，推翻了黑暗腐败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政权。
全国解放后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突然面对面地碰到周作人。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脚步。
他苍老了，当然，我也如此。只见他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我回答。
“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我听这话，知道他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隶。
这一切都太晚了，往事无法追回了。
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从八道湾制造的兄弟失和事件中，表演得很充分。这似乎纯系家庭内部问题，却包含着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从这一点上和鲁迅分了手，以后的道路也就越走越远了。我缺乏研究，不知其所以然。
只是，我觉得事过境迁，没有什么话要说了。这次意外相遇，也就成了永诀。

198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