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鲁迅吗-》(原文全文)

记得在东京时，我问过郭沫若先生，“你见过鲁迅吗?”回答是：“没有。他到广州时，我已经北上参加北伐了。”郭先生接着问，“你见过吗?”“见过。”

那时鲁迅先生到了北平，一天，同学李南桌来叫我，说是“走走，鲁迅在北师大演讲，快快，咱们去。”两个人爬上车子，一溜烟飞轮跑到了师大。只见篮球场上挤满了人，老远望见鲁迅先生站在桌子上，向大家讲话，也听不老清，场子上却鸦雀无声。一个个面孔向着鲁迅先生，四面八方的眼神，要从鲁迅的声调中，探索和追求真理，得到人生的真谛。鲁迅个子不高，站在桌子上，却那样顶天立地，谈笑风生，神情自若。声调像轻轻的春雷，像声声的警钟，在灰蒙蒙死沉沉北中国的长空，撒下希望的火种和战斗的豪情。我望着望着，觉得先生的头发是那样硬，大约用怒发冲冠来形容有点差不多。面对着长袍西服裤黑皮鞋的人群，在一张张静默略带激动的面孔上，不知为什么，孔乙己，阿Q，赵太爷，假洋鬼子，以及祥林嫂，闰土的艺术形像在眼前出现……。

当时这些情景，我并没有向郭沫若先生谈。我只是在说“见过!”以后，又加了一句：“在北师大，老远见过。”而且又加上几句，说魏猛克在上海与鲁迅有来往，比较熟，魏猛克的杂文，笔调也像鲁迅等等。我们那时在东京，叫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

高尔基逝世的第二年，上海传来消息，鲁迅先生也逝世了。《质文》决定出纪念专辑，魏猛克问我，“写首诗吧?”他指的是高尔基逝世，我写过诗剧。但当时心情忙乱，远隔重洋，华北危在旦夕。许多留日同学，相继回国，参加救亡运动。诗没有写成，我也回国了。

抗战期间，我从延安到了重庆。五、六年间，每年纪念鲁迅，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都要开纪念会，出专刊。我一共写过两次纪念文章，一次是老舍问我：“怎么样，来一篇吧?”又一次是梅林到天官府七号文工会来约我写的。都是没有写诗。那时纪念鲁迅，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针对时弊，反对国民党的种种逆流。投枪击中要害，既有锋利的出击，也有韧性的战斗。

全国文协除张家花园会址外，在重庆南温泉和北温泉(北碚)都租了房子，供作家去写作。老舍住在北碚，梅林住在南温泉，我有个时候也住在南温泉。同住的有萧军一家，欧阳山和草明，舒群单人住在我隔壁，我一人住间大房子。后来沙汀到了山城，我与他同屋。梅林天天办置可口的饭菜，大家在饭桌上，时常提到鲁迅先生，一提到鲁迅，一种崇敬的情思油然而生。那时欧阳山用张什么的名字写了多本小说，拿来一看，句子老长，像翻译的小说似的。不久他到了延安，写出了《高乾大》，文风一变。萧军挺着腰板，是个硬汉子，大约是在写《第三代》长篇。他与舒群不久也都到延安去了。沙汀是从延安出来的，不久回成都老家去了，写了《在其香居茶馆里》等小说。伏天一过，雾都重庆，白雾茫茫，敌人飞机不来了，我也就回了城里。

中共办事处，好像在南温泉也租了房子。记得一天，凯丰同志来看我们，说是要看小说，沙汀从书架上拿出几本小说，他都不要，我拿出一部《红楼梦》来，他却带走了。一天傍晚我去看他，一道在花溪边上的树丛中散步。远远看见韩幽桐同志，坐在路旁石凳上，一身白纱衣裙，手里拿一本鲁迅的书;在那沉思，活像古希腊的一尊雕塑。我们绕过小路，没有惊动她。她是回族，在东京时，我们与张郁光等每月聚餐座谈，共同探讨救亡之道。上菜时她照吃，如果有人说声，这是猪肉，她就放下筷子了。

我与凯丰同志且走且谈，他提起左联来。我说在延安时，毛主席也谈到左联，说是左联的中心在上海，鲁迅是主将，而苏维埃运动中心在井岗山……。我对凯丰说，一个在上海，一个在井岗山，没苏维埃红军的生活实际感受，所以鲁迅晚年去上海就不写小说了。当然茅盾写《子夜》，写的是上海，有生活有感受有资料有实感，才能进行艺术的概括加工，就不同了。鲁迅晚年的杂文，像匕首像投枪，击中敌人要害，反动派是胆战心惊的。鲁迅自己也说他是从旧垒中来，反戈一击，易中要害，就不是一般化概念化了。入木三分，触及灵魂，鲁迅的笔，才算战斗的武器。构思谨严，文字精练，寓意深刻。上下两千年，整个亚洲大陆，苦难欢乐，都在笔下，变成神奇的杂文。唐宋八家，没有他深刻，他早年的小说，虽像果戈里的笔调，但果戈里不如他精炼深刻，他的阿Q形象，是中国的艺术典型，在世界文坛，也是独放异彩的。

齐燕铭同志在去延安之前，到了重庆，也到南温泉小住，大约是与凯丰同志住在一道。有一天我陪他到仙女洞转了一圈，又在花溪坐上小船。来回划了一趟，且划船且聊天，谈了些鲁西北他与张郁光怎样开辟工作，培训干部。敌人大举进攻时，是张郁光叫他带着干部学员先出城，张郁光却壮烈牺牲了。又谈了些当时华北救国会的情况。我说：“你知道我离延安时，党中央文委同志，托我打听你和范文澜的消息，是我到了西安，碰到李续刚同志，打听到你们的下落，才通过办事处发电报告诉中央文委的。”

不知为什么我们谈起了鲁迅，我问他：“你见过鲁迅吗? 你知道鲁迅划过船没有?”燕铭笑着说：“鲁迅在北大讲课时，挤在听讲人中，老远见过。至于他是否在北海公园或颐和园划过船，没听说过。”我说：“你这个历史学家，只研究正史，民俗史是不过问的。”我们俩都笑了起来，他问我：“怎么样，我们一道去延安吧?”“我刚写完大歌剧《秋子》，中华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也谱好了曲，等上演以后，我再去吧?”他说：“好”。

我们上了岸，已是黄昏时分，一轮红日照得树丛花木，闪闪发光。回头望望花溪，游鱼跳出了水面，一圈圈水纹消逝，仿佛我们刚才的笑声，还留在那里。

抗战胜利第二年，我顺江而下，到了南京，又到了上海。克家约我到“九重天”高楼，吃西餐，欣赏别人跳舞。那时大上海，摆地摊的，卖洋货的，三教九流，乌七八糟，五花八门，投机取巧，帮气十足。这个租界，那个租界，十里洋场，却真是半殖民地的味道。青岛家中给我寄了些钱，叫我坐飞机回家看看。我从北四川路底上电车，准备到跑狗场去看戴爱莲出国的独舞会。车到南京路，要换车，一下子拥挤不堪，好歹下了车，一摸皮包不翼而飞，幸好我别的口袋还有钱。大公报名记者徐盈同志，消息灵通，就发了社会新闻，说是诗人臧云远到了上海，在电车上被扒手扒了。新华社潘梓年同志知道了，第二天叫人送来百儿八十元，我才买了飞机票回青岛的。因为离重庆时，一路都是办事处为我安排的交通。

临走时，我到四川路的一条巷子里，去看望住在半壁花园洋房的郭沫若先生，又到群益出版社向乃超告别。漫步向前走着，不知不觉到了大陆新邨。想着左联十年时刻，鲁迅避开反动派的跟踪，住在日租界的大陆新邨，夜夜家人入睡，四下宁静，他对着一盏孤灯，用笔战斗。眼望千里西南，红军正在日夜奋战。俯视十里洋场，横笔清扫封建的垃圾和资本主义的种种丑态毒害。他望着一幅幅振奋人心的进步木刻，想着白天与青年人的交谈，多有希望的青年一代。他从大陆新邨到内山书店，长袍黑力士帆布鞋，吸着哈德门香烟，多少街上人望望他，可不知道他就是鲁迅。

我们东京左联同志，日夜思念着他，各自在心中有自己描绘想像的鲁迅形象。口里谈着“中国的高尔基”，其实祖国五千年文化，两千年艺术遗产，溶于鲁迅一身，如果从普希金算起，到高尔基还不满二百年，这怎么能同日而语呢?!

解放后，我从华东大学，到山东大学，为艺术系师生讲文艺思想大课，常常以崇敬的心情，提到鲁迅光辉的一生和战斗的业绩。1952年院系调整，到了江南，五、六年间，为华东艺专上文艺大课时，作为艺术家如何认识世界，和描绘演唱思想的基本功，讲解了《实践论》、《矛盾论》，同时也讲了鲁迅的文风和战斗精神。

一次华东开会，我到了上海，住在上海大厦四楼，一次我乘电梯下楼，电梯里碰到曹禺，他住在十四楼。他问我：“你上哪?”“想到鲁迅公园去。”“走，一道去。”到了公园一看，进门不远，鲁迅的塑像，端端正正坐在大路中间，而且有半圆的石墙护着他。塑像看来既不神彩生动，又不工力精细，平平淡淡地坐在那儿，表现不出鲁迅的风貌和神态。“干么叫鲁迅来挡路?”我不禁说了出来。叫人非来看看自己不可，鲁迅自己是不会同意的。如果是每天到公园来，还得转半个大圈，何苦呢? 我与曹禺再也没有言语，大约都是在心里摇头，“走，到纪念馆看看。”可是这一天不凑巧，纪念馆闭门深锁，是休息的日子。我们顺着小路往后走，曹禺意味深长地说，他在国外，看到契可夫的纪念像，汉白玉的雕刻，在公园的一角，可真是件艺术品。

路旁白花，天上白云，风风雨雨，时光流逝。三十年前情景，有如昨日。五十年前，左联初创，鲁迅北上，站在北师大球场的桌子上，那救国救民的言辞音调，战斗的风姿，洒脱的身影。如果有艺术家，把那时的鲁迅，用汉白玉，大理石，或者青铜雕塑出来，叫世世代代青年，同我一样见到了鲁迅，那该有多好!

1981年7月7日于南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