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哄》(原文全文)

拿某人开心打趣，逗得人们呼叫、大笑，这大约是起哄的本意所在;但经过“文革”的洗礼，起哄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善意，变成了捣乱、胡闹，而且成为社会现象中的野蛮行为——说得客气点，至少是不文明的风气之一种吧。

公共场所的出洋相，吹口哨，扔东西，跺脚，狂喊，怪叫……同热烈的欢呼、鼓掌、喝彩迥然不同的是，起洪带着流氓气，简称流气。球场上哄客队、哄裁判、哄失误，甚至发展到运动员也挥动老拳，连踢带打，不但输了球，而且输了理，输了人格和风格，一场精彩的比赛，往往闹得不欢而散，观众悻悻而去，人人嗤之以鼻!

我还听说过一个下流的起哄事件。此事发生在1975年某大城市的一个体育场。有几个小流氓——“文革”的土特产，繁殖率特高——见两位打扮入时的女青年，就上前搭话，表情猥陋，出语粗俗，理所当然地受到抢白。这几个小流氓就拟定，散场之后，以起哄相报复。

那年头，好人怕恶人呀。散场之后，两个姑娘见他们又来寻衅，就加快步伐企图甩掉这帮东西。她俩从快步走变成了跑步走。这一下，为流氓们起哄造成了条件。后面大声狂喊怪叫：“抓小偷! 抓——小——偷!”这帮下流痞子利用群众不明真相和对小偷的公愤情感，发疯似的追了上去，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两个无辜的姑娘揪住，按倒，……坏人扬长而去。

这种低级流氓，乃是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的产物，如今他们在一些城市的遗孓不但未绝种，而且又在繁殖，实在有必要从法律上给以严厉制裁，并从道义上予以谴责。

还有一种高级流氓，乃“四人帮”专制主义横行时的产物，他们的常用战法之一与前者并无二致，曰：起哄。比如：批儒评法，一时起哄成打“土围子”;评《水浒》硬起哄成当时有人架空晃盖;调查阶级关系新变化哄成党内已经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刚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由于一夜之间的大起哄，大字报满墙，大标语满城，于是乎第二天一早就成了复辟派。至于举行什么迎接江青赠书仪式之类，也属于起哄之列，不过是李莲英对老佛爷喊惯了的“喳——!”的扩大翻新而已。那首令人恶心的歌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可以算得上起洪的代表作。

旧社会，你见过上海滩上那种抻着细脖儿下的青筋撤泼、狂叫，耍无赖的小瘪三吗? 你听：“就是好呀就是好!”他以为谎话多重复几遍就可以变成真理。声嘶力竭而又万般无奈，只得把音阶再提高五度：“就是好——! 就是好——!”浑身的解数全部用尽，技穷矣——只得求助于起哄，齐声高呼：“就是好!”起哄竟然冒充音乐，文化流氓之无能，达到了无赖的地步。这真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穷途末路，可恨，可叹，可怜!

他们以为，经此一起哄，好与恶，香与臭，黑与白，是与非就变换位置了;其实，更加露出了他们的面目。这种种表演，无非是：强奸民意。

借问一声，如今起哄停止了吗? 未必。某些文化掮客的滥印书刊和经济掮客的哄抬物价就是突出的反映，而两种掮客的合二而一，既得“盛名”(香臭在未知之数)，又获暴利则是起哄流毒还在流的嚣张表演。有的甚至一边向青年慷慨激昂地讲演，一边却厚颜无耻地推销私货。更有甚者，拉大旗，作虎皮，其手法不外乎：

目标极左，看风使舵法;只言片语，无限上纲法;拉帮结伙，铲除异己法;攻其一点，全面打倒法;大吹大擂，惟我独革法;引经据典，装腔吓人法;一遇强手，逃之夭夭法……投机者起家，总与风势有关。战国时慎到说过：“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同蚓)螘(同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夫弩弱而无高者，激于风也。”

思想、经济上的投机者的特色是不劳而获，他们的心术、精力、脑汁全用在钻空子上了，不是想发横财，就是想乘火箭，刮龙卷风才好呢。所以他们骨子里是一个“盼”字，盼政治上的风云变幻，魂兮归来唷——运动! 运动不来就迫不及待地煽风。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与蚓蚁为伍，拚命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骨子里又有一个“怕”字，怕社会改革。这种人，我们并不陌生，实实在在是顽固的不安定的因素。君不见，有些领域、部门、单位，仍然有个别成天不干活，整日价骂大街的大爷吗? 他们比说风凉话、牢骚话、泄气话的人资本多。加上领导放任，群众尚未发动，于是就形成这种局面：

干活的人——老是挨骂，被整;

不干活的人——老是骂人，总寻思着整人。

鲁迅先生对中国的二流子是很有研究的。他指出，流氓的靠山是习惯势力，而他们的对手又不是浩荡的强敌(欺软怕硬)，于是他们就在其间横行过去。所以流氓憎恶社会改革者(详见《鲁迅全集》第四卷123—124页)。鲁迅先生剖析文人恶德曰：才子加流氓。他在《文人无文》中，总结中国金字招牌的“文人”表现时说：“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舞文弄墨兼作广告，一边打鼓一边司号，自编自演自吹自擂，您不觉得累吗? 而如今经过“四人帮”一折腾，流氓的繁殖尽管速度之快，数量之多有后来居上之势，但质量却大大的不行了，他们蜕化得很厉害：才子加流氓变成棍子加流氓，一代不如一代，起哄鼓噪的本事、气力、花色、质量……实在太差劲了。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发财分为三等：“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大农业”、“大粮食”而致富;末富指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奸富是指违法犯禁。太史公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姑且不论，但他憎恶奸富却是正确的。旧社会，北京小摊上卖估衣的小贩，尚且还讲点职业道德嘛，就连卖布头的还讲究“赔本赚吆喝”呢，何况新社会的堂堂人物哉! 这种人口口声声的“爱国”，同喳啦喳啦数钞票的声音倒是相映成趣的。他如果是知识分子的话，我倒想反问一句：你爱国吗?

政治上喜欢个“乱”字，经济上只认一个“钱”字，这同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是背道而驰的，腾蛇游雾，混水摸鱼，趁火打劫，他们眼中的目标是坚定而明确的，手段是百折不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研究流氓的“长处”。

社会要久安么?不研究和制裁起哄，恐怕不行;国家要长治么? 不研究和制裁流氓，肯定不行。善良的人们啊，可得防备妖雾又重来呀。爱好起哄成癖的头头，今天想搞臭张三，明日想搞臭李四，可惜他们看错了皇历，最后搞臭的却是起哄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