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0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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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庸”与“非中庸”》(原文全文)

自汉以降,不管儒术怎么演化,外儒内法也罢,释、道、儒三家合流也罢,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将儒学尊崇为“国学”,这一点始终是没有动摇过的。出现这种超稳定和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契机之一,我以为在于“中庸”倾向。什么是中庸呢? 从孔丘先生的提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抬到了九霄之上的骇人高度。宋代大儒朱熹先生解释道:“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另...

自汉以降,不管儒术怎么演化,外儒内法也罢,释、道、儒三家合流也罢,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将儒学尊崇为“国学”,这一点始终是没有动摇过的。出现这种超稳定和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契机之一,我以为在于“中庸”倾向。

什么是中庸呢? 从孔丘先生的提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抬到了九霄之上的骇人高度。宋代大儒朱熹先生解释道:“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另一位宋代大儒程颢先生解释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翻译成当代口语就是:呔! 不许冒尖!

于是,大家平平稳稳,慢慢吞吞,哼哼哈哈,中庸之态可掬。无怪乎老百姓把它提炼为琅琅上口的十四字诀:“不前不后中不溜,不快不慢随大流”,端的是“做人”的精义,也是“中庸”的精义。

鲁迅先生一向视“中庸”为仇寇,并竭尽全力与之斗争。他认为,“中庸”是我们落后国民性的重要表征之一。为了揭露“中庸”对中国国运的梗阻和扼杀,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震聋发聩的警辟言论。例如,在着名的讲演词《无声的中国》里,就有过这么一段话:“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与此同时,他还调查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即:最崇尚“中庸”的中国同胞,往往最不“中庸”,“我们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敌人吧,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千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

猛一看,“非中庸”竟然和“中庸”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着实奇怪;然而细想,便会觉得再自然不过,这正合了心理学上的所谓逆反规律。翻开二十四史一看,哪一个皇帝不是坐稳了江山之后便提倡“中庸”的? 虽然他们一无例外的都是靠的“非中庸”夺得天下。因此,有些人从中学到了一点狡诈,小焉者叫做精明鬼,成了气候的便叫做野心家。

诚然,“中庸”是必须反对的。不过,用“非中庸”去反对“中庸”,肯定反对不出什么好结果来,充其量是恶性循环。这,正如同不能拿了“中庸”去反对“非中庸”一样。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社会上风行过一种貌似革命的思想方法:“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作为指导性的公式,它涵盖着从政治到经济到学术的一切领域。它的片面性,给我们建设事业带来的灾难,早已彰彰在人耳目。不必细数,只要大致回忆一下:哪一次运动不是按照“大轰隆——交‘学费’——急刹车——慢转弯”这样一条环行路周而复始? 何况,事实上有关纠偏、改正、平反等等之类的正确政策有时还落而不实,或者根本落实不了,以至积重难返。因之,倘回顾一下我们以往的宣传品,真可谓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 不是神话,便是鬼话,它所描绘的对象,非神即鬼,唯独没有“人”。这种可悲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惯性,侵袭文学艺术,文学艺术便远离生活真实;侵袭伦理道德,伦理道德便逆向而动。“抬轿子”和“扔扔石子”的高手赖此得以大量繁殖。

于是人们发现,“中庸”与“非中庸”不但是可供交替使用的两手,而且彼此间还能够相互转变。一旦“非中庸”没有市场了,他便高喊“中庸”。对他而言,“非中庸”与“中庸”,差别不过在于一为进攻性武器,一为防御性武器罢了,其为武器则一的。或者,对自己一味“中庸”而对旁人却滥施“非中庸”,这也算得上别一种黠慧。或者,在公开场合尽量“非中庸”,而关起门来却“中庸”备至,这叫做革命的功利主义,或曰革命的现实主义。当然,也不乏以今日之“中庸”,彻底否定昨日之“非中庸”者,勇则勇矣,其奈这等表演,同样不能逃脱鲁迅先生的犀利目光:“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也颓废得快。”君不见,中国大地在经过声色俱厉的“批孔”、“批儒”洗礼之后,时隔数年,据《光明日报》1986年10月25日报导,圣人故里曲阜又搞起了什么“祭孔”活动。其中,为这场“国之大典”渲染气氛的主要手段是“仿古祭孔乐舞”,而所谓仿古祭孔乐舞的中心内容,恰恰是“三献”(杀牲)和“三跪九叩礼”! 我怀疑,这是否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孔”丑剧借机重演? 虽然有些羞羞答答,在我看来,假如以此为孔丘先生“恢复名誉”,委实是帮倒忙;既非孔丘先生之福,也非中国人民和四个现代化之福。那效果,怕和江青之流引盗跖为同盟军对孔子实行“鞭尸”,同样的不合潮流,不得人心,——尽管来的方向正好相反。在这方面,我们实在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再也不该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跳来跳去了。那末,不赞成“走极端”,是不是意味着重新回到“中庸”? 不是的,我希望达到科学,而不是回到“中庸”。怎样才算作达到科学呢? 我想,起码应该做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事实中引出结论,避免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人为地“拔高”或者“贬辱”研究对象,力求每一个字都经得起时间的筛选。

谁都清楚,今天中国最当紧的大事,莫过于开放、改革。而真正的开放、改革的勇士却为数不多。据说,死心踏地无视乃至于破坏开放、改革的人也不多。追究起来,实在还是“中庸”与“非中庸”在同时作怪的缘故,——以“中庸”避风险而得实利,以“非中庸”冒风险而牟暴利。

由此看来,对于开放、改革的前景,人们只能表示审慎的乐观。“中庸”的泥泞,“非中庸”的地雷,布满了前方,路子是艰难而又艰难的。所以,仅仅胆大而坚决是不够的,还得万分的小心,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才有指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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