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萧珊》(原文全文)

一个凝聚着爱娇的、带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来：“你们看，巴先生的头发怎么白啦?真是不可想像啊!”
我们都跟着笑起来。我说：“你没看见我们都成了老头子老太啦!”辛笛笑说：“陈蕴珍嘛，她是不会老的!”靳以穿着他那件由于发胖、早已扣不上的黑大衣，指着神采飞扬的女主人笑着说：“瞧萧珊这身打扮，俨然贵妇人气派!”罗荪微笑着，习惯性地低咳着。对了，还有黄裳沉默地靠在椅子上，两手插在裤袋里，炯炯有神的眼光扫着在座的这个那个;巴金用他改不了的浓重的四川口音开腔了，他哈哈笑着：“陈蕴珍总像个小孩子，真是的! 真是的!”
我发现我躺在黑暗中，一片沉滞的黑暗! 生者与死者的影子一起掠到我面前又一个个地消逝，微笑的面容，怅惘的眼光，甚至是泪光莹莹……我伸出手来，多想拉住你，我说：“蕴珍，你别走，干嘛那样匆忙?”你却无声地飘然逸去。我的眼睛突然胀满了泪水……这又是个梦!
我是个爱做梦的人，但从前很少梦见过已死去的人，除了个别的。但这二十年里，我的朋友们——生者与死者，都在夜间向我走近。黑暗中有一条银色的幽径铺开了，这是友谊的道路，路的两旁缀满了鲜花——石竹花的羞赧，马蹄莲的纯洁，紫丁香的忧郁，红玫瑰的依恋，还有那成片的郁金香，绚丽得使人几乎睁不开眼，……我们这些年轻时的朋友们就在这幽径上漫步，话着往事，读着早已失落的，或还在继续的书信，几乎是每夜、每夜……
John McCormack用他十分委婉的男高音轻轻唱着他的《梦之门》：“当燕子归巢纷纷入林，当夕阳西下已是黄昏，再与我相遇在梦之门，你必须走过那弯曲的小径……”生者与死者! 生者与死者! 萧珊，你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加入那死者的行列?
但我总不能相信这是真的，虽然我一次次读着1972年罗荪从“奉贤干校”寄来的短信，毕竟我没有机会向你的遗体告别! 这种告别是一件十分残酷的事，它并不像一把刀，一下子砍断了绵绵的思念，因为这思念和长长的流水一样，是砍不断的! 但它却像一下猛击，使人猛然间敏锐地痛感到一切都完了! 所有的渴念，等待，所有的梦幻中的对话全部戛然而止，像一个猛刹车。
然而我看到你的照片——最后的……
1973年5月，我编造了一个借口，请假到上海去看巴金先生。瑞珏和小林到车站接我，我们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拥挤的小饭店里随便吃了碗汤面，互相交谈了那些年大家的情况，当着小林的面，她的“小娘娘”和我都没敢提到她妈妈在还不到一年前的去世。然后我们坐公共汽车到高安路下车，三人默默地走到我原先那样熟悉的大门前，九姐出来迎接我，那时巴金先生还未被“解放”，不过比以前有了稍多一些的行动自由。九姐说他亲自到菜场找老母鸡去了，为了接待我这个多年不见的“远客”。
巴金先生已是满头白发了，那时他还不到七十岁! 我们似乎都在强忍着几次想溢出的泪水，却专门谈些在农场或干校劳动时如何苦中作乐的话题。他时不时地摘下眼镜，擦着眼角溢出的水滴，说是眼睛不好，牙齿也不行了，却又不停地反复说：“我还好! 我还好! 没有像老舍那样挨打，北京搞得厉害，这里还好! 还好!”我们一直在楼下前厅里聊天，楼上的房间还贴着封条，我们谈话的内容也有相当一部分贴着无形的封条。我总在看着十来年没见过的小林，她的神态、体型以至声调无一不像妈妈，但我们谁也没提到你。巴金先生提醒我说：“你来是作为李瑞珏的朋友，是来看她的。你住在这里，不要去看罗荪，不方便，免得有误会。他们叫他挖防空洞，很苦。我——我还好，反正是学习。”我说：“我懂! 不过要是没有他的信，我还不知道怎么找到你，我怕你们都搬走了。”他说：“没搬。有一阵他们叫我们在楼上，后来他们又叫我们住在楼下，把楼上全封了，没什么，就是那些书……”我说：“明天我去看看陶肃琼行吗?”他又说：“他们两家离得很近，你不要去看罗荪，免得闲话，说我跟他……”九姐打岔说：“四哥锻炼得能干了，他在花园里自己种了些蚕豆，你来了，我们正好请你吃新鲜蚕豆。”
第二天，巴金先生、九姐和我三人在厨房里剥着蚕豆，还细细地去掉蚕豆嫩皮上的一个个“眉毛”，我笑着回忆在昆明大轰炸时在郊外野地里摘蚕豆充饥的事，我们说说笑笑，其实心里都在想着为什么单单少了个你!
晚上，我睡在九姐同瑞珏的房间里，夜深人静，瑞珏详尽地讲述了这几年你们家的遭遇，她谈到你的病怎样被发现、耽误，和你作手术前后的情景。九姐打开靠墙的箱子，取出了一叠照片……
你躺着，紧闭着你那双美丽的大眼睛! 我多想叫你一声：“你为什么不睁开眼，你的老朋友又到你家来作客了!”而你却直直地躺着，像电影《哈姆雷特》中淹死的奥菲利娅，你的黑黑的头发全部梳向头顶，拢在一起，铺平在停尸床的上端，仿佛也是水淋淋的。你的表情却是陷在恬静的睡眠之中，全然不顾那站在你身旁，穿着不平整的白衬衫的，你那满面哀戚的“巴先生”!我从来没见过他会显得那样痛苦的神色，他似乎还在极力控制自己，但又那样依依不舍地盯着你，好像在呼唤你醒来。他还在受“审查”，还在背着那沉重的十字架——写过十四卷“邪书”的“黑老K”! ——正在泥泞的道路上踽踽前进，他多么需要你偎依着他同行!
小林坐在殡仪馆中那间不算大的厅里的一个角落里，她哀哀地哭着，叫着“姆妈!”长辈们都在抚慰着。九姐告诉我，由于你已经被耽误了，做了切腹手术后，发现癌早已扩散，人是更禁不起了，最后也只能带着没有愈合的伤口，包包扎扎，穿着与原来的体型不适合的肥大的一套服装入殓。妈妈最后竟是这样地躺着，孩子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小棠那时还躺在医院的肝炎病房里，他奇怪妈妈怎么还不去看他，再亲昵地叫着：“我的小棠棠”呢!
这些照片都被九姑妈锁在箱子里，并不打算让他见到，孩子由于插队在安徽农村，包袱背得够重的了，他已失去了他从小嬉闹的性格，而变得沉默寡言。
这天夜里我不能安眠，我在想着你在最后的六年中所受的折磨和侮辱。你扫街，站在你的“巴先生”身边“陪斗”，你默默地看着那些歪曲事实、文字拙劣的大字报，用身子挡住巴金先生，自己的脸上却挨带铜头的皮带狠狠地抽了一下……我可怜的朋友，难道我们年轻时向往的生活竟是这样冷酷无情的么：好像有只手在我眼前一张张缓慢地翻着你的照片。第一张是你穿着工装裤俯身在草地上，这是在上海一个有名的公园里。你支起胳膊，一副全然顽皮的样子，脸上一对酒涡，还是我们那个时代中学生的打扮，额前梳着刘海，头发盖住耳朵，头上还有一只蝴蝶结。可能那时你还在上海爱国女中，在社联的领导下投身于中学生的抗日运动。我听说你与陶肃琼，作为巴金先生与靳以先生的读者，曾邀请他们到你们的学校去讲话。这张照片究竟在哪年照的，我记不得了，只记得这是你的得意之照，因为在你身后远远的草地上，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在那里假寐，他的脸上用他的呢帽遮着阳光，这就是你的巴先生。
第二张——我们穿着长长的夹袍，外面都加了一件短短的毛线马甲。你穿了我的，我穿了你的，只是为了跟袍子的颜色调和，也为了“好玩”。那天你要我一同去看住在昆明的几个人，是巴金先生的朋友，我已完全忘了他们是谁，也记不得哪位是主人，只记得那里有个大花园。我们站在花园里的假山上照了好几张照片，这大概是1939年的秋天，一个下午，到处繁花似锦，我们已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了。
第三张进入40年代，你穿着矮领子的花布旗袍，梳两根短辫，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清澈纯真，还有你那常被我们赞美的酒涡嵌在散发着青春光彩的面庞上，这是你最喜欢的半身照。那是你的黄金时代。学业、友谊、爱情都在丰收。你住在钱局街金鸡巷四号，和树藏、北汜、王文涛、施载瑄(萧荻)租了楼上一排房子，连堂屋一共三间，外边是走廊，走廊一边有小楼梯直达楼下。那时联大同学由于宿舍里太挤，几十人住在一间大屋子，仅仅几盏油灯;图书馆里座位也不够，所以没条件租房的常坐茶馆;能够凑几个要好的同学合租几间民房是运气更好的人。在你们几个人的“公寓”里，几乎每晚都有同学夹着书本匆匆而来，热闹得很! 汪曾祺、巫宁坤、杜运燮……都是常去的冬青文艺社好友。你们互相起外号，你最兴致勃勃，唤刘北汜为“礼拜四”，称杜运燮为“都都”，叫施载瑄为“小弟”(这是由于他演了《阿Q正传》中的小D，以后他干脆用了“萧荻”的笔名了!”)。他们叫你“小三子”，因为上面还有树藏和另一个外号叫“毛儿妈”的女同学。这也就是你后来先用“萧姗子”，后来干脆用“萧珊”为笔名的来历。这时你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着，专心致志地读着，喜欢发议论，也还写诗，但又学会买菜、烧饭、缝纫、打毛线，一切都喜欢细心研究，对什么都感兴趣。那天我抱着生下才一百天的女儿，从昆明乡下岗头村下山走了几里路，没有条件坐车，只能同赵两人轮流抱着孩子走着，好不容易到了金鸡巷，上了那晃晃悠悠的小楼梯，进了你们的家，才把孩子放在树藏的床上，然后坐下来。
树藏俯身端详着孩子的相当可爱的小脸，几乎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知道她在想着什么，因为她曾被人那样虚伪地欺骗过。这时你却迫不及待地展示了你亲手缝制的布旗袍，还在娇声嚷嚷着：“你能想像么? 我做的! 我自家做的!”
抗战后，过了一段不算短的岁月，你终于带着你的小婴儿回上海了，你回到抚育你长大的城市，而且孩子的爸爸就是你最崇拜的“巴先生”，你仍然习惯这样叫他，有时也叫他李先生，当着人，你从来没有直呼其名，而他也总是叫你“陈蕴珍”。多了一个孩子，日子过得不容易，孩子的小名叫“小烦”，也许是她给你这年轻的妈妈添了一点烦琐的杂事，但更多的却是欢乐。无论如何，生活过得是不容易的，你们这个家一直是靠巴金先生的稿费为生，你们不想发“国难财”，也不可能加入“劫收大员”的世界，你们的财富只有书，发黄的土纸制成的书! 发行金圆券的时代，物价更飞涨了，不止是一天一个价，而是上午和下午，分秒必争! 一拿到稿费，你和朋友便坐着三轮车“抢购”生活上的必需品。三口之家，还要时常给亲友们一些援助，你们的负担是重的。巴金每天开夜车写作，这原是他十年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喜欢在文章中写道：“日也写，夜也写……”如今生活上是热闹起来了，在上海的朋友们常来闲谈，喜欢议论国家大事，嬉笑怒骂之余就逗弄孩子，帮忙搞这样那样。你喜欢这样苦中作乐的生活。可能是在小林、也就是小烦三岁生日那天，你们在照相馆拍了家庭照。我收到的是你们母女二人的半身照。小林头上系两只缎结，穿着毛大衣，睁大着眼睛好奇地注视着前面;你也是盛装，穿着垫肩的大衣，头上还别着一把西班牙的大月牙梳，你的眼睛眯缝着，却闪着顽皮而又强忍的笑意。看样子，你这个年轻的母亲是满足的。
第五张，是50年代了，1956年夏，我们都已是三十几岁的人。你开始发胖，我开玩笑说你仿佛又长高了。我正在准备去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教现代中国文学。我带着三个孩子到你家玩了几次。我们也曾在前面的庭院里照过相;我们俩带着我三个孩子，巴金先生微笑地站在旁边。这时你们已经搬到武康路了，你们喜欢这个幽静的住宅，虽然它并没有暖气设备。你喜欢那里，特别是因为楼下大厅外的凉台下面有一大片草坪。我们坐在凉台的藤椅上，你指着草坪对我说：“我想在那头竖一个架子，装一个白色的长吊椅，配上垫子，再放几只漂亮的靠垫。”我忍不住笑起来，因为我想起一个美国电影。你出神地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和巴先生可以坐在吊椅上看书，摇呀，摇呀……”我大笑，我说：“跟电影一样! 不过我可从小不喜欢打秋千，我觉得晕!”那时我觉得我们都喜欢用自己的生活趣味装饰自己的家，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虽然我始终不喜欢你所向往的那木制的吊椅或树下拴一个绳编的吊床!
到了60年代，三年灾害之后，你曾寄给我一张穿着黑色旗袍的小照片，是在家里照的。可能是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你斜站着，抱着双臂，在凝视着什么，还是要想着什么。这时你也有四十岁了，正是中年的边缘上，显得深沉、含蓄、成熟，似乎已经很懂得人生了。那时我拿着照片，对女儿说：“陈阿姨这一生是幸福的!”
你是幸福的，如果没有十年浩劫!
这该是你最后一次“陪斗”了，你疲惫不堪，默默地回到家里。那原本是笑语喧天的大厅，如今却是冷清清的卧房了，二楼和三楼已经被封。到处是封条，把巴金先生珍藏了几十年的书全封在房间里了。
你们日日夜夜惦记着你们所有的杳无音讯的朋友们，也惦记着那些封久了会发黄发霉的书! 九姐告诉我，那天你回到家里，一个人在黑暗里坐着，一声不响，很久很久。那难以忍受的吼叫、羞辱、詈骂，与嘲弄……你这一生何尝受过这些! 萧珊，这时你独自坐着，没有哭，也没有叹息，你在想着什么呢? ——
你在怀念你的过去么? 是巴金的作品鼓舞了你而写信给你心目中的“英雄”，后来你们一起像朋友一样地在大后方——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重庆……度过了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了各种各样的旅行滋味。在敌机到处滥炸时，城门上悬挂的一只两只红色灯笼驱使你们随着人流走到城外“跑警报”，当然你们说这不过是强迫游山逛水，而且从来不忘记带书。你还有胃口么? 在昆明联大那破破烂烂的大饭堂里，一天三次站着狼吞虎咽地吃那吃不饱的饭;在大西门昏黄而又烟雾弥漫的茶馆里冲碗盖碗茶，啃着热热的才从吊炉烤出的麦饼;或是吃碗“焖鸡米线”，到羊肉馆来碗烫烫的“口条”;到了重庆，又常常在晚上与朋友钻进小酒店来一碗辣辣的“红油抄手”，打打牙祭……
你在怀念你的过去么? 在昆明一个饭馆里，在一个只有五个人的小宴中我才懂得你们等于订个婚;在贵阳花溪的清苦的“蜜月”;在重庆第一次以“巴太太”的姿态出现在老朋友面前;在成都的待产……你好奇又不安，你的婴儿取名叫李国烦，又叫她“小林”，为了纪念1945年11月22日在上海悄然逝世的三哥。然后你回到上海，在霞飞坊的里弄房子里住，那么些年，你系着围裙，忙吃忙穿，抱着孩子参加朋友们的高谈阔论，也在哇啦哇啦地嚷着：“天快亮啦!”
是的，天快亮了! 萧珊，金鸡巷的小三子! 是你爱国女中的学生，你懂得热爱我们的祖国!你甘愿抛弃在上海的舒适生活，却到内地去过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艰苦日子，那时你才不过是十九岁! 你穿着巴先生给你买的黑皮革短大衣，目光四射地、充满好奇地接受生活给你带来的种种考验。在联大你注定不打算当个学者，你兴趣广泛。那时“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说法我们都是没法接受的。你喜欢接近各种各样的人，当然，你接近了“群社”，你们也有“冬青文艺社”的活动。1940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永远忘不了你也参加了那次有名的火把游行。你举着火把，好像同行的有树藏、北汜、王文涛等等。我并没有参加，那些天我陷在另一种纠葛中，很难拔出。这天晚上我在临街的一家大饭店的楼上听到你们的口号声。我跑到窗子前，打开一扇，正好看到穿着长袍的闻一多老师气宇轩昂地走在队伍的前面。在队伍中间，你举着火把，挺着胸，非常严肃又自信地迈着你特有的步伐向前走着。大街两边的行人被你们的游行吸引住了，他们停下脚步，纷纷掏出纸币，我们的人民是爱国的! 一刹那，几乎所有楼上的窗子里都飞下来大大小小的纸币，几乎所有的人都跟着喊口号，一切为了坚决抗日，枪口对外，我为你感到骄傲，你确实像一只美丽的火鸟翘着首向前走着。我知道你在想像你的巴先生也走在你的身旁，等游行结束后，你当然又要开夜车写长信向他描述今晚的一切的!
毕竟你是天真的，虽然也从天真走向成熟，这过程是漫长的。我还记得在你结婚之后我们一共有过三次的长夜谈：
第一次是在1944年初夏，在重庆城里那个摇摇欲坠的小木楼上，这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重庆办事处。你们才从贵阳到这里不久，我们叫你“新娘子”。那天由于我和赵进城去看你们，赵睡在田一文兄那边，我就睡在你们楼的小小“卧房”。巴金先生基本没睡，他一直在楼梯下的小屋子里写他的书。那天夜里，我穿着你的土布睡衣，两人在一只小床上对坐，手抱着膝盖，开始我们的“密谈”，直到天亮。第二天清早一下楼，巴金先生就在哈哈笑着，他说：“我写到半夜，还听见你们俩在说话。”的确我们什么都聊，如今这些只能属于我们自己的“悄悄话”都很难复述了。我们早已吹熄了灯，就在那透过小窗洒进来的月光下，我们这两个才二十四五的“小女人”，互相吐露着各自的幻想。只记得你说：“我也得生小孩吗? 我可不愿像你似的，这么年轻就拖个孩子，那太可怕了!”又说：“有小孩多烦呀，真烦死了!”然后我们抱怨这个战争太长了，你忽然说：“你不觉得我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在战争中度过了么?”这句话我永远记得很清楚，直到十年浩劫后，我常常想起，又不禁愤慨我们一生中最好的中年，可以做出不少贡献的中年就那样白白度过了!
那天早上，我们还有田一文兄，一起吃着稀饭就辣豆腐乳，巴金先生还特意去买了几只咸鸭蛋，哪知切开全是臭的! 于是你笑个没完没了，哇啦哇啦地大叫：“巴先生好笨啊! 买了臭鸭蛋招待老朋友!”嚷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巴金却笑嘻嘻地说：“陈蕴珍倒会说现成话，夜里你们不睡，早上不起，还不是靠我给你们弄早饭!”
过了十年，50年代了，南京文艺界去上海参观苏联社会主义成就的展览。最后一天自由活动，我离开了我们团体所住的国际饭店，一人到淮海坊(霞飞坊)。巴金先生那时不在上海，晚上你们的至亲好友们在锦江饭店一个房间里举行小小的家宴，好像是给老太太做整寿。靳以当然也在。饭后靳以叫我随他去他家谈谈。那天晚上，他给我讲了当时文艺界的种种情况，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叫我平时讲话注意些，他说我和你都一样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严肃地提醒我，说你们这样说惯了是不行的，要闯祸的。他也要我提醒你。他的话使我吃惊，起码我得承认我是个没改造好的头脑简单的人。我以为我一下子竟比你懂得多了，回到淮海坊，我们又开始了一次长夜谈，但这次却是以争执不休、谁也没有说服谁而结束的。我们都是自信而任性，你善良而天真，我呢，到了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以至后来的这个那个，我才懂得那时我并没有比你多懂得点什么! 当然到了1956年春天，我们早已在信上恢复了我们的纸上谈心，直到1957年我们也是互相牵记，总担心老朋友可别“祸从口出”，有几个月我没写信，你害怕了，你问巴先生：“她会不会也被打成右派了!”巴先生大笑说：“鸣放时她在莱比锡，她也没有鸣放!”这些话成了当时一个笑谈，但黄裳兄以及别的朋友的遭遇却使你震动，你给我一信，最后的一行：“让我们互相勉励、努力改造、共同前进吧!”
最后一次长夜谈又相隔好几年了，已进入60年代。1960年春节期间，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我在前一年由于所写的两篇儿童文学出了问题，当时批判会议的纪录全发表在《雨花》杂志上，有些同志的话，甚至有时纪录都是适应当时需要的。我的心情不好，靳以在这年11月突然弃世，由于一次次批判会，我竟无法赴沪向他的遗体告别，只能打个电报请你代送花圈。但到了1960年2月，我还是来了，也还是住在你家，这时却在武康路了。这天夜晚你在二楼大书房里备了一盆烧得旺旺的炭火，我们三人谈到半夜。这次主要是巴金先生很仔细地听我谈开批判会的情况，你也专注地听着，总是插话：“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怎么搞的?”那突如其来的一次次批判的确使我惶惑不安! 我第一次听到人家用“配合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这样的语句来形容我，但这时我的老朋友却给了我强大的精神支持。巴金告诉我，靳以在医院里听说我受批判，很不放心，要巴金关心我。的确当时我们都不大明白，然而那天夜里你们的安慰和勉励却使我支撑下来，很快地又恢复了自信与乐观。
萧珊，你坐在黑暗中想些什么? 你会不会还在怀念你同我，同树藏，同所有的杳无音信的老朋友们的各种“神聊”? 难道你没有像我一样，在那时候，在一天的重劳动之后，还会在梦境中和故人在嘉陵江畔的茶馆里摆龙门阵么? 你是不是怅惘地想着你曾经给你所有的朋友们那么多关切、鼓励和生活上的援助，这时候你在落难之中，怎么竟没有一个人走近，也没有一封信寄来?! 你第一次发现你原来如何孤独，可怕的孤独! 你默默地扫着大门外的街道，偶尔在淮海路上购物，遇见熟人却低下头，羞于打招呼，也不敢打招呼。所有的老朋友都像穿上隐身衣似的全消失了! 你一生没有抛弃过朋友，怎么会到了这时候却像是从来没有过一个朋友一样?!
你会不会想到你和巴金就这样苦苦地熬着，每天提心吊胆，不知一小时后又将遇到什么，每天觉得日子难过，可还得等着，等待什么呢? 等待“问题”解决? 可是，究竟有什么问题呢?你安慰你的巴先生，用当时流行的语言说：“坚持下来就是胜利!”可你偷偷地哭，因为你实在受不了，你越来越觉得你等不到那天了! 什么时候才能“交代清楚”? 究竟犯了什么罪? “Waitand hope!”等待什么? 希望什么，这个世界真的是天翻地覆了么，为什么一切都被否定了?!
你不会不感到愤怒的，这强忍的愤怒什么时候能像火山一样喷射一下也好。但你并不想反抗，当你为了挡住巴先生而挨了带铜头的皮带抽在你的脸上时，你才懂得到那时早没有了法律，“派出所”也无能为力了! 萧珊，你有没有回忆过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昆明大西门外的那一次大胆的夜行? ……
你、树藏和我三个人在沈从文先生的家里度过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这是在昆明大西门内的北门街。时间大概是1939年年底，那时我们联大的女生宿舍还在城外农校的一个小楼里。这天可能是除夕，我们在昏黄的煤油灯和红烛的光影摇曳下聊个没完，听着沈先生浓重的湖南口音的笑谈，谈林徽音，谈诗和散文，谈我们这些少女应该怎样珍惜这读书的好时光……我们吃了又谈，谈了又吃，完全忘记我们该赶夜路了，忽然发现已是午夜，这才恋恋不舍地站起来。三姐怎么也不让我们走，怕路上遇见“强盗”。我们却嘻嘻哈哈地满不在乎，我们说：“我们是三个人哩! 三个人足可以打一个坏人!”沈先生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啊哈，三个勇敢的少女!”树藏摇摇手中的甘蔗：“瞧，我们有这个!”沈先生大笑，三姐不停地说：“不行! 不行!”最后他们还是只好端起油灯，送我们走出大门。分手时，三姐还在说：“随便住一夜吧，我们实在不放心哩!”但我们这三个无所畏惧的少女就这样每人挥着一根两三尺长的甘蔗，嘻嘻哈哈地快步向城门走去了。
那时昆明郊外的公路上真是一片漆黑! 没有路灯，也看不见一个人影，偶尔有脚步声走近，我们也有点心跳，赶快用手中的“明子”(点着的火把)晃一晃，也是为了壮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种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这以后的好几年，我都很习惯在昆明或重庆的郊区走夜路了，不管路面是如何崎岖不平! 那天夜里，你有点胆怯，紧紧地挽着我，好像我们都在心跳个不停，只有树藏大大咧咧，确实不大在乎。走了一会，她建议我们开始吃甘蔗，于是路上添了我们的撕啃甘蔗皮的声音。我们嚼着吐着，树藏不停地发出“呸! 呸!”的声音，我们大笑，听见后面有脚步声传来，其实往往不过是联大的男同学走过我们，也在赶路，可我们总不免有点胆怯。你忽然说：“要是树底下忽然跳出个人来怎么办?”树藏一边啃着甘蔗，一边满不在乎地说：“打! 用甘蔗打!”我们当时想像的坏人无非是美国电影中的蒙面大盗的形象! 后来我们终于看见远远的女生宿舍的微弱灯光了，显然大家都松弛了，忽然高声唱起抗日歌曲，忘了疲乏。步子也更快了。当然在我们临近宿舍的大门时，甘蔗也只剩下最后一口!
这是我们三个人唯一的一次一起夜行，没有多久，我们各自走进不同的命运，三十多年后你躺在殡仪馆的停尸床上，紧闭着双眼;而树藏却被迫害成了“活着的死人”，睁大着充满愤慨与疑问的眼睛，不认识任何老朋友了，直到1981年2月才永远阖上了双眼，那准备用甘蔗打坏人的天真少女，早已是十分遥远的梦境了!
而我却不停地思念着你，梦见我又到你家作客，早上两人对坐吃汤年糕;梦见你到南京来作我的客人，因为到南京玩玩原是你的夙愿。我梦见我们一起逛中山陵，拾级而上，又穿过幽静的小径走进廖仲凯与何香凝的墓园，这个梦的根源可能出自50年代的一天，我曾同你和巴金走进一个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安静的墓园!
你是个好主妇，虽然你不喜欢用“贤惠”这个词汇来形容你，其实我亲眼看见你一心一意地想把你们的家布置得十分舒适而并不追求华丽。50年代你为巴金定制大大的方枕头，你说：“巴先生喜欢大枕头，他可以靠在床上看书，这就舒服多了。”朋友们常常当面笑你娇滴滴的声音和孩子脾气，可是他们都知道你是多么会照顾你的巴先生，而且你总是很听话的，你总是怕你落后了，于是坚持了俄语学习，这我一直是佩服你的，因为我怎么也学不下去。靳以叫你买件“列宁装”穿上，你穿上了，认为自己竟像个女干部了! 你翻译了普希金与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你的译笔是那样地清丽流畅，朋友们常说读你的译作是一种享受，可是你为了“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却心甘情愿地当了无名的编辑，兴致勃勃地到处组稿，看稿也看到夜深，白天还在想着那堆稿件，然后又争取下去体验生活，到基层采访……那些年你从未想到该拿几级工资，只想到自己该多做一些对读者有用的事! 你怎么可能想到有一天竟会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给你加上巴金打入作协的“坐探”这样恶毒的头衔呢!
十三年了! 你所有的老朋友都在怀念你! 我们每次在北京或上海相聚的时候，总不可避免地谈起你。沈先生和三姐总是惋惜地叹着：“这样一个活泼的人，怎么会走得比我们都早?”你的老朋友“礼拜四”和“都都”诗人总是说，如果你活到现在，你又会开心起来，而且爱怎么穿就怎么穿，谁也不能再把你的爱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好习惯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了! 在上海我们这些老朋友若是晚间在你们家同聚，就总觉得你当然还是跟我们在一起，坐在我们旁边，睁着你美丽的大眼睛望望这个，望望那个。你不会走开的，小三子! 在上海你的家里，在巴先生的面前，我们尽量不提到你，我却仿佛看到你静静地坐在一只空着的沙发上，跟我们一起聊天，吃晚饭，夸奖着九姐炒的“鱼香肉丝”，跟辛笛兄没完没了地开着玩笑，然后看电视，不停地发议论，等我们走后，你陪着你的巴先生，替他拿起手杖，慢慢地扶他上楼，回到你们的卧房……
今年，在你的“十三年祭”时，我竟第一次那样焦急地在梦里寻找你，却没有见到。我梦见瑞珏呼唤着“四嫂”，我也叫着你的名字，却有一个被白帽和大口罩遮得脸上只有一双眼睛的白衣人走过来。他一声不响地打开一扇房门，低声说：“她在这里!”我大吃一惊，因为屋里什么都没有，地上只有一堆骨灰! 很大很大的一堆! 这个人递给我一把大铲，他说：“随便铲吧，准能分清都是谁的! 那些年你们这种人死得太多了!”我惊恐地醒来，一片漆黑! 为了这残酷的梦，我流下了泪，为了所有的默默消逝的故人! 我知道这是关于你的最后一个梦了，我第一次在梦里看到了骨灰!
但你还算是幸运的。萧珊，你的骨灰并没有掺和在那一堆里面，也没有任凭别人把你的骨灰盒和许许多多的骨灰盒摆在一起放在尘封的一排排架子上。你更没有遭受你那没见过面的“三哥”(你称他为“大李先生”)的命运，他的墓早已被铲平，那一片墓园早已成为一片菜地! 他的墓上刻着：“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的那块大理石制的打开书页的大书也早已被砸碎了! 你却还在武康路你自己的家里，在楼上陪伴你的“巴先生”，书桌上你在五十岁的照片上深情地凝视着他埋头写他的“随想录”，虽然你的笑容却是我从未见过的极其凄凉的笑容!
小小的骨灰盒封不住你对巴先生的爱，是你的爱使他撑持下来，现在他还在用他的笔倾注出他对全世界人类的爱，他坚定的信念和他闪光的理想，以及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的憎恨! 也是巴金先生对你的爱给予你温暖，使你安息，也使你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永不消逝! 这个爱是三十年同甘共苦的夫妻之爱，是经受风风雨雨的爱，这个爱是永恒的!

1985年12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