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 - 钱谷融

《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

《书林》编者要我谈谈《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写作及其发表前后的有关情况。我一向认为关于自己的事总以不谈或少谈为宜，尤其像这一类事。无非是写了一篇文章，受到了大规模的批判，如此而已。这样的事，过去多的是，有什么值得谈的？但却之不恭，就只好随便谈一些自己知道的和记得的情况了。

那已经是将近二十六年以前的事了。我一向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1957年3月，学校要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邀请全国各地的兄弟院校代表参加。校、系各级领导早就郑重地向教师们发出了号召，要求他们提交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就是我响应号召，为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而写的，时间是那年的2月初。当然，如果不是在刚宣布不久的“双百方针”的精神的鼓舞下，如果没有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的推动，我也不一定会写。即使写，文章的面貌恐怕也将大大地不同了。后来，许多批判我的人都在这个写作的时机问题上大做文章，尽管他们不免有用政治批判来代替学术争论的偏向，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那次讨论会上，许多发言的同志都对我的文章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只有一个毕业班的学生（他就是陈伯海同志）最后站出来为我辩护了几句。在学术问题上，总免不了会有不同的意见。受批评，遭反对，也是常有的事。但看到自己的观点竟如此地得不到支持，却也不免有点懊丧。

讨论会后不久，《文艺月报》的一位编辑，由校内一同事陪同来访，我不知道他访问的目的是否与这篇文章有关。在谈话中，我这位同事向他提起我有这样一篇论文，我随即告诉他们，我这篇论文已在讨论会上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也许是出于通常的礼貌关系吧，他要我把文章给他看看，我就给了他一份打印稿。没过几天，这个杂志的另一位编辑跑来找我，说那篇文章编辑部理论组的同志看过了，并且经过讨论，认为它“既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修正主义的”（这是他的原话。我不知道这话究竟是否真是编辑部的意见，或者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随口而出的说法），编辑部准备发表，要我再仔细校阅一遍后尽快给他们寄去。我也就依言照办了。本来，一个稍有点自知之明的人，或者一个处世比较谨慎的人，在讨论会上听了那么多批评意见以后，是不会轻率地同意把文章公开发表的。个别同志知道《文艺月报》将要发表这篇文章后，就警告我说：“别是钓鱼呵！”但我既缺少自知之明，又一向不甚懂得处世要谨慎的道理。何况，我还满以为自己的意见并不错，正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评断。能够公开发表，当然是很欢迎的。至于“钓鱼”之说，我是不相信的，甚至还有些反感。

后来，《文艺月报》正式刊出了这篇文章，出版日期是1957年的5月5日。就在这同一天，《文汇报》在《学术动态》栏里特地发了一则消息介绍了这篇文章，并冠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的标题。校内同事见了，有的为我高兴，有的则认为这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号召大家起来批判。实际上，5月5日这一天，《文艺月报》还没有送到读者手中，书店里也并无出售，《文汇报》这则消息的来源以及作此报道的背景究竟如何，是难免要引起人们猜测的。但我自己对此也一无所知。因此，对周围的人的种种不同反应，只能一概抱着将信将疑，姑妄听之的态度。我也知道，文章发表后免不了会受到很多的批评、指责的，但根据“双百方针”，我也完全可以进一步申述观点，为自己辩护，并提出反批评。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最后服从真理就是了。本着这样的认识，所以我对《文汇报》的报道（说我在文中“否定了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这与我原意不符的）也不想急于更正，认为尽可留到以后的答辩文章中再加以说明。谁知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于意料之外。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偏向愈演愈烈，对我的批判也逐渐从学术转向政治，我已没有机会进行申辩了。

对于《文艺月报》竟会发表我这篇文章，当时也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发表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有的说是因为想展开一些讨论。在此文受到公开批判以后，一位同事告诉我，他在一个会上亲自听姚文元说，是他竭力主张发表这篇文章的。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篇典型的修正主义文章，公开发表出来，就是为了便于让大家来批判。这一说法，在“四人帮”粉碎以前一直是广泛流传着，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但“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却又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姚文元当时是真心赞成发表这篇文章的，但后来政治形势变了，他就又转过来，以批判我的急先锋的姿态出现了。我不知道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可靠。尽管前一种说法是当时就有的，而且是有人亲自听到姚文元本人说的，似乎不容怀疑。但后一种说法，却也并非全然不可信。因为像姚文元那样的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类的事情真是司空见惯，毫不足怪的。就像《文汇报》那则消息，当初有些人就认定那是为了要对我进行批判而预先发出的信号。等到《文汇报》被指责是代表资产阶级方向以后，这些人又把这则消息说成是对我的吹捧，并以此作为我的文章思想反动的一项证据了。

大约是在那年的八九月间，即文章发表的三四个月之后吧，上海文艺界曾由叶以群同志主持召开过一个小型座谈会，针对我这篇文章作了初步批判。那时《文艺月报》大概已经接连发表过好几篇批判文章了。记得那天上海文艺出版社（当时也许还叫新文艺出版社）的代表曾在会上说，他们准备把有关文章汇编成集公开出版，这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了。以群同志虽然不赞成我文章的观点，但他是坚持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处理的。当会上有同志在发言中说到我的某些观点与胡风很相类似这样的话时，以群同志连忙叮嘱各报记者在报道中不要提这句话，说这太可怕了。第二天《解放日报》在头版右上角以醒目地位报道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时，措词也是极平允的，事情虽然已过去了二十五年，我对以群同志这句话和《解放日报》记者（黎家健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报道，却始终记得。

顺便还要在这里提到一位我一向尊敬的比我年长的同志。这位同志在那次学术讨论会上也对我的某些观点作了批评。后来《文艺月报》向他组稿时，他就把这些意见整理成文，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他对我的批评，都没有超出学术论争的范围，有许多意见是很值得我去作进一步思考的。态度和措词，也许从今天看来，也可能会有某些略嫌过火的地方吧，但在当时真是平常得很，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突出。“四人帮”粉碎以后，常同这位同志一起开会，每当在会上谈起这段往事时，他曾屡次当众对我表示他的歉意，这是很使我惶愧而感动的。我一向拙于言辞，不知道该怎样向他表达我的复杂的心情，愿借此机会，在这里向这位同志郑重致意。在那一段时期以及以后相当长的年月里，全国各地报刊经常有批判我的文章发表，这些文章对我都是程度不同地有所启发，有所帮助的。虽然在态度上不免有点剑拔弩张，个别措词也或失之尖刻，但在当时那种气氛下，这些都是很自然而正常的，不这样倒觉得奇怪了。在华东师范大学内部的批判中，过火的现象当然要突出一些，但批判者大都是一些青年学生，他们年轻，对当时“左”倾路线下所宣扬的一套东西，深信不疑。他们是抱着满腔热情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回顾这一段历史，对我们今后继续前进也未始没有好处。今天，绝大多数人总算已经认识到决不能让这种违反人民意愿的形势再出现了。还有一些情况，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书的后记中、在《关于〈论“文学是人学”〉》（载《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最后，关于那篇文章的题目，再稍为说几句。我原来在题目上是既未加引号，也没有“论”字的，就叫作：文学是人学。我虽然知道高尔基有把文学叫作“人学”的意思，却未见他曾说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话。所以在我三万多字的文章中，也通篇看不到曾经出现过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说法。引号也只打在“人学”上，从来没有打在“文学是人学”上过。那么，后来题目怎么会变成《论“文学是人学”》的呢？那是因为接受了许杰先生的意见而改的。许杰先生是当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我的文章写成后第一个就是给他看的。他看后很鼓励了我一番，并建议我为了使标题更能吸引人，不如索性改为《论“文学是人学”》。我虽然并没有看到高尔基曾明确说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话，但认为他显然是有这样的意思的；而且我的文章主要就是为他的这一意见作一些阐释和发挥，把题目写成《论“文学是人学”》，不但更醒目，立论的根据也更明确了。因此，就接受许先生的意见照改了。

前年，在《新文学论丛》第一期上，读到刘保端同志一篇文章，他认为高尔基并没有说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话，甚至也没有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思。我想，高尔基可能没有说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话，但要说他连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思也没有，这却恐怕未必。我已在《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谈了我的意见。刘保端同志又在今年《文学评论》第三期上写了《关于“文学是人学”》一文，主要意见同我并无分歧，只是认为高尔基既然并未明确说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话，那么，在引用高尔基的意见时，引号只应该打在“人学”上，而不应该打在“文学是人学”上，他的这一意见当然是对的。尽管在我自己的文章里从来没有出现过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这种说法，但这几年来报刊上却把这作为高尔基的原话来引用，这很可能是受了我的文章的题目的影响，我是不能辞其咎的。我曾想写文章说明，并准备在《论“文学是人学”》重印时，把题目改成《论文学是“人学”》。但继而一想，文学是人学这一观点已经流传开了，并已为文艺界的许多同志所接受；而且，正像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所说，这一意见“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那么，只要不把这句话当作高尔基的原话，而只作为对过去许多哲人、许多文学大师们（其中也包括高尔基）的意见的概括，我想也并无不可。因此，我决定不去修改这个题目了。原想写一篇文章讲讲此事，又觉得意义不大，终于没有写。现在乘这个机会顺便说明一下。

时间过得也真快，一转眼间那已是二十五六年以前的事了。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有几个二十五六年呢？回首往事，真不胜“感慨系之”了！

【附记】“文学是人学”这句话的始创权，其实应该是泰纳（傅雷译作丹纳），他是法国人，著有《艺术哲学》《英国文学史》等书。在其为《英国文学史》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Literature，it is the study ofman，”这样的话，这是我所知道的“文学是人学”这句话的最早出处。20世纪90年代末，我曾在《以简代文——致李岭同志的一封信》中说起过，此信曾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刊发过，已忘记了是哪一期，故未找到。

2008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