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铜镜》(原文全文)

《宋诗选注》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85年第四次重印后，我又作了些小小修订，主要在注解里。1987年出版社要第五次重印，但因旧版磨损，势必全部新排，我就获得机会，把修订处补进书里。同时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也出版这本《宋诗选注》。多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慨然惠允，我很欣幸这本书得以在京、港两地分别印行。

香港版要我写一篇序文。我想，这本书在1958年出版，受到一度公开“批判”，还能继续重印，已经历了“三十年为一世”。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只能作为那时期的一种文献了。假如文献算得时代风貌和作者思想的镜子，那末这本书比不上现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镜，只仿佛古代模糊暗淡的铜镜，就像圣保罗的名言所谓：“镜子里看到的影象是昏暗的”②。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恰巧七年前彦火先生访问我时，谈起这本书，记录下一段话。我省力偷懒，就抄袭他写的文字罢，因为他的也充得是我的，而我的何妨原是他的。

“这部选注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已故郑振铎先生要我干的。因为我曾蒙他的同乡前辈陈衍(石遗)先生等的过奖，(他)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我喜欢宋诗。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③。不过，一切这类选本都带些迁就和妥协。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分身制’。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这届得保留名位;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统战’。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的出现。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这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小因素，也是文艺社会学里一个有趣的问题”④。

当然，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过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或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

我只补充几句话。文学研究所成立时，我原是外国文学组的成员。郑先生以所长而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组组长，忽然把我“借调”过去，从此一“借。不复还，一“调”不再动。我选注宋诗，是单干的，花了两年工夫。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我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

1988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