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疾病》(原文全文)

患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中的某一位正患病住院，生命未卜，某几位已经病逝，而我们自己刚刚吞服了康泰克胶囊。不少人身体结实得就像岩石，但早晚提心吊胆，害怕凶恶的疾病就像地震突然暴发，他们亲眼见到过以坦克身体引以为自豪的人暴病死亡。

作为医生我曾经在医院里工作多年，白天看门诊，晚上翻看医学着作。有时候我感到恐惧，在酒精和弗尔马林气味的包围中，在生命层出不穷的裂缝里，在腐烂着的肉体的深渊里，我陷得太深了，对不正常的事物已经习以为常。疼痛啦，出血啦，截肢啦，太平间啦。但是我得承认自己毕竟不走运，从没遇上一位棘手的病人，因为只有那些奇特、罕见、险恶的病症能够帮助医生获得声名。为此我或暗地或公开诅咒我行医的那个地区，它的风景虽然美丽(当地脸盘涨得通红的中学美术老师说“是从画册中撕下来的巴比松”)，它的居民却连患病都是平庸的，结核病和癌症都很少见到。糖尿病简直就是医生们炫耀羽毛的抢手货。那个时期我焦急地等待每一期《中华医学杂志·国外医学分册》，不是为了了解老热门课题DNA或其它微观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我想知道世界上又出现了什么新病。第一次看到关于艾滋病的报道——请你们宽恕这个假设的峰回路转的纳粹心理——我的神经系统骤然兴奋起来：一种毒辣的疾病向我医生的天赋挑战了! 我不认为白人和黑人过人的欲望和强壮的体格偶然地繁殖出了新病菌，但我相信疾病投靠新的神灵制造出了新的魔鬼。不久后我得知以我们民族谨慎的伦理观和古老的卫生习惯，为艾滋病操心是不必要的。替履行着计划生育措施的同胞们额手称庆之时，疾病那挑战者的嘴脸模糊消失了，虽然从新闻节目可知艾滋病在很多国家里像音乐一样越来越流行，生产避孕套的老板们喜笑颜开。我丧失了行医的兴趣，甚至随同爱好迥异的大批“自我觉醒者”经常装病，利用病假外出旅行。

既陈旧又崭新的地名把旅行者拖入出乎意料的陌生地区和漫无边际的渴望，比行医实际。买上车票出发，与偶然同路的旅伴讲隐含性暗示的俏皮话，当然，想出种种办法制止自己想象目的地。到达目的地五分钟之内，昔日的经验就重新袭来，风景往我们胸膛里塞进沮丧。又一座灰色城市，又一条阳光朗照的大街，荫盖了理论的、旅途疾病的和心灵预感的悄声告诫。

大概10岁，在家乡，我徒步短途旅行带着恍惚的好奇心读完《红楼梦》，最近一次旅行读的是河北版以谴责口吻写成的《江青全传》，前后两本都是关于女人的书。同为女人，林黛玉出自虚构，受肺病折磨脸颊潮水一般泛红，脾气一分钟比一分钟糟糕，燃烧的肺火解放了她的爱情，她向贾宝玉撒娇的劲头活像一个不惜暴露的间谍。江青很难说逃脱了被虚构的命运，她自称革命战士，70年代末我们全都用愤怒的语言骂她妖精，后来就把她给忘了。50年代她几次生病去莫斯科作长期治疗，有时患的是“神经衰弱”，无休无止的病痛和无休无止的治疗使得她有机会反复琢磨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还使她相信革命应当断然牺牲一切。后半生中她越是热情奔放，就越是冷酷无情，至死也不改变立场。

也许不是所有的，但多数人肉体生病负有针对精神的使命，支撑它，不然毁灭它。病人的情感状况表明，精神崩溃后你要么跟林黛玉一样滥情，要么跟江青一样冷酷起来，少有自我控制依然完好的中间人物。某些疾病左右病人的方式令人咋舌，它们重塑病人的性格。盛年流亡列国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有一位影子一般随从左右的大臣宾努，他患帕金森氏综合证，整日摇头晃脑，中国医生用银针给治好了，奇怪的是多年后全心复国的西哈努克仿佛一个回声，以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的政治家驰名于世。

多得多的例子辐射面更为广阔，病人的精神状况与其说崩溃了，不如说主动地崩溃了，这种奥勃洛莫夫式的病人肥胖，厌食，如果说他们有所追求的话，他们追求的就是体温的低热度，以懒洋洋的瞌睡掩盖其堂皇的才华，以寡言少语淡化其广听博览。当俄罗斯精神病传到我国，原因和结果发生了颠倒，肥胖病、厌食证、甚或任何普通疾病摇身成为精神病和精神崩溃的母亲。很多理由使我相信，“多余人”放弃抱负、无为而治的被动态度拥有超乎寻常的魅力和征服力，他的宽泛、慵倦、懒惰和虚弱令才子佳人为之倾倒。在当代，最使人惊惧的悲剧莫过于让诗人退出舞台，以此来证实他们不属于源自母亲的子女。哪位诗人没有为自己的多余人身份(至少多余人形象)担忧、恐慌? 然而哪位诗人没有获得传播自己声音的领地? 我碰巧生活在诗人圈子里，了解诗人，所以打心底里为肥胖症喝彩，哪怕发胖的程度表明灵魂腐朽的程度。

疾病与我们的关系好像耳朵、眼睛、心脏、肾脏与我们的关系，不可分割，甚至还要紧密一些，耳朵可以聋掉，眼睛可以瞎掉，心脏和肾脏可以移植替换，疾病却没有人敢于想象可能消除。我们早已默认，疾病和鼻子一样是生命席宴上不可缺席的两位要人，鼻子是不能须臾休息、走开的侍者，疾病却是偶然一现，出场就受到隆重礼遇的显贵。对于穷人、流浪汉和落魄者，显贵出场意味着死到临头。遗憾、可恶的是显贵一定浓妆艳抹，在其他人奄奄一息最利于陪衬他的权势的时候登台亮相。

我们仍然不妨想象一番，看看没有疾病我们熟悉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是否还能认识和习惯。首先将没有医院，没有了疾病和病人还在市区和风景秀美的郊区筑造漂亮的白色医院干嘛? 也没有了尖叫着驶过街巷的救护车，和制造药片、X光机等乱七八糟的药品及医疗设备制造厂——让那些靠我们生命痛苦赚钱的家伙改行造玩具、扑克牌和冰淇淋吧。没有了布满闪亮的精密仪器、显微镜和彩色试剂的实验室，就让那些试图穷尽人体内部奥秘的专家研究计算机软件，或者干脆去绣花吧。护士改行很方便，所有服务行业都欢迎耐心细腻的小姐;骨科医生只好到桑拿浴室找工作;精神科医生写恐怖小说;内科医生作仓库看守;中医医生顺理成章地作中国画家和书法家。最困难莫过于给外科医生找出路，弄不好会出乱子，他们的禀赋、专长和冲动对于他们自己也是危险的。

没有了疾病，艺术家将减少，艺术可能消亡。从传记上看，诗人大多患有呼吸道疾病，鼻炎、气管炎，咽喉炎和肺病，呼吸和说话均不畅快。另外几个诗人，几个瞎子，荷马、弥尔顿和博尔赫斯，分别创造了家乡、乐园和迷宫，尽管是西方式样的，我们中国人还是模仿着筑造了自个儿的家乡、乐园和迷宫。自然地，画家音乐家因为不再受到目盲和耳聋的威胁，创作热情和创造力相应一再降低。按照旅途中解闷的小册子《病夫治国》隐含的观点推测，没有了疾病也必将失去具有非常魄力和疯狂号召力的政治领袖，战士和百姓免于付出昂贵的代价，生活和历史因而稳定无险。我们当然不能容忍这样一个缺乏诗歌、艺术和政治抱负的风波不兴、平淡乏味的社会!

就近而言，80年代将少掉一个偶像，坐在轮椅上学外语的半瘫少女。也许还要少掉一些更特殊的东西，比如一部保护法。回顾往事，克鲁泡特金高尚的着作《互助》中的思想似乎与病人和弱者也存有潜在联系，如果是，“互助”这一经由毛泽东而变形、在1949年后的社会生活中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的品质将因为疾病消除而消失。健康人与健康人之间健康关系的构成中排除了怜悯情绪，怜悯乃是病人贡献给人际关际的软弱的润滑油和催人入醉的迷迭香。各式各样的交易，倾轧对付倾轧，还有什么比纯粹的竞争更为可憎?

生病的确不幸，没有疾病的生活则不堪设想。身体缺少变化既使我们无法欣赏孔武有力的肌体，还可能为大规模暴卒成年累月地忧心忡忡。差不多吧，生病是生命存活的基本前提。疾病、病人、医生和护士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情感，疼痛和发烧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幻想;在病床上我们学会悔过和哀求，对不治之症的恐惧训导我们谦逊地对待科学，同时尊重神秘现象。生病让我们预见到死亡，逐渐熟悉死亡，最终理解死亡。作为寓意明显的准备，病痛唤起我们的活力在生与死的这块缓冲地带最大限度地生活，下班前拧螺丝钉，黎明前坐飞毯。

我们接近于得到一条格言，胃痛教会人品尝美味，疾病教会人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