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千》(原文全文)

张岗镇是小区的中心村，分四大头。工作组一共四个人，一人分占一头。李同志还兼着冬学的教员。他在西头工作，在西头吃派饭，除去地主富农家，差不多是挨门挨户一家三天。不上一个月，这一头的大人孩子就全和他熟了。
这几天，冬学里讨论划阶级定成分，人们到的很多。西头有一帮女孩子，尤其是学习的模范。她们小的十四五，大的十七八，都是贫农和中农的女儿。她们在新社会里长大，对旧社会的罪恶知道得很少。她们从小就结成一个集团，一块纺线，一块织布;每逢集日，一块抱着线子上市，在人群里，她们的线显得特别匀细。要买你就全买，要不就一份也不卖，结果弄得收线的客人总得给她们个高价儿。卖了线，买一色的红布做棉裤，买一个花样的布做袄，好像穿制服一样。
吃过晚饭，就凑齐了上学去，在街上横排着走。在黑影里，一听是她们过来了，人们就得往边上闪闪。只许你踏在泥里，她们是要走干道的，晚上也都穿着新鞋。
冬学设在小学校的大讲堂里，她们总是先到，等着别人。
这天，李同志拖着一双大草鞋，来到学校里，灯已经点着了。
女孩子们挤在前边一条长凳上，使得那条板凳不得安闲。一会儿翘起这头，一会儿翘起那头，她们却嗤嗤地笑。
李同志笑着问：
“今天谁点的灯啊?”
“是大绢! ——大绢是模范。”她们喊着。
“咱们的冬学越来越热闹!”李同志说。
“这是——因为你讲话讲的妙!”那个叫大绢的女孩子回答，简直像是唱歌儿。
“我看是这个问题很重要!”李同志说。
“大家都想知道知道——自己是什么成份。”大绢笑了半截，强忍耐住了。
说着，屋里已经挤满了人，女的也不少。男人把板凳让出来，有的就坐到窗台上去。
“人到的差不多了，开讲吧!”
李同志站到大碗油灯前面。他讲什么叫地主富农，什么叫剥削。他讲到那些要紧的关节，叫大家记住，叫大家举本村的例子，叫大家讨论和争辩。那时我们的政策，有些部分还不如后来那么十分明确，比如确定成份的年月是“事变前三年到六年”。
先讨论村里明显的户，谁家是地主，谁家是富农。最后李同志叫人们再想一想，他严肃地说：
“根据我们讲的，大家看看还有遗漏的没有?”
人们沉静了一会儿。有几声咳嗽，有几声孩子哭，有几个人出去走动了走动。忽然有一个人报告：
“我不怕得罪人，我说一户：西头大绢家，剥削就不轻，叫我看就是富农。大家可以争取争取(就是讨论讨论)!”
李同志静静地听着。说话的人站在人群的后面，看不见他的脸，李同志听出是东头扎花炮的刘二壮，他的嗓门很高。人们都望着大绢。李同志觉得在他的面前，好像有两盏灯刹的熄灭了，好像在天空流走了两颗星星。他注意了一下，坐在他前面长凳上的大绢低下了头，连头发根都涨红了。
同大绢坐在一条凳子上的女孩子们，也都低下了头。停了一会，那个叫喜格儿的扭动一下身子，回过头去红着脸说：
“你报告报告她家的情况!”
“当然我得有根据，”刘二壮说，“咱们谁也别袒护!”
“什么袒护呵? 你说这话就不正确，李同志不是说叫讨论吗? 咱们这是学习哩!”女孩子们全体转过身去对抗着。
“你看你们那方式方法!”刘二壮说，“好，我就报告报告她家的情况：她爷爷叫老灿，当过顺兴隆缸瓦店的大掌柜;家里种到过五十亩地，喂过两个大骡子，盖了一所好宅子，这谁不知道?”
“有没有剥削?”李同志问。
“怎么没有? 他当着掌柜，家里又没有别人，问问他那五十亩地谁给他种的? 那剥削准有百分之二十五!”
“什么时间?”李同志又问。
“不多几年儿! 反正出不了三年六年那一段。”刘二壮说。
“同志! 我说一说行不行?”大绢站起来，转脸望着后面，忍着眼泪。李同志点一点头。她说：
“乡亲们! 谁也知道日本人把俺家烧了个一干二净。从我记事起，我们过的是多么寒苦的日子? 我从小就两只手没有闲着过，十三上织布，十岁就纺卖线;地里的活，我敢说不让一个男孩子。我们横竖都见来着，现在刘二壮说我家剥削过人，我哪见过大骡子大车呀?”
人们都望着她。她才十五岁，起初人们心里想，这么大的一个孩子，能当着这么些个人说这么几句，像干爆豆似的，可真算不错了。刘二壮也很平和地说：
“反正我说的句句是实，要不叫她那一头的人们说说!”
可是，西头的几个老年人不说话，那几个女孩子也真闹不清这老辈里的事，有钢也使不到刃上。大绢坐在板凳上哭了，她站起来，往外就走，一边走一边哭着说：
“我去叫我爷爷去，看他剥削过人没有?”
“他能来吗? 你叫他干什么!”人们拦不住，她走了，到院里就放声哭了。
“这孩子从小可没享受过，”一个壮年妇女对李同志说，“从小爹娘全死了，她爷爷报了估又得了半身不遂，事变那年日本人烧的她家只剩了几间房筒子，家里地里，就仗她一个人!”
“你们上了岁数的人说说，她爷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李同志又问西头那几个老头儿。
“我说说吧!”麻子老点抽完了一锅烟，把烟袋杆里的烟和油子用大劲吹了出来，说，“她爷爷是这样一个人：从小是个穷底，可是个光棍儿，不好生过日子，整天在街上混混儿。后来碰上了一个硬碴儿，栽了个跟头，就回心转意了。浪子回头，千金不换，他在张岗街上开了一个小杂货店，起先就卖些针头线脑，火绒洋取灯，烧纸寒衣纸，碱面香油醋……每天打个早起，在大道上去跑一趟，拾回满满一筐粪。不上几年，小买卖越来越红火，人们看着他有本事，就有的拿出股本，叫他领东，开了一座缸瓦瓷器店，这就是顺兴隆。用了几个伙计，很是赚钱，三年一账，三年一账，他要了几十亩地……”
“这时就雇了长工?”李同志问。
麻子老点说：
“他没有雇长工。柜上有一辆大车，也用着把式，秋麦两季，铺子里的伙计们帮他收割打场。”
“双层剥削!”刘二壮在后面放低声音说，可是人们还全能听得见。
“他又盖了一所住宅，”麻子老点接着说，“这算到了顶儿。就在那一年，和天津的洋人做买卖，一下受了骗，铺子关门，家里报了估。日本人来了，又给他点上一把火，烧了个片瓦无存……”
“在哪一年报的估?”李同志问。
“不多几年儿!”麻子老点说，“反正也在三年六年那一段里!”
那天晚上，大绢并没有把她爷爷叫来。时间晚了，冬学就散了。
以后，大绢没有上学来，虽说并没有限制她。和她一伙的女孩子们这几天到的也不齐，有几个早来，有几个迟到。坐在板凳上也不那样哄笑打闹了。
李同志到西头吃派饭，这天轮到喜格儿家里，喜格儿又给他炒了鸡蛋。李同志一边吃一边进行教育，说是一家人，不该给他做好的吃。喜格儿只是笑着听着，也不反对。喜格儿的娘说：“你说的有理，我们做的也不孬，好东西不叫一家人吃，难道叫外人吃?”说笑中间，有人在外间叫了一声，喜格儿放下碗筷就出去了，随手拉进一个女孩子，是大绢。
一眼看来，大绢好像比平时矮了一头，浑身满脸要哭的样子。喜格儿说：
“你和老李说说么! 光哭顶事?”
说话一掀门帘又进来了一群，都是她们那一帮，有的靠着隔山门，有的立在炕沿边，有的背着迎门橱，散布开了，好像助阵似的。
大绢说：
“李同志，你再到我们家里去看看，我们是地主富农吗? 我能和人家那孩子们比吗?”
喜格儿说：
“我们从小在一块拾柴挑菜。从前是地主富农的闺女瞧不起我们，不跟我们在一块，眼下是我们不跟她们在一块。为什么平白无故把大绢打进仇人的伙里?”
“你们想不通!”李同志说。
“想不通，她一点也不像。”喜格儿说。
“李同志你再考察考察!”
“老李，你再到她家去看看，看看像个富农不?”
她们是在苦苦求情了。李同志说：
“这是学习，你们不同意，就在学校里提意见呀!”
“提意见，我们是得提意见。我们觉得不能追那么远，不是不许追三代了吗?”一个女孩子说。
李同志说：
“人家没有追三代。她家有剥削，时间又在三年六年那一段里，这是个成份问题。家里没什么了，自然也就不再斗争你的东西。”
“我没剥削过人，怎么能担这个名儿呀?”大绢又哭了。
李同志放下饭碗说：
“我们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个制度存在几千年了，你们想想，有多少人在这个制度下面含冤死去，有多少人叫这个制度碾个粉碎? 你们都听过老年人诉苦了，该明白剥削是多大的罪恶! 多少年来，人们怀抱一个理想，就是要消灭这个制度，好叫人们像春苗一样，不受旱涝，不受践踏，自由地生活生长生存。有很多人为这个理想牺牲一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们村里就有过两位坐狱被杀的共产党员。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事，也不是求情的事。自然，我们也要慎重，不能把自己的人当成敌人!”
女孩子们说：
“李同志，你说的对，她要真是地主富农，就是亲生姐妹，我们绝不袒护她! 我们觉着她不是，她是我们一群里的!”
正月里，工作组学习1933年两个文件，读了任弼时同志的报告。李同志又拿到冬学里去讲解，重新讨论了几家的成份。这一帮女孩子就提出来：大绢家有过剥削，是老年间的事了，也没有连续三年，按新精神定成份，她还是农民。
大绢也来上学了。她瘦了些，可是比以前更积极更高兴了，就是：火色更纯净，钢性也更坚韧了。她说：她爷爷剥削过人是他的罪过，经过这回事情，她要记着：一辈子也不要剥削别人一点点。
正月里，只有剥削过人的家庭，不得欢乐。喜格儿她们在村西头搭了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每天黄昏，她们放下纺车就跑到这里来，争先跳上去，弓着腰用力一蹴，几下就能和大横梁取个平齐。在天空的红云彩下面，两条红裤子翻上飞下，秋千吱呀作响，她们嬉笑着送走晚饭前这一段时光。
秋千在大道的边沿，来往的车辆很多，拉白菜的，送公粮的。戴着毡帽穿着大羊皮袄的把式们，怀里抱着大鞭，一出街口，眼睛就盯在秋千上面。其中有一辆，在拐角的地方，碰在碌碡上翻了，白菜滚到沟里去，引的女孩子们大笑起来，赶车的人说：
“别笑了，快过来帮忙搬搬吧，咳! 光顾看你们打秋千了。你们打那么高，眼看就从大梁上翻过来了!”
天黑下来，她们才回家去吃饭，吃过饭又找到一块上冬学去了。

195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