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邓非刘话“样板”》(原文全文)

四年以前，我写过一篇短文，题曰《所为何来》，那是看电视台在一个叫《所为何来》的节目中唱样板戏而想到的。对江青及其一伙的判决书墨渖未干，“样板戏”已经悄悄地上了电视，这是为什么呢?我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可惜我那篇短文没有发表的机会，后来只好收在杂文集《相照集》中，立此存照。

最近读报，看到刘长瑜同志和邓友梅同志关于样板戏的一次论争，他们各抒所见，摆出自己的观点，这正是学术上的一种新气象。

据刘长瑜同志说：“样板戏《红灯记》是凝聚着许多专业人员的心血，至今有不少人喜欢它。前几年在某些场合不准唱样板戏。现在我演《春草闯堂》，演完了不唱一段《红灯记》就不让下台。”刘长瑜同志是唱样板戏的，当然也是“凝聚着”许多“心血”的“专业人员”之一。一个人为此付出了努力，当然有特别的感情，因此，她是赞成唱样板戏的;而且据她所知，样板戏“至今有不少人喜欢”，尽管“四人帮”已经“粉碎”了，“文化大革命”也被“彻底否定”了，而样板戏却一枝独秀，仍受“喜欢”，而且“喜欢”到“不唱一段《红灯记》就不让下台”，这十二个字，真是画龙点睛之笔，写出了她的观众对“样板戏”的狂热之态。

但邓友梅同志却不同意，他说：“京剧样板戏原作比较好，江青改编后带上了帮派气味，‘文革’时期我被折磨，一听到高音喇叭放样板戏，就像用鞭子抽我，我不主张更多地演样板戏。”邓友梅同志知道样板戏同江青的关系，而且深受“文革”之苦，所以他是不主张“更多地演样板戏”。

这就是一种针锋相对的论争。

刘长瑜和邓友梅，都是当今的知名人士，他们的言论当然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与刘长瑜同志素昧平生，邓友梅同志呢，好像在深圳见过一面，连泛泛之交也谈不上，不过他们所争的倒是一个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因此也轧一脚来发表一点意见。

我是赞成邓友梅同志的意见，而不同意刘长瑜同志的意见的。

像《芦荡火种》、《自有后来人》这样的戏，早在“四人帮”形成之前就有，它们“凝聚着许多专业人员的心血”，也是事实。但是把它们变成样板戏，却是江青的“杰作”。万方多难而样板戏独荣，使它成为“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标准，而且总结出一套“三突出”、“高大全”等等的“理论”，享受着全国戏剧界所享受不到的待遇，成为一时的天之骄子。《沙家浜》早已不是先前的《芦荡火种》，《红灯记》也非原来的《自有后来人》。同样板戏联系在一起的，决不是过去“凝聚着”“心血”的“专业人员”，只是江青和她的爪牙罢了。否则为什么人们“一听样板戏就像鞭子在抽”，因为样板戏实质上就是江青手中用以镇压知识分子、灭绝文化的一根鞭子。

因此，今天一谈样板戏，就不能不同江青、“四人帮”联系起来。我不赞成一切文化艺术都要同政治联系起来，把文化上的论争当作政治事件，但不否认文化艺术实际上是为政治服务，文艺作品要考虑到它的社会效果。演戏当然要观众“喜欢”，但观众“喜欢”的未必就是好戏，这个道理，也是大家懂得的。样板戏虽然说“至今还有不少人喜欢”，但我也知道至今还有不少人不喜欢，区区就是一个，理由很简单，因为谈样板戏，不能不谈江青，不能不谈“四人帮”，也不能不想到那个早已被“彻底否定”了的“文化大革命”。

我有不少朋友都说，一听样板戏，感情上受不了。人的感情，其实是同他的经历、遭遇联在一起的。比方说十年动乱时期，被折磨的人当然不会对“文革”有什么好印象。但是折磨人的人却未必如此，因为他们正是凭借了这一股风而青云直上的。所以，有人对样板戏深恶痛绝;有人对样板戏若有憾焉，其实喜之;有人则恐怕还有点余音绕梁的感情：这本来是“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一点也不奇怪。不过，严格说来，这也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它应当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客观的标准，便是那个“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天之骄子样板戏，难道还应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去肯定它吗?

赞成样板戏的人还有一个理由：是说它艺术上的成就，唱腔好。京剧这个剧种，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有二百多年历史，说到唱腔，则西皮、二黄、四平、回龙、流水、快慢板等等，虽然流派众多，而唱腔仍离不开这些程式。李铁梅唱的，萧桂英为什么不能唱呢? 可以写出一个李铁梅来，为什么不能写出一个张铁梅、王铁梅来呢? 艺术上，贵在不断地创新、进步，在“四人帮”粉碎十余年之后，还要把样板戏的唱腔当作“样板”，那也就不免过低地估计自己了。

总而言之，在这场小小的论争中，我是一个“是邓非刘”派，即赞成邓友梅的主张，不同意刘长瑜的说法。

把“文革”否定得彻底些，我们戏剧界的道路才是广阔的。

1986年4月14日上海