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箴言》(原文全文)

读书，有时会把人读糊涂。

比如，打小儿，师长们便教导说，做人要诚实，说话要讲实话，我以为那是很对的。长大以后，领导上也告诫，要坦诚，无事不可与人言，而且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错了也不要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我以为，这些也都是对的。“君子坦荡荡”嘛。但后来，说实话的常常吃亏，倒是口是心非、弄虚作假的人得了便宜。知无不言的也倒了霉，言者有罪，罪不可逭，发配的发配，充军的充军，倒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的乖角儿消遥自在地过日子。

不过，尽管这样，我那时对师长领导的教诲也不曾有过怀疑。因为他们的话，都是书上——那时看得到的书上——写着的。实行固然很难，但那是实行中的问题，并不是书上的道理错了。做人，不就应该善善恶恶，光明磊落吗?

近来，我读的一些书却令人糊涂。这些书是时贤从故纸堆里翻出的许多先贤的教诲，据说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这些新发掘出来的“嘉言雅训”，同我先前接受的教育大异其趣。

比如，这些嘉言雅训说，说话不能直说。“子好直言，必及于难”。直言不但使“恶之者侧目”，而且使“爱之者寒心”。

不直言怎么办呢?

一个办法是闭嘴——“口不言人过”，“口不言人是非”，“无道人之短”，连长也不要说。不但别人的过错不要去指责，就是国家到了国将不国之时，也“不当有忧国之语”。特别是对自己的顶头上司，现管的官员，更是不能非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不言州县官员长短得失”。

另一个方法则是看主子的脸色说话——“侍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整天看着上司脸色。上司没说，你不要开腔;上司一说，你赶紧跟上，加油添醋，大加发挥。这样的不躁不隐，便是做人说话的妙诀。

时贤在编纂这些嘉言雅训时，称之为“儒学箴言”，并说“儒学就是人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但我读过之后，却疑心顿起，不知照此熏陶出来的究竟能否叫“人”。

这几年影视界对“皇上”大感兴趣，恨不能从康熙到宣统，都把他们搬上屏幕。偏偏我是最不爱看演清代的影视片子。这倒并非因为严于所谓“华夷之辨”，而是我看不惯那把人比作畜类的马蹄袖和那一口一个“奴才”的卑贱相。其实，这又何止清代，自打有了君王以来，在君主面前，大臣是奴才;在大臣面前，小官是奴才;在小官面前，百姓是奴才。上述那些所谓“儒学箴言”，与其说是“关于人的学问”，毋宁说是关于奴才的学问，它是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乖巧的奴才。

不错，直言贾祸于史有征：接舆髡首，桑扈裸形，伍子逢殃，比干菹醢，屈子投江，贾谊贬窜，都是有名的例证。但那是封建社会，今天不该这样。

不错，即便在当代，也有胡风上书、“右派”鸣放、彭黄张周的例证，但那是在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处于非民主、无法制的时期，今天不该这样。不错，即便今天仍有因直言而贾祸的例证，但我们应该做的也应当是创造让人们敢于直言的环境，而不应是教人乖巧的妙方儿。

传统文化正在走红，这并不是坏事。一个民族要生存、要发展、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总要承继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忠而见疑，贤而见斥的古代，不是仍旧有“董道而不豫”、“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大夫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少穆么! 并不是人人都“如今学得乌龟法，得缩关时且缩头”的。

在弘扬民族文化之时，我最担心的就是不分良莠，把精华与糟粕一勺烩了给人当补药吃，教人越读越糊涂。所谓精华与糟粕分不清，所谓“安知今日视之为糟粕、他日不视之为精华”一类高论，不过是不负责任的托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