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捷耶夫之死》(原文全文)

在报上看到法捷耶夫自杀身亡的消息时，我已经被动地放弃了文学工作和对文学的爱好，并且离开了文艺界，以一个“分子”的身份关在监狱里等待依法处理。但这则消息仍然引起了我极大的震动。原因非常简单，无非是我曾经是他的读者，活在作品里的那些人物曾经与我有过交情，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曾经是我所喜爱的作家之一。等等。震动的当时和震动之后的若干日子，有个问题一直盘踞在我的头脑里，那就是：这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法捷耶夫，究竟碰到了什么困难，以致不得不用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呢? 很难回答。单独监禁，也无人可以请教。不久读到郭沫苦的一篇纪念文章，就法捷耶夫自杀的原因说了他的设想：法捷耶夫平日欢喜闹酒，近年肝脏不好，和朋友们闹酒的乐趣也没有了;也许因为健康欠佳，感到自己难以再对苏联文学作出更大的贡献，陷入了非常苦闷，才采取这种解脱办法的吧(手中无书，记忆如此)? 郭沫若在史学考证上一向以大胆论断着称，这一关于法捷耶夫自杀原因的“大胆论断”似乎没有多少说服力，至少对那时的我是如此。我，待罪狱中的囚徒，既然无权像1947年那样就《想起了砍樱桃树的故事》一文直接写信询问他，只好在不写交代材料的“闲暇”苦思冥想，自问自答，打发困居囚室的百无聊赖的光阴。日子一久，也渐渐淡忘，最后居然将此事忘得干干净净了。

三十五年后的今天，读到《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才重新勾起这个问题。第五章中的几段文字，总算对三十五年前一度盘踞在我的头脑里的问题作出了确切的回答。

……法捷耶夫常常在作家协会颂扬斯大林，使自己成为斯大林的代言人，为此，他甚至作伪证反对那些被指控犯有罪过的人们。(重点号为引用者所加。下同)

那时，法捷耶夫总是喝得烂醉，不省人事。我记得斯大林召集我们参加斯大林奖金评选委员会进行评议的情况。听起来有些愚不可及，但这类会议的确是召开的：斯大林听取提名的建议，然后决定谁应获得斯大林奖。评议活动的混乱真是难以想像。不管怎么说，法捷耶夫先报告有关人选，可过一会儿，斯大林说：“看呀! 他醉的那副样子，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之后，斯大林死了几年以后，才透露出那些数以千计的被杀害的人员中，包括很多作家和文学艺术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根本不是犯法者或人民的敌人。法捷耶夫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想，他意识到我们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是正确的。但他习惯于颂扬斯大林，成了斯大林的走狗和迫害文学艺术界的主要角色，这是他回避不了的事实。他意识到自己走到了尽头，于是自杀而死……

这里把法捷耶夫以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身份爬上文化官员的领导位置之后变成了一个怎样的人以及后来自杀的原因写得明明白白了。

对于法捷耶夫的那一套，我们并不陌生，只须闭上眼睛便可想见到当年的“清洗”情景：法捷耶夫站在群众大会的讲坛上，血口喷人，嚷着“为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和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前途”，而肆无忌惮地大作伪证，诬陷敢于直言的朋友，迫害刚正不阿的同志。他的指控当然具有无庸置疑的权威性，于是应下大狱的下大狱了，要流放的流放了，该消灭肉体的被消灭了肉体。每搞一次这样的“运动”，就有一批倒下的躯体作为法捷耶夫的垫脚石。他趾高气扬地踏上去，跨上一级。就这样一级台阶又一级台阶地往上爬，最后登上了联共(布)，党内和苏联作家协会的高位。这是一个青云直上的法捷耶夫。

法捷耶夫的所作所为既然是秉承斯大林旨意的，斯大林罪过被揭露便不可避免地要扯上法捷耶夫。拔起萝卜带出泥。身居高位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法捷耶夫尽管变成了酒鬼，“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只要尚没有达到正常之忘情的火候，就不能不考虑何以自处。他毕竟不是冒牌货——没有作品的作家，而是一个天资很高的真正作家，自然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对不起朋友，对不起同志，对不起党、人民、祖国和历史，而又无法弥补于万一。别人不会原谅他，自己也觉得不能原谅自己。他惭愧。他内疚。他痛苦不堪。极度的痛苦使他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怎么办呢? 他采取了省事的办法：一死以谢国人。这是一个天良未泯的法捷耶夫。

或者并不是这样而是另一种情形。当他的帮凶形象日益暴露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忽然想到：神圣的苏维埃法律过去曾经被亵渎地用来惩罚无罪的人，今天难道不应当恢复它的神圣性对在历次“清洗”运动中确实犯有诽谤罪、诬陷罪的俺这个法捷耶夫惩罚一次么? 言念及此，胆战心惊;再也无法正常工作，正常生活;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只好躲在某个阴暗角落借酒浇愁，麻痹神经。终日昏昏的法捷耶夫可能在恍惚状态中又看见了被他诬陷的什么斯基和遭他迫害的哪个多夫，就像克劳迪斯看见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王魁看见敫桂英的鬼魂，知道他们是来找他算账的，向他索命的。不过法捷耶夫毕竟是个唯物主义者，不会信神怕鬼;而法庭的存在这一铁的事实，他却不能不怕。为了逃避审判，便向自己开枪了。这是一个畏罪自杀的法捷耶夫。

当然，跟法捷耶夫一道干过坏事的帮凶们并不一定都会这么办。世故圆滑者可以瞅准空当溜号，从此韬光养晦，一声不吭，安安稳稳混到寿终正寝。而长袖善舞者则有本领成为“不倒翁”，继续蹲在原来的位置上。他们自诩为“特殊材料制成的”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对那些得到平反的人如是说：“过去划你为敌对分子，我是执行党的政策，完全正确;现在给你平反，我也是执行党的政策，也完全正确”;“你务必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自己，朝前看，不要纠缠过去的是是非非”。其踌躇满志之状一如既往，好像党承担了责任，他们便可无须负责;好像他们从不曾对某某斯基或者某某多夫的案子添油加醋，做过手脚。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也要别人相信：一切干得无愧于心，没有什么值得“遗憾”，也没有什么可以“懊悔”，更无须向谁赔礼道歉。为了在人民大众中间保持这一权威者的光辉形象，还要一再约请记者采访，借记者之笔把他从前的“业绩”和“德政”再加颂扬。既然整人的人是一贯正确的人，岂不只能将“错误”仍旧派给那些过去挨整后来得到平反的人了? 如意算盘虽好，却难一手遮天! 谁的心里都明白：不论“天良未泯的法捷耶夫”还是“畏罪自杀的法捷耶夫”都比任何一位“明哲保身”或者“一贯正确”的他的同僚们正派得多，磊落得多，也勇敢得多。

凡事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在工于琢磨气候、善于见风驶舵、信奉“机”会主义的变色龙们看来，法捷耶夫自选的结局不过是一个没出息的大笨蛋所能采取的笨花招，而已而已。

199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