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并不易做》(原文全文)

乾隆下决心狠整胡中藻时，首先给广西巡抚卫哲治颁旨：“汝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稍有姑容，于汝身家性命有关!”并在卸任的江西巡抚范时绶的奏折上朱批：“胡中藻生事告状至汝衙门，汝何不参奏?”杀气腾腾，圣旨一下，谁敢不雷厉风行地寻觅胡中藻集团的罪行? 其中最卖力气的要算接范时绶当巡抚的胡宝瑔，他除了严查甚至“严讯刑吓”胡中藻及其亲属密契以扩大战果，“断不令此等狂呔悖逆之徒幸逃法网”外，还落井下石地揭发范时绶的包庇罪，为此专门奏了两本，说范不独查抄胡中藻家时不够彻底(他是彻底得地板也起挖查看的)，而且“公然听其出入，致有烧毁字纸透漏银钱首饰之事。且其时因理字纸搜出银三千余两，范廷楷尚交还本家，及臣查勘时已少银数十两，现在俱已交出”，“不知何以怠忽至此”。然后又说范廷楷同胡中藻是同年，胡所刻诗集“断无不送阅之理，乃既隐忍于前，又不摘发于后”，看来何止包庇，简直可以打成胡中藻分子了。这之前两年，在湖南巡抚任上，范时绶曾经把刘震宇《治平新策》判为“尚无悖逆诽谤之语”，只不过不该“妄生议论”而已;朝隆看了《治平新策》后认为“书内更易衣服制度等条，实为狂诞”，“妄訾国家制度，居心实为悖逆”，“范时绶仅将该狂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着交部严加议处”。可见范一贯右倾，估计乾隆对范还有一些好感，这回仍从宽发落，要不然，两罪并发，脑袋搬家不足为奇。在文字狱档中，因右倾而被申斥的官员不少。湖北巡抚陈祖辉奉命调任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时，来不及把两本应毁违碍书籍上报就去上任，被追究得马上检讨自己“糊涂昏愦，咎实难逭。”沛县监生阎大镛抗粮拒差罪发，查来查去，查出他20年前曾刊刻《俣俣集》，“或讥刺官吏，或愤激不平，甚至不避朝讳，更有狂悖不经语句”。此书曾送给当时知县李棠，于是李棠罪该万死，幸亏他死了，才无法追究。

汉明帝时，楚王刘英造反，好多无辜的人也被乱咬乱攀。侍御史寋朗冒着好大的风险给受冤的人平反。他说，那些审判的官员都知道造反是大罪，应当痛恨，所以，多加他一些罪名总比减轻他一些罪名要稳当，免得被抓辫子。这一来就考一连十，考十连百，见到皇帝不敢讲真话。回到家里却偷偷叹气。寋朗敢于在“阿附反虏，法与同罪”的威胁下讲出这番真话，确不简单。由此亦可见，左比右好，自古皆然。 胡宝瑔并不是个别现象，而且也未必典型。

这种宁左勿右，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知不该上纲上线的，为了保险起见，只好用“虽然……但是”这类公式来判人以罪：

虽各条内感颂圣明，尚无悖逆诽谤之语;而妄生议论，实属狂诞。

虽俱无悖逆之处，然理解荒谬，言词俚鄙，且敢评驳朱注，更多尊崇谢济世之语，其为狂妄诡僻，已无疑义。

甚至连疯子也不能饶：

柴世进虽素有疯疾，不过时发时止，该犯生逢盛世，乃敢造作逆词，实属罪大恶极，人神共忿。

事后证明，这样做确实比较保险，有果然由于“但是……”而被处死甚至凌迟的，有仍被“今上”斥为右倾包庇的;当然，也有蒙圣恩准予宽大的。礼多人不怪，当奴才，忠心过头总比被怀疑二心为高。

还有一种则是由于不学无术(也可能加上保险系数)而胡乱上纲的了。这时，乾隆就有机会表现出他不仅是一位仁慈宽厚之君，而且是博学多识之主。

山西巡抚巴延三(此人也是一位运动健将)奏：李抡元父亲的墓志“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悖逆”，于是逮捕查抄了好些人。乾隆朱批：“皇考之字见于礼经，屈原《离骚》及欧阳修《泷冈阡表》俱曾用之”，不能认为是叛逆。“彼既迂腐，而汝之不读书及幕宾之不晓事，又可知矣。”把奴才加蠢材奚落了一番。同样，湖南巡抚富勒浑有鉴于谢济世案的教训，认为陈安兆的《大学疑断》、《中庸理事断》竟“敢评驳朱注”、“尊崇谢济世”，“其为狂妄诡僻，已无疑义”;而他的《痴情拾余诗稿》“词句狂放，疵谬颇多，尤恐有隐含谤讪之意，自应严讯实情”。乾隆朱批又给他一闷棍：“富勒浑于文义本不甚深，更未免新进，有意从严，一闻事关悖逆，辄欲从重惩治”，“所奏殊属当过”，下令“申饬”。

乾隆除了有时觉得某些奴才不学无术，连“皇考”之类都不懂，未免有些生气外，也懂得这些人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想升官或自保。在给富勒浑的朱批就有这种意思。汉人赵永德从胡中藻一案中得到启发，冒充来办大差的旗人，讹诈盐商出身的原刑部郎中程，说他的《秋水诗钞》中《避世吟》(实为《去去吟》)等有问题，一连写去四封挟吓信。这件事本来很容易查清楚;可是，生怕犯右倾罪的官员富勒赫等只晓得“搓排球”，死也不肯表态。乾隆一连收到三个人奏的三个本，圣谕：“朕阅程抄刻诗册，……并无讥讪悖逆之语”，“此事明系赵永德索诈不遂，挟嫌诬陷，富勒赫为其所愚”。为什么那么“明系”却仍被愚呢? 乾隆完全知道，这是胡中藻一案留下的阴影。 他在朱批胡宝瑔奏余腾蛟诗辞狂悖请旨即行正法一折后说，余腾蛟的诗并无问题：

胡宝鏪或有鉴于从前胡中藻之案，以为已经首出，不得不严行处治。且入告少退，又焉知不为谢溶生先得居奇。

左既可保险，又可争功，当奴才的怎能不趋之若鹜呢?但是，有时却又因左而挨批，搞得左右不是人，奴才岂不难当?

顺便说一句，“奴才”一词，在当时是比“臣”要高一级的，只有满族的大官才能自称奴才。有人告前礼部侍郎齐召南放高利贷，乾隆下令查办归公。浙江巡抚永德所查结果却于齐召南有利。这一下却惹怒了龙颜，除传旨申饬外，还不准再称奴才，只准称臣，大大掉价。由此可见奴才既不好当也不易当，是种“高级职称”。

1989—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