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节选)》(原文全文)

大悲大喜的1976年长存在中国的历史上，也长存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里。
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运动可说是1976年这出威武雄壮的话剧的一个高潮，也是转换的关节。北京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目睹或参与这一伟大事件，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命运，都同这个事件的命运联结了起来。尽管它是以千百人的流血和被监禁作为悲剧结局的，但它确确实实又是当今中国一场历史性伟剧的真正的开端。
当我们今天和读者一起来回顾这一段难忘的岁月时，我们却必须先上溯到上一个秋天。这同样也是一个难忘的秋天……

一 一颗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

这是北京城内北海西岸旁边的一座并不引入注目的灰色楼房。1975年的秋天，悄悄地然而是过早地来到它的身边。里面住着谁? 谁是它的主人? 那时只有极少的人才知道。
9月7日中午，温煦的阳光照射着这座简朴的住所。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它的门前。来访者是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维尔德茨。他是前来看望周恩来总理的，也是周总理一生中会见的难以数计的外国朋友中最后的一个。
原来，周总理自病重以后，一直移居在这里。这儿临时作了他的医院，又是他工作和会客的地方。
会见的时间不长，因为总理的健康状况已不许可他长时间接待客人。他的清癯的脸上，老年斑已越来越明显。他的体重，已由几年前的一百三十斤下降到八九十斤。似乎还是在昨天，总理还是个永不疲倦的人，今天，谁能想到，他连散步4分钟的力气都没有了。仅仅是一个月前，他还能去北海的柳荫下走一走，到仿膳斋坐一坐。现在，他需要更多的休息，人民希望他更多地休息。全中国九亿人口当中，无疑，他是最有权利、最需要休息的人啊!
可是，为了革命从来是奋不顾身的周总理，打破了原先安排的只是合影留念和简单交谈几句的接待计划，仍然请罗马尼亚同志到会客室坐。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这是周总理的第一句话。在座的人一阵心酸，但总理的神色是那么坦然。
接着，总理从齐奥塞斯库起，一个一个问候了罗马尼亚的老朋友。他说：
“请你告诉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具有55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他还说到：“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在旁陪同的一位负责同志插话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
维尔德茨同志刚走，趁着总理还没有离开会客室走回他的卧室，趁着摄影记者还在，一部分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炊事员和医生，要求和总理一起照像。因为尽管大家不忍心多占他一分一秒的时间，可大家的心里都明白，这样的机会，至少是不多了，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在照相结束的时候，总理说了一句话：“希望你们以后别在我脸上打叉。”
总理的声音依然是十分平静的。但工作人员们听了都十分震惊。他说这样的话，含意是什么呢? 他是从来不谈自己的，不论在怎样险恶的境遇里，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也不论在怎样剧烈的病痛中，特别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
几天之后，总理要进行一次大的手术。手术之前，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去看望他。他们挨个儿走到总理床前，同总理握手。王洪文刚从上海回来不久，夏季的风刮得他惊魂未定，但他仍然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张春桥则蜗居了多时，阴沉的脸上隐藏着让人看不见的冷笑。来到总理面前时，这两个人都做出很虔诚的样子。总理犀利的目光盯在他们脸上，缓缓地说：“你们要好好帮助小平同志工作。”
10月，总理又要进行一次大手术。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又来看望他，有邓小平、叶剑英、汪东兴，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总理躺在手术车上，穿着白大褂的护士轻轻推着车，经过走廊。邓小平同志靠近手术车，总理握住小平同志伸过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他的声音不大，却很清晰，推车的医生，一旁的张春桥，都听得十分真切。或许邓小平同志的耳朵有点背，没有听清这句话，转过脸用他的四川话问别人：’总理说的什么?”张春桥像通常那样绷着脸，淡淡地应道：“他说，要我们好好帮助你工作。”
10月的这次手术之后，周总理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为了让总理安静地休息，除了邓大姐几乎天天来看望，陪坐在总理身边之外，没有什么客人来。10月，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急剧转折的一个月。7、8、9三个月来，在人民中间兴奋地传播着的事情，一概被说话成了“政治谣言。”“批《水浒》”似乎在升级，迟群又是电报、又是长途电话追到昔阳，急催“梁效”的一班人马火速赶回北京。迟群向他们大发雷霆：“阶级斗争那么紧张，你们还游山玩水?”11月底，提前广播了《红旗》第十二期上梁效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它像一盆冷水突然浇到人们头上，才舒展了几个月的眉头又凝结起来。风向要转了，又要反“右”了。明眼人一下子看出来，梁效的炮口所向决不是一个周荣鑫，更不是清华的刘冰，它是在瞄准邓小平，瞄准周总理。
周总理静静地躺在病榻上。窗外发生的一切，他是知道的。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说，对斗争经历如此丰富的革命家周总理来说，窗外传来的每一个新的口号，每一个新的用词，都是逃不过的他的耳朵的。10月之前，总理支撑着，还可以自己看报。10月中旬之后，他只能依靠医务人员读报了。开始，他有时还说一声“停”，让换一篇文章读，后来，连说一个“停”字的力气都没有了。医务人员慢慢只给总理读一些标题。总理一向是严守纪律的模范，该在什么范围讲的，决不在这个范围之外讲，包括对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是如此。听了读报，总理能作什么表示呢? 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叹着气，摇着头。显然，总理的心里是明白的。当时王、张、江、姚一伙，对总理严加封锁;邓小平副总理以及总理的其他一些老战友们，正面临着越来越猖狂的诬陷和攻击，不忍心让总理再为他们分担忧虑;至于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眼见总理生命垂危，自然更不能把外边听来的情况告诉他。
12月6日，医生为总理进行了最后一次手术，想竭尽全力延长他宝贵的生命。中旬以后，总理已不能进食，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扩散，剧痛常常使得他晕过去。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总理醒来时，依然时时叹气。床边，只有邓大姐静静地坐着。此时，这一对半个多世纪患难与共的战友与夫妻，已经相对无言，因为总理已经不能说话了。叶剑英同志一天早晚两个电话打到医院里来，询问总理的病情：吃得怎样?睡得怎样? 有没有大便? ……即使叶帅到海南岛期间，仍然一天两个电话打到这北海岸边来。
1976年的元旦在一种沉郁的气氛中来临。《人民日报》冠冕堂皇地用毛主席的两句诗作为社论的题目：《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但登攀什么? “蓬间雀”指的又是谁? 人们关在家里，亲人之间，知心朋友之间，喝着闷酒，提着疑问：
“选一部分中学生直接上大学，是总理在主席面前提的，这怎么也批了?”
“陆定一当年是拿了家里的钱资助革命，这怎么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了? 照此逻辑，恩格斯办过商业事务所，从那里不断寄钱支援马克思，那恩格斯也是阶级异己分子了!”
稍有良心的人们，从正面、反面，或单刀直入，或旁敲侧击，谈着历史，说着怪话，发着牢骚。好在这一个元旦的供应倒还可以，有东西可吃。笔者见过的南京市的一个业余文艺作者，那时正举行婚礼。他采购了显然是过量的糖果点心，大声地招呼着他的客人们：“大家快吃吧! 要是邓小平下台了，就没得吃了!”
总不完全是乌云遮天吧? 总还有一线阳光吧? 人们这样祈望着。总理的病经过治疗，总会好的，全国有的是名医。有朝一日，总理又会见报，他会给我们说话的……
同人们的希望相反，无可挽回的事实给了一个民族劈头盖脑的一击。
1月8日上午9时57分，昼夜不停的心电图示波器上的波纹，变成了一条水平的线，一颗为人民劳累了七十八年的伟大的心脏永远休息了。
政治局的成员们赶来了。邓小平默默地肃立在总理的床前，一句话都没有说。江青进来，看都不看总理一眼，在病房里转了一圈，尖着着嗓子喊：“小超呢?”“小超”是周总理对邓颖超同志的称呼。医务人员听到江青的叫唤，心中暗骂：“你有什么资格喊小超?”
最初的哀乐和讣告，是9日零时广播的。中国大多数的人，从天亮时的新闻节目中听到了这一噩耗。人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总理那种过人的精力，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姿态，不就在眼前吗! 新华社搞错了吧? 广播电台搞错了吧! 不少人打电话去问。工人、干部、售货员、学生……照例冒着-10℃的寒冷，挤上公共汽车去上班、上学。车上，往日常有嘈杂声忽然消失了，仿佛一夜之间，人们的道德水准、文明水准都提高了。相识不相识，都默默地相让着。广播员沉痛的声音和哀乐，不停地传到车里来，捶击着人们的心。看来，消息是真的了! 渐渐地，大滴大滴的泪，从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的眼眶里涌出来。妇女们抽泣着。
整个中国在哀乐中震颤! 整个世界在哀乐中震颤!
总理的遗体，被移至北京医院后院一间普通的停尸房里。大约不足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前面没有过道，一扇门直通户外。总理遗体停放在屋子中间，四周放着塑料盆花。紧贴四壁放着几层花圈。除了站立几个守灵人员外，所剩下的空间就足够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小圈了。门外可以用来停车的空地，不过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一条窄窄的柏油路，从这里绕到东单公园西侧的马路。
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数，由原定的六万减至四万。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的天数，由原定的三天减至两天。
北京医院的围墙外，从东单到东交民巷，从凌晨到深夜，聚满了人群。哭声和要求最后见一见总理的喊声传到院内来。北京医院整个住院部的窗帘都不许打开，说是不让病员受这样的刺激。有的重病人因过度伤感突然病情恶化了。
1月9日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花圈。花圈越来越多，几天之后，碑座上已经拥挤不下，放到了广场上。南边的松墙上，缀满了一朵朵小白花。成千成万的人，无论是集体前来，或是独自前来，都面对纪念碑脱帽默哀，宣誓之声，哀恸之音，彻夜不绝。
隆冬的气流冷得像已经冻结。在这冻结的气流之中，渐渐响起了国际悲歌。无数粗大的嗓子、稚嫩的嗓子、暗哑的嗓子、嘹亮的嗓子唱着，此伏彼起，一阵接一阵，一片接一片。
不相识的人，自动加入了集体的合唱。不相识的人，在这严寒笼罩的广场上，可以凭着国际歌声找到自己无数的知音。
1月11日下午，天空像人们的心情一样阴沉得不见一丝阳光。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首都百万人伫立在长安街两侧，扶老携幼，想最后看一眼自己的总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的如此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队伍。世界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隆重、如此悲壮的葬礼。当晚，石景山的工人和八宝山附近公社的社员，蜂拥到火化处，不让火化总理的遗体，争执持续到深夜。最后只好由邓大姐出面做工作。无数的电报和书信寄到中央，要求保存总理的遗体。人民对周总理感情之深，任何言辞都无法表达。更何况我们建国以来，就一个总理啊!
从1月9日到1月15日这一周，大概是有史以来中国大多数人最悲痛、也是最难熬的一周。听一遍哀乐掉一次泪，听一遍《国际歌》掉一次泪。
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追悼会不让开，灵堂不让设，黑纱不让戴，怀念总理的诗文不准发表。竟然还传达下来这样的“精神”，大意是：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总理来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要警惕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然而，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并不理会这些禁令。在北京，除了“两校”之外，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设了灵堂，群众都戴了黑纱。
至于人们的嘴，那更是封不住的。人们议论着电视屏幕上王、张、江、姚的表演，挖苦着、嘲笑着，怒骂着，抗议着。
当时，有些善良人，希望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把刚刚开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冲它个烟消云散，甚至希望对那帮人有所触动而使之不得不收敛一下。然而事实却是，王、张、江、姚一伙等不及总理的追悼会，竟于1月14日就在《人民日报》抛出了那篇关于“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臭名昭彰的报道。
此文一开头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民意，胡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人们拿起1月14日那张载有所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报纸，抗议着，撕扯着，把撕碎的报纸寄还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一天之中收到了不下三百个抗议电话。
“你是哪个单位的?”接电话的人想记下一点线索。
“我是你爷爷!”抗议的人不傻，“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自然，人们更关心的是，谁致悼词? 谁当总理? 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每家每户的老人孩子和柴米油盐。然而，议论也好，猜测也好，都不过只是心里的自由罢了。不仅如此，连这种心里的自由也正受着干预和威胁。
当时，人们的心中最大的希望是，千万不要让张春桥当总理。这个老是阴着脸的“第二副总理”，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心毒手辣的家伙。江青已经臭了，料她也争不上;王洪文和姚文元都乳臭未干。对于邓小平，人们抱有极大的好感和同情。但电台报纸天天在含沙射影地批。不用说，连周总理都在蒙冤受屈，邓小平还保得住吗?
人们在提心吊胆地等待着1月15日这一天。希望它到来，似乎更怕它到来。
这时，在河南林县第四招待所二楼一间见不着阳光的屋子里，着名诗人郭小川，正支撑着由于哭泣和连续的失眠而红肿了的眼睛，奋笔疾写着长诗《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窗外，光秃的白杨树，在寒风中索索作响。书桌的一角，是一瓶“速可眠”。烟灰缸里的烟蒂，早已塞得满满的。他的字迹因为手的颤抖而变得弯弯扭扭。他，似乎一下子到了暮年。
1月13日，他把诗稿念给正在林县插队的两个知识青年、他女儿的朋友听。使诗人感到难受的是，有许多想法不能写进去，而许多政治口号在当时情况下又不能不用，否则，连邓大姐那里也不便寄去。几天之后，他把这篇被眼泪浸湿的诗稿，分别寄给了毛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并且，他不顾别人善意的劝阻，照样寄给了邓小平同志。他收到了这样的回信：
郭小川同志：
你给邓大姐寄来的悼念总理的诗已收到。
看到你写的长诗感谢你，非常同意你考虑不发表，而且永远不要发表，留作纪念吧!
她谢谢你对她的关心和问候，问你好。
　　致以
敬礼

××(秘书)

何止是一个郭小川的诗不能发表! 悼念中国总理的诗，要从外国的报刊上找，中国自己的报刊不予登载。这是王、张、江、姚给中国人民的一个耻辱，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耻辱。然而这一切，又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悲剧中的一页，它的高潮还远在后面。

二 1月15日

干冷干冷的风夹带着沙粒，在蓝得透亮的天空中旋舞。1975年11月29日，在我国大西北的一个卫星发射场，人们狂叫着在沙漠上奔跑，兴奋得简直发了疯，因为我国第一次回收卫星成功了! 当日，叶帅打了长途电话到基地表示祝贺。但是，没有总理的电话。人们多么想把这个消息直接报告病中的总理啊!
三天之后，西北来的一列直达快车开进了北京站。到站迎接的，是当时主持七机部工作的张爱萍同志。张爱萍是来欢迎发射卫星成功的英雄们凯旋的。可十分奇怪的是，今天他竟没有说什么欢迎之类的话，脸上也没有笑容。人们和他握手时，感到他的神情不同往常。很久，他才气呼呼地冒出一句话：“我还是要说，树雄心，立壮志，把我国的空间事业搞上去!”
下车的人们无不感到诧异，脸上也顿时失去了笑容，就像被严霜打了的叶子。他们这才醒悟到，张爱萍已作为“右倾翻案风”的几大干将之一在挨整了。
七机部五○二所的科研人员瞿海良，随着人流走出了月台。他三十五岁左右，中等个子，略微显得瘦弱。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黑边的近视眼镜，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知识分子的样子。这时，他接连几天的高兴劲儿被张受萍那句直楞楞的话一下子冲得无影无踪。他跟张爱萍自然无亲无故，他只知道邓小平抓整顿以来，七机部的工作明显地上去了，科研人员有劲头了。这里面也有张爱萍的一份功劳。前不久，张爱萍还拄着棍子，带着氧气到三线去视察呢，这有什么错? 这也是右倾翻案? 卫星上天有什么不好? 卫星上天就必然红旗落地? 他觉得脑袋隐隐发胀，好像有一根什么棍子在里面撑着。
回到所里，接踵而来的消息进一步破坏了瞿海良的情绪。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疲倦。压抑的苦闷堵着他的心口，使他透不过气来。他决定去上海出差一趟。他知道上海这个地方这些年的政治空气更邪乎，他也特别讨压上海那帮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新贵”。可他这么想：换换环境，散几天心也许好些。再说也确有工作要交代。还可以顺路探望一下年老的双亲，他的家在扬子江边的一个乡村。
果然，上海给予他的，是比北京更为沉闷和压抑的空气。
刚好是1月8日之后。上海的群众挤到街头，冒着寒风排着长队买黑纱。几天之内，全市的黑纱就销售了六十万米。一样的痛苦，一样的忧虑，一样的怀念，一样的眼泪。人民的心都是一样的啊!
可上海又有许多的不一样：有的工厂的工人抬着献给周总理的花圈在街上行走，回去就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有的老工人悲痛得晕了过去，竟被领导宣称他的思想不正常;1月9日，王洪文在电话里指示小兄弟们“化悲痛为力量，首先要批邓”;1月10日，有的工厂的领导也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1月14日，有人请示全市中学“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现场会还开不开，市委某负责人批示：“照常开”……
还有这样的的怪事：上海有的人对这次卫星回收成功并不高兴。是卫星上了天，红旗就落地? 还是因为这件事为修正主义涂了脂、抹了粉? 难道连点起码的爱国心都没有了? 更奇怪的是，许多种既不署名、又不注明翻印者的“供批判用”的讲话材料，在上海从上而下广为散发，材料中涉及了大部分的副总理和许多党政军负责同志。瞿海良还不是党员，可这样做不符合党的原则，不光明正大，他却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还是回北京吧! 至少可以和亲近的人一起发泄发泄心中的闷气。
1月15日，北京是一个睛朗的日子，但温度低到-10℃，还刮着三四级北风。
五○二所的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包括当时还戴着“特务”帽子的六十多岁的一位研究员、老所长，一清早，就有的骑自行车，有的乘公共汽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外边的街上。许多人没有来得及吃早点，只带了点干粮。几天前，也就是1月9日，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献了花圈。今天，他们又来了，集合了更多的人。他们准备在这里等上整整一天，只希望看一看总理的灵车，载有周总理骨灰盒的灵车，1月11日那辆蓝白相间、饰着黄黑两色挽幛的灵车。
大家事先估计到，追悼会既然下午3时开，大约会在中午12时戒严。所以，他们要远远赶在戒严之前到天安门。果然是人同此心，广场上至少已有几万人等候在那里了。人们不顾不让去天安门的禁令，任朔风吹着，任眼泪流着，望着人民大会堂的门口。
10点刚过，广场上出现了人数众多的警察和民兵。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要把人群往北压。这是要“清场”了。人们看到，一个穿军大衣的五十来岁的高个子，嘶哑着嗓子指挥着警察和民兵：“动员他们走，快! 两个架一个，把人动员走……”人群被驱赶着，像波浪一样，一会儿进一会儿退。
开始了辩论，开始了抗争。瞿海良的一个同事说：“为什么要赶我们走，悼念总理你们是什么心情?”
一个民兵答道：“我和你们心情一样，让你走你就走，别罗啰嗦。”
几个人上前抗议：“不一样! 我们戴黑纱，你戴的可是红袖章。”
在警察和民兵之中，有的人噙着泪劝说人们离开，有的却粗暴地推搡着，吼叫着，好像人群的辩论和抗争，太无法无天了。
几万人的人流，渐渐被压挤到长安街北边红墙根下的白杨树林之中。不同单位的人，不相识的人，男同志，女同志，不分你我，互相照应着、鼓励着，互相探询着：“他们会抓人吗? 他们敢抓人吗?”
抗议在继续，争执在继续，冲突在继续。
从天津赶来的刚下夜班的两个工人哭喊着：“我们为悼念总理才赶来北京，你们为什么撵我们?”
三个哭喊着要见周总理的女孩子，被架走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像发了疯似地非要冲过去不可。他的眼睛里冒着火，简直是要拼了。几个民兵开始向人围来。五○二所的几个同志不约而同地上去，拽开那几个民兵，把这个过于激动的青年抢了过来，拉进自己的队伍里。人们含着眼泪劝他：“他们是不让我们说理的!”只是这句话，使这个青年清醒过来。他忽然扶住一个女同志的肩头，嚎啕大哭起来。
有一部分人，被压到厕所里，不准出来。更多的人则无法上厕所。第二十八中学就在附近，可以去二十八中上厕所，可是人群被严密地围困住，不准动。
3点到了! 越来越激烈的争辩的嘈杂声一下子突然消失了! 整个广场上静得连一根绣花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好像有一个无声的具有神奇力量的命令，可以使一切声音戛榷止。
红旗牌轿车，一辆接一辆地停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却不见灵车的到来。人们踮着脚尖，睁大泪眼，望着，等待着。累了，就在冰冷冰冷的水泥地上坐一会儿;饿了，就啃一点干馒头。老所长默默地把自己买的糕点分给大家。树林子里，不管相识不相识，馒头、点心大家匀着吃，水分着喝。就这样，一直等到天黑，等到晚8点。终于，警察走了，民兵撤了，人们可以走向广场，走向纪念碑了。广场是黑暗的，没有一盏灯。但总算是自由了，眼泪要流就让它尽情地流吧!想放声大哭就尽情地哭吧!
因为戒严而沉寂了一个白天的纪念碑周围，重又响起了国际悲歌。
这一天，人们积压了太多的悲痛和愤怒。这种被强压下去的悲愤就像地下的岩浆一样，在奔腾着，在吼叫着，在选择着一个时间、一个突破口冲出来。既没有人串连，更没有人号召，就像那能跨越一切障碍的风一样吹过了每家每户，人们交换着这样三个字：
“清明节。”
就在1月15日这一天，笔者之一正住在怀柔县水上俱乐部中国登山队的驻地采访，一边等待着追悼大会的实况广播，一边同一位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工农兵学员聊天，他姓徐，临时和笔者住一个宿舍。他不是登山队的，怎么到这里来住呢?
笔者问：“学校里不正放寒假吗? 你怎么不回家?”
他答：“家在北京的倒了霉，都让返校去写什么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最近还让点邓副总理的名。我找了个借口，想躲过这阵风。”
笔者问：“清华、北大那些批判周荣鑫的大字报，都是学生自动写的?”
他答：“全是迟群他们布置的，学校布置给系，系里布置给年级。什么题目，用哪些材料，怎么上纲，都给你规定好了。你看这些大字报有哪几张是个人署名的? 参观的一看，大字报铺天盖地，全他妈的假借我们的名义。去清华参观的先得进一间房子给你介绍情况，洗脑筋。”
笔者问：“可社会上的印象，你们工农兵学员是这场运动的先锋，你们思想通吗?”
他答：“通个屁! 什么‘大辩论’，让一个个表态，不通的，小心党籍，戴反革命帽子。全学会了说假话，不想讲也得讲。”
笔者问：“你能躲过这几天，以后怎么办?”
他不吭声了。过了一会，才愤愤地说：“从现在开始，我就准备写回击的大字报，回击他们!”
就在1月15日的这一天，上午9时57分，也就是周总理1月8日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个时刻，上海港许许多多大小船舶先后自发地拉响汽笛，向总理致哀。悲愤的汽笛声持续了37分钟。外滩，这个平时热闹非凡的地方，此时仿佛冷冻了一般。从来车辆人流如梭的马路，顿时凝固了：红灯止车，警察和行人肃立。空前庄严肃穆的气氛统治了一切。中午1时左右，又有一批船只拉响汽笛。下午3时整，在北京举行周总理追悼大会的时刻，波涛汹涌的黄浦江上，又汽笛轰鸣。江上停泊的，或正在行驶的船只和几乎所有的外轮同时鸣笛致哀。
率先拉响汽笛的是“友谊号”游艇，当年周总理曾经乘坐它视察过黄浦江。此时，全体船员在笛声中列队甲板，面朝北方。
在“沪监引2号”轮的航海日志上，工工整整地记载着：“上午10时，拉回声20分钟，向周总理致哀。”
在海运局的供水2号船上，船员们干脆把拉笛的拴绳拴在舵轮上，汽笛直对着中共上海市委大楼长鸣30多分钟。
盘踞上海的马天水之流，被这一片汽笛声吓坏了。上海港务局、上海海运局离市委大楼不过一箭之地⌒福刚过10时，追查鸣笛事件的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市委工交组、外事公办室和公安局打来，马天水亲自出马，给航运局连打三个电话，气势汹汹地嚎叫：“你们拉汽笛违反上级规定，”“影响了水上治安……”还派出联络员，指令要严加追查。
下面是1978年11月21日中共上海港务监督委员会《关于“四人帮”余党追查上海港1976年1月15日为悼念周总理逝世鸣放汽笛的情况调查》的摘要：
……
在鸣汽笛后不久，上级有关单位、部门的电话开始陆续不断地打到港监来。第一个电话，报名是市工交组，由党委办公室沈××同志接的，对方可能是个办事人员，责问黄浦江上为什么鸣汽笛。在这同时，港监涉外组、航政组有关同志把黄浦江鸣笛的情况打电话到北京告诉部港监局(接电话的是宁×)，并应对方要求把话筒放在窗外，让他们从电话里听到此时黄浦江上响成一片的汽笛声，部港监局同志说：“好，我们听到了”，“上海很好”。
之后，市革委秘书组、外事办公室、康办、工交秘书组、港务局等上级单位先后都派人来港监，追查：谁第一个拉的汽笛? 怎样布置的?是谁指挥的? 并且一定要港监派人下去追查，不准再拉。
×××是中午来找张××同志的。在港监室宣传组，×××手拿着马天水的亲笔“指示”(内容是：一.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二.要追查拉回声的第一条船)，到处训人，责令张× ×要下去追查，他还双手各拿一只电话筒，说：“这是马老的指示，你们为什么还不去追查? 你们不去，我自己去，给我要车子。”张× × 同志一边在顶，一边对顾× ×同志说：去应付一下。顾× ×随后就到四号码头要交通艇开出去追查，遭到了船员的抵制后，又到五号码头，对友谊号示意，不要再拉汽笛。张××在同×××争吵之后，也去过五号码头，对友谊号船员说：市里在追查，不要再拉了。
×××到了港监追查鸣汽笛后，还到外滩五号码头上去看，是哪条船在拉。群众上去责问：总理逝世，你是什么心情?他说：心情和大家一样。群众说：一样就行嘛。之后，他就走了。
下午1点20分，交通部的王×同志打电话给港监航政组同志转述了部长的指示：群众自发拉回声不要批评，不要追查。
下午，张× ×同志布置机关李× ×同志到下面船上去通知，下午3点北京追悼大会开始时鸣笛。李× ×到友谊号、沪监引二号船上，告诉了他们下午继续鸣熏船上都表示：到时一定拉。
几乎是与鸣笛同时，工人、居民、学生、机关干部，一队一队簇拥着花圈，从各个路口向外滩马路上拥来，又拥向市革委大楼。不知是哪个人的命令，说革委会大楼不准进花圈。紧闭的大门像一道大闸，想挡住这花圈的洪流。可是，人越来越多，无法阻挡。又不知是谁下了命令，让出一间地下室来。群众说：这叫什么? 一不设灵堂，二不放哀乐，等于是个存放花圈的仓库。
紧挨着市革委大楼的上海港务监督和长航职工医院里，一批机关干部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们把高音喇叭对准市革委，把唱机安装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会议室里，反锁了门，门里又堵上乒乓球桌。于是，摧人肝肠的哀乐，应和着千艇蛑的汽笛，在黄浦江边交响。送花圈的群众听到这哀乐，都不约而同地仰望市革委旁边的这状楼，向它致以深深的敬意。
接连不断的哀乐声又照例吓坏了马天水之流。马天水立即抓票来，在纸上写下命令，让“文攻武卫”们捏在手里去追查放哀乐的人。“停下! 停下!”他们这座楼里上下吼叫，不仅没有能制止，喇叭的音量反而调得更大了。后来，小会议室终于被发现了，“文攻武卫”们拿出马天水的手令，但庵令变成了一张废纸，遭到干部们的严厉拒绝。他们找到一个团支部书记，要她做团员的工作，她的回答是：“我做不了!”他们又缠住一个共产党员不放，要他出面干预，不然要动一动他的党籍，这位党员同样严辞反驳：“悼念总理如果有罪，我愿意坐牢!”
黄浦江边的哀乐，一直播放到深夜。
是夜，周总理的骨灰曾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短暂停留。
16日的凌晨，北京空军某部的一处机场，一架夜航机奉蒙空。没有仪式，飞行员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紧急任务。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周总理关于遗体处理的遗嘱，许多省市的干部群众，都等着迎接总理的骨灰，希望举行一个仪式，再一次寄托自己的哀思。但有谁知道，总理的骨灰就这样悄悄地撒了。飞机仅仅来回飞了一个多小时。
可是，一个小道消息在暗中传开。人们传说有人在凌晨3时左右，看到邓小平同志来过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默立，并且同周围的人交谈……

三 《文汇报》成恋火线

邓小平同志致悼词，人们悬着的心孪了一些。他严肃的面容，有力的音调，打动着靡个人，很少有人不落泪的。可没有几天，人悄心又更高地悬了起来，因为王、张、江、姚 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一般人对华国娆志了解得还不多，但刃眯眯眯眯眯眯眯眯眯眯眯盟们知道，华国锋同志是科学院汇报提纲的主要参与人，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栈议的主报告人，是上海秘密散发的材料里攻坏对象之一。他担任代总理，无疑对张春桥是个严重打击，对张春桥等人的篡权，是一个新的障碍。
在此之前，上海的街头曾经出现过“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张春桥对此不免有些愠怒。因为这过早地泄露了他的隐私N异于是给他帮倒忙。张春桥当即下令：马上刷掉! 尽管这样，民间的口头文学家们还是不放过这个素材，他们把标语中几个字的位置变更嘶下，这就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当时笔者所在的中国登山队驻地，一位随队记者冒了一句话：“他们(王、张、江、姚)的胜利是有限的!”这大概就是当时多数人的心情。
但是，局势违逆着人们的愿望，急剧地往下发展。
继2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二期抛出了两校大批判组的第二发重炮《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之后，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梁效的文章，率先提出所谓“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问题。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的记者述评，提出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殊，并点出“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3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三期，抛出署名池恒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文章。王、张、江、姚篡党夺权的纲领公开亮出了。报纸、电台还连篇累牍地制造舆论，要求所有的干部和群众“转弯子”，同他们一起“批邓”。
人民的良心，人民的灵魂，在遭受污辱。正义的愿秃呼声，在遭受践踏和打击。在各种各样尼议上，充斥着假话、假话，在批判栏上和发言逑，都是抄报、抄报。言不由衷的表态，蕴着工作和生产的宝贵时间。连“想不通?、“觉蛲”、“跟不上”之类的话都不能随便说，椅这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也是“犊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新手段。”
邓小平是当时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敌手，但打倒一个恕平，毕竟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要彻底吹邓小平以及在世的老一辈革命家，就要砍倒周总理这棵大树。十年来，这棵大树庇护了多傧将老帅，成了王、张、江、姚这些野心家们不可逾越的障碍。如今，总理去世了，但他的树荫还在。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仍在给老一辈革命家和全国人民以鼓舞和力量。从一月的哀思中表现出来的人民的力量，使王、张、江、姚心寒胆怯。他们准备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笔。
早在周总理逝世前后的几天之内，王、张、江、姚在上海执掌宣教大权的余党，就在伪纸删改稿件时亲自作了“示范”：
“周茼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删掉;
“以周总理为榜样”，删掉;
“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删掉。张春桥说：“三次武装起义剩下的好人不多了。”
报社送了几份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批示是：“不发!”
下面的这段文字，是3月5日《文汇报》发表3月4日新华社播发《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稀一稿时的删改：
……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故事讲解员，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部队工作，向干部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憎爱分玫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做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
文中的黑体字是薄文汇报》删去的，其中“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常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珩，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是众所周知的周总理的题词。
再看3月25日《文汇报》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通讯，其中借用了上海市某局一个党委副书记的话，曰：
……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迫不急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当时已家喻户晓，是加在邓小平同志头上的专用名词，那么，扶他上台的“党内那个走资派”是谁呢?这段干瘪枯燥的文字，没有滑过读者的眼睛。“批林批孔”以来，骂孔丘、骂大儒、骂宰相的文字连篇累牍，连普通的工人、农民，都知道它们的矛头所向。
谢谢《文汇报》，给人民提供了这样一个突破口，人民在保卫周总理的旗帜下，可以挺身出来说话了!
成百上千封抗议、责问、声讨的信件、电报飞向《文汇报》社，抗议的短途长途电话，从清早到深夜，打到《文汇报》社。群众强烈要求《文汇报》的后台站出来，作出交代。有的信中，还公开点了张春桥的名。
“四人帮”在《文汇报》的爪牙惶惶不可终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组来对付群众的愤怒。老奸巨滑的马天水也不得不亲自出马，与同伙拟订了一个不成文件的文件，逐字逐句往下灌，以此来稳定上海的阵脚：
现在有人利用《文汇报》“三·五”“三·二五”报道大做文章，矛头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严重政治事件。我们不要受他们的干扰，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个意见，全部告诉了各条战线。
《文汇报》迫于群众的压力，还起草了一份千把字的所谓“初步检查”。4月1日，这份打印件送到了“康办”(“四人帮”在上海的首脑人物设在康平路上的办公地点)。在一张特大的办公桌前，主管宣教的那个“四人帮”余党躬着背，眯缝着双眼，扫了一遍，又扫第二遍，然后捏起一杆粗粗的“首长铅笔”，把“初步检查”字样勾掉，改为以上海市委名义给中央的“情况报告”。随即又大加批改，在打印件旁边的阔大的空白处，写下“首长铅笔”的字迹：
……我们根本没有发现删节不妥。后来，陆续有读者来电询问我们为什么作这样的删节，也有少数人说我们反总理，甚至要揪后台，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说明有人就是要干扰毛主席重要指示的落实，转移批邓的大方向。
这个自作聪明的“四人帮”余党就是这样制造了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抛向写抗议信打抗议电话的人民群众。这还不够，他当夜又驱车前往《文汇报》，在该报的党委扩大会上给他的爪牙们撑腰打气：“你们夜班工作很辛苦，经受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考验……”也就是这个“四人帮”余党，4月20日又对他们在江苏的一个帮兄弟说：“你们(省)要揪《文汇报》的后台，后台就是我。群众写了许多信，你们要看，我们可以给。”为镇压群众提供炮弹。
尽管他们可以玩弄各种花招，但这只不过是用纸扑火，火上浇油，人民群众愤怒的火焰，正以更迅猛的气势蔓延开来。
在全国，几乎到处都在冒烟。每个城市、每个乡村以及每一个家庭，时时迸发出愤怒的火星。就连“四人帮”散发的大量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的材料，也起到了与散发者愿望相反的作用。七机部的一位同志说：“不看不知道，原来邓小平、胡耀邦、周荣鑫他们有那么多好主张。”这真是极妙之言。使“四人帮”更为恼火的是，1975年夏季的那些“政治谣言”、“政治笑话”有增无减，越禁越多。幽默似乎并非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但此时中国人民的幽默却达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这是肆无忌惮的高压和英勇无畏的反抗相互冲击产生的火花。笔者特抄录一则“政治笑话”以飨读者：
王洪文跃升副主席，想讨好一下朱老总。碰到朱老总，他就直呼其名。朱老总不理他，举起拐棍，指指天，又指指地，转身就走了。
王洪文不解其意，去问邓小平。邓小平说：“那还不明白，这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小不忍则乱大谋。王洪文第二次去了。朱老总说：“你接班，可以。只要你把这个鸡蛋给我立起来。”
王洪文回去之后，冥思苦想了几天，又同小兄弟们横竖摆弄了几天，结果，一个个都瞠目结舌。没辙，他只好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说：“这还不容易。”说着就拿起鸡蛋往桌上一磕。王洪文惊叫起来：“啊呀，你怎么把它磕破了。”邓小平说：“不破不立嘛，你看它不是立住了?”
王洪文懊丧了些日子。过春节的时候，他又想：我去给那老家伙拜年，看他怎么样。
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朱老总这次不仅接待了他，还让人端出一碗汤圆来款待他。
王洪文高高兴兴吃完了汤圆，回到汽车里。忽然又直着眼睛纳闷起来。
司机问：“朱老总又没有理你吧?”
王洪文答：“不不不，他请我吃汤圆呢!”
司机说：“那就是说，让你滚蛋!”
显然，这些都是民间口头文学家们编造的。但令人深思的是那两年的“谣言”，几乎百分之百是针对“四人帮”的。由此可见，谁个劣，谁个不劣，谁得人心，谁不得人心，在每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家庭里，都有一台准确无误的天平。
至于有的所谓“政治谣言”，人们从来就不怀疑。因为它本来就是铁的事实。难道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也是谣言吗? 难道关于《红都女皇》那本书的事也是谣言吗? 你干了丑事，还不让人说? 关于江青出卖国家机密和有关《红都女皇》的丑闻，从1975年夏天就开始流传，虽则版本不一，但题材、主题、主人公是完全相同的。几个月内，这本无形的“畅销书”便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南京的一位作家跑来告诉笔者：“整个南京城都在谈论《红都女皇》的事，而且，人们都以高兴的心情传说着江青挨批的消息。”
的确，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么大的胆量制造轰动全国的攻击“旗手”的“谣言”? 那岂不招来杀身之祸? 像《红都女皇》这样的事件的真相，也决非普通人所能传出，许多是由我们的一些高级干部传出来的。由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当时他们只能采换换换换换换取这样的斗争方式。而广大群众争相传播，本身就是一种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因此，“谣言”越追就越扩散，越追信的人越多。有的“谣言”追着追着就追到了高干那里。例如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就追到了曾经担任过总理秘书的副局长龙潜同志那里。王震同志则干脆把这种追查顶了回去。人民群众信赖这些革命了一辈子的老干部，他们怎么会造谣? 笑话!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无数的“政治谣言”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大概要推“周总理遗言”了。这份“遗言”，版本众多，虽有出入，但大同小异，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仅安徽一省，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收缴了三千零二十八份，足见其传播之广了。我们在此不妨将它节录下来：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劝。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跟主席这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顶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 ……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惟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共产主义万岁!

1975年12月29日

这份“遗言”的确是假的。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笔者曾经访问过总理身边的张佐良大夫和护士长，他们以摇头一笑作为回答。1975年12月下旬，总理已基本上处于整日昏迷的状态，根本不可能立下这样长这样完整的遗嘱。
有人曾经猜测，造出这个“遗言”的一定是个“老家伙”。其实不然! “遗言”的作者，竟是杭州汽轮机厂的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名叫李君旭。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同他的青年伙伴们谈论着国家的兴亡，谈论着群众的情绪和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甚至准备如果江青、张春桥那伙人上台，就一起去“落草”。他想到，要写出点什么，和“他们”唱反调，而且要有大影响才好;他想到，“若是总理活着，总理是不会同意打倒邓小平的。总理是会出来说话的。有些话可能已经说了，但是被‘他们’封锁了。我偏要使人们记住，总理是不赞成他们这样搞的!”于是，在2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决意不告诉任何人，一个人躲在单身宿舍里，一挥而就写出了这份“遗言”。自己读着读着，也忍不住落了泪。他没有想到，这份“遗言”会在一两个月内传遍大半个中国;自然，他也没想到，这还会株连到自己的父亲、同学、同学的姐姐、同学的父母等等，共十余人被捕入狱。
今天，或许有人仍会对这个青年人的做法提出批评，然而，恰恰是这份假造的“遗言”，在1976年那些悲愤交加的日子里，曾经使千千万万人感动得掉泪。
笔者认为，这份“遗言”的真正的作者，可以说便是广大人民群众。“遗言”中所表现的周总理在弥留之际，还缅怀先烈，还为人民的生活条件感到难过的心情，总理那种为革命事业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那种对同志、对战友的极其真挚的情意，是感人至深的，也是符合总理的思想的，这是“遗言”打动人的主要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遗言”中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的巨大成绩，明确地要小平同志承担更重的压力和担子，要小平同志致悼词，这符合当时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和党政军干部的愿望。
“遗言”的传播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因为这对于逐步升级的“批邓反右”是极为不利的。
“遗言”作为“政治谣言”，成了“四人帮”压制民意的重要把柄。然而与此同时，《文汇报》的白纸黑字，也成了人民反击“四人帮”的重要依据。

四 石头城里

断断续续的细雨，像白纱一样笼罩着江南。清明节，似乎提前来到了南京城。
3月下旬最初的两天里，雨花台烈士陵园出现了南京新医学院献给周总理的花圈。缎带为一个摄影者取下了。消息辗转相传，人们出于对“上海帮”的反感，这消息传成了上海派的人取走了缎带。于是，南京新医学院于3月24日在南京闹市区的新街口银行，贴出了“誓死扞卫周总理”的大标语。这无异于在石头城的上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信号弹。
几乎与此同时，南京大学政治、中文、历史三个系的学员，联名写信给《文汇报》编辑部，责问他们3月5日删去总理题词是何用心。
山雨欲来。斗争在造就着英雄，群众在簇拥出自己的先锋。革命常常是从青年开始的，中国现代史上每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总有一批最先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闯将走在时代的前面。
3月的南京大学校园，春雨洗过的冬青树正在抽长鲜嫩的新叶。一位播火者一次又一次地召集着公开的、半公开的会议。他就是数学系的青年教师、团总支书记李西宁。他像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十年的动荡、十年的思索，他从一个当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电子计算机的专门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变成了一个严肃的、勇敢的探求真理的并为它而斗争的战士。
如今，他激昂慷慨地宣传着自己的政治观点，冷静缜密地筹划着自己的行动方案。他和他的同伴们，决定要利用那帮坏蛋还不敢公开反总理这一弱点，大张旗鼓地号召悼念总理，而且要快。他觉得，曲高和寡，调门可以先低一些，为的是发动更多的人。他们做了周到细致的部署，并得到了学校党委两位书记的支持。
3月28日，不准去梅园新村、不准去雨花台的禁令透露出来，事不宜迟了。李西宁说：“我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果断地决定，抢在禁令尚未传达之前，连夜刷出海报，第二天一早就动身。
29日，李西宁、秦峰和其他几位学生干部，领着南大四百名师生，高举周总理的巨幅画像，抬着大花圈，列成了几路纵队。高大的梧桐树下，“光辉永照后来人”的大横幅，作为这支队伍的先导。他们绕道闹市区新街口，庄严地向梅园新村进发。交通警为他们开放绿灯，车辆或者停驶或者绕道，各路口水泄不通。成千成万的南京市民，伫立街边，用泪眼注视着这支肃穆的队伍。这支队伍，使人民被压制着的悲伤和愤怒重又涌动起来了!
同日晨，南京大学南园宣传栏下面及对面，贴出了两幅振聋发聩的大标语：“警惕资产阶级阴谋家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革命先辈用鲜血打下的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次日，宣传栏上又贴出了《文汇报》给南大三个系学生的复信，上边是“看一看，想一想”六个大字，同时贴出三个系学员的题为《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的大字报。
南京起火了! 火势迅猛，从校园向全市扩展，连续性的爆炸震动了整座石头城!
29日晚7时，由数学系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党支书秦峰带队的一行人，手拿排笔、墨汁，腋下夹着纸卷，疾步奔向南京火车站。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车站工人问道。
“我们来刷大标语，让那些小丑知道，反对周总理，人民不答应!”几十名学生争着回答。
“好，好极了! 快进，快! ……”
出口处的铁门打开了，候车大厅的门开了，行李房的门开了，学生们一拥而入。
站台上正停着一列开往成都的82次车。同学们闪向车厢两侧，刷的刷，贴的贴，短短几分钟，几条醒目的标语就出现在一节节车皮上：
“《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
“《文汇报》向何处去?”
“警惕资产阶级阴谋家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旅客们纷纷把头伸出车窗外观看，向学生们拍手叫好。
11点，学生们又在车站工人的协助下，在开往上海的405次列车上刷上了同样的标语。
但是，1个多小时之后，他们用电话向镇江询问情况，镇江站回答：405次车一到镇江就被扣下了，正在冲洗标语。
人们更加震怒了。第二天，当南大学生再次来到车站的时候，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汽轮电机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等单位的同志也赶到了车站，而车站的职工则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水氯松、油漆和柏油。
看看那帮家伙再怎么冲洗!
在南来北往的一列列客车上，刷上了这样的标语：
“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此时，学生们，车站工人们，旅客们，已经融为一体，情绪达到了沸点。人们哄笑着，无所顾忌地嘲骂着张春桥和江青。
第三天，一个左臂缠着黑纱，右手持半导体话筒的青年人，带着他的几个同伴，又一次来到南京车站。他是邮电学院三年级学生张夏阳。他们刷完标语，呼完口号，走进了旅客候车室。张夏阳站到椅子上，放开喉咙，慷慨陈词。他历数几年来《文汇报》猖狂反对周总理的罪状，断言这些家伙的阴谋决不会得逞，他预言着：再过两三天，全国人民就都会行动起来。他又来商店、饭馆、售票处、车站广场，向更多的群众广播。旅客、店员、交通警、过路的行人们，停下了自己的工作，秩序井然地静听着他的讲演。最后，张夏阳又回到了站台，端起话筒直接对着列车广播。旅客们又惊又喜，每个窗口都挤满了探身出来看他讲演的人，有更多的人则干脆跳下车厢将他团团围住。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一种战斗的兴奋之中。站台上报告列车即将启动的铃声响了，旅客们与张夏阳挥手告别，称赞着这一群好样的青年。张夏阳大声叮嘱着：“同志们，请把我们的标语口号带到北京去! 把南京的信息带到祖国各地去!”
南京的信息，一夜之间，通过南来北往的列车，公共汽车，就传到了全省和全国各地。
北京天安门广场，潮水一样涨起的花圈的海洋上，托出了一条新的标语：“坚持支持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首都人民以兴奋的心情谈论着从南京传来的消息。
此时在上海，则有另一番风光。一队又一队身披粗蓝布衣服，头戴柳条帽，手执一头磨尖了的钢筋的上海市“文攻武卫”的好汉们，奉主子之命出动了。“四人帮”的一员女干将给民兵指挥部下令：“标语不准进入上海!”“文攻武卫”们立即前往江苏省与上海交界处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及各个交通要道，以“武卫”来镇压来自南京方面的“文攻”。
3月29日晚，在南京警备区某部的一所营房里，一个二十一岁的战士，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来自江苏泰兴农村、杨根思的家乡，名叫徐同新。几年来他一直在思考着自己周围，乃至整个国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他高中文化程度，当过通讯员、炊事员、文书，去浙江接过新兵，见过那儿的打砸抢和王洪文、翁森鹤的“第二武装”残害干部、群众的情景。早在1975年3月，这位年轻战士就针对姚文远文章中“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点，写信给《红旗》杂志，认为它把矛头指向老干部。
他有意识地作了一些社会调查。他看到他们部队邻近的一家工厂里，开大会“批邓”时，人们不好不去，便打着毛衣，抽烟聊天。一个老工人上台发言，没有一句批邓的话，被领导中途赶下了台。换上一个年轻姑娘，果然受到了领导赞扬。姑娘下台后当即声称：“我的调子是高的，稿子可没一字不是抄的，我是被迫的!”
3月20日前后，徐同新连续发了两封信，要他母亲来部队。几天之后，他借一个同乡的关系，到一所监狱里了解监狱生活的情况。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开始起草一份传单。从26日写到30日凌晨一点，复写了六份。他决定光明磊落地将它公之于世，让他们当场逮捕吧!
他选择了人们上下班的时间：下午5点半。他选择了南京最热闹的地段：新街口、鼓楼、山西路口。临行前，他托咐一个战士：“万一我不回来，请你照顾一下我的母亲。”他的老母亲，已经到连队了。
这时的新街口，车辆如梭，人山人海。小徐把自行车放在快慢车道之间的梧桐树边，摸了摸挎，里的传单和浆糊瓶，向广场中心一个作标语牌的亭子走去。
他刚把一份五张纸贴完，周围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以钦佩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年轻战士。有人喊道：“让解放军同志先走!”人们让出一条小道。小徐走了出去，又停下了，他想听听人群的议论。
人群往前挤着，连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头也拄着拐棍、戴着老花镜往前挤。有人喊了：“前边的人念一念吧!”一个工人模样的小伙子上去了，放声念道：
“……他们谋害周总理，反对毛主席，妄图搞垮军队。他们正在干着林彪没有干完的罪恶勾当……’
“把那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
传单末尾的署名是：五四式二连火箭炮徐兵。
有种啊!竟把张春桥名字点出来了!人群呼起口号、拍起手来。念传单的小伙子大声问道：“张春桥要不要打倒?”人群喊道：“要!”小伙子又问：“要不要啊?”人群又喊：“要!”
又有人挤了上去，接着念。一些人干脆在传单上签名：“坚决支持”。传单在南京城大量地传抄着，还被复制成大字报。
当晚，徐同新回到营房，兴奋得睡不着。他又给《解放军报》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没有文化的老母亲坐在旁边，陪伴着自己的儿子。
“解放前探监是个什么样子?”儿子忽然抬起脸问母亲。
“你问这个干什么?”母亲对儿子的提问很惊讶。
小徐笑笑，没有再问下去。傍晚他在新街口的时候，已经察觉到树林里面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在游动。
也是这一天的傍晚时分，一个年约四十岁的高个子中年人，推着一辆自行车从珠江路到了新街口。一路上全是人。中年人斯斯文文地下了车，同大多数的过路者一样，想用下班的机会，在这里转一转，看看大字报。
他走到南端的安全岛，那里，一个军人正同一个青年大声地说着什么。中年人有些好奇，想上去听听他们的谈话。
那军人问：“你都看到了什么?”
那青年答：“广场那边有怀念总理的，还有怀念杨开慧的大标语，中心亭刚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小字报……”
很平常的对话，中年人听了很入耳，便插上去，主动同两个人攀谈起来。
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高，或许是因为中国人向来有“围观”的习惯，渐渐地，他们的周围聚拢了越来越多的人。然而，真正的原因，是这位中年人观点鲜明的议论，吸引了成百成千的听众。
中年人想不到自己第一次处于“演说家”的地位。他操着略带福建口音的普通话，打着手势，越说越激动。
他说：周总理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为什么有人要反对他? 为什么逝世3天就广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的文章?
他谈着人们所关心的生产问题、工资问题，旁征博引地列举了马克思以来经典作家们的论述。他谈着自己一个月前去贵州参加地下水考察时，看到沿涂的荒凉和人民生活贫困的情景，斥责那些手握“反对惟生产力论”大棒的家伙，说他们理论上反动，实践上荒谬，中国这样下去要垮台!
他谈着自己对“批邓”的看法，不同意给邓小平同志扣各种各样的大帽子。他要求大家吸取前几年的教训……
讲完了，人们还不放他走。有人在外圈高声呼喊，请他再讲一遍。那个军人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讲得好! 群众要求，你就再讲一次吧。”他为难地说：“我的确再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好讲。”人们喊着：“我们愿意听!”
“好吧，那我再讲一遍。”中年人的嗓子已经嘶哑了，可群众的情绪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行人在继续围拢过来。连民警也挤进来听。交通堵塞了，有人主动维持秩序。里圈的人手换了起来，形成一堵人墙，保护着这位陌生的宣讲者。
当他从让开的小道走出来时，人们看到他胸襟上别着红色的南京大学校徽。一个月后，他作为“南京事件”的几名要犯之一，在五台山体育场被批斗时，人们才知道他的姓名叫康育义，是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师。
正当徐同新在新街口广场中心亭贴完传单不久，路边停下了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的一辆越野卡车，车上二十来个人呼地一下子拥了下来。为首的是一个妇女，四十来岁，又泼辣又麻利，朝前挤着。
她很快就挤到了传单跟前。挤在后面的焦急地同伴向她喊起来：
“王医生! 上边写的什么? 快念念啊!”
王医生叫王运德，她急忙将传单看了两遍，就踮起脚大声地向后面的同伴报告了传单的大意。
喊话太猛，王运德的嗓子有些嘶哑。
“那你赶快写上：坚决支持!”这个厂的青年电工殷辉在人堆里向她挥着拳头。
他们没有在新街口多耽搁，因为他们车上还有好几条标语没有张贴。南京大学学生在校园、在闹市、在火车站贴出“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和“《文汇报》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罪该万死!”的大标语的消息，使整个南京城翻了个个儿，自然也震动了这个工厂。王运德的爱人张精美是个汽车司机，昨晚他就开车上街去看，等他回到家，王运德已经在起草标语了。
这天傍晚，王运德、殷辉、张精美相约了十几个自告奋勇同去的工人，让炊事员提前开了晚饭，刚5点左右就登上越野车出发了。他们选择了这样一条路线：厂大门——中山门——七一四厂——新街口——大庆路总厂——新火车站。这是一条播火的路线! 它说明继南大师生之后，南京的工人也正式走上了街头! 他们一路张贴着，一路受着学生们、市民们的欢迎。他们一路播着火，一路又为群众革命的烈火所鼓舞……
“那个解放军在传单上把张春桥的名点了出来，我们明天一定在大标语上点!”
第二天下午，越野卡车再一次沿着那条路线出发了。他们用目光沿街扫视，想找一个行人最多、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贴上点张春桥名的标语。
越野车在新街口中山东路上的一幢六层楼前停了下来。这儿有部队机关的一堵围墙，墙面宽阔。
他们刚下车，行人一看是贴大字报的，就很快围了上来，等殷辉借来长凳子，几乎挤不进来了。
厂里的一个华侨工人站到了长凳上，王运德给他递标语。
“打倒”两字刚贴出，人群就议论开了：“打倒后边肯定有人。”两个小学生等不及了，上前掀起摞在地上的标语纸，高兴地叫起来：“打倒了就好了!”
等贴到“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这十个字时，围观的群众已经多到了上千人，还不断有人向这儿跑步赶来。
“张春”两个字贴出来了。
顷刻之间，人群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掌声：“好啊! 就是要打倒他!”
王运德把最后一个字递给了张精美，人们又喊了起来：
“倒过来，倒过来! 打叉叉，打叉叉!”
张精美笑着，把“桥”字倒贴在墙上。殷辉拿起大排笔，蘸上红墨水跳上了长凳，在“张春桥”三个字上打了叉。
沿街的梧桐树上爬满了孩子和小青年，附近医院住院的病人都挤了上来，部队机关的大门口也堵满了行人，汽车都开不出门了。挨得近的观众，高兴地向英雄们致意：“你们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一位老人说：“比喝酒还痛快!”一位老红军说：“真是解了我们心里的闷气!”一个小女孩说：“你们再贴，浆糊要多刷，贴得牢，别让坏蛋撕掉!”
的确，南京人民的积愤是太深了。10年了，由于江青、张春桥他们的挑动，两派分裂，武斗，内战，“横扫牛鬼蛇神”，光清查“5·16”，江苏就搞出几十万。一场接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文斗加武斗，伤残了数万人，死者几千。几乎大部分家庭都摊到了一个“反革命”。
然而，仅仅南京是这样吗?
“南京事件”揭开了“天安门事件”的序幕!

五 怒火初燃

天色灰蒙蒙的首都，乍暖还寒。往年到这个节令，人们已经换上了春装。可这一年，由于寒流的时时侵袭，大部分人都还穿着棉衣。街上除了车辆的噪音，听不见畅怀的笑声和毫无顾忌的说话声。树木，伸着没有叶子的枝条。高楼，耸入寒风翻卷的天空……除了高速运转的宣传机器之外，似乎一切都处在沉寂、凝滞之中。但一些事情却在发生着，冲击着人们的耳膜：蔬菜又紧张了，铁路又晚点了……人们寄予希望的邓小平，又靠边站了。总理逝世而引起的悲痛仍在延续着、撕揪着人们的心……
3月下旬的一天，一队小学生由老师带领着，向英雄纪念碑走去，队伍前面有一个不大的花圈。
贺龙元帅的大女儿贺捷生，是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党史工作者。她从历史博物馆的窗口看见了这队小学生和这一只花圈，立即从博物馆的西门走了出来。
她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动作却很敏捷，很快走到小学生队伍的旁边。她想参加这支悼念总理的队伍。
“你们是清明节扫墓?”她问一位带队的老师。
“是。”
“这么早?”
“想总理啊!”
贺捷生看见那位老师警惕的目光，停步了。
她对总理的感情是很深的。她生下刚二十来天，就躺在母亲背上的箩筐里，跟随红军长征。红二方面军在保安和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她才一岁多。周恩来副主席把她抱了起来，亲着她的小脸蛋儿说：“红二方面军吃苦了，你也是长征小英雄啊!”周副主席问起她的名字，母亲答说：“叫捷生，是打胜仗时生的。”周副主席说：“这名字很好，胜利老是跟着你。你看，我们现在又胜利会师了。”1975年6月9日，父亲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举行。起先通知：会议保密，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治丧，不报道，不宣传……贺捷生忍着眼泪，慷慨陈词，上书毛主席，并请邓妈妈转信给病中的周总理。总理读罢她的信，立即提笔给毛主席写信。总理已经很久没有用毛笔写字了，这一次握笔，手都不停地颤抖。毛主席圈阅了。于是，决定由叶剑英同志致悼词。没想到，总理拖着病重的身体，突然从医院赶来了。总理太瘦了，衣服显得很不合身，领子都耷拉下来。他用那瘦骨嶙峋的手握住贺捷生的手，向她说着深表关切的几句话……贺捷生激动万分，夜不能寐，6月11日，又写信给总理：
前日，您扶病登八宝山，致悼于贺龙同志灵前，与祭者均为震惊。捷生百感交集，惴惴不安。总理教导，语重心长，捷生当永生铭记。总理与先父生死与共，已近五十年，既是引路之良师，又为同仇之战友。遥遥征途，携手相扶，相知之深，情谊之重，无可比拟。因而，捷生切望而又万难设想您竟能莅临主持丧仪，恍若如愿之梦。容捷生代先父向您叩谢，祝愿您健康长寿，为党、为国、为人民保重!
此刻，贺捷生望着那队小学生把花圈放在纪念碑下，眼眶里的泪水再也忍禁不住了……
这是出现在天安站广场上的第一个花圈。但据公安部门说，第一个花圈是安徽省濉溪县张学林同志送的。
3月22日下午，张学林到了符离集车站。他一连三个月没有休息，节省了十来天假期;他领了一个月剩下的23元工资;他贴了一锅窝窝头当干粮……可他买不上到北京去的车票，只能买短途，一段一段地走。到了天津，被卡住了。他对车站的人说：他1953年参加解放西藏的战斗，负了伤，住在雅安医院，周总理去看望他们……他说：他看见电影上总理接见外宾，步履艰难，面容憔悴，能不揪心吗? 他说：“他在西藏时，用两年的工资买的两个麝香还有一个，用小瓶、木盒装好寄给了周总理。他说：他要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车站的人感动了，同意卖给他一张到北京的车票。3月23日上午，他到了北京，找到“北京绢花厂”，掏出还剩下的10元钱买了一个花圈，又请人在挽联上写了“敬献给敬爱的周总理”，落款处写了他的名字。他一个人拿着花圈向天安门走去。半道上，一辆小轿车在他身旁停下，一位他不认识的老干部请他上了车，把他和花圈直送到纪念碑下……
究竟哪一个花圈是第一个? 现在已很难断定。当时想做和正在做花圈的人，岂止成千成万啊!
不几天，纪念碑下的花圈就多起来了。到3月30日，花圈已经遮盖住纪念碑的底座了。白色的花圈浴在早晨的霞光里，变成了一团红色的火，由纪念碑用手掌将它高高地托起。人们看见了火，火越来越旺;人们欢呼着火，火焰越来越高;人们奔走相告，也想把自己变成火……
30日凌晨6时许，一队解放军同志走进了广场。他们在穿着灰色、蓝色、黑色衣服的人群中行进，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人们看见解放军来送花圈，心头特别振奋。人们急切想知道这是哪一个单位的。当花圈放在纪念碑西北侧的浮雕下时，人们看见挽联上醒目地写着：第二炮兵后勤部。后边是二十四个人的名字。这是从军队里送来的第一个花圈。
一天以后，这个花圈的制作者之一、管理员小李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惦念着他们的花圈，想看看它还在不在。他们的花圈，是像交党费那样凑齐了钱做的;他们那么早去送花圈，是为了让它在广场上多放一些时间。他们已经知道，每天晚上都有人受“上级”指使，把花圈偷走。
仅仅是一天多的时间，纪念碑的碑座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方型的花坛。
小李走到西北侧。原来，他们想把中心的位置让给群众，所以有意没有往中间放。可是，花圈不见了。被弄到哪里去了呢? 忽然，他看到不知是谁，把他们的花圈移到纪念碑碑座的中间去了，也不知是谁，用粗铁丝把一个个花圈连了起来，并牢牢绑在汉白玉栏杆上。显然是防止有人再来偷。
小李从人群里挤到前面，发现在他们花圈的白绸带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凑近了一些，见上面有钢笔的、圆珠笔的、铅笔的许多签名。小李心里骤然涌起一股热浪：“群众的心和我们的心，都是相通的啊!”
他掏出钢笔和笔记本，开始记这些名字，这些陌生的战友的名字。
突然，小李被人扭住了。他回头一看，是两个身体魁梧的解放军战士，脸色严峻，眼睛里喷着愤怒的火：
“你要干什么? 要去打小报告吗?”
“你要秋后算帐吗? 把笔记本交出来! ……”
顿时，四周的人拥了过来，一下子把小李团团围住。
“交出来!”
“交出来!”
“问他对总理什么态度!”
“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小李急忙争辩着：“同志们! 误会，这是误会……”
“什么误会! 把笔记本交出来!”
小李等一阵声浪过去，大声说：“同志们，是误会，这花圈就是我们送的，不信，我有工作证……”
那两位陌生的解放军战士接过了小李的证件，又看看他那着急的诚挚的面孔。
“这花圈是你们送的?”
“是的，你看，这上面有我的名字……”
两个战士在挽带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又核对了工作证，脸上严峻的神色才和缓下来。
“那你抄名字干什么?”
“我见群众这样支持，想抄回去给同志们看，让大家也知道群众和我们在一起……”
两位战士笑了，转身向人们说：
“同志们! 他就是二炮的，这花圈就是他们送的，他抄名字是为了回去向同志们讲群众支持他们! 他是好样的，二炮是好样的! ……”
周围的群众顿时欢呼起来，有的还鼓起掌来：
“他是好样的! 二炮是好样的! ……”
“把他举起来，让我们看看! ……”
于是，两个陌生的战士向小李道了歉，又一人抱着小李一条腿，把他举了起来……
当笔者于两年后访问二炮的时候，二炮的同志说，至今没有查出那两位陌生战士的真实姓名和所在部队。但是当时，这个来自军营的第一个花圈的消息，以及部队首长派战士日夜守卫花圈的传闻，一下子传开了，极大地振奋了全北京城。这个花圈宣告：我们的解放军是和人民紧紧地站在一起的!
接着，第二炮兵机关又接连送了六个花圈。还有更多的花圈在制作中，而且越做越大，越做越精致。4月1日，以三个助理员为首，恰恰也是二十四个人，又做成了一个大花圈。挽带上，二十四个人的签名排成钟表的式样，有意让人找不到谁是头。花圈做好后放在楼道里，可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也下来了。有关领导将这二十四个人召集起来，连开了五次会，不准他们送。
这二十四位同志都是严守纪律的军人，可独独这一次不听命令了。
可是这么大的花圈怎么送呢? 有几个同志想到了对总理有深厚感情的司机小程。
“小程，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
“想让你帮忙送一下花圈。”
“送花圈，行啊!”
“你不怕受连累?”
“不怕。我又没有家属，光杆一人，无非回老家种地。”
第二天早晨，天色刚刚透亮，房屋、树木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小程推出一辆带驾驶楼的三轮摩托，把花圈放在摩托的后斗上。二十四位同志，每人胸前戴一朵一尺见方的大白花，戴一双白手套，骑一辆自行车，排成两行，出了营房，走在摩托的后面。
正是上班时间。街道两边围满了群众。这支队伍不寻常：白花白手套衬着红帽徽、红领章，显得格外醒目。群众分明是在夹道欢迎这支队伍。赞许声，惊叹声，轻轻的抽泣声和议论声不时送到他们耳际。
在这支自行车队伍的后面，很快跟上了几百辆自行车。他们中有工人、售货员、士兵、机关干部……长安街上，出现一条威严的长龙。
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纪念碑下，两个同志郑重地取下花圈，将它轻轻地靠在汉白玉栏杆上。小程从一个同志的上衣兜里抽出了钢笔。
“你要干什么?”
“我也签上名。”
“你不要签了，你送花圈就够冒险了，再签上名，更得连累你。”
“不! 我要签! ……”
于是，在二十四个签名的旁边，出现了第二十五个名字。
就在这天，死命令下来了：谁要再送花圈，要给严厉处分。
驻在北京效区的第二炮兵某处，副政委周英鹏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命令他赶快去追回一个花圈。这个花圈是他所在单位送的。而估计此时驮花圈的平板三轮车已经快走到首都体育馆了。
周英鹏副政委放下话筒。心想：“这怎么去追啊!”花圈送走的时候，周英鹏是知道的，他也知道上面的命令。但他装作不知道。可是上面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消息，他又不好直接对抗命令。
周英鹏沉思了片刻，又拿起话筒。今天这个话筒居然比哑铃还要沉重。他用另一只手，不紧不慢地拨着号码，给司机班打电话要车。拨一回错了，再拨一回，又错了! 第三回占线，第四回又错了! 居然拨了半个小时才拨通。
下楼的时候，他拿定了主意，心情才平稳下来。
司机一边发动车，一边问：
“副政委，去干什么?”
“追，去追花圈。”
“追花圈?”司机一愣，他看见副政委的脸色不好。
“嗯! 你慢慢开，今天路上送花圈的一定多，千万要注意安全，你慢慢开……”
司机明白了副政委的意思，挂上最慢的一挡，车子缓缓地开出了大门。
副政委坐在车上眯逢着眼睛养神，心里则在盘算着路程，想着三轮平板车该走到什么地方了。司机稳稳地驾驶着，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而且尽量不走捷径。
吉普车终于开到了天安门广场。副政委远远望见自己单位的那辆三轮平板车停在马克思像下，一群人正抬着花圈往广场中心走。于是，他对司机说：“绕场一周……”
司机转动方向盘。车从人民大会堂门前南去，再拐到东交民巷巷口……
当这辆北京吉普回到广场北侧的时候，战士们举行的悼念仪式已经结束了。周英鹏此时才从车上下来，去看花圈。
战士们看见了副政委，都很吃惊：
“副政委，你怎么来了?”
副政委苦笑了一下：“来追你们!”
“来追我们?”
“是的，来追你们! 你们完成了任务，我也完成了任务。”
30日中午1时半，也不是说，在二炮的第一个花圈送到广场七个小时之后，纪念碑上出现了第一篇悼词，题目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署名是北京市总工会理论组曹志杰等二十九位同志。悼词是用钢笔写的，四周是一簇簇白花。它是贴在广场上的第一篇悼词，这是确定无疑的，它的战斗锋芒也是确定无疑的。
当日下午，北京房修二公司青年工人韩志雄，挤进了密密匝匝的人群。他高声朗诵着这篇悼词，而一篇杂文《三只乌鸦》，开始在他的脑海里酝酿了。
4月1日，又一篇悼词出现了。这是崇文区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贺延光和他的战友们写的：
“披着假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的党内资产阶级人物，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面前，必定原形毕露，自取灭亡……”
4月2日，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几百名工人，抬着四块醒目的大诗牌，绕道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和东长安街，来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诗牌立即吸引了成百成千的人，把纪念碑下的台阶，挤个水泄不通。连汉白玉栏杆下也站满了人。粗犷的、尖细的、沉洪的……各种不同音质的嗓子，直冲着举诗牌的人喊着：
“放高一点!”
“再放高一点!”
几个青年人正把四块大诗牌靠在纪念碑的底座上。因花圈太多，他们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安放。群众的喊声提醒了他们，一个小伙子就蹬着另一个小伙子的肩膀，上到了底座的高处。
“好! 这样好! ……”
“再摆整齐一点! ……”
这四块诗牌，右边的两块是：“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左边的两块是：“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不知哪一个人，还带来铅丝和钳子，把四块牌子连起来，紧紧地捆扎在纪念碑上。
就在这同一天，在七机部五○二所的一间办公室里，瞿海良已经起草了好几条挽联。1月15日那天，他没来得及从上海赶回北京，没能跟所里的同志一起亲历广场的斗争，他感到后悔莫及。他跟大家一样，当即就想到了清明节。他并不是一个胆大的人。他出身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的家庭，解放后上的学。听党的话，钻研业务，是他历来恪守的信条。可是，这些年来中国发生的事情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尤其是他从卫星发射场回来之后，那积压在心中的苦闷与愤怒，再也不能抑制了。他觉得自己变了，变得焦躁，容易激动。他觉得不喊不行了。“难道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反党?”他这样自问，又马上否定了：“不，不可能! 我们只能是保卫党!”
此刻，瞿海良习惯地用三个指头扶扶他的黑边眼镜，对他周围的同志说：“我要么不写，要写就是冒尖的。”他把大家选中、自己也最满意的一条，放在同志们共同做的花圈上。这条挽联是：
缅怀先烈，挥泪继遗志;
怒对豺狼，横眉举刀枪。
尽管不许送花圈的紧急通知已经下来，瞿海良和他的同志们还是把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
4月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已经放到了远离纪念碑的旗杆以北，许多花圈旁边还站着守护花圈的人。许多灯柱上也挂了不少的花圈，白色的挽带在阴冷的天光中飘动着。
这一天傍晚，笔者从中国登山队驻地赶到广场，看见纪念碑座东侧的白石墙上贴出了一张《质问文汇报》的小字报。一个斜挎书包的青年，正在那里大声念道：
3月25文汇报，怒问走何道?
代表何许人? 为谁唱反调?
警告文汇报，莫要为狼大喊叫。
中国人民觉悟高，不走法西斯道。
谁若反对周总理，终将被打倒!”
听众们叫着好，簇拥着，一批没有走开又拥上来一批。
深夜，在一支支手电筒光束的照映下，簇拥在纪念碑东侧不愿离去的人群，听到了韩志雄的匕首投枪一样的杂文：
历史，在太空逝去，也在太空永存。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历史将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
历史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
历史，在今天，曾有那么几只乌鸦，扑打着黑色的翅膀，恶毒地叫着。当人们在纪念碑下悲痛悼念忠臣的时候，这几只公乌鸦、母乌鸦却因总理的逝世而欣喜若狂。
……

六 清明节

清明节。清晨，在东单十字路口。买菜的、过路的，都注视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这些工人的眼睛红红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刚下夜班，没有回家休息就到这里来了。他们站在便道上，围着一个个花圈。马路并没有因为人突然增加而阻塞，相反，似乎比往日还更有秩序些。人民是聪明的，他们知道有人正躲在暗地，睁大眼睛在监视着，他们不能给这些家伙以可乘之机。他们都知道这一点——只是彼此心照不宣。
清冷的风中，隐隐约约传来行人的交谈：
“是曙光电机厂的……是的……”
曙光电机厂，在北京东北郊区，离东单很远。他们选择了东单作为集合地点。8时许，三千多名工人自动排成了长长的八路纵队，三十四个花圈由小到大，依次排列，镶在队伍中间。队伍前面，这个厂的党委委员元海章，正以山西口音向工人们讲话。他中等个儿，五十多岁，一张平平常常的憨厚的脸。
“同志们! 我们各个车间、科室去送花圈，去悼念总理，这是严肃的事情。为了防止出事，防止坏人捣乱，我讲三点意见，请大家注意：一.到了广场，不要乱，因为人很多。二.要遵守纪律，不是咱厂的工人，不要让他穿行或插入队伍。三.在广场我们举行一个简单仪式。只要大家做到这三条，出了事，我负责……”
元海章没有想到这些话在工人心中的份量，更没有想到这些话后来给他带来的麻烦。他出身很苦，十六岁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团工作，经常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叶帅、邓小平等中央首长，他们光辉的人格、品德和作风，给了他很大的教育和影响。解放以后，虽然转业了，但中央首长对他的影响是难以磨灭的。他经常告诫自己，要兢兢业业，把工作搞好，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贡献一份力量。他这种充满美好愿望的心境，近几年来却一次又一次罩上阴影。尤其是周总理的逝世，对于像他这样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来说，感情上是沉重的打击。他知道周总理的逝世意味着什么。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怎能不忧心忡忡?
队伍以一块诗碑为前导，簇拥着望不到头的花圈，沿着长安街的北侧向西行进。王府井、南长街十字路口的警察，都开了绿灯。他们顺利地进了天安门广场，然后，由人民大会堂前面，绕向松林，又绕向历史博物馆前面，最后在纪念碑和天安门之间站定。
这是几天来到广场送花圈的最大的一支队伍，也是花圈最多的一支队伍。群众为他们让路，向他们投以赞许的目光。
面向纪念碑，三十四个花圈由小至大从西至东排成一线。工人们在花圈后面整齐地列成方阵。周围的群众自动地手挽着手，在这个队伍的四周排成一道人墙，为的是使悼念仪式进行得更加庄严，不致使零散的行人插进队伍中。元海章站在队伍里，和其他工人一样，戴着黑纱、白花，一起听念悼词，一起唱《国际歌》。放哀乐的时候，别的单位的群众拿来自己的扩大器，让曙光厂的同志用。增大了几十倍音量的哀乐，在天安门前，在纪念碑周围回荡着……
当太阳转到东南侧上空的时候，广场已经到了饱和状态。从天安门城楼到纪念碑之间，旗杆上，华灯下，到处都是花圈。有的花圈上镶着周总理的遗像，有的贴着诗词。一层一层的花圈就像波浪一样向纪念碑涌去，纪念碑成了花海上的山峰，伸向高阔的天空……
就在曙光电机厂这股洪流溶进广场的时候，一个青年工人，手捧着一块长方形的白绸，向着纪念碑走去。
这个青年工人叫王海力，是北京铁路分局丰台电务段的。昨天夜里，他用小刀刺伤左手，让血流在一个盘子里，在一块白绸上写下自己的誓言：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您!!!
人们看见他的手指包扎着纱布，看见了他的血书，向他围拢过来，并把他抬了起来，把一朵朵白花塞在他手里。于是他挥动受伤的手，领着大家唱起了《国际歌》。
何止这一处，何止这一时，《国际歌》声在广场上此起彼伏。不知什么时候，空中飘起了巨大的淡黄色气球。气球上挂下来几条白纱做的长飘带，上面写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八个大字，和广场上的花山诗海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壮美图画……
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贺延光，和他的战友们把一张小字报贴在汉白玉栏杆上。
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原北京电机厂工人景晓冬把他写的长诗贴在纪念碑西北面的两只花圈上。
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一位个子不高、戴着眼镜的女教师王燕均，接过半导体喇叭深情地朗诵：
今日在何方?今日在何方?
亿万人民都在我们敬爱的总理身旁!
明日去何方? 明日去何方?
我们将用满腔的热血，谱写继续革命崭新的篇章…
一队队少先队员在广场过队日，一队队共青团员在广场举行宣誓仪式。一张张诗传单贴在纪念碑上，贴在花圈上;一声声铿锵有力的朗诵在人们耳边轰响。歌声、朗诵声、哭泣声、口号声，交织着、翻腾着，仿佛人间所有的爱和恨，所有的喜怒哀乐，都集中到了这里，由声音的洪流卷向历史博物馆，卷向人民大会党，又翻卷回来，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顶端，向着高高的天空呼啸而上……
人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倦。通向广场的各个路口，带着朋友、扶着老人、拉着孩子的人们，像无数溪流向往着大海，源源不断地向广场走来。
有两个小孩，大的不过六七岁，小的只有三五岁，擎着一个花圈，花圈是他们自己做的，不过一尺方圆，上面也只有两三朵花，几枝柏条，他们严肃地向纪念碑走去……
两个梳短辫的姑娘，可能是中学生，她们在纪念碑前足足站了半个小时。她俩面前的地上铺着一块洁白的手绢，手绢上放着几个苹果，苹果后面是总理的像……
一个年老的妇女，枯瘦的脸上已经没有一点血色。她让人搀扶着，艰难地抬起手，颤抖得十分厉害，把一朵小白花放到松墙上。事后人们得知，她是妇产医院的住院病人，癌症早已扩散。她换了一套衣服，瞒过了医生护士，乘车来到了广场。几天之后，这位老共产党员就与世长辞了……
数以十万计的自行车，无人看管，放在广场的四周，整整齐齐，没听说丢过一辆。一把不知什么人遗失了的车钥匙放在汉白玉栏杆上，也没有人拿。有个小偷还在栏杆上贴上这样的纸条：“从今以后，我不再偷了……”
全世界有多少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常常为了社会的和国家的秩序问题而苦恼? 如果他们想找到一个富有启示性的例证的话，这就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这种空前的现象，值得人们研究和思考。
大约在下午4点来钟，一个高大的铁花圈进了天安门广场。人们都向它拥去。群众自动地胳膊挽着胳膊给铁花圈闪出一条路来。铁花圈的后面，也跟着成百上千的人，夹杂着不断的呼喊声：
“让他们砸!”
“让他们烧!”
“工人阶级是好样的! ……”
这铁花圈的做成，可是不易啊! 前一两天，北京重型电机厂的工人们很着急，都想做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去，以表达对总理的怀念之情。可是做花圈的纸买不到，商店的售货员说：“上面有指示，这种纸不卖了。”住在城里的工人，上下班路过天安门广场，发现白天送的花圈，晚上就不见了。听说是被拉走烧掉了，工人们由着急变成了气愤。
郭友旺等几个工人，得知叶片车间做了一个铁花圈，跑去看了，受到启发，这铁花圈烧不掉、搬不走，正合大家的心意。可是叶片车间做的这个花圈太小，他们想做一个大的。车间三百多工人，听了郭友旺等人的建议，都表示赞同。
从4月3日早晨7点开始做，夜里也干，到第二天凌晨2点，干了十八个小时，铁花圈做成了。高7.5米，重1吨左右。最外一圈是七朵白铁花，每一朵直径60公分，意思是代表七亿中国人民。往里一层，是用紫铁皮做的二十九朵花，代表二十九个省市。再里一层，是三十朵用玻璃丝布做的花，代表全世界三十亿人民，这些材料，都是耐火的。
他们是在车间里一块空地上做的。因架子太高，有的工人就站在铁屑箱里，用天车吊起，往花上喷漆。车间六七个女工，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用铁剪剪着花瓣儿，有的虎口都流出了血。
3日晚上8时，工人们正在加紧制作的时候，厂里一位副书记来了。
“赶快停下! 谁叫你们做? 上面已经有命令不让做，你们为什么还做? 嗯? 还用铁做! 你们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
工人们把他围了起来：“你看我们这里面谁是阶级敌人? 你说……”
工人们是知道这人的来路的。他二十来岁，不知凭着什么本领，一下子当了团市委的副书记，在重型电机厂兼任厂党委副书记，盛气凌人。
工人们不听他这一套，他也只好走了。
郭友旺非常生气，一不小心，袄袖上蹭了一大块红漆。正好党支部书记老修走来，老修说：“老郭，小心点，漆都蹭到身上啦!”老郭正在气头上，见是支书，就说：“这点漆，不擦了，留下纪念吧! 只是咱的这位副书记，老是这样蛮横!”老修说：“也不要为他生气，犯不着，你们干你们的，他要再来，让他找我。”老修的话，给了郭友旺很大鼓励，他心头的怒气，顿时消去一半，微微一笑说：“咱车间几位副主任都支持我们做。厂里的书记老孙是个红军干部，对总理感情深，我们知道他决不会阻拦我们。这们副书记要再来，你可接着。”
郭友旺又把怎样送花圈的安排，对支书老修说了，老修说：“好，就这样吧! 不过，谁带头呢?我是支书，不好出头露面。你明天就带个头吧! 可不要莽撞。你知道，上面已有通知，不准送。孙书记不得已，找我们支书念了通知。要是出了事，也会给他造成被动。你可千万小心……”
望着老修严肃的神色，郭友旺瞪大了眼睛，他的浓眉向上挑着。他完全理解老修的话的份量和自己肩上的份量。他止不住内心的激动，说：“好，我带队去送花圈!”
4月4日凌晨2时，二十个小伙子，在老工人方俊福的指导下，抬起了这个一吨重的铁花圈。本来，他们想在厂门口找一个隐蔽的去处，既出去方便，又不被人发现。可是，抬到大门口的时候，小伙子们都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方师傅心想：小伙子虽有力气，也够他们呛了。干了这半夜活，又抬这样重的花圈，就是铁人，还有多少力气? 方师傅心疼小伙子们，就说：“放在这大门口吧! 这半夜三更，看谁能偷去。再说，这么重，一两个人是抬不走。”
一个小伙子擦着汗，不放心地说：“方师傅，要是让那个副书记看见了怎么办?”
方师傅说：“看就看见吧! 他有本事，就让他抬走，砸了。”
又一个工人说：“要是有人说，我们这是故意对党委示威，怎么办?”
方师傅说：“示威?谁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今天就放在这里了。”然后，方师傅又叮嘱道：“大家不要忘了，早晨7点从这里出发。在城里住的，下午两点到礼士路桥口集合。”
郭友旺一大早就从芦沟桥赶到工厂。7点多钟，铁花圈出了厂门口，向着天安门广场进发了。重型电机厂离天安门广场少说也有三十多里地。用人抬，是吃不消的。工人们想了办法，用铁管做了一个三角形的底座，一个角在前，两个角在后。前角放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后面用八个推车的轱辘，把铁花圈托起。铁花圈后面，又安了一个5米多长的铁管，三十多个人推着。
走到五棵松时，有个警察喊：“靠边走! 靠边走!”这个警察见工人们不听，就上来扭车把。过路的群众很气愤，揪住了警察，把他的墨镜、帽子都拉址掉了。这儿正是一个医院的门口，站满了穿着住院服的病人，他们向警察大声呼喊斥责……
临近礼士路大桥口，一辆吉姆牌小轿车停在旁边。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军人。他立正向着铁花圈行了个军礼，并哽咽着向北重的工人们说：谢谢工人同志们! ……”
时间还不到下午2点。郭友旺让大家停下休息休息，抓紧时间吃点东西。当郭友旺从一个小饭馆里出来时，正碰上了车间支部书记老修和几个副主任。
郭友旺说：“你们可不要前去，在后面跟着就行了。”
老修说：“你也要小心，礼士路桥头，有好几个人在等着，里面有市机械局的，可能是要阻止你们送。咱厂那位副书记早就向局里汇报了。”
到了礼士路桥口，果然有一个人把郭友旺叫住：“你叫郭友旺?”
郭友旺问：“干什么?”
“你来一下，有事和你商量。”
郭友旺跟着这个人，到了桥下，见好几个人已在这里。有的人他认识，有的他不认识。厂党委书记老孙也在这里。
机械局一位领导对他说：“你去劝说一下，让工人们把花圈拉到这桥下，花圈不要送了。”郭友旺问：“为什么?”
“你不知道有通知? 清明节是鬼节，不要送花圈。”
郭友旺急了：“怎么? 悼念总理有罪么? 难道你们对总理没有感情?”
“我们和你的心情一样，只是上面有命令……”这位机械局的领导又示意让孙书记劝说，孙书记把手一摊：“我也谈不通。”
正在这时，铁花圈又在向礼士路桥上移动了。郭友旺看见那位机械局领导的脸色变得铁青……
铁花圈就这样，终于冲破阻拦，走进了天安门广场，耸立在花圈的山峦之中。它无疑是一种意志和信念的象征。
这一天，从三○一医院驶出来一辆红旗牌轿车。车上坐着独臂将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几天前他要往天安门送花圈，秘书怕他目标太大，为了保护他，再三地劝阻了。今天是清明，他无论如何要到广场看一看，秘书拗不过，只好答应。但秘书给司机作了交代：一是不要开得太慢，不要在广场停车，以免被人记下彭副部长的车号;二是不要开得太快，不然副总长看不清广场上的情况。
红旗牌轿车进了广场，紧贴着花圈之海的边缘在广场上绕着……
像他们这样向往着天安门、关注着天安门的老革命家、老战士何止成百个呢?
清明这一天，在全国各地，难以数计的人民群众走上街头。花圈之多，诗词之烈，声势之壮，是难以描绘的。西子湖畔，松花江岸，西安古城的钟楼，郑州的二七广场……到处都是人如潮，花如云，泪如雨。整个国家沉浸在旷古未有的悲愤之中。人民以各种各样巧妙的有力的方式，寄托着自己的哀思，表达着自己的意志，显示着自己的力量……
夜幕降临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切，笼罩在浓浓的夜色之中。人们没有离去。他们仍然在这里看着、听着、唱着、想着。泪花与纸花交相辉映，心里的血与火在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