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蚊子”》(原文全文)

不久以前，中央有一个部，曾用一个大得可怕的名义，发了一个指示给全国，说过去卫生运动中各地所消灭的蚊蝇等等的统计单位不“科学”，今后在统计这项数字时，要各地以“科学”的单位计算，“蚊、蝇、孑孓、蝇蛹等一律要以个数计”。这个“指示”是堂哉皇哉地发给全国各大行政区的党、政府和军队的领导机关，并要转发到各地去的。

这很像一个技术高超的人编造出来的笑话，也很像世界科学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谈;但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指示还用的是加急电报哩!

请问发指示的人：府上喷射“滴滴涕”时，你是如何“科学”地统计你所消灭的蚊蝇的“个数”的? 还有，在水里消灭了多少“孑孓”你又有什么“科学”方法可以统计它的“个数”呢? 还有，我在写这篇短文时，也用手拍死了几个蚊子，但忘记了统计“个数”，又如何办呢? ……按照这个指示，把全国人民一个不漏地全部动员起来，百事不干专门去做“数蚊子”的工作也完不成任务呀!

发出这样指示的人，显然是失掉了理智。照他们这样干下去，大概再饱食几餐之后，就要统计全国人民的头发有多少根，或者地上的杂草有多少棵了。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曾经说过一段极为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 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 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 这就是一个! (大笑)”令人痛心的是，是毛主席所讽刺的这类“创作”，在今天我们的很多工作中是大大地多起来了，——“数蚊子”不就是这类“创作”中的一种滑稽作品么?

事实上，“数蚊子”这样的笑话，并不是惟一的。像这样的“领导”，在同一部门及其他部门中还很多。光把它们看成一件笑话是不行的，还必须首先把它们看成是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一种很沉重的痛苦。

这种事情为什么竟能从起草人一级一级地批上去，又一级一级地批下来，堂而皇之地流毒全国呢? 这就说明官僚主义的毛病在我们的不少的机构里是已经如何地浸透了，病情严重，以至有些病人是已经处于不省人事的状态了。

但是，过去我们鼓励人们起来仇恨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太不够了! 以至他们还可以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糊涂人而活下来。今后人们对他们不仇恨行不行呢? 不行! 建设我们国家的责任，是不能交给这样的糊涂人啊!

列宁对于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所抱的那种正气磅礴的义愤，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举一个例子。他在1922年3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用了整整四千字去责骂当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在一次购买法国罐头事件中的官僚主义的例子。当时莫斯科处在饥饿的严重威胁中，罐头等在码头待运;但这些机关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党的中央政治局知道了，做了决定，才买了这些东西，列宁说：

为什么在革命后三年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买点罐头，还要经过两次调查，还须有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参加以及政治局的指令呢? 究竟缺乏什么呢?政权么?不是的。钱也找到了，既有经济权力，也有政治权力，一切机关全在工作。究竟缺乏什么呢?就是莫斯科消费协社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人员(我丝毫也不反对他们，并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共产党员)以及对外贸易部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人员缺乏文化才干，——他们不能精确地来处理业务。

当我初次听到这件事情，我就向中央写了一个书面提议：据我的意见，除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外(这些委员，你们知道，是不可侵犯的)，除了这些人外，要把莫斯科各机关中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放到莫斯科最坏的监牢里禁闭六个钟头，而对外贸易部的工作人员，则禁闭三十六个钟头。哪知现在却没找着一个有罪的人。其实从我所讲述的这中间，很显然是找不出罪犯来的。简直是由于通常俄国知识分子式的不善于实际地作事，杂乱无章罢了。

依照列宁的这个提议的精神，我们那些可敬的与“数蚊子”事情有关的机关和人员，应该受到什么样的责罚呢?

列宁极其辛辣地说：“这样工作是不行的。这既不是新，也不是经济，也不是政策，而简直是一场大笑话。”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教育! 我们今天不少的事情，比列宁所责骂的例子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像“数蚊子”这样的布置和领导工作，用列宁的话来说，这就是：“这既不是大规模，也不是有计划，不是经济，更不是建设，而简直是一场大笑话。”

“这样工作是不行的。”——紧紧地记住列宁的这一句像洪钟一样的警告吧! 让我们对“数蚊子”这样的“创作”像消灭苍蝇蚊子一样地用共产党人的原则性、明确性把它们彻底消灭吧!

1953年5月中旬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