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奥斯维辛》(原文全文)

一个春天没有好天气，先是雪，后是雨，到处泥泞。就这样到了复活节。前后有一个多星期的假期，“安排一次旅行吧。”小周建议。

他一直想去奥斯维辛，我也想去，但心里有些抵触。是参观，还是去受教育? 都无意义。但是我们还是去了，好像中国人遭受得还不够，“需要更猛烈的不幸，将我们的伤口撞击”，我清楚，这是受虐情结。我不用说，小周也如此吗? 他年轻我十五岁。

天色阴沉，冷寂的细雨飘忽不定。坐在列车上，看着潮湿而沉闷的大地，白桦树在一片阴郁中抖颤闪动，我想到这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诗人。辽阔的阴郁中，它们像大地额顶的一块亮斑，又优美，又悲哀。似乎那是一种命运，为了使大地显得更加沉重而残留下不能消失的印迹。这是半夜发出的车，现在是蒙蒙的早晨。伙伴还睡着。

先到克拉莫夫——东欧闻名的古城。雨雾蒙蒙，穿越丛丛耸立的教堂、王宫、市场街。古老颓败的气味，带着霉斑，更神秘，更庄重。这是一座时间铸就的城市，也像一卷矗立的经书。它是过去，没有未来。那幢幢暗淡的建筑，像隐于时间的修士，我似乎能看到他们拖脚的黑袍。

奥斯维辛离这里几十公里，我们要在这里换车。太近了。是嘲讽吗? 是玛丽亚教堂的钟楼垂下一块影子，衬示文明的两端? 玛丽亚教堂千百年不断的钟声，不因之哽咽变调吗? 或许它已经变了，而我们的耳朵难以辨认。

奥斯维辛，这个词浓缩着恐怖，它聚居着无数冤魂。如果把这个词打开，那些魂灵会像疾病一样流窜世界。语言是有寻魂的。这是一座不大的城市，因那一段事情举世闻名。我很同情这里居住的人，他们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用中国的话说，就是阴气鬼气太重。或许这是语言的效应，实际并不如此。离开这个名字，这座小城和其他它许多城市并无两样。不旧亦不新的街区，高大的教堂，一两处古物，上面刻着时间的纪念。老人安和，步履缓慢，年轻人匆匆忙忙。维斯瓦河静静地流淌，两岸的草地，树林在微雨中朦朦胧胧，清新的绿意提醒我，这是春天。春天，春天，是春天吗? 我还想到，后天是复活节，基督重临的日子。几个孩子在大桥下捕鱼，他们淡黄色的头发被风吹乱。岸上的迎春花火焰一般灿烂。生活在继续。

奥斯维辛的故事，人们知道得很多。这几乎用不着记叙。

它比我想象的小得多，也平淡得多。语言的传播，往往于事实甚远。语言似乎有放大幻想的魔力——那幻想可能是地狱，也可能是天国。布热金那一处集中营地，面积大约有四分之一平方公里，左右两边大约有五六十座营房——其中许多已毁掉，唯地基尚在。我计算了一下，这里最多可同时容纳二至四万人。城里的一处①，比这还要小些，像是正式监狱。凡残酷的地方都见了。来前，我查了几部词典，奥斯维辛的条目下，记载着几个不同的数字：五百万，四百万……大约这些数字被夸大了，它的面积和时间都没有那么大的处理能力。最近(1994年)看到一份材料，一位法国专家考证奥斯维辛死亡人数为八十万。也许这是一个比较接近的数字。我不是历史学家，无能卷入“奥斯维辛有无”的争论。但在这里根据我对人和事物的理解，我觉得人们所说的“奥斯维辛”具有传说的成分，出于人对恐惧虚幻的本能，也出于某种政治的需要;但我也相信奥斯维辛的种种事情是真实的。是的，这里发生过。人的凶劣不仅过于动物，亦过于撒旦。关于人的恶行，只有人想象不到的，却没有人做不出的。在人类血腥的历史中，奥斯维辛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它不过是那部历史的一个刹那的特写。即使今天，这些事情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不过它隐散于纷乱的人类，没有集中罢了;或者它以其他的形式出现，饰以堂皇的名词。

不知道过去有没有中国人到过奥斯维辛。我在签名册上没有发现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到过，他们如何感受? 雨已经停了，布热金空旷的土地带着晦暗的寒意，不明不暗的日头隐于云后，那是一丝光明。走出一座营房，走进一座营房……它的木架床、火墙……我似乎感到熟悉。的确，在这里我难以进入欧洲人的命运，而更多地是沉陷于中国的哀痛中。1966年到1976年，我觉得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并不比这里更幸运。

铁丝网、岗楼，伸入营内的铁轨直戳心房。我努力在这里寻找细节，那些遗落的细节或许更能表述准确的真实。犯人劳动使用的木车、铁锹，他们策划潜逃的居处，三三两两画在墙壁上的图案，一柄用牙刷把做的装饰，许许多多刻画在砖墙和木板上的名字。他们只留下了名字，他们在哪里? 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刻下自己的名字，留给后人，这是他们在这里对自己所能做的。我小心地念着上面的字母，那么清晰，仿佛他们就站在面前。

城里的另一处已成了奥斯维辛博物馆。那里的许多实物和照片让人触目。我无力记叙这些。我希望我的语言保存一点温暖，不成为另一种残忍和伤害。

我觉得欧洲的文明，在这里崩溃了。它毁灭了人对人的信念。两次大战延伸到这里，让人那么真实地看到了人的本性。不是德国人，俄国人、犹太人……是人本身。当“人”被赤裸裸摔碎在这里的时候，人对“人”破碎的信念就再也不能弥合了，什么也不能补救。

人应该有一些人的原则，那是任何主义、思想、未来、各种伟大的天才和目的所不能逾越的。而这些原则并不眩目，在基督教义中，在儒家经典中，在佛教、伊斯兰教的经文里，人类早有记叙。那就是人对人的尊重、信念与善意。“上帝死了，”于是有各种天才和主义指示未来。也许这并非是坏事，但是以拆毁“人”的那些基本原则为目的不惜方式的时候，就威胁了整个文明。这是这个世纪的教训。奥斯维辛不是这样发生的吗? ……

有一幅照片，在许多文字中没见提到。那是关于奥斯维辛的文化生活，一伙着号衣的囚犯，演奏音乐，台下是他们的伙伴和德国军人。像是联欢。演奏的是莫扎特还是斯特劳斯? 我觉得黯然。该有这样的场合吗?是对音乐，还是对演奏者的羞耻。于音乐，于音乐家都没有骄傲的理由。我记得《古拉格群鸟》中的一个情节，两个波兰青年钢琴家，用两双艺术家的手，英勇地反抗他们的命运。那结果自然不是音乐，但却是音乐所极之处。我无意苛求，我只是说我们应该清楚：什么是屈辱，什么是骄傲，人的那份热爱最终在哪里。万事缤纷，各种各样的事都可理解和宽容。但在某一种时候，某一种终极的价值和荣誉，那是不容被盗窃和颠倒的，它超乎艺术和文化，那是人本身的尊严。

下午又断断续续地下雨，且吹袭倾斜的北风，而那雨时而杂着雪粒。冷冷的寒意，刺痛皮肤，使人收缩、孤单。几面犹太人的旗帜瑟瑟飘动，那旗白底，数十道天蓝色的斜条，边角上有一颗硕大的鲜红心脏。我想到那句话：“犹太民族的心脏在体外。”在这一片阴沉中，它们那么明朗，明朗得单纯，像孩子的心。它们使我看到天空——似乎它们就是蓝色的天空。我感到轻松和安慰，感到来自远方的希望。是的，是需要单纯一点，单纯一点才能回到“人”那里去。犹太人苦难的民族，却有那么一颗单纯的心，怦怦突突。他们在这样的地方，能升起这样的旗帜。我想到以色列那面干净的六角星国旗，想到来到这里的犹太青年，他们献上的鲜花、蜡烛和泪水。我不评述他们的历史，但在这一点上他们令我尊重，那是一种文明的记忆和保存。几个月后，在电视转播的华沙纪念犹太人殉难的大会上，一位犹太人歌手，用颂经一般的歌声，沉诵犹太人的苦难。他闭着眼睛，像一个盲人，泪水闪闪，沉缓起伏的音调，像中东千年的历史，其气势和《圣经》相抵。我觉得这歌声蔓延过去，消失了道道国境，覆盖了整个大地。这样的歌声和泪水，才能抚慰人类的苦难。波兰着名现代音乐家奔德莱斯基配乐的枪声，在黑夜及火光中激烈震荡。

犹太人，波兰人，这是两个受难的民族。在某点上，他们代表遭受凌辱的不幸。而也于此，他们懂得尊严、自重，有对强暴的反抗和对道义真理的执着。在其不幸的命运中，这已成为支撑其民族的顽强精神。鲜血和泪水，渗落泥土，而又吸人躯体，成为养分，滋育民族的心和信念。苦难是他们的历史和不幸，他们珍重它，像珍重他们的教堂和经文。在某种意义上，人的延续是记忆的延续，这即是与生命自然延续相平衡的文明的延续。犹太民族和波兰民族都曾长久地没有祖国，他们的祖国是他们的记忆和语言，他们由此而延存下来。他们生存的根不在一片地域，而在他们的经历，在他们的经历所滋育的那颗心。在奥斯维辛，你可以感到他们珍重自己不幸的过去和顽强保持记忆的努力。他们的自重，对道义的信仰，扎于这里。是的，他们要永远记住。

电视曾放过一部电影：一个着名的喜剧演员，在与他无关的历史中，去帮助一群犹太孩子。最后，他和那些孩子被送往奥斯维辛。在临行的车站，他站在车厢板上表演了一个即兴喜剧，人群——被押送的囚犯和押送者——满满的站台，鸦雀无声，他用滑稽和玩笑表现泪水、不幸与人性另一端的残暴和无耻。人们先是笑，之后是沉默和泪水。那情景我们在卓别林《城市之光》中可以见到。他用玩笑表现泪水的沉默，我们却把一个民族的悲惨变成一瞬之嘻笑。作为中国人，这不能不悲哀。我似乎觉得那一个民族已经没有了荣誉、尊严，它正变成一堆庞大的肉体，没有内骼，没有头脑，没有廉辱，任从践踏与戏弄，然而它却发出嘻嘻的笑声。奥斯维辛，感谢你提醒了我这些。

离开奥斯维辛后，停于波兰南部的一个小城。明天是复活节，明天是复活节。那声音在我心中如此强烈。只是我不知道，奥斯维辛是对基督复活的一个嘲讽，还是基督的复活是对奥斯维辛的一个拯救。不知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了。晚上，我去了教堂。小城，教堂却古老庄重。灯火辉煌，满满的人，每人举着一支蜡烛，颂经的声音震动拱顶，管风琴和合唱呼应野外浩大的夜色。“基督，我们的主。”“你是爱，你是道路，你是光明。”……所有的人双膝跪下，漂亮的女人、年轻的学生、壮年、老人、孩子……他们围在基督受难的圣体前，蜡烛举过头顶，有人泪水莹莹。神甫向每人撒了圣水，发了圣餐。华丽的仪仗，教士捧着圣器，燃着柏香，游行开始了。

我站在楼上的一个静静的角落，静静的观视。每有这样活动的时候，我常喜欢分析文化仪式中的人的心理和潜意识。但是今天，我不。我必须尊重他们，把这看作一种精神。我羡慕他们。

走出教堂，孤单地立于夜下，四面模糊，连夜也是模糊的。游行的队伍，唱着颂诗，簇着旗幡，举着一片烛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这里，那里，相差如此遥远，但在同一片夜下，它们是同一个世界吧?

1993—1994年于波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