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可畏》(原文全文)

看过电影《西安事变》以后，感到很大的满足，觉得这确是一部好影片。

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曾想了想。为什么对这影片会有浓厚的兴趣呢? 回答很简单，因为这个中国近代史重要转折阶段自己是亲自经历过来的。当时我正在天津读中学。事变发生前后的种种，到今天回忆起来还历历如昨。看电影就等于回忆、印证过去的历史与记忆，有兴趣是当然的。可是今天的电影观众大部分是青年人，有的人根本就不熟悉这段历史。譬如我的女儿，虽然已经在大学里作了教师，可是还在问我张学良、杨虎城哪个是率领西北军的? 这是使我吃惊的发问。但，年轻人也说这部影片好看。那么，他们是给什么东西吸引过去的呢? 这问题我一下子还想不完整。只是觉得拍摄这样重大的历史题材的影片，编导和演员身上肩负的任务多么重。必须设身处地为广大观众着想，不能把他们都看作和自己一样是“过来人”;必须把科学的历史真实艺术地再现出来;必须对历史人物，不论是已死未死的，都要公平。……说来说去，真实性还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灵魂。《西安事变》这部电影所以成功，也因为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

有人认为，电影里非加一点“爱情”的佐料才能变得有滋味，这不一定。《西安事变》里的两位主角的夫人都出场了，连宋美龄也出场了，也恰当地描写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笔触还可以再浓一些)。但没有谁说这是一部“英雄加美人”的影片，而且它也照样吸引人。

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的命运特别引起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的同情与关切，因为他们至今还活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在许多只眼睛不断地窥伺之下“生活”着。

像我这样当年的中学生，对当时的“少帅”确是抱有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印象与感情。他是一位从军阀父亲手里继承了很大权力的“少帅”，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是葬送了大片国土与父母之邦的“不抵抗将军”，他是蒋介石手中的“驯服工具”;可是在另一面，他又和旧军阀不一样。例如，他喜欢洋玩意：跳舞、开汽车、驾飞机;还和一些有进步思想的人物来往。他还搞“自由恋爱”，和一位赵四小姐相好……这一切，在当时的年轻人心目中，并不全是反面的、应该斥责的行为。人们觉得这位“少帅”身上似乎有点新东西，和留着八字胡、戴高顶军帽、跨着洋刀的“老帅”张作霖那辈人不完全一样。

今天看来，这种朦胧的观察并非毫无根据，影片想表现的似乎也是这个。

当年马君武写了几首诗，我到今天还背得出其中的一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风流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为什么到今天还背得出? 可见当年就是极为佩服而且熟读的了。诗是写得漂亮的，是从李义山那里套了来的。受到了热烈欢迎也是无怪的，因为诗人写出了当时全国人民抗敌御侮的心情。但诗人援据的事实却并不准确，张学良是百口难辩的。可见那时出自人民的批评还是有点威力的。

张学良就是在这种“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精神状态下一步步向前走去的。

不过事实究竟是事实。北大营失守之际，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正在北平的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并未与胡蝶在六国饭店跳舞。他闻变之后，立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只是由于蒋介石强制下达了不许抵抗的“铣电”，才使“少帅”赢得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桂冠”。这件有名的“铣电”，在影片中曾两次出现，到底给张学良平了反。

至于马君武，作为国民党的元老和桂系的头面人物，他应该不会不知道蒋介石的一贯政策，为什么竟如此不公平地对待张学良呢? 而且后来他也一直不曾作过什么更正。一位诗人，不论写诗的技巧多高，如果在政治上不清醒，甚至站到了错误的立场上，那就写不出好作品，更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明明白白的。

不能不看到，批评家有时候是很厉害的。他们手里的笔有时候是能杀人的。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人言确是可畏的，但张学良不像阮玲玉那么脆弱，所以他到今天还活着。

张学良是个可爱的人物，他的出身、教养……不能由他自己负责，他本人是正直的、豪爽的、能干的、向往进步的，他身上也有许多沉重的负担，其中之一是最后害了他的江湖义气。江湖义气并不完全是坏东西，只是在政治上不清醒的前提下，就会成为铸成大错的根源。在影片中，周副主席指出张学良竟自“负荆请罪”去了，这是对他的严肃的批评。可是我记得看到一篇回忆录，在另外的场合，周总理指出这是由于张学良受了旧戏《连环套》的毒。这好像更为恰切。

影片中的张学良是演得好的，不过我觉得，人物还应该更粗犷一些，任性一些。应该有更多年轻将军的样子、神气。现在却显得过于文雅拘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